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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我在晚修时知道第二天9点钟要参加2016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问题答卷。
语文科代表走到我面前说：“老师，今晚看《南京大屠杀》电影吧，八2班都已经看了。”
“真的吗？”我问。
那学生说：“真的。”
我想，明天就讲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了，既然八2班都看了，就让八1班也看吧，不然，学生有意见，上课也没有心思。正好教育创强办为教室安装了多媒体智能设备，我自己也学习操作方法。第一次操作有点陌生，一节课还没有看完这部电影片。
26日5点多钟就起床，房间里一个星期没有自来水了，就提着水桶到地势较低的办公室卫生间洗衣服，漱口洗脸。看看时间还早，就打开李光教研员的电脑看新闻，拿出手机看教师微信群，其中有一条是《成绩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两个男孩，长大后的区别》，写的是成绩好的大学毕业才拼搏，成绩不好的初中毕业就打拼，到头来成绩差的成了老板，而成绩好的却到成绩差的手下去打工。
我看着这则微信，就想起身边的那些人，确实如此，认真读书的读完初中，还要读高中读大学，甚至考研究生，起码24岁才走向社会；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初中毕业就出去打拼，也许早早就成为小老板了。我于是在微信里发出感慨：不必严逼差生学习。那位欧阳斌老师看到我的留言，就写道：“严格要求学生，我有血的教训了。”
吃了早餐就签到，但办公室还锁着，我只好上了早读课才来签到，第1节课还没有上完，一位外地监考老师就走进教室，点名12位学生去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我想，不是说9点钟的吗？怎么提前半个小时进行？
一个班走了十几位学生，这节课就只能停止，学生要求看昨晚还没有看完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片，我只能同意继续播放。
8点55分下课，我准备去参加9点钟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问题语文教师答卷，去到答卷室，还没有看见其他人，就问李主任：“通知9点钟进行，为什么还没有看到监考员？”
“9点30分开始。”李主任说。
我问：“怎么会这样？”
“上级要求和县教育局安排的时间都打架。”李主任说。
我说：“哦，这就是没有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了。”
9点30分，我们走进问卷室，还没有看见工作人员拿答卷来，我就在那里观察这些老师，三男三女，语文、艺术和班主任各两位，比较了六位老师，就开玩笑地说：“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六位老师，分三对，三对男女，一对脸圆圆的，一对身材胖胖的，一对身材瘦瘦的。”
“分析正确。”几位互相看看，一位发出同感的话语。
这时，教育局督查工作人员拿着问卷走进来，我说道：“现在又超过9点30分了。”
“无所谓的，有的是时间。”那位督查工作人员说。
我看着这些答卷，认真地实事求是地选择答案，其他四位青年教师很快就交卷了，我却不慌不忙地打“√”，交卷后就对其他老师笑着说，我的答案全对。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又看到一条微信新闻《某一小学生在校内教师宿舍楼后窗上吊身亡，留下“遗书”和父母道别》，“遗书”称“无所能，不受控制地做了很多坏事”、“希望父母好好的。”
我很震惊，一位五年级的学生竟然这样，让我产生更加不敢严格要求学生学习，更不能打骂学生的念头。
妻子向我发来一则短小新闻，称：昨天下午，芜湖一中高三学霸，父母要求其考清华或北大，当时在楼顶没有劝动就跳楼自杀了。
我想，这段时间不间断地传出校园的负面新闻，这说明我国的教育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希望总坐在办公室研究教育教学的所谓专家好好反省，去认真探讨该如何面对教育改革，解决师生压力的一系列问题。
即将放学时，总务处谭主任电话通知我去中学饭堂吃饭，原来凡是参加2016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工作人员和被调查问卷的老师都去吃饭。
我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在这里吃饭，两围桌只有三位是外人，其余都是学校的领导干部。那位会计拿出饮料瓶，说：“中午不喝酒只喝饮料。”我信以为真，就喝那杯“橙橘”，原来他们把橙橘皮泡水酒的称为“橙橘”。我苦笑一阵，最后端起酒杯走到另一桌，对那五位参加被调查问卷的老师说：“希望每星期都有这样的调查。”
大家都会意地打起哈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