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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钱方居住的小城里这条规律同样适用。和许多偏僻的地方差不多，这里的人们也遵循着他们自有的本份和规律。这种本份和规律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早已深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融进了本地人的血液和骨髓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习俗和民风。小城自开埠以来，有县志记载的都是一派祥和安宁，鲜有穷凶极恶或大贤大善，因而人们在忙碌之余，偶尔也会对这种过于平静的生活有一种平淡无聊的感觉。事实上，小城里一贯缺少一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素材，于是乎，杨汝平失踪事件一下子成了小城里人人谈论的热点话题。而钱方因为是杨汝平的大学同学，又是失踪事件中的当事人，于是一夜之间也成了小城里妇孺皆知的“名人”。
虽然人们不能像对待花边新闻小道消息那样可以随意地添油加醋——毕竟事关人命，但钱方还是感受到别人眼中的异样：同事见到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件事，以表示对他同学遭遇不幸的关心；钱方心里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见到熟人时内心也充满了纠结，不确定是不是应当主动向他们说明这件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同事与他在一起时忽然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话题，钱方走在路上看到熟人从远处走来时，也会故意悄悄地绕开……总之，在接下来的令人难堪的日子里，钱方第一次体会到煎熬的滋味。钱方十分奇怪和不解，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还会如此担惊受怕？他接连几个夜晚都在做各种稀奇古怪的梦：有一次他梦见自己正在上班的时候，门前忽然来了一辆咆哮着的警车，从车上冲下来四五个高大的警察，不由分说，将正在工作台上工作的钱方拖翻在地，绑上警车；还有一次他梦见杨汝平的家人千里迢迢找到他，要求他赔偿损失，法院也不听钱方的辩解，直接将他赶出家门，没收了他的房子，包括房子里面崭新的家具和心爱的书籍。而此时他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一家人都冷冷地站在一旁望着他，不理会他。他变的一无所有，只好孤独地在街头流浪，在夜晚空荡荡的大街上徘徊……
钱方选择回到家乡的一个小城市，本以为工作轻松，生活随意，以为能够在守望着日渐老迈的父母的同时，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简单而又不平庸的生活。然而同学杨汝平的失踪彻底打破了他这种精致的平衡，让这种简单的宁静变成了一种难以把握的奢望。虽然工作和生活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但那种慵懒和焦虑如同流感病毒一样感染了他的情绪。他每天都觉得很累，疲惫不堪，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一时间他甚至真的动起了辞去现在的工作，离开眼前的这座小城去南方打工的念头。他很想给公安局打一个电话，询问有关杨汝平失踪案件的进展情况？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或者，他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开小城了？
按理说，作为杨汝平的大学同学，案件的当事人，报案人，钱方关心和了解杨汝平失踪案件的进展状况，这一切本来是合乎情理无可厚非的。然而钱方并不这么认为，他的直觉告诉他此时最好不要去打探与案情相关的任何消息，特别是案件的进展和与案件相关的线索。他记得之前读过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书中的观察推理和逻辑思辨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犯罪分子在作案后往往会想方设法打探案情的进展。所以钱方不能犯错误，哪怕这种错误根本就不能称之谓错误。现在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着，对好朋友的生死变故假装毫不在乎，漠不关心。不要关心杨汝平的生死，也不要打探与杨汝平有关的任何消息，哪怕这种关心和打探是善意的，或者是间接的也不行！
可是他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也是这些年来唯一来小城看望他的大学同学杨汝平在这里失踪了，他怎么能做到漠不关心？他根本做不到毫不在乎！因而这种毫无头绪的等待令钱方十分痛苦。他知道自己不是犯罪分子，对杨汝平失踪不应该负有责任，可是他如何去证明自己不是犯罪分子呢？杨汝平失踪时跟他在一起，而他对杨汝平失踪的细节却茫然不知。他缺少那种最直接最明确的证据，这种自证自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难，但逻辑上却行不通。如同数学上1+1=2一样，没有人怀疑这个等式，但是假如有人提出怀疑，如何去证明这个等式其实并不容易。事实上，困扰钱方并且让他终日担忧的恰恰来自于此，而钱方也常常为此感到无能为力。
钱方的姐姐是一名狱警，在监狱劳改工厂里工作，按道理说他不应该有这种焦虑，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钱方也曾听姐姐讲过他们监狱里面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有犯人可能存在冤情，因而这样的犯人只要有机会就会申诉喊冤。这种在统计学上无法完全杜绝的现象，想一想都会让人崩溃。钱方非常相信，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未必个个都是罪有应得，而那些自由行走在大街小巷里的人也隐藏着漏网之鱼。世界这么大，每天都有案件发生，它们在统计图表上，只是一个没有特征的点，一串没有情感的抽象的数字，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那无疑就是一座大山。人们常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他没有做任何坏事，怕什么呢？是啊，他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为什么还要怕呢？杨汝平是他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他关心杨汝平案情的进展不是很正常吗？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南方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他辞去工作去南方打工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钱方知道他现在不能打探杨汝平的消息，如果打探，就可能引火上身；他现在也不能辞职，如果他这个时候辞去工作去南方打工，就是不正常！
