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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章和林富有先后结婚，一年之后都做了父亲。我一晃当了三年民办教师，一直没有转正机会，早到了结婚年龄。那个星期天，郝文章和林富有被家庭栓住出不来。我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一刻不想呆在家里。
我走得越远越好，第二天能赶回学校上课就行。天高地阔，仍把我圈在南关沿，西山砬子，北海头，地东头的小圈子里。我即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还能跑出多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连趟永宁也不能说去就去。过去被当成祸害的沙子，现在成了好东西。盖房子垫地基，都到西沙岗子拉沙子。我挑了几担沙子，回来垫猪圈。爷爷吃完早饭，挑着十只粪滤子，准备去永宁赶集。
我自告奋勇，说：“爷爷，我替你赶集卖粪滤子。”
我说完就后悔了。我是七年级副班主任，让学生看见卖粪滤子，多没有面子。
爷爷放下粪虑子，欣慰地说：“我大孙子可上套了。”
从小到大，爷爷都把我当成桀骜不驯的儿马子和牤牛。
我怕遇上熟人，从野地里绊绊拉拉，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永宁大集。我感到四外都是嘲笑我的眼睛，恨不能把粪滤子扔进永宁大河。我的青春还不如这堆粪滤子有价值，面子能值几分钱？我卖粪滤子，就像小时候贱卖小锥螺，更是贱卖我的青春和生命。只要有人搭茬，我不讲价钱，给钱就卖，白送也痛快。
盐场人赶集，都在集市北头。我来到南头，转眼间将十只粪滤子出手。
我刚要回家，眼睛被人从后面捂住。从紧贴在后背上一对丰满的胸脯认定，是个女人。从呼吸位置判断，女人的身个和我差不多。从不分场合不顾礼数上看，是董云虎的闺女大丑子。她长的人高马大，是唯一能举起石磙子的女社员。那一年冬天，社员们在生产队刨猪圈粪休息，她竟把手伸进我的大腿间取暖。
我一把扯下她的手，呵斥：“别胡闹！”我转身一看，顿时愣住了！就像在荒郊野外，突然见到一丛国色天香的月季花。这是五年前的小小王美兰吗？自从她离开之后，我已经把她忘了。我二十二岁，她才十三岁，身高一米七二。
她的年龄确实没白改，像个十八、九岁水水灵灵窈窈窕窕的大姑娘。她一定移进了神殿变成花神，被神匠精心培育五年，又恢复人形，重返人间。过去我对他不屑一顾，现在我只想好好地看看她。她美艳得光芒四射，让我不敢直视。周围人们的目光，都落在我俩身上。以前她不敢看我，也不敢和我说话。
现在，她一双秀美的大眼睛火辣辣地看着我，似要把我融化。我昨晚上睡觉落枕，脖子一胀一胀地疼痛。她心有灵犀，拽出被我窝在脖子里的衣领，轻轻地捏着我的脖子。我的脖子顿时不疼了，浑身的骨头也随之酥软了。
只有知道她年龄底细的人，才能发现她暗藏在成熟中的稚嫩。我不知道这几年她是怎么过来的，父亲王鸿年回没回来。不知不觉，我们来到永宁大河河边，她的手一直没拿下来，依偎在我身上，眼泪汪汪地说：“我离开咱家，到现在已经四年三个月零七天，”小声“我每天都想念哥哥，夜里想的睡不着觉。”
见我不为所动，她稍微和我保持距离，说：“这几年，我多次来到学校附近，等待课间操铃声响起，只为看你在台上带操。看见你，我心里就有了底。”
她详细询问家里老人情况，都是“咱爷咱奶咱爹咱妈咱姐咱弟咱妹咱老叔老婶”亲热的词汇。那每一个个“咱”，如同一粒粒火炭，落在我的心头上。
