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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一回到家，小海爸就来了。这个一向坐不住的老头儿，还和从前一样，走东家串西家、嘴里不停地叨咕着。只是他明显地瘦了、小了，原先的大方脸变成了皮包骨的刀条脸儿、下巴也明显地向前突着、还有那又淡又稀的络腮胡子、憋了的嘴和塌陷的眼睛，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返祖的猿人。
我问：“二大爷，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9，属猴儿的。”
“你都79多少年了？还79！”我弟媳妇儿笑了。
“我属猴儿的。”
“属猴儿记得倒挺牢。”
“小宇（小江的儿子）要回来了，说是要回来包地种，研究咱这儿的黑土地，整鸡啥？不是，啥鸡？也不是。啥鸡农业？”
“有机农业吧？”我笑了。
“对对对，就是这玩意儿。小江两口子都觉得回来种地太丢脸了，气得不行。”
“那气啥呀，这是好事儿。咱这东北现在太缺少这样的带头人了。人家小宇是农业方面的专家，人家肯定是要回来干大事儿的。”
“哼，我就说嘛。人家北京的大教授，能是白给的？啥特么也不懂，就跟着瞎掺和。以为自个儿有俩破钱儿，就啥都明白啊？狗屁！屯子人就是屯子人，哼，见过啥世面？你看你这有学问的，也觉得是好事儿吧？还特么嫌种地丢人，咱祖祖辈儿辈儿，就在这儿种地了，咋地？不种地都特么吃啥？靠喝西北风儿活着啊？”
我乐了：“那是。谁也离不开农业，民以食为天嘛。”
“哼，还说有本事的都往南方和大城市跑了，大傻瓜、二百五才会离开北京那么好的地方，跑回这鸟不拉屎的穷地方来种地。白特么供他上那么多年的学了，越学越回陷，完犊子了！嘁，还特么没开始干呢，你咋就知道完犊子了？是骡子是马，咱得拉到地里去溜溜，让咱老祖先们都在天上好好看看！”
“你放心，小宇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说不定他将来还真就改变了咱老百姓的餐桌、保卫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呢，那可是造福后人、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啊。”
“我就说嘛，我孙子，那能是一般人吗？哼，有俩破钱儿，就瞎特么装明白，还嫌丢人？你这么没见识，才真特么丢人呢。”
小江结婚后，因为镇上成立了全省最大的服装布匹批发大市场，很多相关的加工厂也应运而生，心灵手巧的小江就和媳妇儿一块儿去加工厂做活儿去了。头脑灵活的小江两口子，在加工厂干了一年多，就渐渐地掌握了里面的门道儿，也熟悉了一些上下游的老板。于是，他们也开始独立接活儿，办起了服装加工厂，而且生意还越做越好。只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大市场就被几个地痞流氓给垄断了，商户们不给他们交钱，就没有好日子过，最严重的，有的人家门口儿都被摆上了炸药。很多商户忍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都纷纷地撤去了哈尔滨，大市场越来越萧条了。小江两口子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于是，他们处理掉库存，又回到了六家子，在西垫道的边儿上盖了五间大砖房，办起了大礼堂，供各家各户办红白喜事儿用。同时，他还盖了一大趟砖厢房，一半做厨房用，一半搞水果蔬菜批发，顾客挑剩下的蔬菜，摘吧摘吧，做酒席都能用上，一点儿也不糟践。
很少有红白喜事儿的人家，总随礼觉得亏，就开始给老人过生日。后来，有的人家又开始给孩子办满月。随礼的花样儿越来越多，连买房子也开始大操大办。再到后来，有的人家没钱花了，就砌个猪圈，到大礼堂操办一下。更有厉害的，啥名堂也没有，就是要办事情，请大家把酒言欢。大礼堂的大喇叭一广播，亲朋好友、左右邻居，谁能好意思不去捧场？大礼堂成天热热闹闹。
爹妈都没了的陈文喜，就靠捡吃大礼堂的折罗儿解馋。几天吃不上折罗儿，他就会大着舌头地骂：“chao（四声）他个妈的，结婚的没有，死（shi,三声）人的还没有？”
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但笑过之后，吧嗒吧嗒嘴，又都不太是心思了：这大礼堂红红火火的，到底是成全了谁呢？虽说随礼的老往出掏腰包，挺亏得慌，但全家人去吃一顿，那收礼的也不剩几个子儿了，还赚了个欠一大堆人情债。只赚不赔的，不是只有小江吗？
那时候，六家子的养牛业虽然已经发展起来，但有些人家红红火火的背后，却是一大堆的饥荒。除了奶站站长陈文彬、养牛大户小于子、卖种子化肥的彩云她大哥和生产浓缩料的王会计，也就校长和小江家最有钱了。
当初，校长家在胖丫儿家住了一年多，就买下了小三儿奶奶家东院儿的那座快要倒塌的拉合辫儿的破房子，拆掉，又盖起了两间高大的土坯房。他家和我家，也就成了前后院儿的新邻居。
也许是因为跟我姥姥家住过南北炕、对我挺熟悉吧，一向比较清高、和婆婆李大婶儿又有些不对付、很少跟那些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老娘们儿打交道的校长媳妇儿，对前去串门儿的我却格外的热情。
