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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除了在生产队干一条线的活，再是起早贪黑，继续在西沙岗子挖房场，准备给老叔盖房子。他每天挖出半间房场，第二天被大风刮平，接着再挖。也像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辽南“拉锯”。故伎重演埋地角石，在房场四外不断挖壕栽树。他表面上是固沙，实际上是在扩充范围。他还擅自改道，把赶海、上山搂草、放牲口的来往行人，往沙岗子半腰上面挤。连董千溪都看不下去了，说：“董希录还是霸道不改，他才是小西山的坏分子。”爷爷当成耳旁风，刮去。
爷爷早年秃顶，只在四外生出一圈头发。公社放映队来盐场，放映电影《红色娘子军》。大伙儿说爷爷是“南霸天”。董千溪说是西霸天，多次怂恿儿子董万金，给老秃驴一点儿厉害瞧瞧。董万金早想连同老秃驴的两个窝囊儿子，一块儿收拾。他一想起小时候被老秃驴漫山遍野追打的情景，不敢轻举妄动。
爷爷除了在沙岗子边挖壕栽树占道，还在后园开地栽地瓜。
逢上旱年头，街上菜园里的小井水位下降，他锁上园门不让别人挑水。
大伙儿都说：“董希录不但是南霸天、西霸天，还是北霸天。”
政策规定，农村宅基地的私人使用范围，是“前三丈后五尺”。除此之外，农民再没有土地使用权，所栽的树木都归集体所有。爷爷就像割鹿茸，把刚长成镢头把粗的小树一律伐掉，重新栽上树苗。每个星期，他都挑着十几根镢头把去赶集。还没长成䦆头把和铁锨把的树，也不能幸免，全部被爷爷伐掉。
我家院子里靠街墙内，堆了一垛弯弯曲曲、四六不成材的木头，盖房子不是料盖鸡窝可惜。靠近地面一层朽木生了蘑菇，被太阳晒干，爷爷还不让烧火。
小西山生产队的队部设在东南地，包括牲口圈、猪圈、仓库、饲养室等等。为了防止鸡刨、狗挖、猪拱、人祸祸，场院坐落在半里地之外的官道北。
秋天庄稼上场，董万金安排爷爷和白成太看场院。当年的仇人成了一对好搭档，白天晚上轮换。董千溪本性难改，依仗儿子当队长，将自留畜毛驴，哄到场院沾便宜。白成太心狠手辣不减当年，只要毛驴进场院，照肚子就是一扎枪。
一头散驴肚子，被他扎破露出了肠子，如同挽了朵粉红色的蝴蝶结，董千溪才有所收敛。爷爷从来不伤害牲口，但是精神头够用，成宿到亮不睡觉，小偷和牲口别想钻半点空子。窝棚角落里，放着一瓶老白干。谁接班提前来一会儿，谁下班晚走一会儿，两个人坐在场院上，守着花生堆，喝点儿小酒叙叙旧。
我每天晌午之前到场院，给爷爷送午饭。
他左顾右盼看周围没人，以闪电般的速度，给我的每个口袋里面塞满了粮食。
我走路像刮旋风，一边走一边旋转，还翻跟头打把式，各种粮食撒了一道。
屯中已经有风言风语，说看场的往家里偷粮食，怀疑是董希录干的。六爷告诫爷爷要收敛，别让董万金抓住小辫子。董万金欺负自己的两个儿子，勾引儿媳妇，传的三里五村沸沸扬扬，人不像人家不像家丢人现眼。
爷爷早想收拾董万金了，只是没找到由头。不但不收手，还变本加厉，没事找事进行挑衅。那天爷爷从场院回家，像播种黄豆，故意往家里撒黄豆粒。
董万金顺黄豆粒码到我家，问：“老录头，这黄豆粒是怎么回事？”
爷爷拒不承认，董万金说：“咱们磨道找驴蹄，不信抓不住证据。”
爷爷穿的衣裳经奶奶特制，里面缝着几只口袋。一场秋雨过后，爷爷露馅了。
他的一条破裤子，扔到场院窝棚顶上忘了拿。经过雨水浸泡，从里面钻出一簇簇苞米、高粱、黄豆、绿豆等幼芽。董万金敲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把正在挑大粪的父亲叫到场院。摊在场院的破裤子，在等人的这阵工夫，植物幼芽长成了幼苗，罪证确凿。爷爷拒不承认偷了粮食，说：“我回家前，衣裳没抖娄干净。”
