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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全部希都寄托在姐姐身上，不指望我学习什么知识将来能做什么，不掉海里淹死不给他找麻烦就行。姐姐年年被学校评为“五好学生”，当大队长戴“四道杠”。全学校所有出头露面的好事，全让姐姐一个人包了。
姐姐是父亲的希望和骄傲，什么活不让她干，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功课。
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没有书包，姐姐用一条毛巾包着我俩的书。没几天，家里只给给姐姐买了新书包。我的书和本子有时候装在姐姐的书包里，有时候自己拿着。家里又给姐姐买了一件漂亮的塑料雨衣，下雨时，我披一条麻袋遮雨。
一次下暴雨，老李大河暴涨，用两根木头做成的小桥被水冲走。小账姐姐背着我过河，脚下被石头一绊，我俩倒在激流中。旁边的陈大友子一把将我俩抓住，拖到岸上。否则，我俩将被洪水冲到西海，几天之后，尸体在北海大流上岸。
我手里的书和本子被水冲走，赤手空拳上学，语文、算术都不及格。
奶奶以为学习就是算小账，每天无数遍地教我：“十个一就是十个，十个十就是一百。”我越听越糊涂，反而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还是等于几。
我和姐姐到山上挖菜，陈洪河在放牲口，给我俩出了道算术题：“你们俩算一算：仨加仨俩加俩，七十二加十八，等于多少？”姐姐很快算出来：“等于一百。”陈洪河说：“大闺女学习好，小小子不行，将来非钻牛腚不可。”
小西山的孩子有病，偏方就是硬抗，抗过去算命大，抗不过去爹妈再养。
谁家的猪有病不吃食，这可是大事，得赶紧去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打针灌药。大伙儿称学校老师是先生，因为能教学生。大伙儿称大夫为“先生”，因为能给病人治病。我不明白的是，李大先生是兽医，专门给猪和牲口治病，为什么也叫先生。一年级的算草本粉色本皮上，除了“算草本”三个字，还印着一只装着针头的大针管子。我以为学生有病，由老师和李大先生打针。全校学生打破伤风疫苗，不是老师也不是李大先生，是公社医院派来的大夫，我放心了。
那一回，我感冒发烧说胡话，几顿没吃饭。我让妈妈给我熬碗小米粥，放十几粒小米就行。妈妈怕奶奶骂，和老婶到海边薅“驴耳豆”，回来烀猪食。
“驴耳豆”里面混进“狼毒”，猪吃了中毒，躺在猪窝里口吐白沫。爷爷赶紧到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来给猪打针。不一会儿，爷爷和背着大药箱的李大先生，从街上风风火火地进了院子。我以为给我打针，吓的爬起来，“哇”地一声往后园跑。奶奶喊我：“是给猪打针！”我迟疑着进来，站在窗台上面观望。
李大先生把大药箱放在猪圈墙上，取出一具镶着铁框的大针管子，像四爷给大车打气的大气管子。他从一只木盒里取出一根锥梃子粗细的针头，装在大针管子上。他将针头连续刺进几只瓶子里，抽足了大半管子药水。他针头朝上挤出些许药水，排除空气，然后沉甸甸地举着，抬腿翻过墙头，跳进猪圈。猪也知道害怕，猛地站起来，警觉地看着兽医，做出预备跑的姿势。“六一”运动会上运动员预备起跑，就是这种姿势。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为圈里的猪捏了把汗。
李大先生笑容可掬地和猪对峙，出其不意将针头刺进猪脖子里。药水进入体内猪才觉出疼，“嗷”地一声嚎叫，窜进粪水里。李大先生志得意满地从猪圈里出来，要把剩下的半管子药水顶出针管子。爷爷急忙拦住：“别糟蹋了，我家小鳖羔子也病了，给他打了得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撒腿就跑，被爷爷一把按住，扒下我的裤子。我和猪那样拼命嚎叫、挣扎，用手死死地捂住屁股。
爷爷满面笑容地哄我：“一点都不疼，打完针就能到西沙岗子上玩。”
我仍嚎叫挣扎，爷爷举起大巴掌吓唬我。李大先生举起大针管子，我发现药水变成粉红色，是打针时回血，混了猪血。李大先生将大针管子藏在背后，朝爷爷使个眼色，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是大学生，我出个小账你能算出来，就不打针了：野鸡兔子四十九，一百条腿地上走，多少只野鸡多少只兔子？”
