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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妹为了寻找铁蛋花掉了所有盘缠，求助李果又吃了闭门羹。她陷入了生存危机，不知道如何解决？她想起了骑车路过的废品回收站，在收购酒瓶、纸皮、废金属、旧木料。现在能马上赚点零用钱，只有卖废品。可是，捡破烂是一个青春少女能做的事吗？何况她还是大塬村的一号美女、才女，堂堂的大塬村委委员、妇联主席，要是被传回去，谁还会娶她？要是母亲知道她在上海捡破烂，还不是上吊或跳河？万一被李果碰到，被人说她是捡破烂女的发小，她在同学面前还能抬起头吗？她没有想到一个国际大都市，竟容不下一个弱弱女子。她更没有想到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她不去捡破烂，又有什么办法挽救自己，难道就等着饿死在路旁？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有机会谷底翻身。于是，她在路边拾起一个蛇皮袋，捡了一袋子酒瓶，提到废品回收站。
废品回收站是一个拆迁工地，新的项目还没有上马，暂时闲置着。一个彩钢瓦棚下，摆放着一个废弃的褪了油漆的桌子，地上摆放一台磅秤，一个老头从蛇皮袋里倒出几根生锈的钢筋，放在台秤上。一个中等身材，脸盘消瘦的中年男子，在用手指弹着游砣过称。男子名叫胡盼，是回收站的老板，来自河南，原是一家国企职工，因逃避计划生育，跟着老乡跑到上海。他没有本钱做生意，只能廉价地租下这块场地，回收废品。山妹从蛇皮袋里倒出来三十只玻璃酒瓶，胡老板捡了完整无缺的二十五只瓶子，每只五分钱，付给她一块二毛五分钱。胡老板对她说：“捡破烂的人，多是生活无着落、或没有资金来源的老头、老太婆，像你这么年轻又漂亮的女子捡破烂，还真的没有见过。你是遭遇了什么不幸才做这行的？”山妹便把寻找铁蛋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胡盼说了一遍。胡盼说：“当一个人一旦走入窘境，为了求生存，什么事都可能做的出来。不过捡破烂也有技巧。”
“什么技巧？”山妹问道。
“不能光走街道。街道有环卫工人打扫，有价值的废品，都被收走了。也不是只捡瓶子，大多数的废弃物都有用。比如：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木制品、旧电器、纸皮，尤其是废弃钢铁最值钱。这些废品，要到拆迁的工地比较多。”
“原来捡破烂也有这么大的窍门。胡老板，你的场地这么大，能不能腾个角落让我先住下？”胡盼的一番话 ，点燃了山妹的希望之灯，心里赞叹道：“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于是，她看了看堆着零零散散废品的场地，就想在这里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也只有在这种地方住，才不要交房租。
“垃圾场臭气冲天，蚊子猖獗，只有老鼠、苍蝇、蚊虫、流浪猫、流浪狗在这里生存，你怎么可以住这里，不行 ，不行。”胡盼边摇头边说。
“姑娘，一个人住这里不安全 ，我和你一起住，还可以看守废品。”一个老太太挎着包袱走了进来。她是胡盼的母亲胡大妈，刚刚跟着儿媳从老家赶来。
山妹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些板皮、塑料薄膜，从旧木料上拔出铁钉。在场地角落搭起一间板皮屋子。捡了一个小铁桶，制作成炉灶，利用废木料烧饭 。山妹与胡大妈建立了一个“家”。白天，她俩一起捡破烂。黑夜，点着煤油灯 ，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天晚上，狂风骤起，屋顶上的薄膜、板皮四处飘落，暴雨倾盆而下，床铺陷入水潭之中。山妹冒着暴雨爬上屋顶，大妈递着石头，一起抢修屋面。然后，用罐子排水。大妈一边打扫屋子，一边对山妹说，胡盼夫妻原是平顶山煤矿的职工，胡盼是生产安全科长，妻子是财务科出纳。生了一个女儿名：胡思思，十岁了。他们想再生个儿子，领导要他们流产，他们不同意，就悄悄的跑了出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名：胡望，现在孙子四岁，媳妇又怀孕了，担心忙不过来，就悄悄地潜回老家把她接来。
山妹也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告诉了胡大妈，俩人相互信任，亲如母女。山妹
从垃圾堆里拉出一辆废弃的三轮车，推到街上的修车铺，更换了一些零部件。山妹载着大妈，摇着生绣的铜铃，穿梭在人生地不熟的大街小巷、荒废工地，吆喝着：
“收废品啦！塑料、纸皮、废金属、旧电器。”
山妹每天可以赚到二、三十块钱，不觉得卑微、羞耻。中午，她随便啃几个馒头，晚上，胡大妈负责烧饭、洗涮。山妹吃完饭，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很快就睡着了。