董万金让父亲批判爷爷，父亲很尴尬，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爷爷这回找到了由头，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大骂董万金。他骂“妈拉个巴子”时，假牙往下掉，成了缺少震慑力的“妈拉个呱嗒”。董万金把爷爷撤离场院，和社员一块儿干活，两个人的冤恨越结越深。爷爷倚老卖老不但敢骂，更敢下死手。董万金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变本加厉地折腾父亲和老叔出气。
父亲挑了半多年大粪，董万金仍不换人。父亲以此为荣，做为重新入党的实际行动。妈妈经常告诫父亲，说：“董万金让你一个人挑大粪，是耍你。”
父亲几次找董万金汇报思想情况。董万金飘飘然也更阴损，让父亲好好表现，说：“我已经和大队书记说了，董云程的表现不错，可以考虑重新入党。”
秋天，社员们在场院用连枷打苞米。
董万金看爷爷一直没敢乍刺，老秃驴确实是老了。父亲挑了一年大粪一直没求情，也以为被他吓住了。那天，他故意拿话气爷爷：“我和边外一个小媳妇是相好的，气死那个老秃驴。”爷爷质问：“你骂谁？谁是老秃驴？”
董万金得寸进尺，说：“开始我谁都骂，谁都没搭茬，就是谁都没骂。现在有人搭茬了，我就骂搭茬这个人。你自己愿意搭茬，可别怪我……”
话没说完，董万金剃得铮亮的脑袋上“咔嚓”挨了一连枷，鼓出小饭碗大的血包。他惨叫一声，拿起搂耙没等还手，脑袋挨了更狠一连枷，血包被打爆。
连枷头用沉重的槐木做成，能把苞米穗子和豆秸打得粉碎。
老丰头看场时什么都不用，只用连枷。一头散驴进场院吃黄豆，被他一连枷打掉了腰子，没到天亮就死了。董万金比驴还皮实，否则一连两连枷，脑瓜子不碎也得开了瓢。他用手着捂着脑袋，一边嚎叫着，一边围着场院转圈逃命。
鲜血也随他转着圈儿洋洋洒洒，给场院镶了一圈花边。
爷爷仍紧追不舍，用连枷“呼嗵呼嗵”地打，直到将董万金打倒在地。爷爷刚要一连枷要了他的命，他起身跪地磕头，不住告饶才拣回一条命。
连盐场人都听见了嚎叫声，以为小西山生产队在场院上杀牛。
几十个社员没有一个上前拉架，都看热闹解恨，被老录头打死了才好。爷爷扔了连加回屯，抢过父亲肩上的大粪罐子，挑到董万金家，要把大粪倒在炕头上。李小梅带着几个孩子下跪磕头，爷爷心软了，把大粪罐子摔的粉碎。
挑了一年大粪的父亲，终于放下了大粪罐子。
爷爷仍不解恨，跑回场院，想打死董万金偿命，为小西山除害。
董万金捂着脑袋跑到大队，找来书记，才安抚住爷爷。
从此后，董万金再不敢欺负小西山社员，连老婆都不敢打。他见了老婶像见了狼，赶紧躲远，生怕被老录头看见要了他的命。大队早就想撤换董万金，小西没人拿得出手，一筐木头砍不出个栽子。当生产队长不但懂庄稼活儿会安排农活，还得能打能骂。这也如同给庄稼追肥：大粪有长劲，化肥见效快。
不少人都来西北地我家给爷爷送礼，就像当年，太爷为小西山人撑腰。
爷爷自豪地说：“不怕树欺负树就怕人欺负人，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臭鳖羔子再敢乍刺欺负人，告诉我，往死里打。”
父亲感到不对劲儿，挑大粪虽然没人愿意干，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
北京城的掏粪工人时传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对父亲是个极大的鼓舞。他对董万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是农民，为什么不能挑大粪？即使不为入党，挑大粪照样光荣。”他向董万金请求，还去挑大粪。董万金被爷爷打怕了，哪敢让父亲挑大粪？赶紧安排别人挑。
那天，爷爷挖沙子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睡觉。
躺在炕头上，他想起两个儿子被欺负成那个样子，犯夜睡不着。