我眼前出现一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密密麻麻哪知道多少只。李大先生和给猪打针一样麻利，冷不防隔着裤子，把针头刺进我的屁股。
大针管子空了，剩下的半管子粉红色药水，全部注射到我的体内。我捂着屁股拼命嚎叫，感到身体被刺透，手上黏糊糊的，血把裤子洇透了一大片。
当天晚上，圈里的猪就死了。我也发了半个月昏，全身一层层地蜕皮。要不是奶奶给我磨土豆泥糊，灌绿豆水，用火油涂抹全身，肯定活不过三天。
于长波是我的同桌同学，我六岁他九岁。上图画课时，他给我画了一把小镰刀。图画老师给我批了五分，我放在小本夹子里，下课时到处找人炫耀。
暑假之后开学，于长波没来上学。原来他也感冒发烧，被李大先生扎了针之后，活生生地蜕皮蜕死了。他家和学校隔着一道墙，他带我到他家玩，他妈妈给我一个大苹果。他出殡那天，我们下课之后，扒到墙头上面看。
于长波的小棺材就像一只小玩具，放在院子中间的小灵棚里。他没有父亲，他妈妈抱着小棺材，哭得死去活来。他的两个姐姐点燃了烧纸，一边哭一边围着小灵棚跑。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趴在墙头上面的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赶紧打铃上课，下课不许学生靠近墙头。
李大先生又接连扎死了几个孩子，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小西山的董云功三大爷和盐场李大先生被抓时，我都亲眼见过。他们都被五花大绑，一个便衣警察用绳子拴着，来到学校和子女告别。便衣警察腰间，挂一把明晃晃的左轮手枪，手里拿着一根油亮的竹板子。四年级的董太生被老师叫出去，低头来到父亲面前，一眼没看一句话没说。我同班级的李芬一边哭一边走出教室，李大先生也泪流满面。每年新兵入伍，大队都用马车送到公社。派出所警察抓犯人，都要走到永宁。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走不快，警察就用竹板子打，像打牲口。我再上学，老师都变成了李大先生。算草本上印着的，是李大先生的大针管子。那些数字和算术式，是一群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
每当老师讲算术课，我以为要扎针，心狂跳，只想逃出教室。
从此后我一怕打针，二怕上算术课。
我喜欢夏天西海涨潮，海水涌进老李大河，下午放学涉水过河。一群群梭鱼丁子蹦出水面，一石头就能打死白花花一片。我还喜欢冬天下雪。中午和下午放学，同学们从老李小庙前开始滚雪球，一直滚到小西山东南地，有一个人高。
我挤不到前面推雪球，只跟在后面跑，张嘴接飘下来的雪花。
到了来年开春，路边的雪球一点点化透，那块地的蒿子格外茂盛。
从盐场到大西山竖了十几根电线杆，有的笔直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用竹竿代替。上面的瓷瓶被调皮学生用石头投准打碎，课间操被校长叫到台上批评。
小西山的董云福大爷赶车，从永宁拉化肥回来。董太全学雷锋做好事，偷了一大块化肥，埋进地头一株弱黄的苞米根下。在班级表扬会上，陈兴同学向老师和同学汇报了这一情况。老师不但表扬，还批评了董太全。老师把董太全叫起来，说：“你偷集体的化肥为集体的苞米追肥，也属于偷盗行为。”
被追肥的苞米疯长，结了两穗沉甸甸的大苞米，结果被人掰走了。
叔叔到边外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印着“劳动光荣”的新书包。姑父出差顺便来小西山，给我和姐姐每人都买了个文具盒。我的文具盒上，印着“哪吒闹海”的彩色图画。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手拿金刚圈，大战骑麒麟拿方天画戟的龙王三太子，后面跟着一群张牙舞爪的虾兵蟹将。姐姐的文具盒上，印着一群男女小朋友，一个揪着一个衣襟，拔一只大红萝卜。在姐姐的文具盒里面，印着乘法口诀。
在这之前，我无比羡慕其他同学。不管上课铃声即将敲响往教室里面跑，还是放学铃声响过往教室外面冲，书包里的文具盒“哗啦”“哗啦”响成一片。