我忍不住问：“你离开小西山那天，是怎么回家的？”她收敛笑容，怎么问都不说。她毕竟稚嫩天真，终于道出真情，说：“那天我等到傍晚，走到盐场东边子天就黑了，不敢往前走。我没地方去，又不能不走，就当成你一直跟在我旁边陪我走，一点都不害怕。我一边走一边和你说话，‘哥哥领着我！’你牵着我的手，走到天亮。到了我家门口，我让你进屋，你突然不见了。我并没回家，来到了妈妈的坟前。我伏在妈妈坟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做梦回到了三岁那年，给我妈妈喂药，喂饭……我爹一直没回来，我家只剩下我一个人。大队为我联系了公社养老院，上中学，我不去。大队把我定为‘五保户’，我也不干。我对他们说，我的家在盐场小西山，等哥哥来接我。我要是不在家，哥哥来了就找不着我了。我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侍弄菜园和自留地，养猪养鸡……”
我深深地自责，我是世上最可耻最可恨的男人，罪该万死十恶不赦。
我们来到大庙前那对马眼石旗杆位置，她把手从我脖子上拿下来。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紧紧地拽住我的后衣襟，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她不停地和我说话，仿佛停下来，我就跑了。她说：“我卖鸡蛋卖了三元五角钱，给老人买了二斤蛋糕。垫筐底的这本书，是我三年前给哥哥买的长篇小说《新来的小石柱》。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还以为小石柱就是哥哥呢。其实，小石柱哪比得上哥哥？昨天我又去了趟盐场，看见哥哥仍在学校上课。我昨晚上做梦去永宁赶集，见到了哥哥。哥哥满脸皱纹满脑袋白头发，穿了一身破衣服，上面还有血。我知道哥哥受了很多苦，挨了很多打，遭了很多罪，哭醒了。今天来到集上，我一眼就看见了哥哥。我怕哥哥不理我，一直跟在哥哥身后。我怕哥哥离开了从此后见不着面，壮了壮胆，从后面捂住哥哥的眼睛。哥哥，你快点娶我吧，我伺候爷爷奶奶咱爹咱妈一辈子，否则我一个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要是不动心，不但不是个男人，也不是个人。我刚要答应领她回家，又不甘心地往天空看了一眼。天空布满了一层云彩，太阳变成两个幻日。
这是父亲那双玻璃体浑浊的眼睛，正在殷殷地盯着我。
我把钱和书放进她的筐里，决绝地说：“你回去吧，别跟着我。”我一把挣脱她的手，绝情地转身就走。她紧追不舍，带着哭音央求：“哥哥，你领我回家！哥哥，你领我回家……”我不敢回头，加快了脚步。我走出永宁城西门外，小小王美兰的呼唤声也紧紧跟随。我一阵猛跑，转眼间来到杨树房南边子。
那呼唤声一直跟在身后，我跑的再快也甩不掉。
我像一头被猎人追急眼了的野猪，一头拱进了麦子地。
个高身轻腿长的小小王美兰，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她脚下一绊，重重地跌倒在垅沟里，筐子里面的东西散落出去。她爬起来，绝望地大声哭喊：“哥哥，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呀……”她涕泗横流，茫然无助。那声音稚嫩凄厉，悲痛欲绝，撕裂了广袤的天空。麦子刚刚秀穗，没过我的膝盖，绊腿绊脚。
董云功三大爷是个奇人，脚心生出三根红毛，是天生的“飞毛腿”。他在永宁城集市抢了一匹布被几百人围住，飞身上了城墙逃出重围。人们沿途追赶，也把他追进了麦子地。他一步跨出八条麦垅，把人群远远地甩在身后。
他跑到“将军石”那边，撞进一张捕捉麻雀的天罗地网，这才落网。
我也一步跨出八条麦垅，不是在麦地里面跑，而是在麦芒上面飞。
我一口气跑到盐场南边子才停下来，回了一下头。小小王美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已经追到了陈屯南边子。我又一阵猛跑，从南海底跑到大西山西海，从海底攀上了西山砬子。陈屯掩映在树林中，杨树房被昭昭的雾气所笼罩。
