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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天下微雨，我8时30分撑着一把五色雨伞，步行去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不在办公室，其他人说股长轮休。
我从上衣口袋掏出智能手机，查询到股长的短号，直接拨通，恭敬地说：“股长您好，我是欧剋，我的支教通知要在您处写吗?”
“你去年抽调到其他单位，你要找程副局长，看看他怎么安排?”苏股长回答道。
我说：“昨天找过他了。”
“那就找东老师写。”苏股长说。
我走到东老师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说：“东老师，股长叫我找你写支教通知。”
“我不知道，打电话问问他，”东老师走出门口打完电话回来才说，“要去问问程副局长，你等等！”
我只好站在办公室等。
不一会，东老师拿出一份程庆副局长签字的支教通知书要打印。我一看，觉得不对头，就问：“怎么写三年?”
“他这样写的。”东老师说。
我想，其他老师支教都一年一年的，再说昨天程副局长说同意支教一年，是不是搞错了？
我马上去找程庆副局长，不在。随即到局长办公室，刚好副书记、两位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都在那。我开门见山地说：“程副局长，怎么支教写三年?”
“你自己申请的。”那程副局长说。
我说：“我申请的是一年。”
“我们领导班子决定的。”久彪局长说道，“就三年吧。”
“又对我特殊待遇？”我皮笑肉不笑地说完就走，心里却纳闷，“难道趁机挤我出教育局？”
我一边说着，一边就觉得平时在教育局整天无事可做就郁闷，现在能回故乡支教又能陪伴父母，更能出去体验一下校园生活，了解现代教育现状，找找其根源，写部作品。一想到这些，就高兴起来，充满信心。
我走出门，又看到支教通知有错别字，就走回去对程副局长说：“这个是什么字，什么意思？”
“老师。”程副局长说，马上用笔改正，要求重新打印。
东老师打印一份新通知书，再盖好公章递给我。我还发现两处错误，缺少一个“学校”的“校”字，“参与”写成“能与”。我对他说：“还有两个错误。”
他有点不耐烦了，说：“算了，错就错吧。”
我哭笑不得，心里想：这份支教通知，放在学校档案里，就是证明教育局工作人员工作马虎的证据啊。
我又找程副局长，说：“这里写到神磊山学校，到底让我去中学，还是小学？”
“中学不缺人，小学缺人。”程副局长面无表情地说。
“我是高中语文教师，让我去小学支教？这行不行？就怕违反有关规定。”
“中学和小学很快就合并了，先到小学，今后再调整吧。”
“哦！明白。”
我走到楼下，温明老同学追下来把我拉到走廊边，说：“你还嫌没有吸够粉笔尘吗？”
“你以为我愿意吗，那是没有办法啊。”我从袋包里取出支教申请书给他看：
尊敬的教育局领导：
你们好！我志愿到神磊山中学支教，以尽孝道。
我是神磊山人，当时父辈有四户人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父母含辛茹苦养大我，教育我做人要诚实、要勤劳、要感恩，使我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参加高考走出乡村的人。1981年7月回到故乡，先后在五所小学和神磊山中学任教，教学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成绩不断进步。1994年起先后调到麻埠中学、县四中和星州中学任教，因为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教学效果显著，2003年晋升为高中语文高级教师，2004年借调到星州县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工作，从此，一边进行作文教学研究，一边进行文学作品创作，发表各种文章三百多篇（首），出版过个人散文集、小小说集和教学教育论文集，编著师生作品集等，先后加入市、省作家协会，成为一位作家型语文教师，主要特长是作文教学。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得益于父母的无私养育和党的多年栽培。
故乡人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到外照顾孩子读书，我七兄弟姊妹每人早已异地发展，成家立业，生活条件都好。父母今年即将八十岁，但自恃身体健康，一直不肯离开故乡，两人守一个村庄，耕田种地。我们兄弟姊妹曾多次发动亲朋好友轮流做父母跟随子女生活的思想工作，但都无功而返。人生七十古来希，何况他们都将八十了，随时随地都有意外发生，村里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人，一想到这，我就心惊胆战、辗转反侧。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故事经常在我脑中浮现，为此，我志愿到神磊山中学支教，一可以让我能尽量照应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二可以让我能继续工作，报效党的栽培之恩。因此，请求教育局领导考虑我的支教心愿，让我一边为故乡校园文学服务，一边做父母离乡思想工作，打破“自古忠孝两难全”观点，实现“忠孝两能全”理想，践行传统忠孝之道。
此致
敬礼！
志愿者：欧剋
1月20日
温明看完后，称赞道：“哦，你好样的，有孝心！”
我拿着通知就打电话给老婆，说：“教育局让我支教三年。”
“三年就三年吧，”老婆答道，“我上完这届高三也回去一起支教。”
我沉默片刻，想道：“好，在哪干都一样，若开心就干到退休。不过，好像感觉到他们有意挤我离开局里了。”
我走进县创强办，向老同事打个招呼，黎琴股长说送我去学校。我说：“多谢，不用了。”
回家路上，我故意打电话给神磊山中学佘校长，佘校长说：“没有听说你来中学，应该是到小学吧。”
我又打电话给中心小学唐芳校长，他说：“中学不缺人，先到小学，合并后再到中学。”
唐芳校长是我三十年前的学生，为人随和，听说从不在老师面前摆架子，发脾气，所以老师对他非常尊重。
晚上，收拾好日常生活用品，走进房间对着床上的妻子说：“明天回乡支教了，今晚向你交点粮油吧。”
“那好，”妻子微笑地说，“明年我也回去支教。”
文友何华、黄康都在微信中说要送我去学校。他们分别是1984年和1999年星州师范学校毕业。何华在冲头小学、朱岗中学、县四中和县五中先后当老师、校长、副校长。黄康毕业就回家乡教书，早几年调到县信息中心当副主任。
我告诉他们：“你们要上班，今后再去吧，我妻子开车送就行了，你们去的话反而让人家感觉支教有点高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