家里不给我买文具，我用姐姐用过的铅笔根和橡皮头。代销店里最贵的铅笔八分钱，铅笔杆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彩色图案，末端自带橡皮。最便宜的“麻杆铅笔”两分钱，用刀子一削就断铅。卖一个牙膏皮可以买一枝“麻杆铅笔”，我把家里的一管皮鞋油挤空，拿到商店去卖。那个老太太闻了闻，不知道里面装过什么，怕有毒不收。爷爷准备扎刷子的一把猪鬃，被我偷走，到商店里卖了一分钱。
老太太找了半天，卖给我一枝笔杆开裂“缺肉”的“麻杆铅笔”，从外面能看见铅芯。她替我削铅笔，削一截断一截，削去一大半才保住铅芯。我有了属于自己的铅笔，庄重地装进文具盒。从此后上学放学，我连跑带颠故意抖动书包。
文具盒的撞击声太小，我在里面装了几块小石头。我再连跑带颠，文具盒里面“哗啦啦”响。我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学生了，骄傲无比。
大西山的高年级女同学叫我“小老虎”，劳动结束放学，用大筐抬着我。没有大筐，她们两个人四只手交叉握成“马莲垛”，让我骑在上面驮着我走。
大西山的男同学却欺负我，不是抬起一条腿从我头顶上跨过去，再是弹我的脑瓜崩。他们见我也背上了新书包，里面还有文具盒，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同学突然摘下我的书包，众人一边跑一边“传球”，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过官道中间水沟，一个同学故意没接住，“啪拉”一声，书包掉进水里。
我捞起水淋淋的书包，拣起石头追打。那些学生比我大三、四岁，顷刻间跑过了余联君房后。除此之外，我还得忍受精神上的伤害。我说老叔在边外拿回两只大鹅蛋，他们给我取外号“大鹅蛋”，说边外的鹅蛋比鹅还大。我说三岁时打过匣子枪，他们叫我“匣子枪”，说他三岁就打死过日本鬼子。我说父亲当过“抗联”，他们说他爹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董云程后来叛变逃回了小西山，什么时候暴露，就什么时候逮捕枪毙。枪毙地点已经选好：在小西山沙岗后蒲草地。
让我悲痛欲绝的是，文具盒里的铅笔被人偷走。
爷爷卖镢头把和粪滤子，奶奶赶海捉蟹子打海蛎子赶集，从来不缺零花钱。爷爷在屋里靠墙的梁柁上，挂着一截小竹筒，里面装满零钱。我趁爷爷奶奶不在屋，搬了方凳踩上去，在竹筒里偷了五角钱。家里不管丢了什么东西，我都是第一怀疑对象。爷爷发现少了五角钱，问：“是不是你拿了？”
父亲堵住门口，妈妈拿过烧火棍，准备用刑。我一口咬定没拿，叔叔在旁边幸灾乐祸：“小小子长大了得成董云功。”董云功是远支三大爷，因为盗窃和抢劫被判十年徒刑，正在蹲笆篱子。叔叔的定论，让妈妈很不高兴，对我态度有所缓和。她说：“你拿了就是拿了，没拿就是没拿。就是拿了，这回也不打。”
我被眼前的阵势吓住，只得承认：“爷爷的钱是我拿的。”
父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爷爷在跟前不敢动手。
叔叔更加得意忘形：“我说小小子好赶上董云功了，将来就得砸银行。”
妈妈说：“你跑前面看了？你能掐会算，怎么不知道哪天掉进井里？”
叔叔不好意思，满脸通红。前天，他在园子里倒退着吹口琴，掉进井里，扒住石缝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把全屯人都喊来了。实际上水深还不到胸口，他非常狼狈。爷爷对我说：“你要是馋糖和麻花，告诉爷爷，爷爷给你买。”
家里头一回有人把我当人，我感动地哭了。
我在鸡窝后面掏出一瓶墨汁、一支毛笔、一枝带橡皮的铅笔，一本封面画一支注射器和针头的算术本，还有每页纸都透亮的糙纸作文本。剩下的二分钱，被我藏在街门口的墙缝里。老叔列出一道复杂的算术式，认真进行计算，确实剩下了二分钱。并没因为这次偷钱买文具，父亲对我和姐姐一视同仁。
我和姐姐一块儿伏在窗台上写作业，父亲夸奖姐姐写的好。他拿过我的作业本看都不看，“哗啦”一声扔到门外。作业本也不愿意被虐待，死气白赖地骑在门槛上。妈妈埋怨父亲：“他写的不好，你可以打他骂他，别往外扔。”
那页纸撕开一道没出血的口子，只剩一点儿皮连着，像一条半死不活的狗伸出半截舌头。我下地拣起作业本，把“舌头”塞进“嘴里”，到驴槽子上写。
父亲总不给我好脸色，他并不是看不上我，而是把命运对他的不公朝我发泄。他对我比爷爷当年对他还残酷，完全忘记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伤害。如果说父亲当初最害怕那条花脸狼，我眼里的父亲，比花脸狼更可怕。我不管打碎一只碗或者一块玻璃，都逃到沙岗后，那里是我的避难所。
