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这一带有句俗话:“早清明,晚十月一”,清明上坟,一般都要提前几天。
这不,还差两天才到清明,哈尔滨开往周边各村屯的班车上,就挤满了外出打工和做小买卖的人。这种时候,凡是能往回赶的,都会尽量地赶回去。
清明上坟不像正月十五送灯——大伙儿都赶在同一时刻出动,所以,我给爸爸上坟的路上,遇到的人还是稀稀落落。
东张西望中,我突然发现,十多年前那些一眼望不到头儿、堤坝一样堆满路边的牛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风化分解、无影无踪了,就像屯子里那些曾经的过往一样,不知不觉中已经消隐到了光阴深处……
座落在屯子后面的小学校被两扇巨大的铁门紧锁着,我看不见里面,但房顶换上了红亮耀眼的彩钢,大门旁还盖了一趟漂亮的新房子,像是门市,没有开张,崭新的门窗也都锁得严严的。
我知道,前些年小学合并到了镇上,这座校舍就卖给了一个哈尔滨的商人,那商人在这里开了一个食品加工厂——冬天加工春卷、汤圆,夏天加工粽子、芝麻球、地瓜丸儿等。屯子里一些没去城里打工的小姑娘、小媳妇儿都到这里上班了。只是不知道,在做工的间隙,她们会不会偶尔抬头望望窗外,恍惚中又看见小时候的自个儿和同伴儿们。
不过,这座坐落在屯子边儿上、曾经是红砖墙灰石棉瓦房盖儿的校舍,和我没有任何瓜葛。我的校园在屯子中间,是一溜儿土坯墙的矮草房,那坑洼儿不平的操场上,有一个油漆剥落的篮球架子,架子上的篮板还烂了好几个窟窿眼儿。
我入小学的时候,我家刚从靠近边境的一个农场搬过来。因为珍宝岛要打仗,我们的农场即将驻扎军队,所以,我家就被下放到了姑姑这里。
这个屯子叫六家子。
听说老早老早以前,六家子这一带都是旗人的大野地。南边儿那片镶黄、镶白、正黄、正白的头屯、二屯、三屯、四屯和五屯,都是旗人住的地方,叫南四旗。往北再走个二三十里,又有一片镶红、镶蓝、正红、正蓝的头屯、二屯、三屯、四屯和五屯,叫北四旗。这些旗里的屯子布局都特别讲究:头屯在中间,头屯的南面是四屯,北面是二屯,西南是三屯,东北是五屯。而我们六家子和周围的七家子、八家子、刘家窝棚、于马架子、温家店……却零零散散、没有任何的规矩和关联,和那些八旗编制的正规军比起来,也只能算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听说,这些屯子都是早先给旗人种地的人为了方便,在大野地里随便搭的窝棚或是马架子,后来又聚集了几户人家,一点儿一点儿发展起来的。
六家子建屯的时候只有六户人家,这六家又分成三个姓:周、陈、王。
不知经过了多少代的繁衍和杂糅,到我家搬来的时候,六家子已经快有二百户人家了,前后共有六趟街,趟趟都齐唰唰儿的,就是树少。
我家大门前的那棵老柳树,算是六家子最大的一棵树了,那树旁还有一口井。
夏天,跟前儿的老娘们儿都爱坐在柳树的树阴儿底下,拆铺衬、补衣裳、补麻袋;老爷们儿们有的在打水,有的在看着泥坑里的猪打腻。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六只眼,井沿儿旁边儿热闹得就像个大戏台。