大儿子在边外匣子枪挎着，高头大马骑着，到哪儿都有人敬，没想到回小西山落沛到这种地步。他想起小儿子，像被窝里钻进了蛇，再也睡不着觉了。大毛星刚出来，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他穿好衣裳悄悄出去，卸下沉重的磨棍。
他摸黑来到董万金家院子里，“呼通”就是一棍，拦腰砸裂了酱缸。四裂八瓣的酱缸不是董万金的脑袋，淌了满院子的酱汤子也不是脑浆子。
董万金火冒三丈地跑出来，操起一把䦆头就要打。他一看是董希录，赶紧放下手中武器，满脸陪笑地说小话。他不出来什么事没有，他一出来，爷爷的火又冒出来，又产生了把他打死的念头。爷爷二话不说，拦腰打了他一磨棍。
董万金“妈呀”一声倒在地上，再不敢起来。
他要是起来，老录头肯定以为他要还手，一磨棍给他脑袋开了瓢。
爷爷不蛮打，不紧不慢不轻不重悠着打。他深谙“会打的打一顿，不会打的打一棍”的比例，下手狠打得疼打不死也打不坏，轻重缓急地打了半个时辰。
半夜三更，屯中都以为谁家的毛驴抹了笼头，在“噗刺噗刺”地捶驴。大伙儿都可怜那头毛驴，哑巴畜生不会说话，也别下这么重的狠手。谁都没想到，这是西北地老录头挖沙子犯夜睡不着觉，在痛打董万金，为两个窝囊儿子报仇。
这些年因为没人敢反抗，董万金才肆无忌惮地欺负大伙儿。早有人这样教训他，他早老实了。董万金越忍着不出声，爷爷越以为他不服气，真把他当成了毛驴，下手一下比一下狠，直到困了直打哈欠才收手，转身回家睡回笼觉。
是驴也得被打死，董万金真的比驴抗揍，第二天装作什么事没有，照样起早安排活儿。爷爷以为他故意气他，宁肯蹲笆篱子，也得把臭鳖羔子打得俯伏在地。
只要董万金一说话，爷爷就装聋作哑地搭茬找事，说骂他。
董万金安排社员栽地瓜，爷爷说：“你操谁妈？”拿铁锨就劈。
董万金安排脱坯和泥，爷爷说：“你骂谁是驴？”拿坯挂子往他脑袋上砸。
董万金害怕死在老秃驴手里，见了爷爷就像耗子见了猫。大队成立造林队，他去找董云铁，让爷爷去造林队，否则不但队长没法当，也不能在小西山呆了。
爷爷愿听奉承话，董云铁亲自找爷爷，说：“大队造林队需要你这样的能人，能砍树还能栽树，几年工夫树全长起来了。”大队书记来求自己，爷爷感到很有面子，马上答应去造林队。董万金恨不得给爷爷磕头：“爹呀，你可走啦！”
大伙儿的心又悬起来，又要挨揍了。那天，父亲重新挑起大粪罐子。董万金不值得他害怕，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不能挑肥拣瘦。
董万金一想骂人打人，就想起了老秃驴，心里直打哆嗦，彻底长了记性。
父亲不管挑大粪还是干活，只要能腾出手，就不由自主地做掏枪动作。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当手枪，静物是胸环靶、动物是活动靶，频频瞄准“击发”，大伙儿叫他“无声手枪”。连永宁那边的人都知道，小西山有个“无声手枪”。
董云程老实巴交，一动不动地“嘿嘿”笑。
他的笑瘆人，据说黄鼠狼吃小鸡时就这样笑，大伙儿又叫他“黄狼笑”。
那当时开始吃食堂大锅饭，伙食还不如猪食。董云铁和董万金说：“董云程在复州湾修铁路时，当过公社的伙食长，得过奖状，让他当伙食长。”
父亲当了小西山伙食长，认真负责早起晚回，精心安排全屯人的伙食。
全国各地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多打粮食，大量开垦土地，野兽无处藏身。在南方某省，老虎疯狂地报复人类，最多一天，被老虎吃掉了三十多个人。
一次百虎围村，国家出动了部队才驱散了老虎，将全村人解救出来。
董万全家的老房子，做生产队的食堂。那天晚上，三条恶狼围住食堂。几个值班做饭的女人不敢回家，用饭桌顶住门，藏在墙角里面哆嗦。几家男人不敢出门解救，邻居王振礼三叔打开食堂小气窗，大声呼喊父亲。
父亲赤手空拳来到食堂外，三条狼落荒而逃，他把几个女人送回家。
第二天人们疯传，说昨天晚上闹狼，董云程来到食堂门前，拔出“无声手枪”向群狼“射击”，弹无虚发全被击毙，在食堂里面烀了一宿狼肉。
