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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这一带有句俗话：“早清明，晚十月一”，清明上坟，一般都要提前几天。
这不，还差两天才到清明，哈尔滨开往周边各村屯的班车上，就挤满了外出打工和做小买卖的人。这种时候，凡是能往回赶的，都会尽量地赶回去。
清明上坟不像正月十五送灯——大伙儿都赶在同一时刻出动，所以，我给爸爸上坟的路上，遇到的人还是稀稀落落。
东张西望中，我突然发现，十多年前那些一眼望不到头儿、堤坝一样堆满路边的牛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风化分解、无影无踪了，就像屯子里那些曾经的过往一样，不知不觉中已经消隐到了光阴深处……
座落在屯子后面的小学校被两扇巨大的铁门紧锁着，我看不见里面，但房顶换上了红亮耀眼的彩钢，大门旁还盖了一趟漂亮的新房子，像是门市，没有开张，崭新的门窗也都锁得严严的。
我知道，前些年小学合并到了镇上，这座校舍就卖给了一个哈尔滨的商人，那商人在这里开了一个食品加工厂——冬天加工春卷、汤圆，夏天加工粽子、芝麻球、地瓜丸儿等。屯子里一些没去城里打工的小姑娘、小媳妇儿都到这里上班了。只是不知道，在做工的间隙，她们会不会偶尔抬头望望窗外，恍惚中又看见小时候的自个儿和同伴儿们。
不过，这座坐落在屯子边儿上、曾经是红砖墙灰石棉瓦房盖儿的校舍，和我没有任何瓜葛。我的校园在屯子中间，是一溜儿土坯墙的矮草房，那坑洼儿不平的操场上，有一个油漆剥落的篮球架子，架子上的篮板还烂了好几个窟窿眼儿。
我入小学的时候，我家刚从靠近边境的一个农场搬过来。因为珍宝岛要打仗，我们的农场即将驻扎军队，所以，我家就被下放到了姑姑这里。
这个屯子叫六家子。
听说老早老早以前，六家子这一带都是旗人的大野地。南边儿那片镶黄、镶白、正黄、正白的头屯、二屯、三屯、四屯和五屯，都是旗人住的地方，叫南四旗。往北再走个二三十里，又有一片镶红、镶蓝、正红、正蓝的头屯、二屯、三屯、四屯和五屯，叫北四旗。这些旗里的屯子布局都特别讲究：头屯在中间，头屯的南面是四屯，北面是二屯，西南是三屯，东北是五屯。而我们六家子和周围的七家子、八家子、刘家窝棚、于马架子、温家店……却零零散散、没有任何的规矩和关联，和那些八旗编制的正规军比起来，也只能算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听说，这些屯子都是早先给旗人种地的人为了方便，在大野地里随便搭的窝棚或是马架子，后来又聚集了几户人家，一点儿一点儿发展起来的。
六家子建屯的时候只有六户人家，这六家又分成三个姓：周、陈、王。
不知经过了多少代的繁衍和杂糅，到我家搬来的时候，六家子已经快有二百户人家了，前后共有六趟街，趟趟都齐唰唰儿的，就是树少。
我家大门前的那棵老柳树，算是六家子最大的一棵树了，那树旁还有一口井。
夏天，跟前儿的老娘们儿都爱坐在柳树的树阴儿底下，拆铺衬、补衣裳、补麻袋；老爷们儿们有的在打水，有的在看着泥坑里的猪打腻。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六只眼，井沿儿旁边儿热闹得就像个大戏台。
到了冬天，大人走了，孩子来了：拉爬犁、打出溜滑儿、抢刚刨起来的碎冰块儿吃……井沿儿旁边儿还是热热闹闹。
