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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半晌，我们早早出发，到复县永宁第二十五中学操场看电影。县放映队放映“根据电视荧屏拍摄”的电影《智取威虎山》。银幕上全是雪花点，我还以为布景上飘着鹅毛大雪呢。加映片放映“广积肥积好肥积优质肥，打胜农业翻身仗”。操场上，也弥漫着浓烈的臊臭味儿。电影场上人山人海，人多太挤，“肥”都被挤了出来。银幕上的小分队消灭顽匪座山雕，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
银幕下，三名观众被踩死，其中有医院院长的女儿，伤者若干。
小分队会师威虎厅，已经到了三更半夜。我们返回小西山时，天快亮了。
姐姐被公社撤回家没脸见人，天天窝在里屋不出去。她写了好多本悲壮的“革命日记”，还往后续写了若干年。她情绪低落时，就去西北海赶海，全家人轮流看着，怕她寻短见。父亲把我当成了丧门星，白天晚上无休止地咒骂。如果用我的性命去换姐姐的前程，他毫不犹豫。他骂我最多的一句话，是“造粪机器”
这吓的我好长时间便秘，一定是他的咒骂起了副作用。
那天，姐姐三顿没吃饭，父亲骂了我三遍，晚上接着骂。我被父亲骂的受不住，悄悄从里屋窗户爬到院子里。那当时又恢复了自留畜，我躺在驴槽子里睡觉。
毛驴冷不丁照我裆部咬了一口，差点儿让董家绝后。我躺在草料堆里，毛驴转过身，伤天害理地对着我的脑袋“哗哗”地撒尿。它完全不念我每天为他盗仙草一样，艰难地割回一大筐夜草。我狠狠地踹了毛驴一脚，它一蹄子差点儿崩碎我的天灵盖。我出了驴圈，以为父亲不骂了。父亲的骂声，又从屋里追了出来。
我不能在这个家呆了，出了街门，漫无边际地向村外走去。
那年秋天，生产队抓阄分苞米茬子。我家抓到了北海头“石茬子”苞米地，一座台田一共二十垅地。干脆，我去“石茬子”打茬子，躲过父亲的咒骂，还干了活儿。漆黑的夜晚似有很大的浮力，我觉得自己脚不离地，悬浮在黑暗中。
平日里要走很长时间的北海头，眨眼工夫就到了。我找到靠地边的那座台田，在黑暗中找准地垅。我拔起苞米茬子，将带起的泥坨子用力拍打干净。
我将两垅茬子打到半截时，心虚得不行，四外好像围着许多东西。漆黑的天空漆黑的树林子，漆黑的大地，一张黑纸又浸透了墨汁。我停下来，竖起耳朵倾听。海潮是爷爷在叹息，奶奶说梦话。海滩上鹅卵石串动，是三爷“吧嗒”“吧嗒”地抽旱烟袋。“叭”地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响，是盐场的四爷在抽鞭子。
偶尔传来一两声无力的鸟啼，是粘在黑纸上的小蠓虫在徒劳挣扎。
远方不时传来一阵阵驴叫，是谁家的孩子闹夜。
妈妈仿佛站在后园喊：“小小子快回家！”细听，又什么声音都没有。深夜，我一个人在荒漠的野外干活，宇宙就是一口大棺材，和死了差不多。
大片的海田改成了台田，将东西垅改成南北垅，短垅改成了长垅。播种、耪地、追肥这些农活儿还好说，不用来回跑趟。像拔苗、打茬子这些活儿，和坎坷的人生一样没有尽头。每一座台田上，固定播种二十垅苞米，台田沟的两边栽棉槐。茂密的棉槐将台田沟覆盖得严严实实，里面更加阴森可怕。
台田沟里“刷刷”响，像许多长长的东西爬来爬去。好在我不怕蛇。
更可怕的是台田沟外面，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为了战胜恐惧，我拼命地打茬子，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坟地里一座新坟上面，钻出一片稀稀拉拉的青苞米苗和青高粱苗。我突然起了身鸡皮疙瘩，新坟里，安葬着盐场的韩少波！他二十五岁眉清目秀，在生产队当会计，一个星期之前上吊死了。村里好几个姑娘都对他有意，他偏偏恋上一个有丈夫和孩子的媳妇。他和那媳妇幽会，被那丈夫当场抓住，拖到大队当众暴打一顿。他没脸见人寻死觅活，家里人时刻看着。