钱方在忐忑不安和焦虑中渡过了一周。又到了周五下午，依照他的工作特点，他在这个时段里比较清闲。钱方像平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后随意地翻看着本地的晚报，心里计划着明天回镇上看望父母，和父母一起吃一顿饭，顺便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父母说一说，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过好每一天，不用为他担心。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钱方被吓得一跳，隐约预感到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找他的。果然钱方的预感很准确，没过几秒钟时间，他听到主任在楼下高声喊他的名字，要他接电话。钱方放下手中的报纸，有些不情愿地拾起面前的电话。电话是市公安局打来的，对方在确认了接电话的人是钱方本人后，要求他马上到市局来一下，说完后就“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整个过程更像是传达一个临时紧急通知，丝毫没有要征询钱方是否愿意的意思。钱方举着话筒满脸的疑问，对方那不容分辩的语气让人觉得有些来者不善。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是请他过去还是命令他过去？钱方本来想问对方去公安局做什么，可他竟然没有说出一个字，因为对方根本没有给他机会！钱方盯着面前的电话机，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紧张。
这时候，他听到“啪啦——啪啦——”主任的皮鞋踏在楼梯板上的声音，不一会主任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前。主任站在门口没有立即进门，他望着正在发愣的钱方，眼里带着几分疑问。钱方的面色十分难看，看了主任一眼后低下了头，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小钱，公安局找你有什么事吗？”主任的声音里更多的是关切。
钱方抬头望着主任，摇摇头，仍然没有说话。
“那你赶紧去吧，要不要我让单位的车子送你过去？”
望着脸色发白的钱方，主任心里忽然生出了几分恻隐。钱方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副苦笑，“不用了，坐公交车很方便。”说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室。钱方先收起正在阅读的报纸，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回到门口的报纸夹上，接着他开始整理实验台上的实验和检验工具，将它们一件件恢复到出厂状态，然后分门别类地放回到各自的专用工具箱里，并且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工具架上。接着，他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将散落在桌面上的实验报告，检验报告以及文具和资料等都归类收起，最后连一支铅笔一张白纸都放回到规定的位置上——看上去好像他以后不会再回到这里工作一样。钱方静静地忙碌着，主任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钱方做事一贯认真，工作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主任十分欣赏，但今天钱方的举动看上去显得有一点悲壮。
“公安局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
钱方在收拾实验台上工具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杨汝平失踪已经有一周时间了，警方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搜寻，案件已经取得了突破？警方找到了杨汝平的手机？或者是一具无头男尸？或者是……钱方的脑海里如同一部侦探犯罪电影一样，各种侦探和犯罪场景轮番出现。“现在去公安局或许是协助警方辨认一些东西吧。”钱方试着在心里安抚自己，不过刚才的电话十分不友好，这让他不得不多了一份警惕。也许警方忙碌了一周后什么也没有发现，转而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他之前的报案有什么问题吗？什么地方做错了吗？钱方努力回忆当初报案的过程。时间有些久了，他已经记不清当初自己对警方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由于太过激动，他一直不停地说，对失踪的过程详细地描述，对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展开并且加以充分说明。钱方忽然有些后悔了，因为警方当时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提供给警方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于警方及早找到杨汝平。警方一直在认真听，认真做记录，而他一直不停地说……常言道：言多必失。他似乎说的太多了，可能说错了什么。想到这里钱方觉得这很可能是警方传讯自己，刚才的电话之所以又短又快，不容他说话，其实就是想掩盖电话的真实目的。钱方越想越觉得事情可疑，于是放慢了手脚，不想那么快到公安局里。也许过一会又会来一个电话，告诉他刚才的电话只是一场误会，他不用去公安局了。
其实，准确地说，钱方第一次到公安局做报案笔录时，问询室里紧张的气氛和一群警察悄然无声地进进出出，脸上毫无表情，当时钱方的心里忽然产生了担忧：假如案情侦破工作无法进行下去，现场又没有任何痕迹，警方会不会调整侦寻方向？于是警方开始怀疑自己，调查自己，并且要求他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做完笔录从公安局出来后，钱方在路过新华书店的时候特地进去查阅了相关的书籍。钱方发现，警方如果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逻辑上讲，杨汝平失踪可能涉及到犯罪，而犯罪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对于钱方来说，这种自证自明的要求无异于要求一个非数学专业的学生去证明1+1=2这条公理——他明明知道结果但如何去证明却几乎不可能！
终于，钱方收好了办公桌上最后一张纸片。他站在座椅前望着已经十分齐整的办公室，似乎还想找一点事情去做。主任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提醒他抓紧时间动身，公安局那边正等着他呢。接着主任又安慰他不必太担心，如果真有事警车早就会停在楼下等他的，怎么会让他自己去公安局？主任的话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也许警方找他只是想了解一些他们尚没有掌握的事情。可是钱方仍然不能放下他的担忧，无论公安局现在找他有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再一次踏进公安局的大门。
钱方万分不情愿，却又不得不离开办公室，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向公司的大门口走去，在那儿有一个公交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