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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山的老辈人都娇惯老儿子，称为“老疙瘩”，既“宝贝疙瘩”。分家之后，父母都和老儿子老媳妇一块儿过。老儿子赡养父母，不但继承全部财产，其他儿子照样拿粮拿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只有父母做寿、正月初三“回门子”、父母病重、死了发丧，才能回娘家。“六十六，吃闺女一刀肉”，闺女回娘家为父母的六十六岁生日做寿，带回的一刀肉不能添秤也不能减秤，有多少算多少。我们改称六爷、六奶为老爷和老奶，都和“老疙瘩”不无关系。
老爷、老奶和我家住对面屋，对太奶非常孝顺，照顾得无微不至。
太奶每天除了帮老奶做点家务活，再是到街上菜园外面看小鸡。她没事就盘腿坐在炕上，对着窗外的南天门长吁短叹，守着烟笸箩抽一杆大烟袋。
太奶为十里八村接生了三代人，仍不时被人接走，给临盆的媳妇接生。平日里，老爷家里从不断人，逢年过节人来人往，都来西北地看望大老太太。
爷爷兄弟六个抱团，当年在地东头抗倭，经历过“打虎亲兄弟”那种共同赴死的悲壮。下一辈人男丁不兴旺，叔兄弟加在一起才六个，更得抱团。
爷爷做主，从下辈人开始，叔兄弟之间以年龄大小排行。父亲年龄最大，排行老大，老叔排行第二。三爷的大儿子董云治排行第三，我们叫他三叔。二爷的独生子董云照排行第四，我们叫他四叔。三爷的二儿子董云水排行第五，我们叫他五叔。老爷的儿子董云华排行第六，比姐姐大一岁比我大四岁，叫他小叔。
没有外号不发财，爷爷哥六个都有外号。
大伙儿叫爷爷“老录头”是尊称，“南霸天”是别号，“西霸天”是偏得，“大虎”才是名副其实的外号。他软的不欺硬的不怕，敢摸老虎屁股更敢虎口拔牙，不像“龙虎兄弟”那种人，欺软怕硬徒有其名，一动真张又软又怂。
爷爷在沙岗后埋地角石，在西山砬子骂天骂东洋，在地东头抗倭，在大草甸子上打狼；当初去边外的四口人带回来一大家子人，更是他的辉煌壮举。
二爷叫董希玖，外号“二木匠”，职业即外号，盖房子修桥打车造船，样样在行。谁家桌椅板凳散架、扁担掉个栽子、换梯子枨或者做鸡槽子，他都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他做木匠活儿离不开吊线绷直，在生活中也能掌控是非曲直。
屯中谁家分家不均、两口子吵架、兄弟间不和、邻里为园边子地结为仇家、传言过耳查瞎话，二爷到场一番分析劝说，矛盾化解夫妻和睦仇家握手言和。
从这点上来看，叫二爷“二木匠”还有点儿亏。二爷和白美荣生了四个孩子，三个闺女，儿子董云照。董云照四叔人憨厚实在，拙嘴笨腮不但爱说话，还总抢话。他的嘴歪，一笑更歪，越歪还越爱说笑话。他不管干集体的活儿、私家活儿还是自己家活儿，都下死力。他说：“干活不累干什么累？不累仰壳了还叫干活吗？”别人在生产队里混公分“悠大魂”，他挑水抗旱累吐了血。
秋天刮大风，树叶子落一层。董云照四叔挑着花支笼子和筢子，早早来到山上。他不划拉树叶子，而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先占住满山遍野，让人无法下筢子。然后，他在自己的地界里轻梳慢理，把树叶子全部划拉到自己家。
在这方面，四叔和董千溪有过之而无不及。
董云怂家盖房子，四叔砌外墙，叫“把角”，董万金砌里墙，叫“扶里子”。四叔把角石砌得如同垂线、墙面就是镜面，一手好活儿。老辈人说，除了当年的狗岱子，砌墙“把角”没人比得过董云照。