那天下午，他到大队对完账之后，吊死在大队旁边的苹果园子里。我们放学后跑去看热闹，只见大队书记亲自卸吊。韩少波的脖子被绳子勒得打了个折，脸憋得通红。他歪着头伸着长长的舌头，仿佛故意扮鬼脸吓唬人。他的脖子被绳子拽的细细的长长的，只靠一层皮连着，身子显得很短。大概怕自己死的不彻底，栓好了绳套爬到树上往下跳，把颈骨活生生地拽断了。他的脚尖绷得笔直，在地上划拉出一条弯弯的孤状浅坑。人们分析，他大概后悔了又下不来，才用脚够地想摘下绳套。反正人死了再也不能活了，带走了所有的谜团。
绳套勒得太紧解不开，书记喊：“拿把镰刀来！”
有人递上来一把镰刀，被棕油熬过的绳子太结实，书记连砍了几刀都没砍断，发出弹棉花弓子般的“嘣嘣”声。书记又喊：“拿把手锯来！”有人递上一把手锯，书记猛拉了一阵。苹果树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尸体“扑通”一声掉下来。
沸沸扬扬落下一层发黄的树叶，覆盖在死人身上。很快，县公安局两个警察骑摩托车来到现场，勘察、了解情况定案，认定韩少波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老叔也是小队会计，韩少波几次来他家里对帐。那天他对完帐出来，看我在街上跳土堆。他和我单腿比赛，看谁能从一座土堆跳到更远的那一座土堆上。
我脑袋“轰”地一声，仿佛被半空垂下的绳子勒住了脖子。
假如我知道韩少波葬在这里，宁肯像太爷骂死闫（袁）世凯那样、被父亲活活骂死，也不来这里被活活地吓死。一只无形大手，把我脑袋往坟地那边扭。
新坟上冒出一个黑影，一座座地跳坟头，又一步跳过了台田沟！我吓得灵魂出窍，不分东南西北狂奔而去。我没跑几步被绊倒，一头栽倒在一座土堆上，上面有一片苞米苗和高粱苗。一块石头下面压着烧纸，用两根秫秸插的“城门”上，挂着一串铜钱……我竟跑进了坟圈子里，绊倒在韩少波的新坟上！我周围数不清的坟头，数不清的青苞米和青高粱苗，一座座“城楼”上，挂着一串串铜钱……
一个个韩少波吊在坟圈子里的杨树杈上，枝头都被压弯了。
我转身一个高跳过台田沟，退回到台田上，盼望天快点亮。奶奶说：“晚上经过坟地不能跑，否则小鬼撵你，缠腿把你拽回去。”我蹲在地垄沟里面大气不敢喘，又忍不住往坟圈子那边看。那个黑影又出来了，仍用一条腿跳坟头。
我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叫《鲁迅踢鬼的故事》。那个穿白衣服的鬼，原来是个盗墓贼。我害怕鬼撵不敢回家，只能等到天亮。我用奶奶的话给自己壮胆：信神有神在，不信泥坷垃块。我继续打苞米茬子，拔出的每根茬子，都带起一坨沉重的泥坷垃。韩少波和新坟就是泥坷垃，只要我拍打干净，什么都没有了。
我拼命地拔茬子打茬子，一片片地向前推进，坟圈子里的黑影终于没了。
深秋季节没有萤火虫，几对绿色荧光在坟圈子里面若隐若现。
我突然头皮发乍，几个黑影轻灵地越过台田沟，在我身前身后转来转去，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贼光闪烁。当我知道这是几条狼时，悬着的心倒放了下来。“人死如虎虎死如羊”，和鬼相比，狼就是羊。几条狼窜上来，我一手握一根带着泥坨的苞米茬子，和狼对峙。狼扑上来，我用苞米茬子转圈猛抡。泥土向四面八方飞扬，狼不敢近前。我不断拔起苞米茬子，狂甩泥土。
终于，远方传来一声鸡鸣，几条狼一下子退回到台田那边。
我一看狼害怕鸡叫，立刻有了救命稻草。我捏住鼻子尖声学公鸡打鸣，几条狼转身就跑，窜进大树林子里。接着，小西山、盐场、大西山，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声。明亮的三毛星，已经悬挂在老帽山的上空。
华铜山、双岔山和杨树房驻军的雷达天线，逐渐显现出轮廓。
东方天际发白，我总算熬到了天亮。
大概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
我在地上辨认，身前身后遍布了野兽的爪印儿。
韩少波的新坟，被我和狼跐下一层土，露出红红的棺材角。
这一夜，我从南到北打完了整座田台上的苞米茬子，两个白天都干不完。我没觉得是干活，好像一直在和鬼对峙和狼缠斗。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灵感，回去写一篇题目叫《天亮鸡叫》的文章。高玉宝许多字不会写，用图画代替，才引起了编辑的注意。我也装作不会写“狼”和“鸡”，用图画代替。高玉宝不识字都能写出长篇小说《高玉宝》，我读这么多书识这么多字，也能写出长篇小说《董太锋》。回家后，我成了个土人，脸瘦下去一圈，人也显得小了许多。