那些不再到井沿边儿上扎堆儿的老娘们儿，早就顶着冒烟儿炮的风雪、聚到了哪家的热炕头儿上，说笑着纳鞋底子、缉鞋口子、绱鞋……
老爷们儿们大都跑去了那些放局的人家——看小牌儿。
虽说近二百户的六家子已经有了挺多不同的姓，但周、陈、王这三个大姓在屯子里还是最有势力。
住在学校后面的二假小子家就姓陈，二假小子她爸是我们的大队书记。可能是当官家的孩子底气都足、胆子都壮吧，再加上有庞大的家族势力在支撑，才刚刚七岁的二假小子，竟把我们一个挺多十一二岁的三十多人的班级，天天搅得鸡飞狗跳。
当然，我这个外来户她更不会放过。
每天早上，二假小子都会在她家和学校之间的十字路口儿，领着一群孩子截我，朝我要路条。我没有路条，他们就不放我过去。
背着白手巾缝的小书包的我，没招儿了，只好调转头，去了姥姥家。
我姥姥家是和我家一块儿下放来的，正租住在我家前趟街东头儿老孙胖丫儿家的西屋。我姥姥家住南炕，刚分家单过的李校长家住北炕。白天，他们两家住在一个屋子里，没啥间隔。到了晚上，李校长家就放下大幔子，把他家的北炕挡上。
每天刚一放亮，东西屋的老中青三个女主人就开始在外屋忙活起来，这边儿掀锅盖贴大饼子，那边儿放下菜板儿切土豆条儿，另一边儿又在往锅里倒水、往锅台边儿上扔水瓢，叮叮咚咚、乒乒乓乓。三个灶坑门儿你望着我我瞥着你，眼睛一眨一眨地，都在相互看着热闹……
一大阵子的忙乱过后，三口大锅上面都热气腾腾了，整个外屋地烟雾缭绕。
胖丫儿妈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用脚归拢着地上的柴禾，嘴里又骂起了胖丫儿：“小骚老婆儿，都啥时候了？还不快点儿起来给他们两个穿衣裳？”
胖丫儿睁开迷瞪瞪的大眼睛，一边揉着，一边赶忙爬起来，给弟弟大朋和妹妹小丽穿衣裳。等大朋和小丽都下了地，她再把一炕的被子叠好。只要动作稍慢一点儿，她妈就得大骂一顿。
这边儿的李校长媳妇儿把刚用过的菜板儿和面盆归拢好，又往灶坑里踢了踢还没着完的一绺儿柴禾，才长出一口气、又忙着进屋去收拾炕上去了。
刚才做饭的时候，她上一把下一把不停地忙活，也不知手背碰了几回灶坑门儿，一抹乱发，鼻子和脸上就都抹出了一片黑道子。
她刚迈进门槛儿，就对着还没睡醒的李校长嚷嚷起来：“还不快点儿起来挑水去，那水缸都见底儿了，也不知道看一看，一天到晚的，就这点儿活儿，还得让人经管。”
看李校长没啥反应，她给儿子小刚穿好衣裳，又使劲儿地抖搂起被子来。一边抖搂一边嘟囔：“多大的人了，连个孩子都不如，人家小忠那么点儿的孩子，都比你起的早！”
李校长使劲儿一掀被角：“抖搂啥你抖搂？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穷洗穷涮穷抖搂，那玩意儿也不下崽儿，你老抖搂它干啥？写了大半宿的材料，这才刚睡点儿觉，你就折腾个没完，你想咋地？”
“行了行了，你是大功臣，你有理！死你的大头觉吧！走，咱们出去！”校长媳妇儿看校长急了，赶紧闭上嘴，扯着小刚的膀领子就把他薅到了外屋，“去，出去跟他们玩儿去吧。”
外面，睡足了觉的太阳已经欢快地跳上了前趟街的房顶，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胖丫儿家的院子。
胖丫儿家那秋天抹过的墙面儿，黄澄澄地泛着亮光。屋顶上，就快散尽的炊烟游魂儿似地飘荡着。