董万金和他爹董千溪一样，认为什么都比别人好，就怕别人比自己好。他给别人家砌里墙“扶里子”，故意砌的里出外进，相当于自己家的墙比别人家的墙平。四叔当众训斥他：“你是个庄稼人，砌这样的墙不嫌丢人？拆了重砌！”
董万金没有脸，上去给了四叔一个大耳刮子：“你赶紧滚出小西山！”
四叔挨了打，倔强得和太爷一样，扔了大铲就走，谁都劝不回来。他一根筋，只往前走不往后退，走到百里开外的复州湾海边才停下来。他身后就是大连地区最大的黏土矿——复州湾黏土矿，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
四叔靠干活吃饭，饿着肚子，加入到工人当中挖黏土。他人实在、干活更实在。矿上招工，第一个把他留下来，转为正式工人。他第一个月开工资，星期天来回跑二百多里地回家，进屋跪地双手举过头顶，恭恭敬敬地交给二爷。
矿上培养他入党可以，但是死活不当脱产干部。
他不生病不吃药，只是每年矿里召开表彰大会，领导让他代表模范职工讲话，才把他吓的大病一场。大会胜利闭幕，他也病愈出院。高音喇叭宣传“万里江山披锦绣，神州处处起宏图”。四叔以为是“起蝗虫”，告诉人们多准备点“敌敌畏”。有人问他是哪一派，他说：“我是‘保卫派’，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还说了不少错话、蠢话，因为老实厚道每没有文化，总能顺利过关。
三爷叫董希河，外号叫“三罗锅子”。先不说他自小就勾勾腰，一个正常人常年织网久坐，窝也窝成了罗锅。爷爷带全家逃亡到林甸，三爷带三奶和三个孩子，去了吉林洮南府。三奶生第四个孩子时，母子俩双双病亡。
解放后，三爷带三个孩子回到小西山。据说当年在洮南府，三奶因为夏天开窗户睡觉，母子俩受了邪风而死。从此后五冬六夏，三爷睡觉宁肯热死蒸熟，也不开窗户。如果说奶奶的灵丹妙药是洋油，三爷的灵丹妙药是“雷米封”。光复前，三爷被抓到大石桥镁矿给日本人当“勤劳奉侍”，患了痨伤病吐血。
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陆海空大演习，小西山住进了大军。军医用“雷米封”治愈了三爷的痨伤病，他再也离不开“雷米封”了。他认为“雷米封”包治百病，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总在身上带一瓶辟邪。
三爷还有一根小油绳，被他当成圣物常年栓在腰上。这是后话。
三爷的大儿子叫董云志，当年去林甸张老万屯，投奔大爷董希录。爷爷给他盖了两间草房，为他成亲娶了媳妇。三叔到大草甸子挖草药，被狼撵了，也是一个劲傻跑不回头。他跑到几百里地之外的鹤岗，当了坐火车不花钱的铁路工人。
三爷的小儿子小名叫柱子，我们叫他五叔。五叔的绝技，是端着一碗粥在院子里一边边跑一边喝，半点不洒。他说：“端着碗眼睛必须看着前面，盯着碗越怕洒越往外洒。”五叔聪明好学要求进步，年年被评上“五好学生”。
我以为五叔排行老五，因此才被评上“五好学生”呢。
五叔的理想是参军当军官，最爱听父亲讲战斗故事和枪械知识。
父亲鼓励五叔，让他报名参军，三爷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碾钉。”他这边让父亲别撺掇小柱子去当兵，背地里让五叔别去西北地。
他说：“董云程你大哥在边外当胡子杀人放火，你跟他非学坏不可。”
