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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生产队的黄豆一拉走，首先就是对学校开放。我们全校五个年级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人拿一根绳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冲进刚拉完的黄豆地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在金色夕阳的照耀下，在淡黄色没有遮拦的大地上，大大小小、离离拉拉、背着大背小背黄豆捆的孩子们，就从地里不断溜儿地排进了屯子。
回到学校，经过老师的过称，能干的孩子能得到一个或两个田字格、算草本，太小的、不能干的，也能得到一支铅笔或是一块儿橡皮，一个个满脸欢喜地跑回家去。
孩子们一秋天捡的黄豆，能垛成一大垛。等上了冻，老师们就把黄豆打了场、装成袋，留下换豆油的，其余的全都卖成了现金。漫漫的冬日里，老师们就可以隔三差五地炖一顿大鹅、喝一顿烧酒了。这也是老师们唯一值得骄傲和知足的时候吧。
学校捡过的黄豆地，才能对大家伙儿开放。这时候，即使天都快黑了，老娘们儿们还是奔跑着冲进地里，啥时候再也捡不到啥了，啥时候才恋恋不舍地把捡来的黄豆背回家去。
捡山的日子里，老娘们儿们兴奋得就像过大年。她们白天晚上地睁大眼睛、等着消息。特别是学校不捡的绿豆地、小豆地、苞米地、谷子地、高粱地，只要听说哪块儿地拉完了、对外开放了，就是半夜，也会呼啦一下子，满地都是捡山的人。
当然，消息最灵通、跑得最快的，还是李大婶儿。她就像个机敏的老猎人，总能精准地捕捉信息、提前埋伏在猎场附近。所以，我家那一片儿的老娘们儿，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她马首是瞻。
李大婶儿，走道儿一阵风儿，说话像咬脆萝卜，不论啥事儿，她都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她那张大饼子脸也老是笑呵呵儿的，咸菜条子似的细眼睛，一天到晚滴溜儿乱转，看啥都起劲儿。她走到哪儿都吵吵巴火儿的，嘎嘎一笑，能传出去二里远。
看李大婶儿学朱大晃老婆跳忠字舞，特有意思：
“那两个大奶盒子，”她在大街上比划着、学着，“一跳一撅哒，一跳一撅哒。”
朱大晃老婆举起烟袋锅子就去刨她。
她往旁边儿一跳，猛地一缩脖儿、一捂脸：“哎呀妈呀，臊死个人了！”
大家伙儿都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大伙儿都愿意跟李大婶儿在一块儿——解闷儿！
夏天挂了锄，我家门前那棵老柳树下面，就更热闹了：打水的、乘凉的、做针线活儿的、看猪打腻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都在开心地闹着、笑着、逗着、骂着……
“哎呀妈呀，还是这疙瘩热闹！”大老远的，李大婶儿又亮开了她的大嗓门儿。
我姑父又在人堆儿里说我表哥了：“大学教授，那啥级别？得和县长平起平坐，哼！”
“得了吧，可别再提你那大学教授了，耳朵根子都听出老茧子了！成天教授教授的，还不是得靠这些个丫头片子来伺候你！”李大婶儿一站住，就插进话来。
“哼，儿子，那是我们老陈家的根后，丫头片子算个啥？外姓人！”
“你就偏心眼子吧！那大丫儿要不是你偏心眼子，把钱都供了儿子去上学，丫头有病也不给治，她哪能把眼睛闹成那样儿？你耽误了丫头一辈子，到了了，还得指着丫头们给你洗洗涮涮，给你送好吃的。还成天教授教授呢，那教授都管过你啥？”
“咋地？这方圆几十里你访访去，出过几个教授？哼！”我姑父嘟嘟囔囔不服气地走了。
我姑父打心眼儿里为自个儿能供出一个大学教授感到骄傲。
以前，二老太太家的陈洪凯没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我姑父是不好意思出来显摆的。因为陈洪凯要比我表哥有本事得多，也风光得多。
陈洪凯不但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学理工的他，还能说能写能画。他组织了一个诗社，叫梅兰社。因为梅兰社的成员常在一块儿聚会——赛诗、赏文、聚餐，于是就有人告发，说他们在暗地里成立了反革命组织——梅兰党，阴谋推翻毛主席的伟大领导。
有一天，还蒙在鼓里的陈洪凯，突然接到恩师的通知：快跑吧！公安局马上就来抓你了！
那是五月的一个黄昏，夕阳的斜晖正温情脉脉地在教学楼西侧的墙面儿上描画着柳树和丁香的倩影儿，宁静的校园里到处都弥漫着丁香的浓郁花香。林荫小路上，学生们端着饭盒，正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赶往食堂。
已经蒙了的陈洪凯，揣上恩师给他的五斤粮票、10块钱，衣裳都没来得及换，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转客车爬货车，一路颠簸，最后，他逃到了云南。
没有钱也不敢露头儿，他只能在农民的菜地里静静地坐着、躺着，就像自个儿也成了那菜地的一部分一样。
夜晚的星空，水洗过一样清澈明亮，他听着远处的狗叫，望着可望而不可即的零星灯火，嗅着空气中那潮湿的混着泥土气息的植物味道，内心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此刻要是能有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铺热炕，炕上有一碗热汤，喝下去，再暖暖地睡上一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神仙生活啊。