窗根儿底下的鸡窝里，老母鸡们正叽叽咕咕地说着一些是是非非，你挤过来、她挤过去，谁都不想让别人插嘴。不愿意听这些没见识的家长里短，大公鸡把眼睛一闭、脖子一缩再一扬，呴儿呴儿呴儿~~~他一使劲儿就拱到了鸡窝门口儿，扑棱扑棱膀子探出头来，他要查看查看外面的动静儿。
鸡窝外面，肉球儿似的小黄狗正跟在胖丫儿她哥孙继忠的后面，摇头摆尾地从院子的这头儿跑到院子的那头儿。孙继忠两手抄在袖筒里，边蹦跶边抑扬顿挫地叨咕着：羊粑粑蛋儿，滚菜锅，你是朋友我是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
跑出来没一会儿的大朋，独自蹲在被孩子们的屁股蹭得溜光儿的墙头儿底下，翻找蚂蚁窝。
“大朋，你看，麦子！”小刚指着窗台边儿上新冒出来的一棵小麦苗儿，惊喜地叫着。
我和孙继忠、大朋都跑了过去。
用麦余子拌黄泥抹的窗台边儿上，绿莹莹的小麦苗儿已经探出了小脑瓜儿。我和大朋都稀罕巴嚓地去摸那柔软的小身子，孙继忠一把就把小苗儿薅下来，扔在了地上：“破玩意儿，有啥好看的！”
“你烦人！”小刚气得掉下了眼泪。
“他老欺负咱们，咱不跟他玩儿，走，咱玩儿老鹞鹰子抓小鸡儿去。”大朋拽了一把小刚，又叫着我向院子中间跑去。
小刚3岁，特爱哭鼻子，屁大点儿的事儿他都得哭一场。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挺怪的孩子。
听我姥姥说，有一回校长去公社开会，刚一回来，小刚就伸着小手朝他爸爸要糖吃。校长在兜儿里摸了半天，终于摸出了一片儿镇痛片儿递给小刚，小刚就有滋有味儿地唆了起来。
校长问：“甜吗？”
“甜！”小刚高兴地点点头儿，唆得更美了。
这个乐子让我觉得小刚有点儿傻。
当然，我还是最爱跟胖丫儿玩儿。我们两个一般大，更能玩儿到一块儿。
那时候，胖丫儿她哥孙继忠已经上三年级了，白天都待在学校，家里就是我们的天下。
我不去上学的那些天，在胖丫儿家的院子里玩儿得特开心。有时候不想回家了，我就会在姥姥家住上一宿。
我姥姥没有文化，也不关心我上学的事儿，所以过了挺多天，我妈愣是不知道我一直都没去上学。
直到有一天，马老师在路上遇见了我妈，问我咋总也不去上学，这个秘密才被我妈发现。
我妈打了我一顿，马老师也批评了二假小子，并让她保证以后不能再拦截我，我才又正常地上了学。
我的同学挺多都比我大四五岁，放学以后，她们要在家里干家务活儿，不能像我一样到处野跑。
胖丫儿虽然和我一般大，但也不能出去野跑。她天天都得像大耗子拖着小耗子一样，在家里领着大朋拖着小丽，拖不动或是一时贪玩儿，把小丽扔在地上不管了，她妈就会抓住她，逮哪儿掐哪儿，所以胖丫儿的身上老是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马奶奶，你看，我妈掐的！”大舌头啷叽的胖丫儿又掀起衣襟儿让我姥姥看她的伤。
我姥姥看不下眼儿，就去找胖丫儿妈：“别打了，小孩子哪有不贪玩儿的？”
“不打不成人，养活她不是白吃饱儿的！”
胖丫儿妈的猪肚子脸拉得老长，还没撒完的气，正在她的鼻子眼睛和嘴里乱窜着，好像轻轻一碰，她的脸就能炸开花儿。她那又大又鼓的眼珠子，也像随时都能从快要裹不住的眼皮儿里蹦出来，和人拼命一样。
我挺怕胖丫儿妈的，不光是她的凶相让我一看就哆嗦，还有她嗓子眼儿里那口呼呼啦啦老也吐不出去的痰，也让我特别难受。我一瞅她，嗓子眼儿就痒痒，老想使使劲儿，替她把痰咳出去。
我只好去找小萍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