过年，父亲带五叔去南海底祖坟，放“二踢脚”请神。三爷不放心，站在街门口听。回来后，三爷问：“你和你大哥放的二踢脚，怎么都是一个响？”
五叔说：“大概受潮了。”然后守口如瓶。
五叔用子弹壳做火药枪，不管拾草赶海，挑筐里一头放工具，一头放着火药枪。他装填火药再用纸团塞紧枪筒，用火柴头研磨底火，比开老洋炮都复杂。他反复击发，吓的几个同伴缩着脖子捂住耳朵，一直没响。同伴们放松了警惕，不相信他的枪能响。此时他“轰隆”一声放出一响，吓了同伴们一大跳。
山上残存的一棵棵大树上，一根根枯树杈就像老人的白头发。
五叔和董云超、王德宾、李元红等伙伴，都有一根沉甸甸的槐木短棍。
他们各自站在一棵树下，朝树冠上“刷”地猛投出去。“咔嚓”一声，一根枯树杈被打断，从下面往上看不几根，掉下来一大面子。他们大多打不中，拣起棍子再投。谁的棍子搁在树上，另几个人都过来帮忙，再用棍子打下来。
有时候，几个人的几根棍子都搁在树上，就得攀到大树上面晃下来。
小西山吃粮一直高贵，每年的人均口粮，从来没超过二百斤。
当初老爷给爷爷写信“每年人均口粮六百斤”，也是“放卫星”。能吃上大黄饼子和苞米粥，就满足了小西山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当年，四爷随爷爷挑小挑，辗转在盖州一带贩私盐，外号叫“四盖挑子”。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现在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四爷是职业车把头。
我家回小西山时，四爷赶车打牲口，自己也打光棍，没有家口。他的绝技除了会使鞭子，再是冬天淌清鼻涕，伸出舌头“吱”地一声舔干净。
时隔不久，公社搞大会战，在老帽山下修建“八一水库”。
四爷鞭头子好，被大队抽去赶马车。闫德民饿着肚子修水库，病死在工地上，撇下老婆和五个孩子。经人撮合，四爷给四奶拉帮套。
三爷在前街盖了房子，搬出老爷家厢房，四爷和老婆孩子住了进来。
厢房也是磨房，外间推磨里间住人。三户人家几十口人用一盘石磨磨粮，厢房里就像西北海一直发海、小鬼推磨，从早到晚“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四爷有两个继子，老大叫闫忠礼，老二叫闫忠成。他们是长辈，我们也叫他哥俩大叔、二叔，因为是外姓人，不在董家排行之列。
闫忠成比我大一岁，叫小成子，我俩天天在一块儿玩。
不知道四奶是不是蒙古族人，那天她娘家哥来了，穿蒙古族服装背着马头琴。
那个人一边和妹妹说话，一边调好了琴弦，接着弹琴唱歌。
琴声悠扬缠绵，在小西山上空回荡。仿佛一个顶天立地的粉匠，在空中手持粉瓢漏粉条。那旋律就是丝丝缕缕的粉条，围着小西山一圈圈地绕缠。歌声里还夹杂着粗犷和沙哑，就像粉芡没和开，漏下的鼓鼓囵囵的“粉耗子”。
那是个晴朗的夏日，一群燕子被琴声和歌声缠住翅膀，纷纷落到厢房外墙上。它们在凸凹不平的墙面上站不稳，不停地扇动翅膀保持平衡，争先恐后往一根木橛子上面挤。小成子拿了只茶缸上炕，向窗外一伸手抓住一只燕子，放进茶缸。
那只燕子很优越，小成子放它走都不走，刚放出来又落进茶缸里。那个人给小成子写了两个蒙古字“大鱼”，像拧了两根粗铁丝套环。董永华他们都做冰车子了，我也蠢蠢欲动，正缺少两截粗铁丝子做冰车子呢。
每年大年初一，盐场傻春林都来小西山唱“奥子”，要饺子要钱。他到每家只要一个饺子，不给饺子，就给他一元钱“大红票”。
董云巨家靠近地东头，他二闺女小唤长精神头，每年大年初一傻春林从地东头一露头，她满屯喊，“傻春林来唱奥子了！傻春林来唱奥子了！”