当父亲知道我被他骂得受不住，在“石茬子”打了一宿苞米茬子、全打完，立刻犯了牙疼病。大伙儿怀疑队长“梭鱼头”在抓阄上做假，重新抓阄，我家又抓到官道北家门口。我把董云流家分的苞米茬子全打完，他连声都不吱。
如果从此后父亲不再骂我，我吃再大的亏挨再大的累也值。
那天晚上我白出了力、差点儿被鬼吓死被狼吃了。但是我的胆量、主见和决心，也都在这一晚上定格，彻底长大成人。什么狼、鬼、困难等，我全不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志气。要想走出小西山，我必须自己做自己的导师，自己做自己的开路先锋。我要走出一条通往北京天安门的大道，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成为人民的大救星，起码成为自己的大救星和家里的大救星。
我经常梦见毛主席，和他老人家坐在一起彻夜长谈，慷慨激昂，争论得面红耳赤。醒来之后，我把和领袖谈的国家大事争论的内容，忘的一干二净。我只记得毛主席的个子很高，膝盖和我脑瓜门一般高。我还梦见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我把这些梦告诉妈妈，把她吓坏了。
她一遍遍嘱咐我：“说出去不但你得蹲笆篱子，你爹也得蹲笆篱子。”
我没把这当成梦，而当成道义和感召。古今中外那些名人和伟人能做的事情，我全能做到；做不到的，我也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一定要做到。
父亲劝姐姐别总在家里待着，要多接触群众，经常出头露面才有希望。姐姐无路可走，白天到生产队干活，晚上由父亲陪着，挨个生产队去唱样板戏，以当广播员的标准口音宣讲毛泽东思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姐姐的出色表现，很让大队张书记感动。他每次到公社开会，都向有关领导推荐姐姐。
在他的一次次努力下，有关部门把姐姐调到粮库。
新广播员只和“垒”过不去，把“克己复礼”念成“克己复垒”，把理想前途念成“垒想前途”。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姐姐又回到公社当广播员。姐姐好了我也得好了，父亲又拿我当人看，还偶尔和我说句话，并且有了笑意。
那天晚上打茬子遇狼产生的灵感，一直在我心头萦绕。“麻太”家二大娘来我家，说女方捎信，问姑爷改没改年龄，着急结婚。情况紧急，我必须在结婚之前走出小西山。我想起郝文章那年给报社投稿，是作文《猴腚为什么不长毛》，看似抨击在课堂上坐不住的同学，实则鼓励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
郝文章说：“我的这篇作文体裁是杂文。”“毛”已飞到九霄云外，把启发留了下了来，投稿也是条出路。经过反复构思，写出一篇文章，《天亮鸡叫》。为了更像高玉宝，出名快，有三分之一的字，我都用图画代替：
天亮鸡叫
望子成龙，是父亲对我的绝望。他的名字叫董云程，不如叫“急于求成”。他看我十六岁还没当上县团级军官，成宿半夜骂我不让我睡觉，恨不能明天早饭就能吃上商品粮。我度日如年忍气吞声，直到忍无可忍。那天晚上，父亲又骂我到半夜鸡叫。我睡不着从窗户爬了出去，到离家很远的北海头石茬子打苞米茬子。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星光，旁边阴森的坟地里冒出一对对凶光。好饭不怕晚，野兽也雷同。几条恶狼虽然饥肠辘辘，守住一顿美餐垂涎已久。老话说：紧火粥慢火油，不紧不慢烀猪头。我壮起胆子和狼慢慢烀，一直把老天爷的头烀熟，天亮时睁开眼睛。俗话说：太阳冒红狼耍怂，太阳落山狼撒欢。只要东方露出鱼白肚，我就有救。狼识破我的诡计，齐帮对手扑向我，张开脸盆大口。