小小王美兰仿佛被汽化，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听不见她的呼唤。
我浑身瘫软，伤兵般倒在废弃的战壕里。
星期三下午，学生放假，老师们业务学习。休息时，大家正在商店柜台前品评商品，破破烂烂的王鸿走进来。他一眼看见我，我转过头没理他。在老师们的注视下，他走过来问我：“你爹在没在家？”我没理他。他脸红了，眼睛也红了，转身出去，骑了黄狗皮自行车扬长而去。老师们都说我，要给人家点面子。
我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断绝了这门亲事。
在“麻太”二大爷家，王鸿年说我不懂事，这门亲事就算黄了。
我如释重负，再也没见到小小王美兰。在农村相隔几十里，比两个国家的距离还遥远。听人说，王鸿年给小小王美兰找了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了七百元钱彩礼，没几天就输光了。我一直半信半疑，王鸿年再嗜赌成瘾，也是个父亲。
那年冬天我到公社，在小会议室里抄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辅导材料。宣传助理念一句，大家抄一句。门外撕扯着进来几个人，推推搡搡地进到民政助理办公室。民政助理还是王成满，高声训斥一个低声哭泣的孕妇：“你不办理登记手续就结婚，自作自受！”一个尖嗓子女人巧舌如簧，找出种种理由辩解。
助理问孕妇：“你不到年龄结婚，怀孕有了孩子才想离婚，你连记都没登离什么婚？和谁离婚？说说你的理由。”孕妇边哭边说：“我爹收了七百元钱，把我卖给四十多岁的男人……我整天挨打受骂……让我陪人睡觉还债……”
我一听声音熟悉，停下笔，起身出去。我惊呆了，孕妇就是小小王美兰！
她曾经珠红钰润的瓜子脸灰白浮肿，那双秀美明澈的大眼睛变成了风中残烛。她胸部高耸腆着巨大的肚子，臃肿而笨拙，和曾经的国色天香判若两人。
我的心在颤抖，不知道如何帮助她。她发现站门口的我，站起来，腆着大肚子想跑。粗嗓子女人恶狠狠呵斥：“操你妈的！”“啪啪”打了两个耳光。
我回到小西山，前面的葫芦画后面的瓢，编完耽误记录的材料。第二天到学校之后，我念，全体老师抄，然后向大队传达，讨论之后向公社汇报。
那天，小小王美兰一直追到盐场地东边子，再不追了。她回家后被父亲控制，嫁给四十岁的赌友，抵偿赌资。实际上，父亲的赌友已经五十八岁了。
她多次抗争，说自己年龄十五岁，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她的户口薄被改过几次，没人相信她的话。大他四十三岁的丈夫是个赌徒，嗜酒如命，喝完酒就打她，没完没了地折磨她。丈夫输了钱，让她陪赌友睡觉抵债。她实在受不住折磨，不顾即将临盆，偷偷跑到公社离婚。她大姑姐追到公社，婚没离成流了产……
我原谅了林富有，仍被“偷书事件”的阴影笼罩。
年底我又去报名参军，体检合格，政审又没被通过。
我参军已经超龄，小小王美兰成了怨妇，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秋天，在大队和公社教育组黄贵良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我终于通过了政审，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北二外”俄语系上大学。我确实和部队有缘，全市只招四个名额，为“总参”代培情报人员，俄语系，入学即入伍。
我们到县里参加统一考试、体检，都顺利过关。学校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在家里等入学通知书。老师们都说：“太锋可算熬出去了，再别黄了。”