大伙儿上哪儿知道，父亲在虎狼群中星来月去如履平地，和花脸狼斗智斗勇，几条狼能被他放在眼里？他骨子里面透杀气，狼不害怕才奇怪。
派出所来我家搜家，还对父亲搜身，也没搜出所谓的“无声手枪”。
公社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来小西山翻地，准备种麦子，链轨被卡住不动。驾驶员是个新手，不知所措。拖拉机驾驶员出身的老叔无所不能，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修好。董万金派人到复州城拖拉机厂，请来了两个师傅，也束手无策。
他只好带领社员们就地为拖拉机搭棚子，派专人去外省买配件。
父亲知道情况后，来到地里，说：“等一等，我来试一试。”
董万金哈哈大笑，说：“黄狼笑，你以为拖拉机是小鸡啊？”
父亲前后照量几眼，抡起十磅大锤，照链轨一侧“咔咔”地砸了一通。两个师傅吓的脸都白了，赶紧为自己开脱，说：“你们都看见了，拖拉机就是被这个反革命破坏的，和我俩没有关系！”说完，一溜烟跑了。
董万金气急败坏，扑上来就打。
父亲懒得看他一眼，脚动了一下手动了一下。董万金一跟头栽倒在地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被董希录打死他也不敢还手，被他儿子打就是奇耻大辱。
董希录去了造林队，他正好狠揍“黄狼笑”一顿，出一口恶气。他扑上来就打，父亲仍笑呵呵地，把董万金连踹了几个跟头，最后一脚踹出老远。
大伙儿又对父亲毕恭毕敬，再没人敢叫他“无声手枪”和“黄狼笑”。父亲旁若无人地跳上驾驶室，将拖拉机“突突”地开到地头。父亲排除了拖拉机故障，叔叔一上午把地翻完，及时播种冬小麦。大伙儿大开眼界，无不对董云程和董云祥哥俩刮目相看。董万金呆若木鸡，跟在父亲后面看了半天，仿佛不认识。
他狗眼看人低。父亲当年是“抗联特战旅”的特战队员，不但熟练驾驶“T——34”坦克，还能应急排除各种故障，将几十个日本鬼子碾成了肉泥。
从东北海方向飘来一只大气球，垂挂一部电台，降落在盐场北边子。正在耪地的社员们用锄头勾住气球，只见电台上面标识着外国字母。气球被棉槐茬子扎破，里面的气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有人喊“原子弹爆炸了”，吓的众人疲于奔命。大队治保主任打电话向公社报案，说发现敌特空投“电台”。
父亲到代销店买盐路过，来到气球旁边看了几眼。
他把“电台”上面的外文，大声翻译给埋伏在远处的大队干部听，是苏联国家气象局监控大气的气象气球，里面灌充氢气，所谓的“电台”是发射机。
“无声手枪”净说胡话，没人敢信。
二十五中学阎百铎老师教俄语，乘联合厂汽车火速赶来辨认，和父亲翻译的一样。两个人用俄语流利地对话，在场的人都服了，董云程确实不一般。
越是这样，父亲的历史越值得怀疑。
有人说他是苏联那边派来的大特务，有人说是潜伏的国民党少将旅长。还有人说，他是台湾那边派来的高级杀手，专门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为了掩盖身份才挑大粪，是“杨大发”那样血债累累的反革命。
有关部门把父亲叫去审查，派专人去黑龙江搞外调，没有任何结果。
妈妈对父亲说：“你回去把事情弄清楚，能留下最好。”父亲说：“你和孩子怎么办？”妈妈说：“你回来，小西山是家，你不回来，那边是家。”
父亲下了决心，说：“我只要回去就不回来了。”妈妈说：“哪儿对你的前程有好处，你就在哪儿。”父亲说：“我的事有谱了，马上回来接你们。”
父亲骗爷爷奶奶，说：“黑龙江有一笔辞职金，我回去算回来。”
爷爷和奶奶也怕父亲去了不回来，说：“你一个人去，她娘仨不能去。”
父亲去大队不是开介绍信，而是起“迁移”，立刻启程去黑龙江。
