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自从结了这门亲事，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我随身带着那把扁锉，走到哪里磨到哪里，已经磨出锋刃，说丢就丢了。我用筢子把后院和西沙岗子搂个遍，把我去过的地方找个遍，影都不见。没办法，我又偷了老叔一把一指厚的大钢锉，从头开始磨。假如我能将这把锉磨成一把刀，不得三百年也得二百九十九年。我千辛万苦，总算把大钢锉磨出点儿光亮。
晚上，我照样用十根手指头，捏住栓在榆树杈上的油绳，苦练悬爬。我立下规矩，在没练成悬爬之前，不许爬到榆树上。那天晚上，我终于练成了悬爬。
我双手抓着树皮，和猫一样敏捷地爬到树梢。
我见树杈上搁了样东西，拿过一看，原来是那把生了一层红锈的扁锉。我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如何将扁锉放在树杈上。我放弃了大钢锉，继续磨这把扁锉。我时刻把它放在身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
妈妈有病孩子又多，有袼褙有鞋面有麻绳，没有工夫纳鞋底做鞋。董云华有一双鞋穿到挤脚，老奶送给我。妈妈从不亏欠别人，用给我做鞋的袼褙、鞋面和麻绳，还老奶的人情。我和四老爷子一样，除了冬天都光脚，不习惯穿鞋。
拖拉机在南岛子翻地，翻出一片片芦草根子。
我和东南地的王德君、林富有、二田子过海来到南岛子，用铁耙子扒拉芦草根子。我舍不得穿鞋，也不习惯穿鞋，把鞋绑在扁担头上，证明有鞋就行了。
我们来到机耕地，开始扒拉芦草根子。林富有瞅我没看见，把鞋从扁担头上解下来，埋进土里吓唬我。半下晌，我们捆好芦草根子，赶在涨潮之前回家。
我一拿扁担，发现鞋没了，翻天覆地地行寻找，也没找着。林富有笑着说：“你别害怕，被我藏起来了。”偌大一片机耕地，已经被我们扑腾平了。
林富有也记不住藏鞋的具体位置，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用耙子扒到太阳落山，也没找到那双鞋。南洪子涨了满潮，我们也得回家。芦草根子有浮力，我们趴在草捆上面，顺潮流漂到南海底上岸，稍微控了控水，湿淋淋地挑回家。
我做贼心虚胆战心惊，一声不吭，摸黑坐在高桌前吃饭。妈妈知道有事，问：“犊子，鞋呢？”我撒腿就跑，在沙岗前壕沟里藏了一宿，天亮后回家坦白。
为了不让妈妈上火，我天天漂洋过海，到南岛子找鞋。机耕地里种的麦子抽穗了，我才在地中间一片枯黄的垄沟里，一耙子刨出半边黑布鞋帮。我像挖参人遇上了几百年老参，兴奋地喊起来：“我可找到你了！”
我怕把鞋刨坏，伏在地上小心翼翼，一点点地用手扒土。我忍不住照露出来的鞋后跟亲了一口，用手一拽，没拽动。我再用耙子再往下刨，吓的“嗷”地一声嚎叫，没命地跑到大坝上。我刨出了一截发胀的人腿，那是只女鞋，穿在女人的脚上！我没回家，直接跑到大队报案。公社“人保组”和县公安局警察来到现场勘察，很快查清。前些日子，砬子山那边有个女人失踪了。
有人说那个女人跟着野男人跑了，有人说被人害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方的家人到处找都没找到。
原来，那个女人不堪丈夫虐待，跟相好的跑了。他们跑到海边，女人想孩子要回家，被相好的掐死。那个男人在麦子地里扒坑埋了女人，在营口落网，被判了死刑。那女人的哥哥特地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两双鞋谢恩。
我哪敢穿，拿到南关沿磕了三个头，拢堆草点火烧了。