作家高玉宝到杨树房学校作报告，老师唯独不让我去。到九道河参观水利工程，老师也不让我去。我唯一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是学校放映幻灯《龟兔赛跑》，是为落后学生放映的专场。副校长的儿子比我还调皮，由他操作，我们是同桌。
庄稼起虫。我们经过苞米地边，一片片庄稼叶子在蠕动，第二天就成了叶丝和光杆。全校学生帮助生产队灭虫，“六六粉”不管用，直接用酒瓶子砸。
我一瓶子砸在石头上，瓶子粉碎。
总结时，老师说：“有的学生故意将瓶子砸碎，想割伤同学的脚。这是什么行为？是反革的行为！那个同学注意了，你离反革命还剩半步了！”
盐场代销店换了主人，由一位残疾军人经营。
他在朝鲜战场上眼睛负伤，视力微弱，辨别硬币靠手摸。有的学生鱼目混珠，用伪满洲国钢币冒充五分钱买糖块。他老婆帮他结算，发现多了好几枚伪满洲国硬币。他看不清人也不认识我，一口咬定：“是小西山董云程的儿子干的！”
老师非让我承认，“我盼望满洲国和小日本回来”。我不承认，他让我到黑板下站了四节课。父亲到学校据理力争，说的老师哑口无言，我才躲过一劫。
我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一时哪一刻，厄运又从天而降。
三年级以后，小学生开始使用钢笔。
所谓的钢笔，就是买了钢笔尖插在木头笔杆上，蘸墨水写字。墨水统称“钢笔水”，一种是二分钱的“色片”，有蓝色和紫色，放在瓶子里用水泡开，既是墨水。“色片”和止痛片一般大，我以为用止痛片就能炮制。我偷了奶奶的一片止痛片，在老师的墨水瓶里浸透蓝墨水，晾干化开之后，没有颜色写不上字。即使用真正的“色片”泡钢笔水，水放多了不显字，水放少了塞笔尖，不下水。
另一种是“鸭绿江”牌墨水，两角五分钱一瓶，只有少数学生买得起。我当然用“色片”，姐姐当然用“鸭绿江”墨水。我不知道“鸭绿江”是商标，以为整条鸭绿江日日夜夜流淌着蓝墨水。我要是住在“鸭绿江”江边多好，上学路上顺便灌一瓶，能用半年。我又担心，到江里玩水把全身染成蓝色，被一眼老师发现。手指头上沾了墨水，洗多少遍都洗不掉，太麻烦。唉，还是用色片吧。
在学校，我最佩服高年级同学刘继宣，他家住在沙包子，外号叫“老狼”。
他跑得快，嘴叼接力棒，把后面的人拉下一大截，一边跑一边回头两边看。学校在课间操考时事政治，他把“野板参三”说成“野板掺沙”，全场哄堂大笑。
我最羡慕五叔和“二黑子”等高年级号手，放学之后留校，集中在操场上练习吹号。每一把铜号都历经沧桑，浑身是瘪，窟窿眼睛，被焊的斑斑驳驳。有的号嘴子短了一截，号手的嘴唇恨不能伸进号管里面才能吹响。有的号嘴子永久性焊在号管上，甩唾沫很要费一番力气。能拔下号嘴子的号手很优越，尽管里面没有唾液，也动辄拔下来甩几下。有一支号没了喇叭碗成了光杆，号手照样吹奏。
只有号长，才有资格享用一支崭新的长管铜号。“六一 ”临近，号手们可以把号拿回家里练习。放学之后，他们把号套在书包带上，一跑甩来甩去，威风极了。小西山，五叔董云水和王德滨是号手。每天早晨和晚上，三里五村除了驴叫，再是号手们此起彼伏的练号声。“六一”那天，号长的号上栓了五角星和火炬的紫绒挂旗，其他号手栓了红绿绸布，和鼓乐队站在全校排头。随着体育老师一声“出发”号令，鼓乐齐鸣。鼓乐队引领着全学校师生绕操场一周，浩浩荡荡地走出盐场。到了盐场东边子，体育老师扛着大鼓，自由行进。全公社二十几所学校小学近万名师生，集中在永宁中心小学操场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我眼里最可怜的高年级同学，是家住盐场的于殿铸，独眼，衣服破破烂烂。他那只义眼深深地陷进眼窝里，不会转动，听人说是用狗眼睛代替。
下课后，他一动不动地靠在操场墙角，一只独眼专注地看着操场上嬉闹的同学。我好奇地闭上一只眼睛看着他，他以为我笑话他，把我追出老远。
我念二年级时，教室在西南角的偏房里，和“农中”教室隔着一座大门洞。
正门是深宅大院，主人曾经是一户地主，土改时将房子分给了佃户。
大门洞里东西门柱下面，各有两座花岗岩基座，我们下课后，蜂拥到门洞里面抢石座。只有大同学才能占住，坚持到上课。“农中”不是农业中学的简称，只是一间教室，没考上中学的学生在这里继续学习，配备两个男民办老师。