半个月之后，父亲来信，说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已经在区里上班，等解决了档案问题，马上办理转正手续。父亲牵挂我和姐姐，嘱咐妈妈：“孩子要是不适应，提前过来。”爷爷奶奶知道父亲起“迁移”不回来了，顿时冒高了。
奶奶一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老婶装作没看见，回自己屋奶孩子。
爷爷摩拳擦掌去大队，找给儿子起“迁移”的会计算账。老叔当旁观者看热闹。妈妈刚把奶奶扶到炕上叫醒，爷爷又往大队跑。妈妈和六爷刚把爷爷从街上拽回来，奶奶又从炕上掉到地上。妈妈好不容易把爷爷奶奶安抚消停，老叔放声大哭就像死了人：“这个家完啦……”再以后，妈妈一直没接到父亲来信。
六爷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将信扣下交给爷爷奶奶，根本到不了妈妈手里。妈妈嘱咐在学校上学的五叔：“你大哥来信，拿回来给我，别给别人。”
父亲再来信，五叔把信拿回来偷偷交给妈妈。妈妈不识字，把信拿给老婶看。
老婶看完信，说：“我哥不是来一封信了，每一封信都让咱们回去。”
妈妈、老婶和奶奶商量，说不适应这边生活，要回边外。老叔问奶奶怎么办。奶奶说：“你媳妇好不容易回来了，一个都不让他们走。”
妈妈和老婶心散了，铁了心要走。奶奶骗妈妈和老婶：“你们先把磨推完，推完了就让你们走。”爷爷牵驴回来，也和奶奶说的一样：“推完磨就让你们走。”妈妈和老婶不知推完了多少回磨，爷爷和奶奶再不提回黑龙江的事。
生产队分秕花生，老婶对奶奶说：“妈，给我们点花生，我们走。”妈妈问我和姐姐：“你们俩和我到黑龙江，去找你爹。”我们早被奶奶教好了，说：“我们不走，在里城家吃‘果木’。”爷爷赶紧去徐沙包子，挑回两麻袋苹果，往炕上“叽里咕噜”一倒。我和姐姐欢呼着，扑到苹果堆上打滚，更不走了。
奶奶给妈妈和老婶每人分了一小瓢秕花生，一捧炒花生。她们舍不得吃，一直攒着，做好回黑龙江的准备。妈妈做通了老叔工作，让他和奶奶要路费。
奶奶刁难，说：“你们两个人只能走一个，只给一个人路费。”
妈妈和老婶去意已决，一个人路费两个人走，走到哪儿算那儿。老婶说：“一个人的路费，只能到哈尔滨前一站三棵树，我再给我哥打电话邮钱。”
那天一早，妈妈抱着妹妹，扛一面袋梢瓜，拿着一小包花生。老婶抱着孩子，也和妈妈拿一样的东西。两个人去永宁坐汽车到许屯，再坐火车会黑龙江。
她们刚到余联君家房后，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没有任何东西遮雨。妈妈和老婶决不回头，下刀子也走，冒雨上路。他们走到盐场街上，大队书记于成忠说：“你们等雨住了再走吧。”妈妈和老婶不怕雨不住，只怕走不了，还得走。
老婶看见余联君房后有个人往这边跑，像老叔，和妈妈转身就跑。
两个人抱着孩子扛着东西，一口气跑到十里地之外的永宁城大庙前。老叔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商店没开业，老婶门内的女售货员说：“妹妹开门，我们进去换换衣服！”女售货员开门，妈妈和老婶刚进去，老叔追到门外。
老婶把老叔插在门外，推门推不开。妈妈说：“让他进来吧，外面还在下雨。”
老叔进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俩还得走一个，商量一下谁走。”
妈妈和老婶都不搭理他，汽车来了，她们开门出去，上了汽车。
老叔一个人都没撵回来，回去没法交代，也跟着上了汽车。
汽车开到了李官车站，雨越下越大。李官大河河水暴涨，汽车过不去，还得开回永宁。老叔讪笑着说：“让你们别走你们非要走，是不是还得回去？”
老婶喊住司机停车，和妈妈下了车。老叔也跟着下了车。
妈妈和老婶不管河多深水多急，抱着孩子背着东西下了河，宁肯淹死。妈妈个子小，抱着孩子的那只手死死拉着老婶，淹死也不回头。
老叔没下河，站在岸边观望，以为两个人过不去河，还得回来。
