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大园向屯子里望,一大片深红、浅红、深蓝、浅蓝、深灰、浅灰的彩钢房顶,鲜鲜亮亮。这和从前那一大片黑乎乎的土黄茅草屋顶相比,简直就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一个我小时候连做梦都梦不出来的鲜亮世界。
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六家子还只有胖丫儿家盖了三间一面青的新房子。那黄澄澄的苫房草、红通通的砖前脸儿、刷了蓝油漆的窗户框、和对开的全玻璃窗户,活脱脱一只仙鹤立在了一片土鸡群里。我每回看见它,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镇上那长串的红砖房和红砖房里面我无法想象的生活。
那时候,胖丫儿家不但盖了新房子,还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六家子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粪)儿。那个砖头大小的黑匣子,被装在一个黑色的皮革套子里,高高地挂在她家炕头儿那面墙上。
没了二假小子陪伴、又不学习的我,无头苍蝇一样瞎逛了一年多,又有了一个固定的去处——胖丫儿家,天天晚上,我都去她家听收音机。
胖丫儿妈不做针线活儿的时候,我们一大帮孩子就摸黑儿坐在炕沿边儿上,一声不响地听着评书联播《大刀记》。就连小三那样爱惹是生非的孩子,也大气儿不敢出,生怕把胖丫儿妈惹生气了,不再让我们去听。
每天一听完《大刀记》,胖丫儿她哥孙继忠就和王世江的二儿子一块儿,去学校的操场上练七节鞭。七节鞭是用铁链子链接的七节铁棍,甩起来挺不容易,要想用它去制服别人,就更难了。
那时候,差不多哪个屯子都有几个七不服八不忿的爷忒小子,整天就琢磨着找茬儿打架,他们不光要在自个儿屯子立威,还要在周围的屯子扬名。
有一回,刘家窝棚演电影儿,孙继忠和王世江的二儿子心思根本就没在看电影儿上。他们东张西望,在人群的外圈儿不停地转悠。刘家窝棚也有几个爷忒小子,横着膀子在转悠着找茬儿。终于,一个有意无意的刮碰,两伙儿人打了起来。刘家窝棚的小子们毕竟是坐地户,没一会儿的工夫就围上了一大群,他们拿着菜刀、棒子,把他们两个团团围住。
“上!好好给他们放放血!”一个小子兴奋地喊着。
“杀呀!”一群人嗷嗷喊着冲了上来。
“快甩鞭子!”看大势不妙,王世江的二儿子惊慌地大喊一声。
他们两个背对着背,流星一样地甩起了七节鞭,硬是在十多个人的菜刀和棍棒的砍杀下,红着眼睛杀出重围,逃回了六家子。
胖丫儿妈知道了这件事儿,又急又吓,又病了一大场。
那时候,胖丫儿妈的嗓子比从前呼啦得更响了,就像拉风匣一样。她的脸也比从前更大、更圆,有好几回,我都看见她用苘麻叶子包着猪心,放在灶坑里烧,说是治心脏病。
我问过我妈:“胖丫儿妈为啥老也不乐?”
“她老爹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儿的大地主,在他们屯子特别受气,她老弟弟跟着受连累,一直也说不上媳妇儿,愁呢。”
真没想到,胖丫儿家条件那么好,她妈也会有愁事儿。
胖丫儿十五岁去了县城的堂姑姑家,伺候生病的堂姑姑。
当年,那个跟部队走了的胖丫儿堂叔,因为有文化,很快就在部队里升了官,还把那个曾经和陈老歪配成一对儿的姐姐介绍给了一个老乡战友,这个战友转业分配到我们县委工作,胖丫儿的堂姑姑自然就成了领导夫人,在我们县里也是有头有脸儿的人物。
胖丫儿伺候了堂姑姑四年,堂姑姑就在县城给她找了个有工作的对象。
结婚后,胖丫儿的生活条件比六家子人好多了,她经常买一些好吃的、好穿的捎回来,给她妈。
一看胖丫儿又往回捎东西,李大婶儿就直咂嘴:“啧啧,这不得脸儿的孩子最得济!”