一个老师叫赵忠元，自学成才爱干净，裤线压得笔直，黑趟绒衣服露出雪白的衬领。他的一张小白脸上涂抹一层雪花膏，我们在另一间教室里，都能闻到雪花膏味儿。他写的毛笔字，分不出哪是字帖哪是手写。他教唱歌，让人以为是收音机和广播里面播放节目。另一位男老师叫徐百礼，是复州城高中毕业的高才生。他从小学到高中，各科考试都是第一名。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只报北京大学一所大学，可惜只差一分落榜。学校成立了“农中”，请徐百礼当老师。他把才华发挥到极至，教过的学生都有出息，有的还成了知名人物。和赵老师截然相反，徐百礼不刷牙不洗脸，却批评有的学生不洗脖子。学生说：“你的脖子比我还黑。”第二天学生们发现，他把脖子洗的干干净净。尽管邋遢，学生们仍对他尊重。
我眼里最好看的女同学，是“农中”的刘英。她高高的个，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比画上表演平衡木的女学生还好看。“农中”的两个男老师，经常和她到大门洞里谈话。每到这时她就低着头，用两只手捻动着辫梢，轻轻地摇晃身子。
我认为世上最最至高无上的人，就是老师。
我以为广播里面播放的所有男高音歌曲，都是赵忠元老师唱的。图画老师邹永桓，在黑板上几笔画出一把镰刀，他就是“神笔马良”。古凤桂老师梳两条大辫子，二十九岁镶两颗金牙，我刚入学时，管她叫过奶奶。她教我们唱“梨花打苞一片白，蝴蝶双双采蜜来”，把那个“苞”唱的闷声闷气，花一直没开。她带领我们班级去盐场东北边子摘地瓜叶子，刮大风，她一路抱着我跑回来。
校长董太元家访，叫小他十多岁的妈妈“大婶子”。妈妈给他冲了碗炼乳，他不嫌烫，顷刻间喝的干干净净。董太林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早自习”，就是印刷体。黄孝增老师整洁干净，说纯正的普通话，既是老师也是广播员。
学校的最神圣之处，是挂铃的地方。
西南顺砖墙缝里钉了一根铁棍，挂了一截钢条，生产队叫“钟”，学校叫铃。每天上课、下课、放学，工友提前走出办公室，用小锤激烈地敲打。
有一次铁棍脱了铆，工友刚敲了两下，铁条“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和董千溪一样，我的眼睛常年生大眼包，章民照常年烂眼边子。老师怕传染给同学，安排我俩坐同桌。上课时，我呲牙瞪眼才能睁开“大眼包”，章照民瞄准般眯起一只红眼，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戴眼镜的“刘瞎子”上自然课，诬陷我俩做鬼脸，让我们站着。他看我们不思悔改，又让我们到黑板前站着。
我的大眼包上面消下面鼓，你进我出互不相让，怎么也弄不回去。
父亲说要给我治眼睛，让我心头一热。我按他的指令，脑袋朝上把眼睛睁开道缝。他拿了绊瓶老白干酒，一下子灌进我的眼缝里，满屋子都是浓烈的酒味。
这不是酒而是强硫酸，活活把我的两个眼珠子烧瞎了。
我捂住眼睛满地翻滚嚎叫，父亲悄悄地走了。我摸索着扶住炕沿，一点点站起来。我眼前黑糊糊一片，没有半点光亮。我摸索到外屋地，找到水瓢和盆子，到水缸里舀水洗。凉水只能缓解疼痛，眼睛更肿的睁不开。过了好几天，我才能勉强睁开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连父亲都不可信，我还能相信谁？
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警觉，整天勾勾着小尖脸不说话，稍有风吹草动撒腿就跑。董克坏当年也给儿子瞎董万空灌白酒，把眼睛烧瞎了。儿子去滚砬子，被哪块石头硌好了。我也想滚砬子，一怕硌不正二怕摔不死遭罪，一直没滚。
老姑和奶奶一样，几乎每天赶海。每当刮大风，奶奶和老姑起得最早。她们仿佛早有默契，下了海滩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个拣竹竿一个拣大梭鱼。
爷爷留下竹杆准备盖厢房，郝振清老姑夫用竹杆编耙子卖。
郝文章的搂草筢子每当磨短了一截，老姑夫把筢子齿打下来，延伸重编，和新的一样。我的筢子齿磨短了一半，也学老姑夫那样，把耙子齿一根根打下来，无论如何编不上。我害怕被父亲惩罚，吓的摸黑跑到北海头，很晚才敢回家。
我在院子里找到筢子，已经被爷爷恢复原状，这才敢进屋。那天不知道父亲干什么事情有功，有资格和爷爷一起坐在炕上吃地瓜，没看我一眼。
自从小成子回盐场之后，除了郝文章，谁都不和我玩。
冬天，我刚和郝文章打了一次尜，董云华就把郝文章拉到自己一伙。夏天，我到西沙岗子上树晃“金虫螂子”装进瓶子，回去倒在院子里喂鸡。我上山割草，用“老蒲扇”叶子叠小船，放进海里能漂到王家崴子。我用“老蒲扇子”梗玩“拉勾”，自己裁判输赢。过端午节，小西山的孩子们相互顶鸡蛋，每年都诞生一个冠军。我用自己的脑瓜门顶鸡蛋，每次都是鸡蛋输，我的脑袋赢。