家家户户准备好一个饺子和一张“大红票”，也有的人家关紧了大门。他不要叁元钱绿票也不要两元钱蓝票，说这两种颜色的钱是假的。
蒙古人刚走，又有人喊傻春林来小西山“唱奥子”。不是年不是节谁家包饺子？哪有那么多“大红票”给他？原来，是复州城的艺人来小西山唱“莲花落”。
大伙儿恍然大悟，原来傻春林不是“唱奥子”，而是“唱落子”。
五爷的大名叫董希作，外号叫“五挠子”。
在几个爷爷当中，我和五爷的接触最多，故事也最多。我家刚回来时，五爷也打光棍，和太奶，老爷、老奶一块儿过。那几年逢上“掐脖旱”，五爷脖颈上也生了一圈“掐脖疮”。庄稼逢上“掐脖旱”，可挑水、打井、挖坑，拉水、引水缓解旱情。五爷的“掐脖疮”怎么也治不好，刺挠得没抗，睁开眼睛就挠。
奶奶给他抹洋油、糊土豆泥，三爷给他吃“雷米封”，太奶给他抹烟袋油子，都不见效。五爷还赖人，说：“本来都好了，又让你们给弄刺挠了。”
年景越是风调雨顺，五爷的“掐脖疮”越是严重。他一天到晚“哗刺哗刺”地挠，大伙儿都叫他“五挠子”。五爷一边挠，还一边筋鼻夹眼赖赖叽叽地骂人。
他长的像老猫，骂人也“喵儿喵儿”地像老猫叫。每当五爷刺挠得受不了，就大发脾气。太奶不搭理他好成，太奶越哄他越来劲，还“喵儿喵儿”地哭。
五爷一边哭，一边把炕上太奶的衣裳、枕头、被褥扔的满地。
过年放鞭炮，太奶都把花花绿绿的纸屑收集起来。攒了几年，她把纸屑放进大盆里泡囊，和了地瓜粉，用手拍成坛子和小水缸、水桶一样的容器，晾干就能用了。每只容器都有盖子，除了水什么都能装。
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盖子，就是太奶的烟笸箩。烟笸箩敞口，小盆大小。
当年爷爷去边外，四户人家耕种沙岗后的土地，算给太奶的老头票，她一直没舍得花。解放后她没兑换新钱，仍保留着。现在，太奶用老头票裱糊容器。老爷家里，靠墙摆着十几个容器，都用老头票裱糊，剩下的让老爷糊了天棚。
五爷什么都敢扔，只有太奶装烟的烟笸箩不敢扔。
也许这一回刺挠的太厉害，五爷拿起太奶的烟笸箩，顺窗户狠狠地扔到外面。烟笸箩打着旋儿轻飘飘地飞到街上，落到地上还转了好多圈。
烟梗子和烟末一道斜线和枪砂一样，到了院子中间就没劲了。太奶到街上拣回烟笸箩，扫起烟梗子烟末筛去泥土，装进烟笸箩里，照样抽大烟袋。
看没激怒太奶，五爷还得找点儿什么东西发泄，一眼看见我站在窗外。
他“喵儿喵儿”地骂我：“小鳖羔操的你看我热闹，看我揍不揍你。”
我回骂：“怎么不刺挠死你个大五挠子！”
他“劈里扑娄”地下炕撵，我一个高跳到外屋地，钻进这边屋子里。五爷害怕爷爷奶奶，不敢进去。我伸出头逗引他，他不敢骂，也不敢进去。
有一回，五爷挠完了解了刺挠，趴在窗台上，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站在窗外，拿根长长的棉槐条子，在他后脖颈上来回划拉。他“嗷”地一声醒来，一阵狂挠，把脖子都挠出了血。他一看是我干的，从窗口跳出去，把我撵到沙岗下。
他一把将我按倒，撧下身边的棉槐条子，抽的我“嗷嗷”地嚎叫。正在挖沙子的爷爷跑过来，夺下棉槐条子，把五爷好一顿抽。五爷回来，又被奶奶用笤帚把子好一顿揍。妈妈给五爷个台阶下，用烧火棍打我，我嚎叫着逃到街上。
妈妈在前面追打我，爷爷在后面用水扁担追打妈妈。
我嚎叫着跑到沙岗子上，躺在大杨树下睡着了。太快黑了我还没回来，妈妈以为我让狼吃了，找到大杨树下，把我叫醒，给我抚去沾在脸上的沙子。