那时候，已经没有二假小子陪伴的我，不能一个人去大野地里撒欢儿了，于是，我就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现在想起来我自个儿都无法理解的“串门子精”：六家子的大多数人家，我都去玩儿过，不论熟悉不熟悉、有没有同龄的玩伴。
我究竟是怎么去的那些人家呢？我现在理解不了，也想不起来了。
比如大前街那个东屋住着沉默的老两口儿和一个十八九岁、很少在家的小儿子，西屋白天只有一个带着三四岁、四五岁俩孩子的大儿媳妇儿的老刘家。他家既没有我的同龄玩伴，也不是我很熟悉的人家，可我跪在他家东屋炕上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的画面儿，一直非常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那画面儿颜色老旧，怎么调也调不出亮色来：黑黢黢的房笆、暗淡的光线、年头儿久远有些焦黑的炕席、炕稍深褐色的躺箱上的三床蓝白花纹的麻花被、陈旧的带着裂纹儿的窗户框、上半扇窗户那积着黑灰的窗户纸和镶着有些浑浊的玻璃的下半扇窗户……十岁的我， 跪在那不是很透明的窗玻璃前，向外张望着，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只有这个画面一直顽强而又倔强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午夜梦回，又想起它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毛愣愣的，有些鬼祟的味道。
但是去校长家玩儿的画风就大不相同了。我每次去校长家，都是从他家后园的小角门儿进去。穿过那一大片阳光跳跃的羞答答的淡紫色土豆花海，边向障子边儿上围着的那圈儿笑盈盈的向日葵行注目礼，边挥舞着双手，和眼前飞过的蜻蜓蝴蝶打闹，我的心也和它们一样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校长家虽然跟我家前后院儿，很熟悉，但校长应该是我非常惧怕的人，本应该躲得远远的才对，可我那时候怎么会经常在他家玩儿呢？也许是因为学校里事情比较多，校长白天很少在家吧？要么就是我都是赶在校长不在家的时候才去玩儿的？反正印象中，我好像就没碰到过校长。
校长家屋里的后窗台下，摆着一台崭新的蝴蝶牌儿缝纫机，校长媳妇儿虽然整天撸哒着脸子、心情很不好，但她有空儿的时候，还会很耐心地教我用缝纫机扎鞋垫儿。
我想不明白，对我那么有耐性的校长媳妇儿，为啥总是看不上教我们音乐和美术的王老师呢？
年轻漂亮的王老师，家住公社。可能是嫌八里的土路每天通勤太辛苦吧，她一直住在学校里。我们女生都特别崇拜她，但校长媳妇儿一提起她，就像是提起了万恶的阶级敌人，有的时候，还会骂出一些特别难听的话来。
“校长两口子打起来了！”小三妈兴冲冲地跑来我家，两个脸蛋儿因跑得太急，热得红扑扑儿的，“那豆腐匠儿老婆去拉架，还被怼掉了一颗大门牙！”
“啊？咋还打起拉架的了？”
“不是，是校长打他媳妇儿，没打着，正好豆腐匠儿老婆的脸撞上了大拳头。”小三妈乐得直捂嘴。
“这扯不扯。”我妈也被逗乐了。
“你说这人她要是窝囊，干啥都不行，拉个架，还特么能让人给怼掉一颗大门牙。”小三妈又乐得弯下了腰。
“你说这校长媳妇儿也真是的，根本就没啥事儿，成天老疑神疑鬼的干啥？”
“这玩意儿可不好说啊，就怕有人硬往上贴呀。那水灵灵儿的大姑娘，老在眼眉前儿晃悠，那时间长了，谁能保证不出点儿啥事儿？”
“校长可不是那样儿的人。”
“哼，谁也没钻进谁肚子里去。”
“你这么说不对，人的本性还是不会变的。校长真的不是那样儿的人，就是男人有点儿本事了，这当媳妇儿的就老是担心害怕的，其实根本没那必要。”
她们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我知道，小三妈说的不是啥好话儿，我挺不高兴小三妈说王老师坏话的。
王老师调走的时候，我们都把自个儿攒的零钱掏出来，一人给她买了一个一毛钱的小圆镜子。
那天下晌，我们一大群女生神色黯然地聚在学校操场的篮球架子下，除了偶尔的吸鼻子声，一点儿动静儿也没有。这些平时总是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的“小家雀儿”，全都低着头、用脚不停地搓着地上的积雪，任凭眼泪在脸上冻成冰溜儿。
看不见太阳的天空，乌突突地压在头顶上，压得人喘气儿都喘不透亮儿。针尖儿似的寒风还在毫不留情地猛扎着我们冰凉通红的脸蛋儿，但我们都忘了疼痛。
我们都在焦急地盼着王老师能快点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好让我们再看看她的笑容，把自个儿买的礼物送到她手上。我们又怕她从办公室里出来的太早，那样，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见她了……
不知道王老师那天收到那一堆一毛钱的小圆镜子时是啥感觉，但对我们来说，那应该是我们人生中头一回体验离别的痛苦吧，真是无助又哀伤。
不过，王老师调走以后，校长家倒是消停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两口子打架。校长媳妇儿又整天笑呵呵儿的了。
那个把镇痛片当糖唆啦还说甜的校长大儿子——小刚，长大后特别聪明。他考上了县重点中学——一中，后来还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全县都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