我在沙岗子柳树趟子里，自己和自己藏猫猫，玩“中国和美国打仗”。
一年四季，我最喜欢夏天，手脚不生冻疮，还能到南洪子洗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夏天多好。蚊子再多再咬，也比皮肉冻烂粘在鞋上往下撕强。
北风凛冽的冬天，我一个人到山上搂草。遇上“风口”站不住人也搂不住草，我躺在沟里避风，死了都没人知道。太阳故意使坏粘在天上，等把太阳盼得落下去，天更冷，我还得挑草回家。我再去楼草，偷偷带上老叔的《新华字典》。
字典里面有插图，我把每个字想像成某个人某件事某样东西。
我把几个人的故事联起来，就是一本小人书。我再把一群人的故事联起来，就是一部大书。我如果把字典从头到尾看完联想完，能写成几本大书。
冬天终于过去，身边朝阳的地方，钻出一片片嫩绿的草尖。我手脚上的冻疮也开始冒尖，痒得抗不住就挠，挠破了冒黄水。每当这时，我就看字典解痒。
我看字典认识了许多字，屯中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每件东西都有解释。
我跃跃欲试想看一本大书。我看的第一部大书，是《吕梁英雄传》。
我看大书就像“掉爪子”瞎董万空走夜道，一杵一杵磕磕绊绊。光是“前言”，我就看了一正月。我看字典不会查字典，仍不认识“蹂躏”两个字。连“掉爪子”瞎董万空都不认识。他有一本《康熙字典》，被“小白菜”拆了糊墙。
我朦朦胧胧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被许多人踩在脚下揉搓踩踏。我再遇见这两个字，翻过去不看。我把书看完，觉得没有我照字典瞎编的有意思。
我又看了《新儿女英雄传》进行辅佐，才能记住书中的许多人物。
雷石柱、康明理、武德民、二愣子、李有红、张明义、马保儿、辛在汉、杜玉贵桦林霸、康顺风、猪头小队长，牛大水、杨小梅、蔡老黑、张金龙、李臭子、等如数家珍。张金龙有个喽罗也叫小小子，和我的小名一笔一划不差。
世上肯定只有我一个小小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到大书里。幸亏董云华、郝文贵他们没看过这本书，否则我又多了个外号。我还看了《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等长篇小说。书中的那些悲情故事，仿佛都发生在我身上。以前，我把别人按在书中的人物身上；现在，我把自己按在书中的人物身上。
老叔用木头做了副枪托，装上铁件，复原了老洋炮。他装好老洋炮绑在树上，用绳子栓在扳机上。他拉开距离转过头，闭上眼睛一拉绳头，“轰隆”一声试射成功。他想打个活物检验杀伤力，发现西沙岗子柳树趟面有个东西。
他装好老洋炮，从后面一点点接近目标。他在瞄准瞬间觉得不对劲，枪口只来得及往上稍微一抬，枪响了。我身后一棵小擀面杖粗的柳树，“嚓”地一下拦腰折断，树头将我覆盖的头影不露。老叔跑过来拖开树枝一看，果然是我。
他气的踢了我一脚：“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我差点让你害了！”
老叔试枪成功，高兴。他一枪没打死我，更是万分侥幸。
他和爷爷要了十元钱，到盐场给我买了一口袋文具。
我已经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文具盒被铅笔塞满，也“哗啦”不起来。文具用不完我就糟蹋，光是扫进、被我扔进猪圈里的铅笔，足够供一头猪上完小学。
那天，我看见猪叼了枝铅笔在粪水里划来划去，像练习写“人”字。大概在猪的眼里，“人”字笔划少简单好写，以为做人也它们比做猪容易多了。
没人搭理我什么事没有，一搭理就抓鼻子上脸。我从窗户进到老叔家，肆无忌惮地吹他的口琴，用他的牙刷和牙粉刷牙，穿他的大皮鞋，戴貉绒棉帽子，穿哔叽衣服。我还开老洋炮，偷骑自行车，放洋戏匣子。他家里所有希奇古怪的东西，都被我糟蹋个遍。老叔频频到这屋告状，我的处境又变得牛马不如。
我盼望过年，杀猪吃肉，贴对联挂宗谱张灯结彩，花花绿绿心花怒放。
除夕夜吃完饺子，坐在炕头上守岁发纸放鞭炮，天堂也不过如此。
以往过年除夕一大早，我还在朦朦胧胧之中，家家户户上坟请神燃放“二踢脚”，远远近近“咚咚咔咔”的响声不绝于耳。我还在朦朦胧胧之中，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拖起来，给我穿新衣裳。早饭是豆腐炖鱼，大米稀饭，象征年年有余。爷爷把一盘小鞭从隔板上拿下来，让我今天随便放。父亲在屋里交叉悬挂一串串和平鸽、艳丽的纸花，都是从边外带回来的。奶奶好妈妈在热气蒸腾的外屋地煮肉，做大米饭。怕耽误学习，平日里父亲不让我们看小人书。那当时，家里的小人书还没被郝文贵借走不还，父亲全摆在窗台上，除了吃饺子再是看小人书。