她忏悔地说：“妈妈以后不打你了，你别跑，看让狼吃了。”
我有恃无恐，经常藏在窗外和炕沿下，伸出棉槐条子划拉五爷后脖颈，气得他没辙。那天他威胁我：“小鳖羔操的你再欺负我，我就投海死给你看。”
五爷出了后门往西北海跑，下了老牛圈出了石门沟，一头拱进海里。
他没被淹死，掐脖疮让海水一杀不但解了刺挠，投了半个月海痊愈了。
那天，我又拿根棉槐条子吓唬他，这回他没去投海，往街上跑。
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撵，把他撵到地东头。五爷过了老李大河小桥，马不停蹄地跑到姜家屯，跑到许家屯，再顺铁道线一直往北跑。他跑到鞍山，成了一位炼钢工人。五奶也是带几个孩子的寡妇，人体面有正式工作，还能说会道。
老爷叫董希升，外号叫“六大眼”，和老奶成亲后才去当兵。
老爷入伍后，在“四野”黄永胜的第六纵队当通信兵。
在辽西战役堵截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的强行军途中，老爷身背电台一步不拉，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如果不将廖兵团堵住，将影响整个东北战局。林彪几天得不到六纵回电，急得团团转，刘亚楼甚至要枪毙黄永胜。六纵强行军没有时间架设天线，堵住廖兵团之后，立刻向总部发报。发报之后，老爷狂喝凉水差点冲炸了肺，患了严重的哮喘病。纵队打到雷州半岛他也喘不上气了，掉队被收容。
老爷复员回家后，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夏、秋两季带领民兵护青。
他一直保持军人本色，头正颈直目不斜视。他打绑腿扎腰带，像挂手榴弹一样，腰挂“嘎斯灯”和手电筒。他帽子上端端正正别着一枚像章，就是帽徽。他的手中武器是长、短两把带爪儿扎枪，打磨得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他把军人生涯当成终生荣誉，政府在他家门框上钉了“光荣军属”的红牌子，他还嫌不够，自己用红油漆在上亮子三块玻璃上，写下“光荣家”三个鲜红大字。
老爷的气一直不够用，训练民兵时，呼哧带喘地作示范，挨个纠正队列动作。民兵们实弹打靶之前，他示范立、跪、卧三种姿势射击。他哮喘控制不住呼吸，影响瞄准精度，随意打了三枪，枪枪中靶。民兵们实施实弹射击时，他蹲在枪口旁边，眯缝眼睛打瞌睡。每响一枪，老爷的脑袋就一耷拉打个盹。据说他们司令员也有这种毛病，夜里让部下开摩托车奔驰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才能睡着。
哮喘使老爷两个大眼珠子更加凸起，眼睑又向外扩展了一圈。
老爷无法胜任民兵连长，由盐场“赵大官”继任。“赵大官”复员前是营长，犯了错误被一撸到底。他大眼皮歪脖子，低头走路，像在道边寻找什么。
他见了人得使劲地仰起脖子，勉强睁开眼皮进行辨认，还经常张冠李戴。每当大队民兵训练，他马上变成一个营长，生活一切军事化。他挺胸抬头目光炯炯，连走路都是标准的队列动作，将一盘散沙的民兵训练的有模有样。
继“赵大官”之后，盐场曲跃后担任民兵连长。
他一天书没念一天兵没当，是个军事天才。他对民兵严格要求，队列动作规范，口令喊得标准响亮，投弹出手就是五十米开外，射击都在九环之内。
他带领大队民兵到县里比武，取得了总分数第一名。他穿胶鞋立正，脚后跟如同大头鞋磕出“当”地一声脆响。有人怀疑他在鞋根里藏了铁片，他当场脱鞋验证。部队首长特招他入伍，体检时眼睛不合格，不但色盲，还高度近视。