父亲和我形影不离，怕我出现不测。自小到大，我没早睡过，也没晚起过。我晚上九点钟之前，早上三点钟之后，无论如何睡不着觉。
我起个大早，到南山头刨地瓜。我上大学离开之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些出力活谁来干。我带着一身汗满手地瓜浆走进家门，妈妈在灶坑下，用勺子煎蛇皮鸡蛋。这是郝振清家老姑告诉的偏方，每当父亲吐血，妈妈都如法炮制。
火光映照下，妈妈泪眼婆娑，问我：“你看见黄老师了？”
我说没看见。从来不当孩子面哭的妈妈，哭出声了。
原来一大早，黄贵良老师骑自行车来到家里。
他一进门就说：“大哥，事情有点儿变化，太锋上大学的名额被人顶了。”
父亲正在锅底坑帮妈妈烧火，没灯起来就坐在了地上，吐了一口血。
黄老师把父亲扶起来，安慰：“大哥别上火，我现在去董太元老师家，告诉他，太锋继续回学校教学。相信太锋的毅力和水平，不会让你失望。”
父亲没在屋里，街上园子里也没有。我找到西沙岗子，只见父亲躺在沙塄子下。我轻轻说了声：“爹。”他没吱声，身子微微动了动。
我又说了声：“爹，起来吧，地上凉。”
父亲费劲地坐起来，花白乱蓬蓬的头发上、苍黄的脸上，沾了一层沙子。我把他扶起来，轻轻拂去他头上脸上的沙子。父亲如此衰老，四十六岁比六十四岁的老人还老。他摇摇晃晃站不稳，又无力地坐在沙地上。
父亲说：“我再坐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说：“黄老师刚才来了，让我继续回学校教学，你放心吧。”一行眼泪，艰难地流下父亲皱纹纵横的脸颊。
我长到二十二岁，头一回看见父亲流泪，并且，眼泪为我而流。父亲当然知道，有些不测是无法预测的。他承认我比他还难，步步不顺。
我和父亲回到家里，校长董太元已经在家里等候了。
他知道我的大学名额被人顶替，立刻来家里看我。他一是安慰我和父亲，二是怕我不想回学校工作，三是怕我尴尬，陪我一起回学校。黄贵良老师和校长董太元的理解，还有父亲的血和眼泪，让我非常感动，大大减轻了内心失落。
我表示：“回学校之后，我要和往常一样，兢兢业业地做好教学工作。”
董太元老师表示：“明年肯定有民办教师转正名额，有一个也是你的。”
校长在我家里吃完早饭，我们一块儿回到学校。他马上召集老师们到办公室开会。老师们知道情况后，都为我深深惋惜，痛恨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
市教委召开中小学美术工作会议，黄贵良老师让我代表公社参加。
在中心小学，那位顶替我名额的人来取“入学通知书”。可惜他不符合“北二外”招生条件，被一所地级市农学院录取，和农民“某大学”是校友。他得意地告诉我：“我准备出去学习学习。”我说：“我也去学习学习。”
他顿时紧张。当知道我去开会，松了口气，一连说了三声“好”。
我到“金三小学”和砌大墙的医院，抚今追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在书店买了一本《男子甲组长拳》，如获至宝，以为得到了武术真传。我有扎实的功底，对照书中的图谱，很快掌握了一系列高难动作，每天刻苦习练。我把这套男子甲组长拳练得炉火纯青，又加进了舞蹈动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武术大师。
那一年堪称我们家族的多事之秋，雪上加霜万劫不复。三爷的那根小油绳在腰间栓了大半辈子，故意在衣襟外面露出一截。小油绳系着他的骄傲，栓着他的人生悬念。年轻时，他出海去葫芦岛装洋布，半路遇上了狂风恶浪。
满船人被掀进海里，他解下小油绳把自己捆在桅杆上，一个人活了下来。
从此之后，三爷教大伙儿系各种各样的绳结，而救命的梅花结，从来秘不示人。