现在过年，小人书全让郝文贵霸去不给，和平鸽飞走纸花凋零。
与其说我盼望过年吃三顿饺子，不如说三天不用上山搂草，把手脚上的冻疮养一养。更因为请神挂宗谱摆供，老祖宗回家过年，我还能过上几天不挨打不挨骂的好日子。除夕晚上，全家人坐在炕上吃饺子，守岁。我一个人坐在锅底坑，守着锅台吃饺子。没人不让我上炕，我已经不习惯和父亲坐在一块儿。
在两只大擀面杖粗的红烛照耀下，宗谱上面的辈分格子清清楚楚。仿佛就是为了提醒我好好算一算，将来我的名字，能填在第几层的格子之内。
高高在上的老头老太太是我的祖先，此时正在慈祥地看着我。
我在心里默念：“老祖宗啊老祖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苦遭罪，家里家外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好一点儿？我脚上和手上的冻疮，什么时候……”
“哗啦”一声，老祖宗从供桌上面跳了下来！
倒下来的蜡烛，引燃了供桌上面的鞭炮，“劈劈啪啪”地炸了个天翻地覆。黑暗中，我吓的失魂落魄，妈妈提着暖瓶出来，我“嗷”地一声扑到她身上。父亲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干的，下地轮起筷子，对我一顿狠抽。我捂着脑袋，逃到街上园子里。我依偎在草垛边不敢回家，直到满屯子开始发纸，在院子里堆放劈柴，燃起熊熊篝火。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我躺在草垛里面睡着了。
梦中，小哥哥领我去了遥远的天边外，我钻进大草甸子下面的家……
爷爷和父亲收拾供桌，才知道我受了冤枉。快过年了天天烧火，透霜的墙皮被热气哈透，钉子拔铆挂宗谱掉下来。这个年，我在恐惧和悲哀中度过，还不如不过年了。好在正月初三是的生日，奶奶煮饺子，顺便给我煮了两个鸡蛋。
我总也想不明白。毛主席为劳苦大众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我又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不用到地主家里放牛，冬天不用把脚插进牛粪里面取暖，不用做“小半拉子”长工，为什么手脚上的冻疮半点没少，还总受压迫。
直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这才明白：地主阶级在哪里？就隐藏在我们家里！爷爷和奶奶是老地主和地主婆，父亲和妈妈是帮凶，老叔是恶霸，姐姐是地主家里的大小姐，欺负我的恶少是董云华，我在家里是小半拉子长工。我在外面也是过街老鼠，没人说我个好，吃苦遭罪自作自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要翻身求解放，发动一场家庭革命。
我虽然不能把爷爷奶奶抓起来进行斗争，可以脱离这个环境。我想了好多办法，因为没有目的性，很难实现。打这开始，我产生了思想。
正月初四那天上午，董千溪来我家拜年。
为了在外人面前炫耀有后人，爷爷特意把我叫到炕上。
也为了在外人面前显示我将来不能在家钻牛腚，不能把我一碗凉水看到底，父亲拿了本《黄历》，随便翻开一页对我说：“给你大爷讲一段，这篇文章写的什么。”父亲也是下了赌注，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字认全，能不能讲下来。
那篇文章是《中山狼传》，家里的书我都看过。尤其这本《黄历》，我看了好几遍。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简子在中山举行狩猎，拼命追赶一只狼。狼遇到东郭先生说：“先生能借你的口袋让我苟延残喘躲一会儿，躲过这场灾难，我会报答你的大恩的。”东郭先生帮助了狼。狼安全后跳出口袋，扑向东郭先生。
董千溪装出惊喜的样子，说：“小小子这么点就能看大书，长大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别听大伙儿七姑咸八姑淡。”父亲一高兴，“咳咳”咳嗽两声。
父亲“咳咳” 许多次，炫耀般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爷爷一眼。
