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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赤、田羽和火凤三人回到南京，各就各位。大家在十天之内，完成了第二次向主力部队上调兵员的事。这次上调兵员，使走的安心，留的愉快；新老家属，皆大欢喜。许多未选上的游击队员表示争取在下次被选上。游击队几位领导下决心再招收、训练一百到一百五十人，使游击队力量扩大为五百人的武装。游击队的战斗力只能增强，不能削弱。这次选送的兵员中，江南支队有八十人，江北支队有二十人。李觉华和章桐都很满意，赵赤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对此，车明参谋长亲自来江北站，传达淮南区党委和联络部对南京游击队的嘉奖令。赵赤、田羽请参谋长把一封机密信函转交给徐、郑首长。
这份信函是火凤用正楷字书写的关于高音在南京表现的汇报材料，字字过滤，句句斟酌，实事求是地写上大家的意见。因这份材料，关系到高音同志的政治前途，所以每一位签字者都认真看过，并无不同的观点。
徐海东同志总是沉默寡言，对事对人，多看多想。近年来他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读了许多马列经典和经过历史筛选的世界名著。
一天，他把车参谋长找来。
“你到直属党委帮我找份资料，把有关南京联络站和游击队党组建立时讨论以及任命两个站长的历次会议记录本拿来，你先提个看法，我要仔细看一下。”
车明跟徐海东多年，在首长面前从未讲过一句拐弯抹角的话。首长说他讲话是打枪，一铳一个眼；但首长从不烦他，无论调哪儿，总少不了带着他。车明在首长面前除工作、生活必须讲的话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在机关文化学校的学习成绩，也使首长感到欣慰。
车明拿回所有资料，首长示意他先看，然后交给首长。首长说：“注意到了吗？从武汉到淞沪，沿江七十三个联络站，子恢、位三和我都说南京两站配备得最好，站与队的干部最棒，为什么南京这边在干部任命上老是卡壳？要纠正，要找原因。”
三天后，徐海东、郑位三和车明坐在灯下，又交换意见。
车明说：“我的看法，老问题。在工农红军出身的老领导面前，工农干部的任命任用容易出炉；而对知识分子干部，明知他有能力，也认为‘深不可测’，看看再说，结果一看就是两年三年，如遇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那更是双倍慎重。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这些老工农领导面前，很少珍惜这些同志的政治命运，总是想着如何拿工农干部代替掉他们。而事实上，革命还真少不了这些生动活泼、灵机应变的知识分子同志。”
海东首长点头：“是这样，是这样，我看材料了。对于曾经提赵赤参加党组任书记一事，上面没批。这样做法，妨碍他本人前途，对整体工作也有损失。对此事，高音反映过后，才让他作为一般成员参加党组的。联络站站长多年未变，也是高音回来反映，才任命赵赤、田羽各为江北、江南二站站长；而赵也好，田也好，这些同志不要命地在大江门户拼搏，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调高音去，原是想替代他们，但事实证明，高音替代不了。”
郑位三首长说：“从大局上看，日本人败局已定；从国内来看，蒋帮蠢蠢欲动，南京地处战略要冲，必然有一段黎明前的黑暗。对南京的这支力量要加强，不能削弱；他们不仅能拿出兵来打；还要掌握着宁、沪、杭军事、政治动态，并要部分地控制大江两岸的经济情况。鉴于目前南京游击队两个支队的总人数已壮大到近五百人，我建议：把江北、江南两站合并为一站，江北支队与江南支队仍合并成一个队；改组党组，加强党的领导；整顿游击队建制，十人为一小队，八至十个小队为一中队，总共还是五个中队，仍称为南京游击队，至少按照营级建制。我建议车参谋长拟个初稿，报请党委讨论。”
徐海东首长说：“两次各调一百名队员给主力部队，沿江七十多站里，除南京联络站，无第二处；搞近万的枪支，满船的军用物资，打开一个又一个军火仓库，歼灭那么多敌人，掌握那么多敌工关系，也是沿江各站望尘莫及的。这些干部是党的生命，党的财富，那些坐在后方机关的老干部怎么体会不到呢？开会时，最好把区党委刘顺元同志和师长罗炳辉同志也请过来。”
半年后，上级下达了关于南京联络站及游击队改组的批文，由车参谋长传达：两站合并，成立南京联络站，赵赤任站长，田羽任副站长；江北、江南两支队合并，仍称南京游击队，按营级建制，下设五个中队，火凤任教导员，李觉华任队长，林伊豆任第一副队长，平伊诺和章桐任副队长；成立新的党组，赵赤任第一书记，田羽任第二书记，火凤任副书记，李觉华、林伊豆为党组成员，火凤抓组织，李觉华抓民运，林伊豆抓宣传。整队后，各中队长和小队长的任免由党组决定，中队长任免报联络部党组批准。
重新组建后，南京联络站和游击队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赵赤、田羽两位老战友握住手，笑逐颜开。田羽并未因赵赤取代了他第一负责人的位置而产生思想波动，反倒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赵赤做好工作，体现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赵赤也深知上级这次对南京联络站和游击队工作调整的意义和远虑，所以放开手脚以更大的热情与智慧，同田羽、火凤等战友一道，从更高的层面对待南京站、队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