我轮起手里的苞米茬子朝四面八方甩土，将狼眼睛迷惑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狼更比一狼壮。前面的狼退下去，后面的狼又扑上来。我不断拔苞米茬子甩土，可惜错过节气，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有句俗话肯定管用，关键时刻让我忘得一干二净。在这生死关头，我“妈”地一声想起，鸡一叫不就证明天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吗？我赶紧捏住鼻子学公鸡打鸣：勾勾勾——我这一叫，把几条狼吓成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此时天空真的渐渐地亮了，小西山的鸡叫了，盐场和大西山的鸡也叫了，沙包子、陈屯、永宁乃至古今中外的鸡全都叫了起来。在争先恐后的鸡鸣声中，狼再没敢出来。我这才想起《半夜鸡叫》里面刘打头的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可惜，已经晚了用不上了。狼也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以后再遇见狼，不等它们扑上来，就学鸡叫……
我没有钱买邮票和信封，不能和妈妈要钱，又不敢让父亲知道。“麻太”家二大娘又来了，说那边大队不给王淑兰改年龄，松了口气。我要养兔子卖钱，能买得邮票和信封，再投稿不迟。那天五叔来了，和父亲说起高玉宝。他说：“高玉宝老家住在阎店公社太平屯，离小西山不到二十里地。学校组织学生去杨树房小学，听高玉宝做报告。”我赶紧问五叔：“高玉宝带没带枪？什么枪？”
五叔说：“没看见他带枪，我和同学们挤到前面，抢着摸他腰间又宽又亮的武装带。有的同学说碰到枪了，冰凉。我这才知道，解放军还有‘无形手枪’。当然，你爹也有‘无声手枪’”。父亲笑了一下，顺手往怀里摸了摸。
我羡慕死五叔了，这辈子要是能见到高玉宝，死了都值得。
我更有了信心，用图画纸画了一副插图，三条恶狼扑向我。我撮起比鸡嘴还尖的嘴唇，嘴尖冒出一朵云彩，里面写上“勾勾勾——”，代表公鸡打鸣。我在眉头写上《天亮鸡叫》，用水彩画了只引颈长鸣的芦花大公鸡。父亲偷看了我的文章，既愧疚又感动。他每天挣十个公分，合成日值八分钱，只够买一张邮票，还缺信封。父亲给了我八分钱买邮票，用灰袋纸糊了一个信封。姐姐的字写的比我好，他让姐姐把稿子重新抄写一遍。他小心翼翼地把稿子装进信封，用手指头抹了点碗边饭，认真粘好。他怕粘不住信封，把邮票后面的干胶濡湿，粘在封线中间。然后，他让姐姐在信封写上，“旅大日报社编辑部收”。他亲自骑老叔的自行车，中午去了趟永宁，把稿件投进邮筒。实际上，投稿不用贴邮票，剪下信封一角，再写上“稿件”两个字就行。稿件投出去之后，我也被美梦缠身。
我的文章一旦发表，董太锋出了大名，也能被部队要走当作家，一步登天走出小西山。王鸿年别说把王淑兰改成十八岁，改成八十岁我也不害怕。
保管员董太泰大哥天天翻看《旅大日报》，也没发现我的名字和文章。他看我急得火烧火燎，和我要了底稿，在报纸上所有文字中挑选稿子上的字，挑准一个就用红油笔圈上。他挑了半个月终于圈完了，抱着一大叠报纸来我家，一进院就喊：“小小子！你的文章发表了，我给你挑完了！”结果啼笑皆非。
二大娘的粗嗓子外甥女，天天找大队干部软缠硬磨，终于同意让会计把王淑兰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岁！爷爷奶奶赶紧把里屋收拾出来，给我做新房。
那天，父亲一改走路拖拖沓沓的形象，像军人一样雄赳赳地回家。他仿佛上级对待下级，头一次郑重地称呼我：“太锋同志，情况有所好转。”
他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吓了我一大跳，以为他又喝醉了。他怕别人扣押我的稿件，安插前街念三年级的小钱子做内线，每天邮递员一来，先看有没有我的信，终于盼来了报社的信。我看信封没拆，说：“你怎么不打开？”
父亲文绉绉地说：“私自打开别人的信件违法，父子之间也不行。”
我也不敢打开信封，仿佛这是一只蜂巢，怕放飞里面的一窝马蜂。。