爷爷却认为我不闹正经，丢了他的人。他当年让父亲念书的事折腾得灰头土脸，就烦念书两个字。我即使把《史记》倒背如流，也不如背诵几条谚语。
他不顾过年不能骂人的禁忌，忿忿地说：“妈拉个呱嗒，没养好后人哪。你找小富有和太红子玩，别找小全子，净赶外张，多想点过日子道儿。”
在小西山，只有近支和亲戚在家里吃饭，才能脱鞋上炕。董千溪不是近支也不是亲戚，脱了鞋上炕，盘腿坐在炕梢。他小儿子董万金当队长，他没少出坏点子，父亲老叔和我没少受欺负。他和爷爷是对手也是发小，还念过几天私塾。他虽然不能说自己孙子比我好，也得显示有文化。他戴上奶奶的老花镜，念墙上年画下面的说明。那幅四联年画叫《火龙驹》，是一出历史戏的彩色剧照。
他把“王强欺君罔上”念成“王强欺君岗上”，把“芸香”念成“运（芸）香”。爷爷奶奶真心实意地留他吃饭，他转身下地，穿上鞋就走。
董千溪走后，爷爷奶奶犯了核计，不知道他这次串门有什么道道。
那年夏天，活蹦乱跳的董千溪突然死了。
喇叭班子演奏《四季歌》和《社会主义好》，敲锣打鼓伴奏，很有气势。前街人山人海，盐场、大西山还有陈屯、徐沙包子那边的人，都被招来了。
小成子从盐场跑来，我们在灵棚外面挤不进去。那天是活讯涨大潮，我俩偷着去南关沿洗澡。小西山的孩子们下海之前，用手接尿抹抹肚脐眼，据说水再凉也不闹肚子。我脱光衣裳，顾不上接尿抹肚脐眼，“扑通”一声扑进水里。
开始退潮，我一下水就被卷进激流，身不由己地漂往河口门子方向。我拼命挣扎，灌了一口又一口咸涩的海水。小成子一看闯祸了，赶紧上岸穿衣裳。
他怕我挨打，不敢回小西山叫人，跑往盐场去叫人。董云歧和郝文贵在南关沿割草，进到水里救我，差点被潮水拉走。他们一边跑一边穿裤衩，跑回小西山叫人。那是个星期天，大西山的学生们也在大西山南海底割草。
他们把绳子和扁担结在一块儿，下到海里，也没够着我。大西山的社员们正在地里拔麦子，一伙人跑到南海底救人。另一伙人跑往河口门子，摇船下网“闸沟”，进行围堵。我在水中沉浮，一口一口灌着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知道死到临头了。我望着头顶上的太阳，心里呼唤“小哥哥救我……小哥哥救我……”
隔着海水的太阳朦朦胧胧，小哥哥伸下一只胳膊，把我拖往岸边……
大西山的社员们都会凫水，“扑通”“扑通”扑进海里。
山后面，一面白帆摇摇摆摆地移向河口门子，渔民从北往南下挡网。
小西山涌来一大群人，后面跟着数不清的男女老少。盐场方向，一挂大马车载着一车人，已经过了黄茔下。我已经被放牛的董太生大哥救上岸，躺在纲草丛中奄奄一息。我光着身子肚子鼓鼓的，躺在黑压压的人圈里，像掉进厕所里没淹死的小瘟鸡。父亲“啪啪”地打我，爷爷“啪啪”地打父亲，老叔和老爷拉架，一家人滚成了泥猴。人们都来南海底，董千溪的葬礼，只剩下了喇叭班子。
大伙儿走到半路，被董千溪“送盘”的队伍堵住。
风水先生悄声对爷爷说：“纸品店为什么给死人少扎了一个马童？死人为什么正月里去你家串门？他知道自己今年要死，看好了你孙子，让他做马童。死人快把你孙子带上奈何桥，我画了幅咒烧了，死人才把你放了，否则……”
从来不信神不信鬼的爷爷，吓出一身冷汗，赶紧回南海底，对着海边叩头“谢神”。为了感谢董千溪的阴德，我们一家人披麻带孝，齐刷刷跪在董千溪灵前，行三拜九叩大礼。全永宁都知道，小西山老董家，出了个不省心的坏孩子。
第二天我挣扎着上学，一进教室就被老师截住，在黑板前站了两节课。课间操，我又被校长叫到台上，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批评、警示。
一连好几天，我一尿尿就火辣辣地疼，肚子里的海水一直没淘净。
人们街谈巷议，说董千溪早已经算好自己的死日，正月初四到西北地去征小小子做马童。只是小小子这个小鸡屌命硬抗神，在去阴间的半路自己跑回来了。
为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文化馆编了一台喜剧《真假马童》，把爷爷和奶奶塑造成两个老封建，为了给孙子订“娃娃亲”，不惜装神弄鬼，笑料百出。扮演我的小演员，正面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背面是戴着骷髅头的小丑，插科打诨无所不用其极。该剧在全县演出，又到省里参加汇演，获得各种奖项。
《真假马童》在永宁公社大礼堂演了两场，剧团还准备到故事发生地小西山演出，被公社领导劝阻。因为老封建的原型不好惹，非砸了场子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