到了冬天,大人走了,孩子来了:拉爬犁、打出溜滑儿、抢刚刨起来的碎冰块儿吃……井沿儿旁边儿还是热热闹闹。
那些不再到井沿边儿上扎堆儿的老娘们儿,早就顶着冒烟儿炮的风雪、聚到了哪家的热炕头儿上,说笑着纳鞋底子、缉鞋口子、绱鞋……
老爷们儿们大都跑去了那些放局的人家——看小牌儿。
虽说近二百户的六家子已经有了挺多不同的姓,但周、陈、王这三个大姓在屯子里还是最有势力。
住在学校后面的二假小子家就姓陈,二假小子她爸是我们的大队书记。可能是当官家的孩子底气都足、胆子都壮吧,再加上有庞大的家族势力在支撑,才刚刚七岁的二假小子,竟把我们一个挺多十一二岁的三十多人的班级,天天搅得鸡飞狗跳。
当然,我这个外来户她更不会放过。
每天早上,二假小子都会在她家和学校之间的十字路口儿,领着一群孩子截我,朝我要路条。我没有路条,他们就不放我过去。
背着白手巾缝的小书包的我,没招儿了,只好调转头,去了姥姥家。
我姥姥家是和我家一块儿下放来的,正租住在我家前趟街东头儿老孙胖丫儿家的西屋。我姥姥家住南炕,刚分家单过的李校长家住北炕。白天,他们两家住在一个屋子里,没啥间隔。到了晚上,李校长家就放下大幔子,把他家的北炕挡上。
每天刚一放亮,东西屋的老中青三个女主人就开始在外屋忙活起来,这边儿掀锅盖贴大饼子,那边儿放下菜板儿切土豆条儿,另一边儿又在往锅里倒水、往锅台边儿上扔水瓢,叮叮咚咚、乒乒乓乓。三个灶坑门儿你望着我我瞥着你,眼睛一眨一眨地,都在相互看着热闹……
一大阵子的忙乱过后,三口大锅上面都热气腾腾了,整个外屋地烟雾缭绕。
胖丫儿妈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用脚归拢着地上的柴禾,嘴里又骂起了胖丫儿:“小骚老婆儿,都啥时候了?还不快点儿起来给他们两个穿衣裳?”
胖丫儿睁开迷瞪瞪的大眼睛,一边揉着,一边赶忙爬起来,给弟弟大朋和妹妹小丽穿衣裳。等大朋和小丽都下了地,她再把一炕的被子叠好。只要动作稍慢一点儿,她妈就得大骂一顿。
这边儿的李校长媳妇儿把刚用过的菜板儿和面盆归拢好,又往灶坑里踢了踢还没着完的一绺儿柴禾,才长出一口气、又忙着进屋去收拾炕上去了。
刚才做饭的时候,她上一把下一把不停地忙活,也不知手背碰了几回灶坑门儿,一抹乱发,鼻子和脸上就都抹出了一片黑道子。
她刚迈进门槛儿,就对着还没睡醒的李校长嚷嚷起来:“还不快点儿起来挑水去,那水缸都见底儿了,也不知道看一看,一天到晚的,就这点儿活儿,还得让人经管。”
看李校长没啥反应,她给儿子小刚穿好衣裳,又使劲儿地抖搂起被子来。一边抖搂一边嘟囔:“多大的人了,连个孩子都不如,人家小忠那么点儿的孩子,都比你起的早!”
李校长使劲儿一掀被角:“抖搂啥你抖搂?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穷洗穷涮穷抖搂,那玩意儿也不下崽儿,你老抖搂它干啥?写了大半宿的材料,这才刚睡点儿觉,你就折腾个没完,你想咋地?”