可此刻，这一切都已经遥不可及了。
此刻的自个儿，就像是被悬在了半空中，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儿，够哪儿都够不着。一种被人群和社会抛弃了的空虚无助死死地钳住了他的心，他的心一揪一揪地疼。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等待他的明天会是什么？他只能傻傻呆呆地坐着、躺着，把一切都交给了老天爷。可老天爷并没有特别地关照他，反倒是用淅沥的小雨，又给他的愁苦增添了一份凄凉。
没想到的是，他在那里只待了四天，公安人员就找到了他，把胡子拉碴、浑身泥水的他抓回哈尔滨，投进了大狱。
六家子人谁都不相信，陈洪凯真有本事反对毛主席，但也没人能证明，他没反对毛主席。
“唉，可惜了，那么好的才华，就这么白瞎了。”马老瞎搓着手、咧着嘴，一脸的惋惜。
“还有那老妈，多可怜！寡妇失业的，供一个大学生容易吗？末了归终，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唉！”李大婶儿使劲儿地叹了一口气，又摇着头揉了揉眼睛。
要说二老太太这一辈子，活得也真是不容易。
本来心灵手巧、精明又能干的她，辅助男人盖房子置地，十几年的工夫儿，就从家境比普通人家稍好一点点，过成了屯子里的上等户，小日子越来越红火。左邻右舍、前屋后院儿，都眼巴巴儿地盯着那个小家：“这陈老二也不知是哪辈子积的大德，娶了个这么旺夫的媳妇儿！”
儿子陈洪凯出生后，那个儿女双全的兴旺小家里，更是燕子飞进飞出、笑声飘来荡去。
夏天吃完晚饭，一收拾利索碗筷，她就穿上那件屯子人只在结婚的时候才穿的碎花旗袍，笑眯眯地牵着陈洪凯的小手，在大街上教他学走道。邻居们看他们娘俩儿出来了，都凑过去唠家常、夸孩子，她家的门前天天都热热闹闹。
那时候，她虽说岁数不大，人缘儿却非常好。因为她不光长得好看、会打扮，为人也慷慨大方。不论是远亲还是近邻，谁家有个为难着窄的，她都会出头张罗着帮衬周济。
听说，我姑父当年因为混输乱耍，穷得两口子只有一条裤子，这个出去，那个就得盖个麻袋片儿在炕上坐着。
二老太太看不过去，就让男人去镇上，给他们买回一堆因为又粗又硬又是大红色儿而没有人买就便宜处理的更生布，让他们一人做了一套衣裳。虽说颜色太艳了，衣裳也硬得支楞巴翘，但总还可以穿出屋，不至于坐在炕上出不了门。而且更生布结实耐磨，一件衣裳能穿挺长时间。
一年以后，我姑父又耍钱把我姑姑输给了温家店的老光棍儿——胡麻子。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我姑姑还蒙在鼓里。胡麻子来接人的前一天，小华奶奶去我姑姑家要借给他们家的鸡窝，小萍奶奶也脚跟脚地去要借给他们家的草盾子。她们还没走呢，朱大晃的前房老婆又去要借给他们家的锅台板儿。
看着一个跟一个来要东西的人，我姑姑毛了，她夹起孩子就去了二老太太家：“二奶奶，今儿个这是咋地了？咋都上我们家来要东西啊？”
“唉，大媳妇儿，实话告诉你吧，你家那德子把你输给温家店的胡麻子了，人家明儿个就来接人了！”
我姑姑一听，拍腿打掌地大哭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我咋命这么苦啊？我跟着他，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啊，他还要把我卖了换钱，我这是啥命啊？”哭着哭着，我姑姑突然一抹眼泪，“不行，我不去！等过了年，我就抱着孩子出去敲大门去，要饭吃，我也不给他倒钱花！”
二老太太看着她怀里抱着的孩子，也掉下了眼泪：“行，你回去吧，我替你想想招儿，咋也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妈。这俩孩子要是跟了那个没正形儿的爹，就更没有活路儿了。”
二老太太找到我姑父的两个叔叔，她出大头儿，那两个叔叔出小头儿，他们用了双倍的价钱，才把我姑姑赎了回来。
大家伙儿都说：“这二奶奶，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陈洪凯三岁那年的一天，二老太太的男人自个儿揣着钱去北四旗买马。他走到曾经是金兀术运粮河的干涸大壕那儿，遭到了土匪的抢劫。他舍命不舍财，让土匪给杀死了。
兵荒马乱的年头儿，根本就没人给破案。二老太太把家底儿差不多都搭了进去，也没伸成冤，只好带着孩子艰苦度日。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解放的时候，家财散尽的她，被划成了下中农。
解放后，多亏了她大伯子——大老头儿的帮助，二老太太才把陈洪凯培养成了一个有出息的大学生。
可谁能想到，陈洪凯又出了这样的事儿？
所以，每当我姑父在大街上显摆他的宝贝儿子的时候，挺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洪凯：“哼，要不是陈洪凯落了难，哪能轮到他虎德子出来臭显摆？”
“这个虎德子，就特么得我治他！”李大婶儿又嘎嘎大笑起来，“咋整你说，我这虎了吧唧的，一根肠子通屁眼儿，啥话都特么憋不住，还净往人家那肺管子上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