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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从背后打来，死无对证，父亲说不清道不白。为土匪传递情报的“大包”，事发前畏罪自杀。没人去找“那啥玩意”、周德龙、安振玉为父亲作证。
那当时，北满地区的股匪基本肃清。我军进行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攻势以及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
哪怕王青山、孟继能起死回生，也时过境迁。土匪内线、司令部作战参谋裘文成，已经提升为锄奸科科长，是“董云程专案组”组长，更让父亲绝望。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无法向上级反映情况。害怕夜长梦多，裘文成打了《立即处决叛徒董云程》的报告。部队正准备南下，正在动员阶段，遂批准了处决报告。
原抗联领导知道情况后，指示：“我抗联战士能活到今天，个个都是英雄。特战旅的将士更是英雄中的豪杰，豪杰中的好汉。一个能把麻生太郎大卸八块的人，能看得起土匪谢文东、做他内线？你们狗眼看人低！在事情没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不准对董云程同志有任何伤害体罚之行为，谁枪毙他我就枪毙谁！”
军中无戏言，否则，父亲早就去“四十三军”见贾振天了。
父亲被关押在小号里，白天晚上有专人看守，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那天，父亲又被提审。这次没审问他所谓的投敌叛变经过，而是宣读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决定。父亲坚决不在“决定”上签字，提出两个条件，要么还自己清白，要么枪毙，绝不离开部队。经过几番周折，保卫部门决定，让父亲去军马场养马。他在一个班全副武装士兵的押送下，骑马去了军马场。
一九四六年八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朱瑞，在哈尔滨接见郑新潮时说：“马与炮不可分割，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炮兵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日军投降之后，在牡丹江沿线丢弃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军接收后缺乏马匹无法运出来等诸多因素，一九四七年二月，经朱瑞批准、炮兵党委决定，由原延安炮兵学校教员郑新潮等创建牡丹江军马场。该军马场隶属于东北军区炮校，任命郑新潮为场长，副场长暂时缺位。此后，东北炮校的教员郑新潮、邵清廉等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立了全军第一个军马场。
随着时局变化，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南下，踏上解放全中国的征程。父亲所在部队经过多次改编，彻底打破了原来的建制。
军马场里，父亲胡子拉茬蓬头垢面，弯弯腿勾勾腰，油腻腻的衣裳沾一层草屑和马粪。他没事就蹲在马厩旁边抽旱烟，“嘿嘿”笑，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
他二十岁出头像个小老头，不管四十多岁的伙夫还是刚入伍的新兵，都叫他“老董头”。他从不解释，叫什么答应什么。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随口说六十八岁，也没有人怀疑。他一双眼睛里充满杀机，一眼能看出此人非兵既匪。他兢兢业业地养军马、清马厩、打羊草、为马削蹄子挂掌，医治各种马疾，像养了大半辈子马。他骑术精湛，什么样的烈马都能驯得服服帖帖。他尤其枪法精准，在飞驰的马背上打狍子黄羊，枪枪不空。老董头不兵不民不匪，大家认，他肯定当了一辈子土匪炮头。父亲坚信部队一定为他平反，重返军营是他的最大渴望。
那天，父亲放马刚回来，场长郑新潮亲自找他谈话。郑新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事业的早期建设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马事业的创始人。他抗战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炮科，亲历黄埔学潮，面见蒋介石因强谏抗战未果，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和朱德座谈关于八路军的炮兵学校创建问题。他任延安抗大首席炮兵教官，创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沈阳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炮兵学校等。他是八路军炮兵专家、军马行家，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他比父亲年长十三岁，笑着对父亲说：“老董头，你有喜事了。”
父亲心里“咯噔”一声，以为季淑清带孩子找他来了。部队已经查清关于董云程同志的所谓叛变革命的问题，实属敌特与内奸相互勾结与陷害之结果。郑厂长对他在军马场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说他是个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诚的好同志，并写了鉴定。此时，两个原部队干部骑马赶到，当即宣布为他平反。
父亲激动不已：“我可盼到这一天了！我可盼到这一天了！”父亲和军马场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大家特意打了几只狍子，摆酒为他送行。父亲喝了许多酒，这才披露自己的曲折经历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大家恍然大悟，“老董头”不是养马行家，也不是土匪炮头，而是一位历经枪林弹雨，阅历丰富、资历深的老革命。尤其“老董头”还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更让人惊奇万分。