老爷不当大队民兵连长了，当成第二次退伍，没了精神头，变得狭隘。
老奶是山东长岛县砣矶岛人，后来搬到盖县归州村。每当老爷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老奶都吓的不敢吱声。老爷说要去找谁打听点事，老奶如同大祸临头。
她用山东腔边哭边说：“借（这）可怎么景景（整整）……借（这）可怎么景景（整整）……”她说的满嘴丫白沫子，老爷也一直没去打听那点事。
以后老奶又怀过两次孕，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连太奶都无能为力。
大伙儿都说老奶体格好，“六大眼”体格弱，带不起个孩子。
在父亲的六个叔兄弟当中，董云华最小，我们叫他小叔。太奶从东山嫁到小西山，距离不过几十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太奶管“渴了”叫“卡了”，喝水叫“哈水”，穿鞋叫“穿席”，管药片叫“月片”。
小叔由太奶带大，很受宠爱。我们都叫“奶啊”！他却叫“哪啊！”
他经常当我们的面撒娇：“哪啊，我卡了想哈水！哪啊，给我穿席！哪啊，给我挠挠后脊杆子！”我像吃了干咸鱼，满嘴齁咸嗓子眼里全是粘涎子。
那一回小叔逞能，生吃了一条咸刀鱼，齁着了，一叫“哪啊”就咳嗽。
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外屋地，一边放一张条桌。老爷家吃饭早，半下晌就在炕上放了小桌子吃饭。我们这边吃饭晚，天不黑不吃饭，人口多，挤满了条桌。
我们家刚吃晚饭，老爷那边已经关门睡觉，晚上从来不点灯。那天太阳还没落山，我们这边刚要吃饭，十岁的小叔一丝不挂地开门出来。
他对妈妈说：“大嫂，俺妈头疼，跟你要片月（药）。”
面对老少十几口人，他半点不知道羞耻。
爷爷瞪了他一眼：“妈拉个呱嗒，那么大个孩子，光腚不知道害臊。”
爷爷的兄弟六个当中，五爷董希作的精神头傻。在父亲的六个叔兄弟中，三叔董云治腿傻、傻跑。四叔董云照力气傻、净出傻力，但是，都他们傻成了董家的翘楚。每一年春节，爷仨衣锦还乡回家过年，大出风头，就像官方团拜。
那时节冰天雪地满目凋零，他们风光无限满面春风，身穿崭新带地垄沟的工作服，前后街大胡同子东南地西头子东头子溜个遍，被一群孩子前呼后拥。
他们依次到太奶家、叔叔大爷家、哥哥嫂子家、叔兄弟家送礼拜年。他们按辈份排队，庄重地迈过“栓马桩”进院，半点不拉过程。
他们跨过门槛一进门，高亢地逐个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过年好！”随后跪在宗谱前，给列祖列宗、长辈、长兄、老嫂磕头。他们被热情地迎进屋里，把礼物放在柜盖上摆摆正，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享受本家本当褒奖。
爷爷奶奶满脸陪笑地对五爷说：“小小子不懂事，我们才打了你。”
五爷知恩图报，说：“要不是小小子拿棉槐条子撵我，哪有我今天？”
说着从口袋里的钱夹里拿出两元钱，让我去盐场买小鞭放。我刚想去街门口草垛里藏钱，被抱草的妈妈发现后劫走，成了她的私房钱。那当时的女人们都有用账本、画报、书刊做成的“洋夹子”，里面夹着有全家人的鞋样、五颜六色的丝线、纸片灯。妈妈理所当然地把钱放进“洋夹子”里，还哼了声小曲。