三爷织网使船，娶了媳妇有了家口。他再苦再累，回家有人做饭有人缝补，晚上躺在热被窝里有人暖脚，没有神仙和凡人、富人和穷人之分。
那年在洮南府，三奶月子里受风而客死他乡。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男人的三大不幸，三爷摊上了两个。一个女人干得了男人的活，一个男人不一定干得了女人的活。三爷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女儿出嫁，大儿子当铁路工人，下半辈子，他守着小儿子了却残生。父亲鼓励五叔去当兵，还带他去祖坟、老牛圈里面打过真枪。三爷怕五叔和父亲学坏，十八岁时给他找了媳妇成亲。五婶比五叔大六岁，五叔嫌她年龄大，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
三爷说：“女大三抱金砖，咱抱上了金瓦。”他降服五叔的杀手锏，也是腰间的小油绳。儿子不从，他就去南海底上吊。无奈之下，五叔和五婶结婚。
炎热的夏天，屋子里热得的能蒸熟土豆和地瓜，三爷非关窗睡觉不可。
每当五叔大汗淋漓要开窗，他死活不让，说：“你妈生你小弟弟也这么热，我把窗户开了道缝儿，没几天你妈走了。先生说，你妈中了邪风……”
三爷认为，“雷米封”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头疼脑热跌打损伤吃了见效，还驱邪匡正。怕以后买不着，三爷攒了好多瓶。有了小油绳和“雷米封”，天塌地陷不怕。露多大脸现多大眼，董云程就是。只要守家在地，县太爷都不换。
五叔结婚之后，夏天晚上再热，三爷都去屋外关窗，惹的五婶不高兴。
五叔有了老婆孩子，几乎天天来我家。他把父亲当成亲哥哥，把妈妈当成老嫂比母。我们和他的感情胜过老叔，妹妹们都喊他“大爹”。
我们还小，家里的重活都是五叔帮忙。每当妈妈犯病，五叔赶着牛车往医院送。猪跳圈，都是五叔追回来。没有五叔的保护，父亲更得被人欺负。
三爷要挟的第三个撒手锏，是分家另过，五叔只得俯首帖耳。
五叔不到三十岁就有了五个孩子，背着抱着领着一小群。那一年选队长，大伙儿一致推举五叔。三爷死活不让五叔当队长，要不就解开小油绳，找棵歪脖树去上吊。“箭杆子”继续当队长，三爷在大队船上做饭。
为了拴住五叔，三爷和大队说好，让五叔顶替他当船员。
那年五月，五叔和船员刘志斌一起，到华铜矿给蓄电池充电。他们本该当天回来，三日未归。父亲让我到大队打听，一直没有五叔的消息，电话还打不通。只有三爷不着急，说五叔带了小油绳和“雷米封”呢。
那天，大队干部表情凝重，似在隐瞒这什么。我心里一阵忐忑，预感要出事。
上完第三节课，一个巨大的红十字从东大道逼近，驶来一辆大型救护车。车在大队院子里停稳，下来几个干部和医生模样的人，直奔大队部。
老师们正在办公室里议论，操场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达声。大队拖拉机飞一样驶过，大队书记站在车厢里。我顿时有了不祥之兆，心随着马达生狂跳，五叔注定凶多吉少。学校工友从大队回来，望了望我欲言又止。
我问：“大叔，出什么事了？”他说：“你五叔和刘志斌在华铜矿煤烟中毒，死了一个，另一个还在抢救。”如同五雷轰顶，我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我仍心存侥幸，五叔身体好，也许正在抢救的是他。五叔活着当然好，谁都别死更好。顷刻间，拖拉机返回，父亲站在上面。我的心凉到底，五叔没了。
造林队正在南岛子栽树，拖拉机过不去河。大队会计飞一样跑去叫三爷，怕他当场崩溃，说有人找他有点儿事。到了大队，三爷叼着小烟袋和人说笑话。
书记对三爷说：“董云水在华铜矿病了，让你去看看。”三爷扔了小烟袋，抓住书记胳膊问：“他得了什么病？”书记安慰：“没有什么大病，你去看看就行了。”书记和父亲、三爷等人上了救护车，风驰电掣去往华铜矿。