众人重新端量“老董头”，确实是位年轻人而不是老头。如果不发生这些误会，起码是师一级的首长了。父亲收拾东西，两个干部说：“不用收拾了，部队为你准备好了。”告别了相处两年的战友们，父亲和两个干部跨上马背。
战友们朝天开枪为他送行，父亲热泪盈眶，回身敬了个军礼。
日落时分，三个人来到一处偏远山坳下马。父亲正不知所措，两个人扑上来，猛地把他按倒，掏出绳子，把父亲捆得结结实实，重新宣读所谓的“判决书”。其中一个高个子、稍年长的军人说：“你有话快点说，我们转告你的家属，然后送你上路，就地枪决。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父亲实在不甘心，问：“你们为什么不早早处决我，还演出这么一场戏，让我空欢喜一场。”。
大个子说：“我们没在军马场里执行，一是怕惊动了马场的同志们，再是让你死得有点面子，上路前还能喝顿酒吃顿饱饭。你不能死得其所，但是可以死得明白，所以，我们没在背后开枪。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必须执行上级命令。你要面对现实，有什么要求现在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但是要抓紧时间。”
父亲马上平静下来，说：“我已经死过多少回了，并不怕死。我杀了日本大特务鲁一次郎、内奸刘小脑袋、日本关东军大佐麻生太郎、血债累累的王青山，还有数不清的鬼子汉奸和土匪，死而无憾。我才二十四岁，感到年轻了点儿，还能为党、军队、国家、人民做好多事情。事到如今，我自己说了不算，你们也说了不算。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负责调查、处理我的案子，我才能死得明白。你们要是不想让我知道，赶紧一枪毙了我。明年的今天，不一定是我的周年。”
父亲挺胸抬头，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两个人把枪举起来，又慢慢地放下。
矮个子说：“我们满足你的要求，你的案子，由锄奸科转到保卫部，批准机关是政治部，裘文成主任批准签字，对你执行枪决。”父亲咬牙切齿地说：“就冲裘文成这三个字，老子也不想死！”高个子不耐烦地举起枪：“这不是你不想死就不死的事……”父亲大吼：“我不想死就死不了！”他一使劲“咔嚓”一声，挣断身上的麻绳。高个子举枪没等搂火，被父亲一把夺走。等矮个子在后面开枪，父亲已经骑马跑出了匣子枪的射程。两个人骑马在后面紧紧追赶，不住地开枪射击。父亲必须赶紧脱身，否则一旦惊动了附近的部队，将插翅难逃。
父亲将身子藏在马鞍子侧面，勒马一点点放慢速度。马慢慢停了下来，一边“吧嗒”“吧嗒”地刨着蹄子，一边“噗噜”“噗噜”地喷着鼻响，“哗啦”“哗啦”地甩着笼头，支起后腿“哗哗”地撒尿。两个人骑马从后面追上来，见马鞍子空着，以为董云程已经下马躲藏。两个人悄悄下马，无声耳语片刻。高个子站在原地，伸着脖子观察。矮个子握着枪猫着腰，在附近的蒿子丛中搜索。
父亲没下马，回身“啪”“啪”两枪，打马向前飞驰。两个人发现自己没受伤，两匹马已被击毙，无可奈何地对着前方射击。黑暗中，马蹄声越来越远。
裘文成表面上若无其事，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赏罚分明。他关心下属，与上、下级关系融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内心里，他无时无刻都在忐忑哆嗦。自从他担任丹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从来不敢在椅子上坐实。他害怕董云程从天棚上跳下来，从门外冲进来，从床底下钻出来，他的戏就结束了。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原抗联首长无暇过问董云程的案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知道董云程案子的人越来越少。此时，裘文成被提拔为政治部主任，有了审批权。为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他立刻重启对董云程叛变投敌案子的审理，定案为通匪事件，在党委会上讨论通过，派专人专干火速去军马场宣布命令，就地执行死刑。
几年前，裘文成在团政治部当通讯员，随宣传科长下部队了解组织教育情况。九连结合土改，让苦大仇深的战士和解放战士罗玉祥忆苦，启发大家“倒苦水”、“挖苦根”。官兵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出身农民，受尽了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每人都有一本苦情账。解放战士深受启发，自我检讨，提高和改变了觉悟。
裘文成协助科长调查、收集材料。指导员拿着一件破棉袄问大家：“这是谁穿的?”战士们回答：“这是佃户穿的，地主擦屁股也嫌脏。”指导员问：“国民党能不能给穷人换棉袄？”战士们异口同声回答“不能！”指导员问：“谁能给穷人换棉袄？”战士们异口同声：“只有咱们的队伍，才给穷人换破棉袄！”
科长帮九连总结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经验，写成材料发表在部队报纸上，引起上级关注。罗荣桓认为，“诉苦”在部队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随即，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并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中推广开展。
“诉苦”焕发的巨大威力在战场得到检验，得到各方赞誉。彭德怀说，“诉苦与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使“部队中的气象涣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不久，毛主席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东北民主联军诉苦运动的经验，号召各部队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复仇立功、磨刀杀敌。许多解放战士刚被俘虏过来，军装未来得及换便投入了战斗，“誓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