妈妈用剪子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几张三十二开的便笺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铅笔字，比我的稿件还长，浇了我一头冷水。编辑写道：
董太锋同志：来稿收到，迟复为歉。文章构思还算新颖，但是没有阶级性。语言比较幽默，“斧痕”太重，有故意渲染低级趣味之嫌，故不宜发表。作者如同意修改，可把狼改成阶级敌人，吓唬为集体做好事的红小兵，后被识破。我不赞成《天亮鸡叫》这个题目，可叫《猎狼》。“狼”是阶级敌人所扮，要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作者语言不过关，用图画代字画蛇添足，有讽刺大好形势之嫌。只有万恶的旧社会，穷人才念不起书。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以笔做刀枪，怎能不识字？岂不咄咄怪事……
编辑详细修改每一处病句、每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从“P——1”一直到“P——102……”我十分沮丧，父亲却胸有成竹：“编辑回信让你修改，说明稿子有价值。”父亲和我修改了几个晚上，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猎狼》。
稿子寄出去没几天，编辑就来信了，说稿子还不具备发表水平。他建议我别着急动笔，先读一读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父亲严肃地说：“当务之急，要看《艳阳天》这本书。”
他去永宁商店去买，售货员说：“《艳阳天》是以前的出版物，还没再版。”父亲问遍了盐场、大、小西山所有爱看书的人，都没看过《艳阳天》。他让吕屯表叔给借，也没借到《艳阳天》。他跨海五十多里地，到“将军石”爷爷的拜把子兄弟老曲家去问。曲家几代没有读书人，不知道“艳阳天”是阴天还是晴天。
曲家大儿子非让父亲背回一面袋子虾皮，代替《艳阳天》。父亲后悔莫及，假如当初不限制我看书，弄不好早都看过《艳阳天》了。再说书看多了，自然就能提高写作水平。好在王屯那边，没再催促改我年龄结婚，给我腾出了空间。
我不浪费一秒钟，抓紧时间做事，赶紧走出小西山。
我磨了六年锉，终于磨成一把锋利的匕首。我在腿上轻轻一刮，汗毛齐刷刷地断下来。我有了思考和感悟，琢磨为什么要磨这把锉，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也许在全国，恐怕没有人像我这样，锲而不舍地磨一把锉。单纯为了磨一把刀，还不如给盐场大铁匠买两瓶酒，一袋烟工夫打一把。我不是磨锉，而是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必须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也要做到。我要把绝对不可能变成绝对可能，拿自己的命和命运对命，不是它死就是我活。我要用苦难酿制美酒，用坎坷铺平道路，用平凡造就辉煌。为了走出小西山，我要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悬崖，走向死地绝处逢生。我要用一文不名去开掘无尽的宝藏，用漫漫长夜去迎接灿烂的朝阳。我的诺亚方舟和救生筏，都是我的座右铭：非我莫属，愈挫愈坚。我的人生，必须是一场百年大龙潮。否则，走出小西山就是痴人说梦。我没有怨气只有志气，继续磨锉，用锐利韧性和偏锋，熔铸我的灵魂和骨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还是一块有温度的石头，一棵有思维的大树，一片有思想的海域，一座岿然不动的大山，一条打不断脊梁骨的“疯狗”。
伟人、古今中外一切高尚的人和传说中的奇人神人，都是我的楷模和榜样。只要出人头地，我怎么做都不过份。曾国藩告诫后人“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小西山人告诫后人“打死犟嘴的，淹死会凫水的”。他们在外面受了欺负不敢反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小西山没有被淹死的人，也没有会凫水的人。