爷仨地区不同工作不同，讲述的时事政治奇闻逸事，完全相同。三个人讲到兴头上突然打住，交头接耳嘀嘀咕咕，警惕地看着周围。他们表情严肃神秘，一定是哪件机密该讲哪件不该讲。听众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等待下文。
假如有人耐不住性子刨根问底，他们随即打住不说，三缄其口。
实际上，他们弄不清斯大林姓时还是姓史、金日成是男是女、胡志明家住胡家店还是明屯。等到听众急不可耐之时，爷仨把乔拿足，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五爷神秘地说：“斯大林作孽了，死后顺每根头发茬往下滴血。”
三叔说：“我们那地方有个猎人到大兴安岭打猎，把被毒蛇咬过的那块肉用刀剜下来，拣回条命。第二年他又到那地方去，那块肉已变成了斗大一块，用刀尖一拨弄‘砰’地一声爆开，崩了满头满脸，没走几步中毒而死。”
四叔神秘地披露：“大官晚上睡觉都不盖被，只铺着长毛褥子，”停顿片刻，“人躺在褥子上面被长毛盖住，半点都不冷。”
有人问：“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国人，都吃什么好东西？”
四叔随口说：“猪肉炖粉条子管够造。”
父亲从来不插话，从头至尾洗耳恭听。
三叔董云治展示自己的铁路工作证，说：“我凭证坐火车，不花钱。”看人们半信半疑。三叔马上起身：“小小子，三叔带你去大连。”
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去。我万分沮丧，三叔也遗憾万分。
大部分小西山人都知道他们的半斤把两，对爷三个不屑一顾。他们说：“还是董云程有成，那爷仨都是瘪子。”一个说：“都是瘪子怎么都当了工人？”另一个说：“一个被大耳刮子打跑了，一个让狼吓跑了，一个让五岁孩子拿棉槐条子撵跑了，要不是撞大运，三个绑一块儿也不如董云程的脚丫粪。”
好季节再逢上好天气好潮，太奶也去北海赶趟海。
那天，她带小叔、姐姐和我去西北海青石线，拣了半筐小锥螺。我们光脚走在青石线外面的海滩上，脚下是一层黑黑的、沉甸甸的铁沙子。沙包上面有四个水泥基座，上面的铁疙瘩生了暗红色的铁锈。当年小日本想在这里淘沙炼铁，因为战败而放弃。我们从石门进入老牛圈，在流沙里发现一块锈铁疙瘩。小叔往外一拽，流沙向内“呼隆”一声塌进去，露出一间神秘的房子。原来，锈铁疙瘩是一把锈锁。我们顺着小窗窟窿往里面看，一铺半截炕上，堆着一堆木炭。
我人小，钻进窗窟窿进到小屋里，把木炭一块块地往外扔，太奶装了一筐。
我发现墙旮旯里，放着一挺电影里日本鬼子那种三条腿的大机关枪，上面生满了疙瘩琉球的铁锈。我大声喊：“枪！枪！”太奶大惊失色，让我快出来。
小叔吓哭了，哭声像从坟窟窿里面发出来的，格外瘆人。我顺手拿了两发裹满铜锈的子弹，钻出窗窟窿。小叔看见子弹，吓的“嗷”的一声，窝头就跑。
父亲干完活回家看过子弹，带了铁锨领着我，来到老牛圈。他挖开小门进到房子里，拖出那挺重机枪，还有几箱生了铜锈的子弹。
父亲说：“这是日本‘九二式’重机枪。”回来去大队报告。
驻杨树房空军雷达连开来一辆汽车，过不去沙岗子，停在余联君家房后。公社、大队都来人了，用牛车把重机枪和子弹拉到小西山，装上汽车拉走。
有关部门来大、小西山，老人们都去接受调查，也没弄清楚日本人什么时候盖的小房子，放一挺重机枪干什么用。白成太受了半年审查，也不知道。
小房子被拆除，驻杨树房空军部队雷达连，正式接管了望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