妈妈和老婶义无返顾，河水没过胸口，孩子只露出脑袋，“哇哇”大哭。
那几天，大队刚放过电影《八女投江》。老叔可能想到其中悲壮的一幕，眼泪直流没动地方。妈妈和老婶终于涉过了大河，水淋淋地上到对岸。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河水渐渐消退。老叔挽着裤腿过了河，两个人谁都不理他。汽车又开了回来，妈妈和老婶上了车，老叔才把另一份路费拿出来。
为了留住妈妈和老婶，奶奶煞费了苦心！老叔坐上去永宁的汽车，妈妈和老婶这才松了口气。一路上，两个孩子都得吃奶。妈妈和老婶带的一点花生舍不得吃，没有粮票买不了饭，只得吃梢瓜。她们在许屯火车站下了汽车，两个人赶紧买了火车票。她们住不起旅店，在阴暗潮湿的票房子里呆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刚上火车，妈妈遇见父亲在山东移民过来的小赵，在兴安岭地区工作。小赵对同伴们介绍说：“这是季霖庭家三姐，是咱们队上的。”
在小赵和同伴们的一路照顾下，妈妈和老婶顺利到达了泰康火车站。
下了车，妈妈又遇见了二舅的同事小侯，是妈妈五舅家的兄弟。
小侯说：“三姐，你们吃没吃饭？”
妈妈说：“这一道，我们俩吃面袋里连的梢瓜，还剩下半根。”
小侯赶紧去包子铺买来两袋包子：“三姐，你和二嫂先垫一垫。我领你们到我姐姐家，换换衣裳好好睡一觉。我随后给三姐夫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们。”
没出火车站，妈妈又遇见五舅姥爷兄弟的儿子，正在赶马车拉脚。
他得知妈妈和老婶要回林甸，马上把车卸了，往回送。车刚掉头，二舅的同事小高一眼看见妈妈：“这不是大眼镜妹妹吗？”三舅调到县里，外号叫“大眼镜”。二舅的同事们在泰康学习，听到消息全来了。
他们拦住一辆顺路大卡车，带队的领导让小高和小侯全程护送。汽车到了县城，三舅和三舅妈知道后，赶紧去把妈妈和老婶接回家。
父亲正在乡下蹲点，接到电话后，骑了匹快马，半个小时赶到县城。三姨奶家宽敞，非让二闺女宋桂云把妈妈和老婶接到她家。
父亲埋怨妈妈：“你把两个大孩子一块儿带来多好。”妈妈和老婶只是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父亲带妈妈、老婶回到张老万屯。我家搬走之后，大瓦房成了生产队食堂。老婶回娘家去了，妈妈和父亲暂时住在姥爷姥姥家。
队长“老酒糟”和副队长左金堂来了，全屯人都来了。
“老酒糟”对父亲说：“你们家原来住哪儿，现在还住哪儿。”父亲说：“全屯人还得吃食堂，我们俩大人一个孩子，住哪儿都行。”“老酒糟”眼珠子一瞪：“大瓦房已经腾出来收拾干净了，搬过去！”
全屯人赶紧回家，送辣椒茄子土豆小米大黄米高粱绿豆应有尽有。
妈妈对父亲说：“孩子长大了找对象，千万别找那边人。”
妈妈让老婶也搬过来，还像以前住在一块儿。
天冷了，老叔来给老婶送大衣，也拿来了妈妈的大衣。老叔带的苹果是伏果，一直包在妈妈的大衣里，烂得一塌糊涂。老叔回去之后，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地催，都是“妈病重速归”五个字。
县公安局重新搞外调，父亲又被弄得心神不定。叔叔用挂号信寄来三张照片。一张是奶奶躺在地上灵床上，一张是爷爷在街上扎“岁头纸”，一张是二爷在街上做棺材。父亲和妈妈抱着孩子，还有姑姑、姑父，一块儿回小西山奔丧。
父亲一走奶奶就有病，用火罐在额头拔了一圈紫印子。妈妈和老婶一走，奶奶一病不起，二爷做好了棺材。父亲他们一回来，奶奶立马起死回生，起来去北海赶海。父亲和妈妈商量，还回不回去，妈妈让父亲决定。
父亲心力交瘁，大病不起，半个月起不来炕。奶奶让叔叔回黑龙江起回“迁移”。父亲大病痊愈，丧失了最后的机会，死心塌地在小西山过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