很多人责怪妈妈，为了一双旧鞋，差点儿把孩子逼上绝路。
妈妈病的更厉害了，虽然我不能为她做手术，也要用其他办法治病。听人说，用瓦片将啄木鸟焙干后用黄酒冲服，能治愈老胃病。我的弹弓奇准弹无虚发，不知多少“森林医生”死在弹子之下。妈妈不知服用了多少只焙干的啄木鸟，胃病也没见好。奶奶经常告诫我：“打鸟瞎眼睛！”
我毫不在意，只要把妈妈的病治好，给我留一只眼睛就行。
我站在院子里没什么可打，用弹弓瞄准老叔家房西头柳树上的喜鹊窝。
窝里的几只小喜鹊羽翼渐丰，两只老喜鹊轮流带着它们练习飞行。
我刚要收回弹弓，奶奶从屋里飞出烧火棍，一下打在我胳膊肘上。我胳膊“酥”地一麻手一松，弹丸“嗖”地一声飞向喜鹊窝。一只小喜鹊脑袋被弹丸击中，“哇”地一声一头栽了下来。两只打喜鹊悲愤地叫着，扑下来叼起小喜鹊的翅膀，想把它带上天空。它们知道小喜鹊已经死亡，疯了一样朝我扑下来，和我拼命，翅膀尖不断刮到我的头发上。我急忙躲进屋里，两老喜鹊直往窗户玻璃上面撞。
黑压压的喜鹊群从四面八方飞来，一边往院子里俯冲，一边愤怒地聒噪。到了半下晌，喜鹊还不肯离去。它们围着小喜鹊哀鸣，像在举行葬礼。
第二天头午，生产队在场院分麦秸。我挑起两大捆麦秸，过了文化室西边苹果趟子，再坚持几步就到家了。爷爷新刮的榆木扁担，还没钻眼钉栽子，麦秸捆不住地往下滑，崩飞了扁担。董云平在后园看见了，跑过来帮我挑麦秸忙。
他俯下身子往上挑，麦秸捆又滑了，弯成一张弓的扁担“嘎巴”一声脆响，扁担头狠狠地打在我的右眼睛上！我身子向后一仰，重重地坐在地上。
顿时，我眼前的世界减少了一半，剩下的半个世界变成了红色。
我的记忆也被崩飞，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我的右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左眼睛也受到了株连，如同被鱿鱼喷了墨汁，眼前全是黑点子。
我不照镜子，也不埋怨董云平，人家也是好意。
我不敢告诉家里，是对是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闹正经的遭到的报应。跌打损伤是我的家常便饭，淹死摔死被石头砸死都正常，不受伤才不正常。
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的一只眼睛瞎了，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
只瞎了一只眼睛，就让我生不如死，哪怕两只眼睛都瞎了，也得活着。
二爷在生产队做车辕用锛子刨木头，眼睛让木头渣子崩了。他在屯中德高望重，生产队马上套马车去复州城雀山，找专治眼睛的老中医为他看眼睛。我也想一块儿去，不知道对谁说，也没人问我一句，再说瞎了也不能复明。
那是暑假期间，我每天照样摸索着到山上割草，晚上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发呆。那天，我在山上摸索着拔蒿子，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看不清男女老少张三李四。那是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我心里一阵温暖，告诉他眼睛受伤的经过。
那人说：“小孩你要是相信我，就按我说的偏方去做，眼睛也许还有救。只是这偏方一般人很难做到，再说还有危险，弄不好还能丧命。”
我说：“只要眼睛能看见，我什么事情都敢做，死了也不怪你。”
那人说：“我看你这小孩一只眼睛瞎了，还一边磨锉一边割草，不一般。你得一连七天什么不吃，只吃柳树叶子；什么不喝，只生喝七七四十九条蛇血。我这个偏方，只对一个人有用，对第二个人不但没有用，还得变成双眼瞎。”