五叔虽然是堂叔，我却感到天都塌了。中午回家我没心思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告诉妈妈。半下午，大型救护车开回大队。三爷从车上被人扶下，哭嚎着往墙上撞，被众人死死拉住。后面的一辆卡车上，停放着五叔的遗体。
五婶赶海回来，走到“南蛮子坟”旁边，有人跑来告诉她：“云水在华铜矿出事了。”“出事”就是死。五婶镇定地说：“活着救命，死了发送。”
五婶再硬气也是女人，见到五叔的遗体就崩溃了。五叔躺在地中间，没人相信他死了，都以为还能醒过来。父亲和妈妈坐在灵前，不住地和他“说话”。
有人说，某个地方有个人煤烟中毒，用酸菜水灌活了。有人说，把煤烟中毒的人埋进白菜窖子里面，也能活过来。这些办法都试过，五叔仍没复活。
五叔下葬没钉棺材盖，特意留一道缝。奶奶、二奶、老奶、妈妈、老婶，天天带着半桶酸菜水，对着棺材缝喊。一旦五叔答应赶紧开馆，用酸菜水灌。
五叔一直没答应，更没用手拍棺材板，三爷这才让木匠钉棺。
那天下午，五叔和刘志斌在矿上给蓄电池充完电，没赶上公共汽车。他俩吃完晚饭看完电影。回招待所，屋里有点冷，生了炉子加足煤。睡觉前，五叔将小油绳一头栓在床头上，另一头栓在手腕上，用的是三爷秘传的梅花结。
五叔已经知道自己一氧化碳中毒，爬到床边开窗，被小油绳死死地拽住。
他解不开梅花结又喊不出来，万分遗憾地停止了呼吸。医生切开五叔胸腔进行心脏按摩，已经无力回天。刘志斌拣了条命，招工后，在市内安家落户。
五婶患了乳腺癌，医生说顶多活半年。父亲带妹妹把她送进大连二院，做手术切除一侧乳房。三爷用小油绳在五叔坟前杨树上吊，等众人解开了梅花结，已经身亡。我想起在二十五中学宣传队时，住在华铜矿招待所做的那个梦。
不知道五叔，是不是也在我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出的事。我从来不信鬼不信神，这些事情总找我叩门。先是五叔之死、三爷上吊，老爷去世。
老叔在公社林场当电工，盖房子架电线，大墙倒塌，把他砸进石头堆里。等众人把他扒出来送进医院，都以为被砸零碎了。医生透视检查，老叔一条腿粉碎性骨折、骨盆骨折，还有皮外伤。石头砸在老叔身上，也砸在我的心上。
我半夜三更睡不着，骑自行车到医院，坐在病床前陪伴老叔。天亮后我再回家，吃完早饭上班。中午放学后赶上退潮，我到三块石钓黑刺挠鱼，让妈妈给老叔熬鱼汤。鱼一条条地上钩，刚被拽出水面，随即就脱钩掉进海里。
不管我钓几条鱼回来，都让妈妈做好，下班后骑自行车送到医院。医生和病友对老叔说：“你儿子真孝顺。”他们知道我是侄子，无不啧啧称赞。
叔叔出院后，腿跛不能干重活，他家的活我全包了。
老爷死后第二年，我有天晚上做梦，他背倚在大杏树上哭泣。他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浑身都是沙子。我说：“老爷，你怎么不转过身来？”
老爷说：“我怕吓着你。你小叔也不去看看我，豆鼠子把我的坟扒了。”
天亮后，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妈妈，妈妈告诉了爷爷。
爷爷、父亲和小叔到坟地，老爷坟上有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棺材板。大家挖草垡子，把坟窟窿堵结实。我还频频梦见五叔，要是把梦中的情境披露出来，肯定会掀起一场迷信狂澜。我认为不是他们给我托梦，是我的心思太重。
爷爷奶奶年逾古稀，妹妹弟弟们没成年，妈妈有病，父亲整夜咳嗽、吐血，姐姐早晚得嫁人。我肩负沉重的家庭重担，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走出小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