一天深夜，场地上的流浪狗在疯狂地吠叫，一群人猛烈地捶打着壁门，整个板皮屋子前后摇晃。胡大妈一骨碌滑下床打开房门，立即闯入五个头戴大盖帽，身穿草绿色制服的陌生人吼道：“我们是公安联防队的，请出示你们的暂住证。”山妹与大妈不知道什么暂住证，面面相觑。她俩被带到派出所警务站，被认定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三无”盲流，被送到派出所，再转送到遣送站。
所谓的遣送站，是一间废弃的工厂车间，挤满了从各个街道社区抓来的外地人员，男女老幼站着的、蹲着的、坐地上的，挤爆了车间，散发着各种气味。一些盲流为了几句生硬的话不和，而当着联防队的面，大打出手，头破血流，却无人劝阻。联防队逐一进行审问，逼着盲流交出或搜出现金，如有不顺从，并遭到拳打脚踢。一位男子顶撞了联防队几句，被联防队员揪住头发，撞着墙壁“砰砰”地响。一位联防队员审问山妹：“报上你的名字，从哪里来的，现在做什么？”
“本人姓牛，名山妹，来自闽北，现在为一家废品回收公司捡废品。”
“在老家做什么的，有没有前科？”
“在老家承包茶园，加工茶叶，是大塬村委委员，没有前科。”
“我们还遣送过政协委员呢？你是我们遣送的第二位委员。”联防队员翘起鼻子冷笑道。
山妹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到气愤与绝望，静静地挤在陌生的人堆里发呆，等待发配。
遣送站按照对象的户籍所在地，分南下，北上，连夜送上火车遣返。将来自南方的盲流，遣送到杭州站；将来自北方的盲流遣送到苏州站。山妹被押上绿皮火车，运到杭州站时，被赶下了车，遗弃在漆黑的夜空下。胡大妈则在苏州站被赶下。山妹心里嘲笑说：“不是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难道苏州、杭州只是盲流的天堂？”
次日，胡盼夫妇到回收站时，不见母亲与山妹，就跑到派出所询问，才知道她们被联防队送走了。
原来，山妹与胡大妈把每天卖废品的钱都寄存在胡盼家里。山妹自己身上只放些少量的备用钱。在联防队搜身时，山妹假装拔鞋跟，悄悄的把钱塞入脚底袜子里，等联防队捡查鞋子，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在杭州火车站被赶下火车后，她从袜底里取出钱，买了火车票再次回到上海。胡大妈因为没钱，又没有文化，讲话别人又听不懂，回不到上海，也回不去老家，便以乞讨为生，渐行渐远，一去无返了。
山妹返回废品收购站，见不到胡大妈而伤心难过。她认为遣送行为，严重地侵犯公民权益，侮辱了公民人格。于是，山妹以外地来沪打工者的身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实名制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立法及监督部门，立即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由于，山妹久久没有收到人大回复信件，她又陆续地向全国政协、公安部等部门寄发了公开信。内容一封比一封诚恳，言辞一封比一封激烈，呼吁立法、司法部门立即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迅速与国际接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山妹寄出的信件，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部门的答复。这时，她才发现有些要害部门，脱离基层，凭空想象地制订法律、盲目执法，而不顾老百姓深受其害。她才感到庶民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山妹失去了伙伴，独自一人捡破烂，生怕受到骚扰、伤害，就在床铺底下藏了一根钢管用来防身，将自己女扮男装，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踩着三轮车，继续捡废品。
山妹的担忧果然在十五年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得到印证。2003年3月17日晚上，刚刚任职于广州某公司不久的湖北青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助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助站。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大江南北，闹得沸沸扬扬。经过多方考查取证，重新权衡利弊。政府才做最终决定，废除遣送制度，关闭了所有收容所、遣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