我问：“你是不是大西山的三梨干子？”
那个人没吱声，走了。我使劲睁开一只眼睛，只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往东北海龙王庙那边走，再就看不见了。不管那个人是神是人还是鬼，能在这种时候搭理我、为我出偏方，假的也是真的，哪怕骗我，也是我的恩人。
我想了一天一宿，没有任何办法，终于下了决心，按那人说的去做。
第二，我起得比以前更早，像瞎子走夜路，摸索到西沙岗子上。我钻进柳树趟子里，揪下一把柳树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吐出来。
挨饿那年吃“代食品”，什么都吃也没人吃柳树叶子，能把人活活苦死！头几年预防大脑炎，赤脚医生挨家挨户往人鼻子里喷大蒜水，再是熬柳树叶子水喝。墨汁般漆黑的柳树叶子汤，比猪苦胆还苦，好多人喝不下去都倒掉。
对比柳树叶子，猪食也好吃，饼子地瓜更是人间美味。
我揪下一把把柳树叶子，当成肥猪肉和白面馒头大米饭，狼吞虎咽吃了一肚子，苦大劲了也觉不出苦。我的祖太奶临死前，从鼻孔里往外淌海秧菜汤子。
我现在到了临死前，肯定从鼻孔里往外淌柳树叶子汁。
吃七天柳树叶子不难，一咬牙就能做到。一天生喝七条活蛇的血，连喝七天，让我犯了难。我眼睛看不见，一天什么不干也抓不住一条活蛇。要想生喝蛇血，只有冒死去爬蛇盘地。我把绳子捆在腰上，别着一把镰刀。我用手里的扁担探路，往西山砬子方向摸索。我把自己当成“老干乱”，去小西山吃胖头鱼。
我到蛇盘地上喝蛇血，顺便割山草，回家还不挨骂，一举两得。
我眼前模模糊糊，一直在胡思乱想，明白了瞎子为什么都能掐会算。越是看不见还越琢磨事，前八百年后八百年，自己先把自己当成神仙。党让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树立革命人生观，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再正确不过的真理。好在我和郝文章爬过蛇盘地，顺记忆中的山脊，一点点地往上面摸去。
事情再难，只要不怕死什么都不难。我没用围巾包住嘴，蛇也没钻进嘴里。
我不怕蛇咬，权当被蚊子叮了，也没觉得怎么疼。蛇凉森森肉乎乎滑溜溜，像小孩的皮肤，摸在手里还挺好受呢。我在南洪子石板下摸胖头鱼，也摸过蛇一样的鳝鱼。鳝鱼又黏又滑，在手里握的越紧、滑的越快，眼睁睁地在手里滑脱。
蛇身上有鳞片，比鳝鱼好对付多了，缠在脚脖子上和手脖子上，权当绑了截绳子。蛇从身上来回爬，权当小猫来回蹭痒痒。蛇钻进裤筒子里，钻来钻去不住地吐着蛇信子，出其不意咬一口。我干脆把衣裳脱光，蛇没地方钻也不钻了。
我躺在草丛中，解下缠在手脖子上的一条蛇，捏住蛇头攥住蛇身，一口咬断蛇颈用嘴含住。腥刺刺凉森森的蛇血一滴都没糟蹋，全被我咽进肚子里。
开始，蛇拼命扭动挣扎，血被我吸干了，很快成了一条僵蛇。
光是缠在我胳膊和腿上的蛇，就不止七条。
我喝足了七条蛇血，先是浑身冰凉，逐渐燥热起来。我割了山草，摸索着扔到悬崖下面，估计能挑一担，这才拿了衣裳和镰刀，摸索着下蛇盘地。
我凭太阳的热度和仰角判断时间，不到上午十点钟。我收了山草，捆了两大捆，挑出石门沟，放在海滩上。大概瞎子的记忆都不好，我突然想来，扁担还落在蛇盘地上面。我又爬上蛇盘地，摸到一根胳膊粗细、肉乎乎的东西。我从头捋到尾，原来是一条三米多长的大蛇！这哪是蛇？应该是一条大蟒！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任大蟒从我身上慢慢滑过去。我摸到扁担，下了蛇盘地，出了石门沟，走进西大流。我浑身蛇伤，被海水一杀钻心地疼痛，肿起一块一块。