我给自己立下投名状，征服不了大海宁可被淹死。我的游泳老师、游泳池、考官，都是大海，考核级别是风力。我多次差点淹死，妈妈打我、甚至给我下跪，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我敢在九级风浪中下海，拖着漂萝游上老石礁，拣回碗口大的海螺，徒手轻松地游个来回。那一次我刚游到三道礓，就被巨大的旋涡卷了进去。我沉住气没惊慌失措，和掉进大鸭湾的大漏斗里一样，被旋涡抽到底下，再旋转着上来。我见到了传说中的“海叶子”，就是珍贵的海洋性哺乳类动物斑海豹。绕过王家崴子就是辽河入海口辽东湾，是世界上唯一的斑海豹繁殖区。
我的武术秘笈，都是来自道听途说，没见过一个会武术的人。我看过电影《飞刀华》，用钢锯条做刀苦练飞刀，扎烂了街上的大柳树。为了练飞檐走壁，我在腿上绑了沙袋，肩扛沙袋，后背上背着沙袋，半夜三更在沙岗子上奔跑，腾跳。我解下沙袋子，顿时身轻如燕，翻越沙岗子如履平地。我紧跑几步抓住房檐，飞身上房。我用十根手指头紧捏油绳，将身体悬空，在大榆树上捏上捏下。我手抓绿豆，拳打千层纸，脚踢石头踹大树，练成了铁拳飞腿豹爪。我一个弹踢，将一只苍蝇踢落在地。我一个侧踹，满树的榆树钱“刷刷”地落下来。我冲出一拳，将一面土墙打酥。我砸下一拳，一块土坯粉碎。我手抓树皮，敏捷地爬到树尖。我轻灵得像猿猴，在一棵树的树杈上，轻飘飘地悠荡到另一棵树的树杈上。
我胡乱练成的这身功夫，没有套路没有章法，从不敢在人前露一手。海对岸的“封山育林”区，生长着大片翠绿的“滋啦蒿”，因晒干后填进灶坑里，被烧的“滋啦”“滋啦”响而得名。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滋啦蒿”是医学家屠呦呦提炼青蒿素的“青蒿”，获得诺贝尔奖。那当时我上哪儿知道？否则的话报告国家，走出小西山多好。我和小伙伴们去海对岸偷“滋啦蒿”，被两个看山的大人逮住不放。不管怎样求饶，他们都要把我们送到大队，然后送到公社。
我刚要逃跑，一个大人一个大耳刮子，扇的我晕头转向。我回身照他的肚子打了一拳，感觉打了个空。那个大人“妈呀”一声，脸色煞白直冒虚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哇哇”呕吐。另一个大人扑上来，要把我按倒，我闪身躲过，和他撕打。他的腰被我踹了一脚，像被马扫了一蹄子，一个趔趄栽倒在地。
我一个人断后，掩护小伙伴们往大坝后面逃跑。两个大人被一个孩子打得丢盔弃甲，恼羞成怒。一个大人操起一根粗粗的扁担，一边骂着，一边像老虎一样扑上来。我以为他只是吓唬我一下，无论如何不会对一个孩子下死手。那个大人照我狠狠地扫了个扇子面。我猝不及防，“噗嗤”一声被打翻在地，感到身子被扁担抽成了两截。那个大人找不到绳子，从腰间解下裤腰带，上来就要捆我。
我一个鲤鱼打挺起来，用一条腿当扁担，像他抽我那样，腾空一脚抽在他的鼻子上。他肯定没有老杏树抗打，“妈呀”一声和一堵墙一样倒在地上，薅一把“滋啦蒿”堵住窜血的鼻子。我撒腿就跑，一群大人追上来。被打的大人囔声囔气喊：“他是下放户家的！会武！”我回头一看，那群大人都停下了脚步。
我利用大坝做掩护，绕过海头子返回窝棚，把我们被没收的扁担、镰刀和绳子捆在一块儿，扛起来绕回大坝穿越海滩，一口气回到南海底。我们害怕被那些人端了老窝没敢进屯，跑到西山砬子松树丛中躲藏，天黑了没人追赶才回家。
我千辛万苦地把扁锉磨成一把锋利的匕首，也没成为李白那样的大诗人。我能征服老石礁石和三道礓，也游不过台湾海峡，去解放祖国的宝岛。我把海对岸的两个看树大人打得落花流水，也打不倒“帝修反”，更别说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我这几年费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劲，仍没走出小西山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