科长在一次遭遇战中不幸牺牲，裘文成当干事。他帮科长抄过稿子，称自己也是作者之一 ，埋怨上级没提升自己当科长，一肚子怨气。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的姨夫替他打抱不平，说你这文才要是在国军那里，早当上了旅长。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他的意志逐渐动摇，终于被姨夫策反，秘密接受了少将旅长的委任状，不断为国民党提供我军情报。除掉了董云程，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两个保卫干部接受任务离开之后，裘文成长吁了一口气 ，挪过身子坐正，实实在在地坐稳了椅子。他不用再提心吊胆，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下班回到宿舍，他一个人喝酒庆贺。此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节节败退，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再为国民党效力将死路一条，他开始为自己的后路担忧。他对共产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败露之日就是死日。再一想，最后一个知情人已被处决，世上再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他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他只有忘掉过去，把自己当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谁知他一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内心里就天翻地覆电闪雷鸣。被他出卖的共产党人一个个怒目圆睁死不瞑目，让他时刻不得安宁。
这些年，他都靠手里的一枝笔左右命运。每当前程未卜，手里的这枝笔就为他化险为夷。他用这枝笔要了董云程的命，现在也得拿这枝笔来救自己的命。
他来到办公室，伏在桌子上拿起笔，起草新一轮“新式整军运动方案”，深挖董云程沦为叛徒内奸的思想根源，对部队再进行一次坚定革命意志的思想教育。
他骨子里与人民为敌，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想表达的思想更是文不对题。他准备明天再下基层连队寻找素材，发现比“新式整军运动”更好的典型，以“誓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那样的名句，抛砖引玉照葫芦画瓢。
外面有人报告，去军马场执行任务的两个干部回来汇报情况。
裘文成开门，一个人一步跨进来，反手插上门。他知道此人来者不善，本能去摘挂在墙上的手枪。那人一把将手枪抓出枪套，回过身，原来是董云程！
裘文成顿时愣住说：“你没死？”父亲说：“你没死，我怎么能死。”裘文成问：“我派去执行你死刑的两个人呢？被你杀了？”父亲说：“他们还有良心，我不杀有良心的人。”裘文成说：“他们哪去了？”父亲说：“半路上。”
裘文成摇头：“警卫连是干什么吃的！司令部戒备森严，你怎么进来的？”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裘文成说：“我现在是政治部主任，外面是警卫连，你不敢打死我。”父亲轻蔑地：“不是我敢不敢打死你的问题，而是你什么时候死、怎么个死法的问题。”裘文成愣了一下，问：“你想让我什么时候死？”父亲说：“现在。”裘文成哆嗦了一下：“你想让我怎么死？”
父亲说：“按你犯下的罪恶，应该千刀万剐。”裘文成说：“我有权做出决定，承认你的案子是冤枉的。”父亲说：“你是罪大恶极的叛徒内奸、国民党的少将旅长，这可没冤枉你。”裘文成说：“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不瞒着你。不过你把我杀了，你也成不了英雄，还是共产党的敌人。”父亲说：“我宁肯背着黑锅去死，也得先杀了你。”裘文成轻轻地叹口气：“我是非死不可了。”
父说：“你多活了这么长时间，让你赚了。”裘文成语气放缓：“董云程，你要能放我一马，我可以为你平反。”父亲嗤之以鼻：“你为我平反？天大的笑话！你是我党我军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去自首，向党和人民如实交代你的罪行，这才是真正为我平反。”裘文成又叹了口气：“我明白，我死到临头了。”父亲说：“你派去的两个人对我挺好，我也对你以礼相待。不想让你死的难看，我可以用床单勒，用枕头捂，想要暴死，就把你大卸八块。”裘文成说：“还是用枪打痛快。”父亲说：“开枪对我不利，再说你死的不配带响，还浪费一颗子弹。”
裘文成拖延时间：“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没有权利处死我。”父亲说：“你背叛革命与人民为敌，是最卑鄙最危险最无耻的敌人，官越大就越该杀，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执行死刑！给你钢笔，拿着。”裘文成问：“你让我写什么？”父亲说：“你用这枝笔签发我的死刑，我用它杀了你，你自己动手才合适。”
裘文成一动不动地坐着，半天没说话。
父亲看着怀表：“给你半分钟时间，还可以说三句话。”裘文成抬起头：“我见识了董云程，我罪有应得，我自裁。”说完，裘文成用钢笔扎向自己的喉咙。
他也算条汉子，端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
直至他任凭鲜血顺着创口喷涌而出，慢慢地歪倒在椅子上。
父亲用手指头蘸血，在刷了白粉的墙上写下一行字：
朗朗乾坤昭昭日月。我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苍天可鉴！贼叛已死大快人心！祝愿我军兵强马壮，势如破竹大获全胜，董云程虽死无憾！
父亲在裘文成床下的小铁箱里，搜出一张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委任状。他找出罐头和糕点，吃饱喝足潜出司令部大院，已是午夜时分。
天亮后，警卫员发现裘文成主任自杀，马上向上级报告。保卫部门这才知道，他是国民党潜伏的大特务，董云程同志是冤枉的。上级派人寻找父亲，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军籍予以重用。但是，董云程早已经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