蛇吐的粘涎子粘了我一身，用海水洗不干净，再用沙子搓洗。
我一连吃了六天柳树叶子，爬了六天蛇盘地，生喝了六七四十二条蛇血。
第七天大雨倾盆，我来到西沙岗子，和着雨水，吃了一肚子柳树叶子。我涉过一人多深的大水湾，越过几条激流，努力不被冲走。我跌跌撞撞地摸到石门沟上面，下面的山洪“轰隆隆”响，脚下的地面微微发颤。我知道天下雨蛇进洞，特意带了把铁锨。我用铁锨支撑着身体，千辛万苦地爬上了蛇盘地。
我挖了一座大坑，不慎掉进去，也掉进了软乎乎的蛇堆之中。我喝足了七七四十九条蛇血，躺在蛇坑里不想出去了，疲惫地睡了过去。坡上的水流下来，坑里面集满了水，我被呛醒，也清醒了。蛇盘地上都是无毒蛇，不知道有没有疗效。
要是喝了毒蛇之血，我早被毒死了，治疗不治疗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不管什么结果，都由老天爷决定。
我的右眼眶子开始蜕皮，一连蜕了十几层，眼前终于有了光亮。到了年底，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视力。我一直不敢照镜子，不敢用手摸，以为右眼睛一定瘪瘪的，是个黑洞洞的窟窿。我这才敢照镜子，蜕过皮的眼眶子呈粉红色。我的右眼珠子好好的，只是瞳孔扩大了一倍，眼前有几个黑点子飞来飞去，可能是“飞蚊症”。管他是什么症，保住了眼睛，应该谢天谢地。我触摸到痛点确定，扁担头崩在眼眶上。要是崩了眼珠子，就是铁眼珠子也得被崩扁，钢眼珠子也得被崩飞，龙眼珠子也得被崩冒，人眼珠子更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我又逃过了一劫，还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蛇血和柳树叶子起到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
在我最绝望的时刻，它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问郝文章：“大西山谁懂得治疗眼睛的偏方？”他说：“可能是三梨干子，也可能是董太万，还可能是刘希和。”有一天我问放牛的三梨干子，他说：“我可没有这两下子。”我又问过董太万和刘希和，他们都说不是自己。
那个恩人，大概除了神仙就是我自己，再就是绝望中产生的幻觉。
人生在世确实不容易，尽管我才十五岁，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人生道路注定充满了坎坷。反正没有趟不过去的河，翻过不去的山。
“六一”刚过，妈妈正在地上做晚饭，三舅来电报：母病故速归。
爷爷奶奶早就和妈妈说好，姥爷和姥姥不管谁去世，妈妈只能回去一次。妈妈无法选择，赶紧把炼到外面的火填进灶坑。她装作跑进里屋拿一件要紧的东西，脸对着囤子空痛哭，还不敢出声。片刻，她擦干眼泪又拿了件东西跑出去，接着做饭。她腾出工夫又跑到里屋，对着囤子空无声地痛哭，再拿了件东西跑出来。
条桌、锅台、地上、后门口，摆满了破破烂烂、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顿晚饭，是妈妈用眼泪做成的，应该叫“哭饭”。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陪伴妈妈，仿佛哭的一塌糊涂。妈妈无法选择必须选择，一狠心舍弃姥姥，等姥爷去世时再回去。
