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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坟地往回走，我想抄近道，就从一片黄豆地穿了过去。
黄豆地的垄沟儿里还有一些残雪，正灰头土脸、气息奄奄地用那早已没了筋骨的指爪死命地抓着大地的衣襟。
垄台上那些完全展露头脚的豆茬子，却像是解放区里的穷孩子，一个个生龙活虎、喜气洋洋。
只是这些刚刚崭露头脚的豆茬子还不知道，世间万物各有其命，它们虽然被大雪掩埋了整整一个冬天，好不容易才熬到冰消雪化、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可要不了多久，又要在拖拉机的哼唱声里，被深埋地下永不见天日了，就连燃烧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命吧，因缘际会注定了的命，用老太太们的话说，大小尽赶上了，有啥法子呢？
要是它们能早出生四五十年，那该是怎样的尊贵和荣耀啊。
那时候，秋天拔豆茬子，是每一个稍大点儿的孩子都必须干的活儿。除了交给学校烧炉子，剩下的还可以留给家里，等过年蒸豆包儿、撒年糕、煮饺子的关键时刻，让它们冲锋陷阵、以一当十。
豆茬子火硬，是学校烧炉子的首选，也是成就一顿美味儿大餐的硬通货。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扒一盆豆茬子火放在炕上，屋子里一整天都暖烘烘的。
那时候，不光豆茬子金贵，那些掉到垄沟儿里的豆粒儿，更是大伙儿眼里的金玉珠宝。
上了冻，拔不了豆茬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㧟上小筐，和妈妈们一块儿去黄豆地，捡茬子尖上残存的豆荚和地上还能抠起来的黄豆粒儿。
已经冻得坚硬的黄豆地，踩上去实实诚诚、清清爽爽。不像拔豆茬子的时候，松软的泥土和凌乱的豆叶儿，脚一趟，就拖肠子耢肚子，满鞋窠儿的细土和碎末儿。回到家，每回都能倒出去一大堆。
只是天太冷了，豆茬子被冻得特别锋利，一不小心，手指头和脚脖子就会被划破。就算是不被豆茬子划破，尖牙利齿的小北风儿，也会把手背和脚脖子撕出一层麻咧咧的小口儿，让它们吐着血丝儿在冷风中呲牙咧嘴。
好在没人会在意这些。捡进筐里的豆荚和豆粒儿，就是过年时的豆腐和新衣裳，就算不换豆腐和新衣裳，来戚儿时用它们炒盘儿油酥豆儿，春天的时候用它们下大酱，也比爸爸和哥哥从耗子洞里挖出来的胖头肿脸的黄豆好多了，谁不想多捡一点儿呢？只要不下大雪，地里就不会断了捡豆荚和豆粒儿的人。
前趟街周军他妈最能吃苦。年年大雪都平了垄沟儿，她还扎着那条补得都看不出本底儿的破围裙，㧟着筐去黄豆地找茬子尖儿上残存的豆荚。
周军家被罚之前，是全屯子最富的。那时候，他家的下屋里，长年都存有一小缸豆油、一大茓子苞米和一大茓子黄豆。
我问过我妈：“他们说周军家有那么多的粮食和豆油，说瞎话吧？”
“那可不是瞎话，是真的！”我妈的神情里满是眼热，“珍宝岛要打仗的时候，也就是咱家刚搬来那年，大伙儿都在家里杀鸡宰鸭、坐吃等死，庄稼成了，连看青的都没有，就周军他妈和他爸领着孩子们白天黑夜地往家扛。等春天粮食短缺了，他们就往南边儿的四家子放，春天放出去一斗苞米，秋天收回来一斗黄豆，黄豆攒多了，就换成现钱。滚来滚去，这些年，他们家的家底儿可攒老鼻子了！”
我这才知道，周军家的家底儿来历。只是我还想不明白，他们家都那么富了，那老两口儿咋还那么仔细呢？
记得有一回，朱大晃溜达到周军家，看周军他妈正在给他爸补衣裳：“哎呀，这衣裳都糟烂成这样儿了，还补个啥劲儿？你家那么有钱，换件新的得了！”
“我们家有钱？我们家都穷得快尿血了，还哪来的钱？看人家有钱吧！”
“谁不知道你家在这屯子最富啊？还掖着藏着干啥？”
“藏？藏啥？谁不知道我们家都让那个扫把星给败光了？还有啥可藏的？”老太太说着白了他一眼。
“哎呀，那点儿东西，就是你家的九牛一毛。谁不知道你家的大头儿都在外面放着呢。”
“胡说！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家有粮食在外面放着了？放哪儿了？”
“哼！”朱大晃晃了晃脑袋、咧了咧嘴，他一抬眼，瞅见周军他爸端着一碗掺了挺多土豆的烩饭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探着身子扒着眼睛、向周军他爸的碗里望了望：“大兄弟，就吃这个呀？你说你家那么多的粮食，留着干啥呀？时间长了，招耗子，还发霉！”
“我们家上哪儿整那么多的粮食去？”
“哼，我要是有你那些粮食啊，我不天天烙饼擀面条儿，我也得吃的香滋辣味儿的，真是想不开。”
“就是你想得太开了，才吃了上顿没下顿。”周军他爸没好气儿地白了朱大晃一眼。
“哼，你别看我吃不上顿，我肚子里的油水儿指定比你大！”
朱大晃晃晃悠悠地向大门口儿走去，边走边摇晃着脑袋：“哼！住在你家下风头儿的，可真够倒霉了，啥味儿也闻不着。白活了一辈子呀，可惜了那些好东西！”
朱大晃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细麻杆儿一样整天在大道上晃来晃去，大伙儿就送了他一个外号：朱大晃。