“行了行了,你是大功臣,你有理!死你的大头觉吧!走,咱们出去!”校长媳妇儿看校长急了,赶紧闭上嘴,扯着小刚的膀领子就把他薅到了外屋,“去,出去跟他们玩儿去吧。”
外面,睡足了觉的太阳已经欢快地跳上了前趟街的房顶,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胖丫儿家的院子。
胖丫儿家那秋天抹过的墙面儿,黄澄澄地泛着亮光。屋顶上,就快散尽的炊烟游魂儿似地飘荡着。
窗根儿底下的鸡窝里,老母鸡们正叽叽咕咕地说着一些是是非非,你挤过来、她挤过去,谁都不想让别人插嘴。不愿意听这些没见识的家长里短,大公鸡把眼睛一闭、脖子一缩再一扬,呴儿呴儿呴儿~~~他一使劲儿就拱到了鸡窝门口儿,扑棱扑棱膀子探出头来,他要查看查看外面的动静儿。
鸡窝外面,肉球儿似的小黄狗正跟在胖丫儿她哥孙继忠的后面,摇头摆尾地从院子的这头儿跑到院子的那头儿。孙继忠两手抄在袖筒里,边蹦跶边抑扬顿挫地叨咕着:羊粑粑蛋儿,滚菜锅,你是朋友我是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
跑出来没一会儿的大朋,独自蹲在被孩子们的屁股蹭得溜光儿的墙头儿底下,翻找蚂蚁窝。
“大朋,你看,麦子!”小刚指着窗台边儿上新冒出来的一棵小麦苗儿,惊喜地叫着。
我和孙继忠、大朋都跑了过去。
用麦余子拌黄泥抹的窗台边儿上,绿莹莹的小麦苗儿已经探出了小脑瓜儿。我和大朋都稀罕巴嚓地去摸那柔软的小身子,孙继忠一把就把小苗儿薅下来,扔在了地上:“破玩意儿,有啥好看的!”
“你烦人!”小刚气得掉下了眼泪。
“他老欺负咱们,咱不跟他玩儿,走,咱玩儿老鹞鹰子抓小鸡儿去。”大朋拽了一把小刚,又叫着我向院子中间跑去。
小刚3岁,特爱哭鼻子,屁大点儿的事儿他都得哭一场。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挺怪的孩子。
听我姥姥说,有一回校长去公社开会,刚一回来,小刚就伸着小手朝他爸爸要糖吃。校长在兜儿里摸了半天,终于摸出了一片儿镇痛片儿递给小刚,小刚就有滋有味儿地唆了起来。
校长问:“甜吗?”
“甜!”小刚高兴地点点头儿,唆得更美了。
这个乐子让我觉得小刚有点儿傻。
当然,我还是最爱跟胖丫儿玩儿。我们两个一般大,更能玩儿到一块儿。
那时候,胖丫儿她哥孙继忠已经上三年级了,白天都待在学校,家里就是我们的天下。
我不去上学的那些天,在胖丫儿家的院子里玩儿得特开心。有时候不想回家了,我就会在姥姥家住上一宿。
我姥姥没有文化,也不关心我上学的事儿,所以过了挺多天,我妈愣是不知道我一直都没去上学。
直到有一天,马老师在路上遇见了我妈,问我咋总也不去上学,这个秘密才被我妈发现。
我妈打了我一顿,马老师也批评了二假小子,并让她保证以后不能再拦截我,我才又正常地上了学。
我的同学挺多都比我大四五岁,放学以后,她们要在家里干家务活儿,不能像我一样到处野跑。
胖丫儿虽然和我一般大,但也不能出去野跑。她天天都得像大耗子拖着小耗子一样,在家里领着大朋拖着小丽,拖不动或是一时贪玩儿,把小丽扔在地上不管了,她妈就会抓住她,逮哪儿掐哪儿,所以胖丫儿的身上老是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马奶奶,你看,我妈掐的!”大舌头啷叽的胖丫儿又掀起衣襟儿让我姥姥看她的伤。
我姥姥看不下眼儿,就去找胖丫儿妈:“别打了,小孩子哪有不贪玩儿的?”
“不打不成人,养活她不是白吃饱儿的!”
胖丫儿妈的猪肚子脸拉得老长,还没撒完的气,正在她的鼻子眼睛和嘴里乱窜着,好像轻轻一碰,她的脸就能炸开花儿。她那又大又鼓的眼珠子,也像随时都能从快要裹不住的眼皮儿里蹦出来,和人拼命一样。
我挺怕胖丫儿妈的,不光是她的凶相让我一看就哆嗦,还有她嗓子眼儿里那口呼呼啦啦老也吐不出去的痰,也让我特别难受。我一瞅她,嗓子眼儿就痒痒,老想使使劲儿,替她把痰咳出去。
我只好去找小萍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