第二天一早，三舅又来电报，姥爷也病故了，让她速归。只差几个小时，姥姥和姥爷相继去世。也许他们约定好，为了见女儿一面而共赴黄泉。妈妈以死抗争，不让走就一头撞死，奶奶只得答应。父亲到二爷家借了八十元钱，妈妈穿了姐姐一套草绿色衣服，带了点花生苹果，还有六岁的弟弟。
我用自行车把妈妈和弟弟送到永宁东大道，坐公共汽车去许屯车站。
妈妈坐火车一到泰康，顿时惊呆了！舅舅姨姨和亲戚们，足足有上百人接站。更让她不敢相信的是，姥爷和姥姥没死，也在人群中间！听说女儿不能回来，弥留之际的姥姥硬撑着活了下来。老舅只得给妈妈又拍了封假电报，谎称姥爷也病故了。姥爷和姥姥不给女儿找麻烦，只活了一个星期，双双离开了人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妈妈为姥姥、姥爷送终之后，一住四个月。
奶奶三天两头让我写信往回催，我把“菜园没人照顾”写成了“果园没人照顾”，有夸大其词之嫌，让几个舅舅嗤之以鼻。舅舅和姨姨们也不回信，坚决不让妈妈回去。要不是牵挂家里几个孩子，妈妈真不回来了。这四个多月，奶奶每天为我们做三顿饭。每天晚上，父亲坐在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为我们补衣裳、钉鞋，一直到三更半夜。那一年秋天，妈妈从林甸回来，我和父亲到永宁接站。
妈妈养的白胖，根本不像个病人。弟弟长高了一个头，我都认不出来了。过永宁西大河时，我要背妈妈和弟弟过河。妈妈大概忘记我在身边，和父亲撒娇：“人家让你背。”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过头去。妈妈带回一大包亲戚们捐助的旧衣裳旧鞋。全家老少喜气洋洋焕然一新，比过年穿了新衣服都高兴。
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天很冷，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有霜冻。
父亲的的两位老部下在执行公务途中，顺便来小西山看望他。他们相互敬礼、拥抱、流泪。我从沙岗后搂草回来，姐姐到园子里拔萝卜回来，目睹了这一切。父亲对两个部下说：“我现在也行了，儿子能搂草了，闺女能干活了。”
我听出父亲话中的无奈和苦涩，心里很难受。
这些年，父亲衰老的很快，身体大不如前。谁家办红白喜事去赶礼，父亲喝点酒就烂醉如泥，胡说八道，成为大伙儿的耍物和笑料。那天晚上，妈妈杀了一只下蛋鸡，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父亲威严地坐在正位，两个部下恭恭敬敬给他倒酒。父亲喝了一斤酒，没有半点醉意。他不但不像“小炉匠”，像极了杨子荣。我这才相信，他确实是威震敌胆的特种兵、侦察员、董司令、老革命。
父亲郑重地对两位部下说：“这些年，我以为能恢复档案，承认我的革命经历。现在年龄大了，我也死心了。我还有块心病，你们帮我除掉吧。”
父亲从贴身口袋往外掏，我以为是这些年的党费，谁知他竟掏出一把乌黑闪亮的手枪！他从墙上撕下张日历，用油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两个部下。高个子部下接过手枪，用手掂了掂，拉开套筒看了一眼，把枪还给父亲。
他说：“司令员，我们到复县办案，顺便来看看你，枪和我们无关。”
父亲说：“我上半辈子离不开枪，一是工作需二是喜欢，带在身上是福。我早已经没有资格带枪了，带在身上是祸，再不交就违法了，早该交了。”
高个子部下说：“你看这事怎么处理？”矮个子部下说：“司令员带枪不合适，写个证明，交到复县公安局吧。”父亲长嘘了一口气：“我还有两枝。”父亲打开柜子，把手伸到底下，掏出帆布包裹的两枝匣子枪，还有一大包子弹！