其实，朱大晃挺能干的，在生产队，没有他干不了的活儿，也很少有比他干得快的人。50来岁了，脱大坯，整个儿六家子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比。都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可朱大晃那么高的个子，撅着个腚，一天脱三四千块坯，照样儿有说有笑。
按理说，朱大晃这样的人，日子过得一定不错，至少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他们家那日子穷的，连耗子窟窿里都是空的。
他们家，两间被抽了筋似的小草房，胎胎歪歪、有气无力地堆缩在破狼破虎的院子上方。
屋里，几床破棉被窝巴在炕梢儿，看不清花纹儿的破炕席，当中还有挺大一块儿露着炕土。炕沿边儿上，半碟儿抹剩下的大酱、几只爬满了苍蝇的埋汰饭碗，都半头晌儿半下晌儿地大张着嘴巴、傻乎乎地盯着黢黑的房笆。
北面的墙上，一个耍了圈儿的破草帽儿，两把上了锈的旧镰刀，扯扯耢耢地挂着一些灰吊子。
下面靠墙根儿的地上，一个快空了的粮食袋子，泄气地瘫在那儿，撑不起屁股来。
他家外屋的锅里，总是大半锅水泡着一些没刷的碗筷。半晌午，老母猪在茅坑沟边儿拱得口干舌燥，就会慢吞吞地溜达进来，脑袋往锅台上一搭，嘴巴伸进碗筷中间，吱溜吱溜喝个痛快。
“这人家可咋整你说？成天盆朝天碗朝地、柴禾堆连着灶火坑，整不好啊，哪天还不得连了荒。”
没想到，李大婶儿的一句笑话，还真应了验。
那天，朱大晃老婆正在给苞米碴子烧二遍火，看李大婶儿和小三妈正站在后大道上唠嗑儿，她把柴禾往灶坑里一踢，跳出后窗就去凑热闹。
没说几句，李大婶儿皱起了眉头：“啥味儿？”
小三妈四下一踅摸，天呢，朱大晃家的后窗正冒着黑烟，着火了！
几个人破马张飞地喊人、救火。
还多亏救得及时，那两间破草房才没烧落架。
几天以后，公社给了他家30元的困难补助。
钱一领出来，两口子就奔了公社供销社。他们抱着大包小包的饼干、光头儿、炉果，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边走边吃。遇见“大孝子刘云”，朱大晃咧咧嘴：“嘿嘿，压压惊。”
朱大晃老婆特别的馋，年年新粮一下来，她就大盆小盆地端着去换大麻花儿。来年小苗儿才出土，他们家的粮食袋子就差不多倒空了。还没挂锄，已经开始东家一瓢西家一碗地求借着往下过了。
朱大晃家，除了前房的大儿子朱安和后老伴儿带来的大丫头“豆腐匠儿”媳妇儿，其他的六个孩子都是他和后老伴儿一起生的。二儿子，二十四五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三儿子、四儿子，也都十七大八、二十啷当岁了，一个个都树桩桩地排着队等着说媳妇儿。可他们老两口子，一点儿也不着急，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只要哪家有瘟鸡瘟猪扔进屯子外面的壕沟里，他们两口子准保像老鹞鹰子抓小鸡儿一样，扑过去、拽回家，屠戮屠戮下锅煮熟，再倒上烧酒，一家人围在一块儿，香喷喷地大吃一顿。
“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
朱大晃说话老是一套儿一套儿的，虽说他大字不识一个，“肥猪满圈”都能贴到窗户框上，但他编顺口溜儿却编得溜光儿水滑儿。直到这会儿，我只要一张嘴，他编的关于他家被子的顺口溜儿，都会像活鱼一样噼里啪啦地蹦跳出来：“一床被，全家盖，你也蹬，他也踹，七扯八拽坏得快！”
有时候，在井沿儿边上等着打水的人看朱大晃又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了，就大声地问：“大晃，今儿个吃点儿啥呀？”
朱大晃在太阳地儿里停住脚步，手伸到后衣襟儿下，一边抓挠着，一边抻着汗津津的脖子摇着：“哼，有啥好吃的，这个时候？”
“嫂子没给你换大麻花儿呀？今儿个，我可看见卖麻花儿的过来了。”
“拿啥换？饭都吃不上溜儿了，还吃麻花儿？”
“别着急，新粮就快下来了，好日子又要来了！”
朱大晃低下头，蔫头蔫脑地哼一声，又晃晃悠悠地迈开双腿向前走去，边走边抑扬顿挫地叨咕着：“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呀。”
的确，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大冬天儿，只要一睁开眼睛，窗户纸和北墙上，那毛茸茸的厚霜就小银星儿直蹦，用我弟弟的话说：“妈，妈，咱家可真是‘新苫的房儿、雪白的墙’！”
一冬天，家家外屋的墙上，都糊着厚厚的白霜，隔三差五，就得用锄头挠下两土篮子倒出去。每次挠过之后，挺不了三天五天，那墙上的白霜又厚得像小羊羔儿皮似的了。只是这小羊羔儿皮似的厚霜时刻都在吐着轧骨的寒气，没有一丝的暖意。
好不容易熬到了春暖花开、阳光灿烂，慢慢地，青菜也都该下来了，可粮食袋子又开始瘪了，挨饿的滋味儿比挨冻还不好受。
一年到头儿细算下来，也就是秋天看到了粮食，大伙儿的心里才能真正地安稳下来。
秋天，不光能盼到分粮，下点儿力气，还能捡到挺多粮食，用周军他妈的话说：“人穷山不穷，肯煞下腰去干，就饿不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