胖丫儿妈也抑制不住满心的欢喜:“嗯哪,真不知道哪块儿云彩会下雨。”
胖丫儿给她妈买的好衣裳,她妈都用包袱皮儿左一层右一层地包起来,锁进柜子里,谁来了,就掏出来给谁看看。
胖丫儿妈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胖丫儿结婚没几年,她妈就死了。
胖丫儿妈死的时候,正赶上时兴羊毛衫儿。胖丫儿知道她妈稀罕,就买了一件给她妈做装老衣裳,要在她妈咽气之前给她妈穿上。
穿衣裳的时候,她妈虽然已经不能说话,可心里还明白。她拼命地挣着扭着,就是不让给她穿羊毛衫儿。
“妈,你别动了。”胖丫儿哭着哀求她妈。
她妈一脸的怒气,还在不停地扭动着,就是不让穿。
“胖丫儿啊,别给她穿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了,她这是舍不得穿这么好的衣裳啊。是吧胖丫儿妈?”前去帮忙的李大婶儿,贴着胖丫儿妈的脸问着。
胖丫儿妈不动了。
“有啥舍不得的?给你买了你就穿,就穿这一回了……”胖丫儿哭得说不下去了。
胖丫儿还坚持着要给她妈穿,她妈又扭动起来,而且急得呲牙咧嘴。
“算了吧胖丫儿。这孝顺啊,就是顺着她的意。你别再跟她扭着了,还是随她自个儿的心意,让她安心地走吧。”
“妈,你仔细了一辈子,咋就不能享受一回呢?”胖丫儿又哭得说不下去了。
她们给她妈穿上了她自个儿准备好的装老衣裳,没多久,她妈就平静地走了。
胖丫儿家盖一面青的时候,屯子东半截儿除了胖丫儿家,就数队长家条件最好了。
队长家在小海家东院儿,他家院子的四周是一圈儿敦敦实实的土墙头儿,那墙头儿上面,还立着一层碎玻璃茬子。
每天晚上我从他家大门前走过,那一院子白花花、雪亮雪亮的光(别人家点的都是25度的灯泡,只有他们家点的是40度的),让我控制不住地想往里面张望。他家箱盖儿上那对儿土改时从周正德家分来的大胆瓶、胆瓶里插着的威武的大鸡毛掸子、还有别人家都没有的大红花铁皮暖壶、暖壶旁边儿茶盘儿里的四只玻璃杯子,以及墙上挂着的大镜子、相镜子和东西屋来回走动着的人,都像电影儿里的人和物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又远得像是隔着银河。
队长老婆不喜欢跟别人来往,大伙儿见到她,都小心地陪着笑脸儿。其实,我也没看见她欺负过谁,可她就像是长了瘆人毛一样,谁见了都会不自觉地矮下去三分。
她家的陈文彬也和他妈一样不太合群儿,对谁都横眉立目的,就连最爱惹是生非的小三在他面前,也老实得像只猫。因为大家都怕他、躲着他,所以,在同龄的孩子当中,他并没有啥朋友。只有经常跟着妈妈去帮他家干活儿的大波,习惯了被他吆喝来吆喝去,整天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他的后面。
队长家是比胖丫儿家晚两年换的一面青,和他家同时换一面青的,还有三四户人家。只是这些新房子都零星地散落在旧房子当中,不走近了,很难发现。
那时候的六家子,从远处瞅,还和从前一样灰头土脸、破破烂烂。
但是,在黄昏的寒风里奔走了八里地的我,远远地望见那一缕缕或浓或淡的炊烟,在积着厚雪的矮土房顶上慢慢地蠕动弥漫,我那背着一块儿硬冰似的后背立马就暖和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四面都是火墙的屋里。
那时候,上高中的我们,年年冬天都得顶着冒烟儿泡的风雪,每天来回走十六里地。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刺骨的寒风像一匹饥寒交迫的野狼,在空旷的雪野上嚎叫着、扫荡着,只要逮着喘气儿的活人,就疯了一样扑上去猛撕狠咬。
我们小学时的三十多个同学,上高中的时候,就只剩下我和彩云、小海、陈文彬四个人了。
上学的早晨,我都会去彩云家,找她一块儿走。我每次到她家的时候,都能看见她大嫂站在锅台边儿上,把捞小米饭的笊篱擦得锃亮,又把洗过的碗盆用干净抹布擦得干干爽爽。
彩云她大哥从部队转业没多久,就在大队当上了副书记,新娶的媳妇儿干净漂亮,一点儿也不像是屯子里的人。
其实,那时候的彩云在我心里,比她大嫂还要多一分仙气儿。她清秀娇气,衣裳不光干净,还有两套可以换的。夏天的时候,她总是穿着新买的黑礼服呢面儿、白塑料底儿的带带儿布鞋。冬天,也是新买来的黑条绒面儿的毡底儿棉鞋。不论冬夏,彩云的鞋总是那么干净,就像没在土路上踩过似的。她那些买来的新式样儿的棉鞋、夹鞋和我那些妈妈做的膀头膀脑的布鞋相比,就像我们两个人一样,一个远离尘世,一个在泥土里打滚儿。走在她的身边儿,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卑。
特别是刚上高中的时候,全公社的学生都集中到了一块儿,家庭地位高的、人长得漂亮的、有各种特长的、敢闯敢干的,比比皆是,淹没在人群当中的我,心底的那份自卑又增长了许多。
好在我没有什么棱角,也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和反感,渐渐地,我也有了一些精神相通的新朋友,心情也跟着舒展开来。
高中生活又变得愉快起来了。
学校里,每天都是老师站在讲台上自说自话,学生在底下想干啥就干啥:小声儿唠嗑儿的、钩衣裳的、看小说的、捅咕打闹的……就是没有听课的。
我和那些爱看小说的同学互相交换着从四面八方借来的小说,一个追一个地排着长队。为了不被排在后面的人催促,我只能撇开每本书开头儿的景物和环境描写,光看故事梗概和有爱情描写的地方,唰唰唰,最快的一回,我只用半宿就翻了6本书。
当然,愉快的日子也像翻书一样,唰唰唰,过得飞快。
那是高二上学期一个周一的早上,我一走进教室,就发现黑板上写满了数学题,虽然那些题现在想起来,简单得连如今的初中水平都不够,但当时的我,仍像看天书一样,因为我连那时候的初中知识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