这是当年，妈妈送给小哥哥董太淘的。那一年父亲去黑龙江，又到大草甸子起了出来。两位部下写了证明，三个人签字，高个子部下把枪和子弹装进提包。
这些年，父亲怀里一直带着手枪。柜子底下，放着两枝匣子枪和二百多发子弹。父亲哪里是以手代枪？时刻都是真枪实弹地瞄准目标。大伙儿给他取外号“无声手枪”，不但名副其实，更恰如其分。他深邃诡谲藏而不露，别人称他“黄狼笑”哪够？狐狸、狼和老虎算老几？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狗眼看人低罢辽。一想这些年，我刻的木头手枪能装备一个杂牌手枪营，白刻了。哪怕我把小西山的木头全刻成枪，堆成西山砬子那么高，也不如父亲三把真枪中的一把。早知道父亲有枪，我偷来一把藏到“蛇盘地”，神仙都找不到。我像小兵张嘎那样有了真家伙，父亲恢复原职，全家人都跟着得好。
父亲和两个部下到“三块石”钓鱼回来，四爷赶了马车给我家送碱泥。头几天，公社放映电影《昆仑铁骑》，勾起了父亲对战争年代驰骋疆场的回忆。
父亲和两个部下帮四爷卸完车，留四爷在家里喝酒吃饭。四爷知道父亲会骑马，特意带了副马镫。父亲卸下辕马备好了鞍子，飞身上马。
高个子部下从身上掏出一把匣子枪扔过去，父亲一把接过往腿上一蹭，子弹上膛，打马向南山头飞驰。整个小西山人全出来了，观看父亲的表演。父亲骑马和举枪的姿势，比电影里的连长雷杰还威风英武。转眼工夫，他骑马从地东头飞驰而来。他一枪没放更没打下一个活物，叫他“无声手枪”其实也不冤。
我家南园外有一排大杨树，上面长年栖息着两只喜鹊。每当喜鹊千辛万苦地筑好了巢穴，两只山燕子就飞来抢夺。它们往窝里面拉屎，把刚孵出来的小喜鹊叼出去摔死。它们赶走了喜鹊，心安理得地住进去。父亲策马从董云省房西头拐向南园外，朝天上“啪””地开了一枪。两只鸠占鹊巢的坏鸟惊飞，他甩手“啪”“啪”两枪。空中爆起两团羽毛，两只鸟儿坠落下来，大伙儿大开了眼界。
临别之前，两个部下留下二十元钱，和父亲洒泪告别。
父亲交了枪也丢了魂，一天天变老，目光浑浊丢三落四，耳朵也背了。只有讲述战斗经历时，他才眉飞色舞。他总拿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我相比，让我无法接受。我承认他有过辉煌，但是不服气。我和他是两个时代的人，各种情况天差地别。让我去当侦察员，土匪在哪里？即使有土匪，我的马和枪在哪里？即使我下乡挂职锻炼，我的家属在哪里？我锻炼回来了，谁给我转正？复县公安局能要我去当特派员吗？再说，我一次都没去过瓦房店。
父亲这一套没让我产生半点上进心，反而葫芦头养家雀——越养越筋筋。我看见大队干部远远走过来，赶紧钻进路边苞米地里。更让父亲愤怒的是，他越让我学什么，我偏不学什么，处处和他相悖。他对我仍报有希望时，就后悔不已，不该为我定亲。他对我失望时，恨不能马上让我结婚。这种矛盾心理，和我磨锉一样磨他的心。他心情很不好，一口口地吐血，动辄就成宿到亮地骂我。
我理解父亲的不容易，无论怎么骂从不还口，他不理我，我也主动搭话。他喜欢吃海物，尤其是小杂鱼，我想方设法也要弄回来。那当时时兴尼龙制品，只有“农转非”吃商品粮的人，才穿得起尼龙衣裳和袜子。《农村十种人中》又增加了一种人：工农结合户，大米肚子涤确良裤。一盘尼龙旋网相当于一艘舢板子，一挂尼龙拉网顶上一艘渔船。谁家拥有一盘尼龙拉网，不用出海打橛子锚网，更不用摇橹升帆划戕，一网就能拉上十几斤鱼。董云省在大队渔业队做饭，有一挂尼龙拉网。我经常和他儿子太全再加上郝文章，三个人一起到海上拉鱼。星期天一早，我和郝文章、太全背着网挑着筐，去西南海庙山头。
