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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我到星州中学为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申报表签意见。一放假，我到校长室对谭喜校长说：“我1998年在县四中组建文学社，校园文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2002年特调进星州中学兼任文学社工作，晋升为高中语文高级教师，2004年6月从这里借调到教育局培训中心，但十几年来我都研究作文教学，成为作家型语文教师，2016年2月去支教实践有效果，打算下学期回来专职文学社工作。”
“你借调到教育局十几年，回到学校就让你专职文学社工作。”谭喜校长认真地对我说。
听了谭校长的话，我心里美滋滋的。
8月底的一个下午，学校办公室何主任通知我：明天在学校创强办开会。我边听边暗自高兴：难道让我在创强办上班？因为我以前就在县创强办上班两年。
第二天，天阴沉沉，微雨飘飘，令人窒息，但我仍满面春风。不久，正赴参加高中新课程培训的妻子发来一条短信：根据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决定，请以下21位老师于今天下午2点30分到学校创建办开会……以上教师可以留在本校任教但不一定安排满工作量，也可以选择调出。
我的姓名不在名单里面，这表明可以留校了，我心想。
下午，我提前十分钟走进学校。在学校大门口看到那些可留可走的老师，一位英语老师气愤地说：“以前我想去珠三角就不让，现在老了就想赶我走，没门。”
一位语文老师脸无血色地说：“刚才校长说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级长不聘任自己，我就不满地反驳道，我班的成绩在普通班第一，为什么不看成绩？为什么有位高二普通班第一的班主任也不聘用？”
我为他们感到可惜，也为自己还能留下感到荣幸，就安慰一位老师说：“不想走就留下。”
我坐电梯来到创强办，看到正副校长都在。谭校长看到我进来微笑地打招呼，办公室何主任递上一杯茶，我暗自高兴。环视一下会场，有十几位老教师坐在办公台四周。
何主任递上一份表让我签名，看罢，我才知道我们是必须调走的十九位老师，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谭校长见大家都到齐了，就说：“根据校聘县管办法和编制，你们必须调离这里，原因有三种之一：一是没有本科文凭的，二是没有高中教师资格证的，三是离开我们学校两年的。”
其他老师无话可说都走了。
我清清嗓子胸有成竹地对在座的领导说：“我虽然离开学校有十几年，但我一直进行作文教学研究，创作文学作品，成为我县唯一的作家型高级语文教师，去乡镇中学支教两年半，作文教学初见成效。能否考虑让我专职文学社工作？”
“你说初见成效，说来听听？”谭校长好像感兴趣地问。
就像在沙漠里看到一片绿色，我高兴地说：“2016年刚去学校支教就遇上一个市宣传部的征文比赛，辅导的唯一学生作文获得二等奖，还辅导四五篇作文发表；今年上半年在麻坪中学，辅导的七篇学生作文推荐到市报，全都发表。”
“哦？”谭校长惊讶地睁大眼睛，很快又平静地说：“因为现在编制问题，你先去其他学校继续搞好，以后有机会再调你回来。”
回到家里，我自信地把开展文学社工作的重要性用短信传给谭校长，希望得到他的重视，并告知他自己五年后就退休了。
谭校长回短信称：正在考虑。
第二天下午，谭校长打电话来说：“局里不同意学校搞文学社，你必须调走。”
“县管校聘，您副局长兼校长都没有权利留下一位特殊人才吗？”我焦虑地想。
当晚，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县管校聘要解决特殊人才的看法》文案。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送给教育局有关领导。
“高级教师应到第一线发挥作用让更多人受益，”班副局长面无表情地应付说，“原单位没有编制了。”
我像打机关枪那样据理力争：“让更多人受益就让我在教研室负责作文辅导工作。实施县管校聘的目的就是提高教学质量，应考虑一些特殊人才，特设特岗，特事特办吧。据省教育厅有个精神规定，原单位不能解聘支教老师。”
“你反映归反映，但真没有编制了。”班副局长不耐烦地解释。
两年前我请缨去支教，没想到你们今天这样对待支教老师？难怪我县教学质量居市倒数一二，这与局领导不作为有很大关系。我心里想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育局。
一位老同事暗暗追上来，走到一个偏僻处，右手做着数钱的动作，说：“你好天真，没有这个活动，还指望他们重用你？”
“哦？”我有点疑惑，但理直气壮地说，“闲置我才无利用，吃亏学子并非吾。”
回到家，优秀班主任的妻子衡量再三，决定放弃高三教学而“夫唱妇随”离开这样的学校。我忽然看到闲客堂的庭院里那棵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的坚荚树，从树想到人，从坚荚树想到古今中外作家：作家虽然不能像战斗英雄那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也没有电视明星那样在媒体上引人注目，更没有救命医生那样在社会上令人敬重，但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能陶冶人们情操，鼓舞人们振奋精神，引导人改邪归正，教育人净化灵魂。好像毛泽东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话语在耳边响起，好像又鼓励我去新学校搜集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