在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扶持下，孔家大队在滩涂上养殖了大片蚬子。大队派下乡知青看蚬子，谁去拉鱼被捉住，轻则没收网具重则送到公社。我们过了南洪子，来到庙山头。我们见四外没人，铤而走险，蹚水进入孔家蚬子地。我们把网撒进海里，我和郝文章提头一个，套上绳套躬着身子，快速把网拉到岸上。
光这一网，就拉了十几斤梭鱼。太全㧟着鱼篓跟上来，装满了鱼篓。养殖在水下的蚬子苗被拉网刮出来，随即被潮水拉进海里，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我做贼心虚，对郝文章说：“见好就收，我们回家吧。”
郝文章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套：“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由联合劳动者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形式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
连我都听的糊里糊涂，更别说太全了。我坚持马上撤离，立刻离开。
郝文章满不在乎地说：“再拉一网把筐装满，出了事我负责。”
两个知青突然从“钓鱼台”后面出来，大声说：“站住别动，到窝棚里去！”他们凶神恶煞般端着红缨枪，我和太全吓的浑身哆嗦。郝文章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迎上去：“哥们有话好好说，你们是知青吧？抽烟。”掏烟递上去。
郝文章唇下留着小胡子，穿戴不错气质不俗，两个知青都把他当成了知青，收回红缨枪，脸上有了笑意。胖知青问郝文章：“你是哪个点的？”郝文章说：“小西山青年点，家住大连西岗区凤鸣街九十四号。”郝文章说：“这点鱼，给同学们吧。”两个知青说：“你们拿走吧，再来拉鱼，到窝棚里来玩。”
我们把心提到嗓子眼，郝文章稳如泰山：“以后星期三、星期五再加上星期天，我们都来拉鱼。我们点栽了不少地瓜，下次给同学们带两筐地瓜。”
两个知青让我们到窝棚里吃饭，郝文章说：“下次再说。”突然，从身后冒出十几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一个身材高大，凶悍的知青说：“你们把网和鱼拿着，跟我们走！”郝文章故伎重演，微笑着递烟：“哥们，抽烟。”
凶悍知青粗暴地打断：“少来这一套，走！”
我们背着网挑着鱼，被那群人押到岸上。郝文章东张西望想寻找突破口，屁股挨了一脚：“磨蹭什么？天快晌了，我们好做饭了，还等着炖鱼呢。”
我们被关在窝棚里，接受凶悍知青的审讯，其他人忙着做饭炖鱼。郝文章好说歹说，凶悍知青答应放人，得没收网具，像判了我们死刑。
太全放声大哭，郝文章束手无策。凶悍知青说：“你们再不走就送大队处理，罚钱、批斗，让你们大队来领人，让你们家里送饭，然后送到公社人保组。”
我们站在门外，面面相觑。从窝棚里飘出的鱼鲜味儿也不馋人了。凶悍知青出来：“你们怎么还不走？”郝文章恳求：“网是这孩子的，他妈有病。网让他俩拿回去，我留下。”郝文章的仗义，让我俩深深感动。
凶悍知青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尹主任来开会，当面和我们说：来蚬子地拉鱼者必须没收网具，没有我开的介绍信，任何人不得拿走网具。”
凶悍知青进了窝棚关上门，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仍一动不动，。
姐姐普通话说得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散之后，被抽调到公社当了广播员，全公社都收听姐姐的广播。姐姐是我们家族的骄傲，让父亲扬眉吐气。
我突然想起来，说：“让我姐找人开介绍信。”郝文章喜欢姐姐，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黔驴技穷般地仰望天空：“找你姐有什么用？”天空上的那朵白云，优哉游哉地飘向永宁方向。我拉上太全：“走，到公社找我姐。”我和太全转身就走，郝文章仍站在那里不动。我们走出半里地，他气喘吁吁追上来：“就说你妈又病了，想吃鱼。”我不高兴地说：“我妈没犯病，你别吓唬我姐。”
郝文章不再骄傲，默默地跟在后面。我们光着脚穿过野地，脚扎了硌了全不顾，身上穿着赶海的破衣服，上面全是盐碱和烂泥。到了公社也到了中午，姐姐播完音，马上去多种经营办公室，拿来尹主任亲笔开具的“取网”介绍信。
姐姐让我们吃完饭再走，我说得赶紧回去要网。她送我出来，看见一脸泪痕的太全和狼狈不堪的郝文章。太全叫了声“大姐”就哭，郝文章仍故作高敖。
一路上，郝文章大发感慨：“走向死地，绝路逢生，天不灭曹。”
从早上到下午三点，我们没吃饭没喝水，往返五十多里路，一路小跑回到西庙山海边窝棚。知青们正在睡觉，被我们叫醒。他们烦透了，赶我们快走。郝文章一脸正气，胸有成竹有恃无恐：“这是尹主任开的介绍信。”介绍信上盖着“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大红印章，下面是尹主任的亲笔签名。
几个知青像看天书，凶悍知青像傻了一样，不知道我们和尹主任是什么关系。那当时，哪个知青认识公社干部，回城就有了希望，前途一片光明。郝文章把网卷好给太全：“拿着，”吩咐我，“挑着筐，回去顺便拉鱼。”
几个知青默默地站着，老老实实地看我们拿着网挑着筐，出了窝棚。
凶悍知青追出来，一把夺过网具，蛮横地说：“你不是能走后门吗？我偏不给你们网具！介绍信没有用，除非姓尹的亲自来，否则就到公社去告！”
太全绝望地哭了，责怪郝文章。我也恨死了郝文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郝文章说：“我们去找梁书记开介绍信，你现在把我们的网和筐送回家。”
凶悍知青低三下四地说：“哥们，我是开玩笑，回城的事还得求你帮忙。”郝文章得寸进尺地说：“我都饿了一天了，现在还没吃饭呢。”
凶悍知青殷勤地把我们请进窝棚里，几个知青赶紧洗鱼炖鱼，淘米做饭。香喷喷的大米饭做好，又炖了半锅梭鱼，我们饱餐了一顿。几个知青争相介绍自己的情况，郝文章郑重其事地记下名字。知情们替我们背着网挑着筐，已经涨潮，不能拉鱼了。他们给我们摸了两大筐蚬子，替我们挑到大西山南海底。
半夜三更才能退潮，知青们坐在岸边等着退潮，为了回城豁上一切。
到了南关沿，郝文章掏出记着知青名字的那张纸，撕碎了一扬手：“回老家去吧……”他突然气急败坏地说：“完了，我得回去。”我问：“你回去干什么？”
他脸上的汗直淌：“我的凉鞋拉在窝棚里了。”太全说：“那双破凉鞋你粘了多少回了，白给都没人要。”郝文章脸红脖子粗地说：“粘一粘还能穿！”
潮水漫到岸边。郝文章下海没走几步，海水淹到脖子，只好回来。他心情沉重，一路上一言不发。第二天我见到郝文章，也惊讶地说不出话。他脚上仍穿着那双破凉鞋，已将裂口粘合。退潮后，他连夜返回西庙山窝棚，拿回破凉鞋。
那一年知青回城，郝文章没兑现承诺。知青们告到公社，尹主任调离，姐姐广播员被撤，回小西山务农。尼龙拉网被没收，太全他妈喝了“敌敌畏”。
太全大骂郝文章不是人，我和郝文章好长时间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