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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断字，给瞎董万空带来了才是儿子。他给儿子取名董太举，不是考举人，是希望得到推举。董太举和小西山的孩子一样，刚懂事就得拾草、拣粪、挖菜、赶海、放驴。他和别人家孩子不一样的是，没有参军、招工、提干、上大学的资格，永远被圈在小西山。他要想实现任何一个愿望，都得重新托生一回。谁家宁肯把闺女送进庙里当尼姑，逼进深山老林做白毛女，填到粪坑里沤粪，也不会嫁给他。他能像小草一样留包籽就知足，像猫狗每年春天叫一回春也心满意足。
唯有父亲瞎董万空，对儿子的前程报有希望。从儿子刚懂事开始，他就对他进行苛刻的家庭教育。瞎董万空的教学方法只是一张嘴，全靠口授。他的教具是一条断臂，也是惩罚儿子的刑具。他的教科书是天地万物，上下五千年历史。董太举三岁就会写字，四岁能看懂墙上的报纸。他既熟读《四书》《五经》，也学习现代课程。他八岁上学，课本上的知识早已经学过。他本应该跳级，戴四道杠、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原因与他无缘。父亲的言传身教，是用一只半脚磕磕绊绊地走路，用两只断臂夹着小勺吃饭。他五岁那年，妈妈小白菜死了，由他照顾父亲，替父亲穿衣裳，穿鞋。盐场演电影，瞎董万空一场都没少看，儿子背着父亲。
父亲经常鼓励他：“小西山藏龙卧虎，凡‘太’字这辈人，只有你和西北地小小子能出息人。”董太举大惑不解，认为自己和小小子最出息不了人。自己外号叫“萧老太婆”，挨了欺负不敢还手，再说还有这样一个爹。小小子偷书被林富有告了，和四类分子一块儿挨批斗，被学校扣留了毕业证书，这辈子瞎了。小小子也比自己强。他是贫农成分，什么都敢干，外号叫“疯狗”。他自小开始磨锉，十五岁去当兵。父亲说：“别看小小子现在落难，将来比谁都强。”
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为各大队联系一项副业，到大连为一家部队医院砌大墙。小西山光棍多，劳动力过剩，大队把名额全派给小西山生产队。
董太举也想去搞副业，又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里不方便，没人照顾。瞎董万空说：“你叫董太举别不识抬举，不去不行，非去不可。”他爱出字谜为人答疑解惑，预测贫穷富贵、福祸凶吉生老病死，有的精准有的纯粹是胡诌八扯。
儿子临去大连搞副业之前，他也出了个字谜：
孙中山革命未成功，
蒋介石口喊和平。
北伐战争国共分裂，
毛泽东四大光明。
董太举没费劲就猜出了谜底，是“燕”字。瞎董万空欣慰地说：“你的前程，离不开这个燕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为什么钦佩共产党和毛主席。”离开家之后，董太举还在琢磨，这个“燕”字能给他带来什么。劳燕分飞、燕肥环瘦、燕雀之屋、燕雀之尖，还是“小燕子穿花衣，每年春天来这里”？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三年的五月中旬，连日的大南风吹绽了槐花。
在甜丝丝的空气中，小西山十几个社员扛着行李，来到永宁联合厂。
各大队搞副业的社员们已经到了，乱糟糟地如同一堆堆成了精的木头疙瘩，乍一看没有什么不同，仔细端量各不相同。把人比做动物和植物，再合适不过。方脸大眼珠子的人器宇轩昂，像马和青松。憨厚朴实、踏实肯干的人五官平平，像老牛和高粱。脾气倔强桀骜不驯、动辄尥蹶子放屁的人，像犟驴和刺槐。尖头竖尾缩缩脖子左顾右盼的人，像耗子和墙头草。非男非女娘们胎的人，像骡子和谷莠子。坐不住站不稳抓耳挠腮的人，像猴子和水草。
我只看小西山人顺眼。又是联合厂那辆大卡车，又是那个师傅开车。
其他大队社员上完汽车，主任曹家驹仍不让小西山人上车。
他怕胀破车厢摔死人，让人在车厢四外加了一圈柞木杆子，用粗铁丝拧紧，这才将十几个小西山人和行李硬塞了进去。车厢里挤进百十号人。我被塞进车厢边上脚不沾地，后腰被死死地挤在杆子上直不起来，半个身子仰出车厢外。
汽车风驰电掣疯狂地颠簸，我仰面朝天大口喘气，如同仰天长叹。我的腰椎骨，硌在横杆上一块喉结大小的树结上，有被硌断的危险。路边的树枝树叶草垛，对我的脑袋“噼里啪啦”横抽猛扫死磕。小西山名不副实的地主富农帽子，戴了多少年也摘不掉。我戴的一顶假军帽，刚到潘家沟，就被一根柳条子扫掉了。
一头老牛回头望了一眼飞驰而来的汽车，慢悠悠地穿越横道。司机来不及刹车，向外猛打方向盘。“咣当”一声，我的脑袋被抡在一棵大树上反弹回来。
我如同挨了孙悟空一金箍棒，爹一声妈一声地惨叫起来。我怀疑脑袋是不是不在了，晃了晃，还连在脖子上。我一听不像自己的声音，闭紧嘴巴判断，声音来自身后。一个牛一般强壮的知青，被同一棵大树将胳膊撞成了粉碎性骨折。
还幸亏被我脑袋挡了一下，否则就得被撞成粉末性骨折。
曹家驹和司机都不是人揍的，有人受伤也不停车，汽车转弯也不减速。
汽车向左拐时我一下子起了空，趴在人堆上面享受片刻。汽车向右拐时，一车人压在我身上，头发扫地，快被压断了气。折腾了四个多小时，汽车终于停在大连那所驻军医院门前。车厢里的人挤紧了下不来，还有几道杆子箍着。
部队调来一辆汽车吊，先拔出几个瘦干楔子松缓一下，再依次下车。
第一个瘦干楔子被绑上汽车吊，拔的爹一声妈一声叫唤。可怜的楔子快被拔断了也没拔出来，只得三个楔子绑在一块儿拔。其中一个楔子被拔出来时一丝不挂，像一只脱了皮的黄鼠狼。拔出十个楔子才见空当，这才一个个攀越栏杆下了车。这一车拉了一百一十八个人，要是梁山泊好汉排坐次，就得火拼一场。
一群知青赶紧把受伤的同学送进骨科处置，回来之后按倒曹家驹，就是一顿暴打。我的情况更不乐观，腰朝后勾勾不能拿弯，大伙儿以为我还有闲心练功。
我龇牙咧嘴说：“我的腰弯不回来了，快帮我往回扳一扳。”
一伙人在前面用脚蹬住我的肚子，另一伙在身后把住我的肩膀头子。陈大友子一声令下：“开始！”大家前蹬后推用寸劲，“嘎巴”一声把腰掰过来了。
幸亏小西山人有病有灾不当回事，病情严重了就当成牲口处置。否则也在第一时间把我送进骨科，不但要动大手术进行矫正，弄不好就得高位截瘫。
小西山人见了大队干部都打怵，哪能看得下去公社干部被打？他们不但没因为我去找曹家驹算账，还护着他拉偏架，好几个人被知青打的鼻青眼肿。
曹家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只眼睛成了乌眼牛，额头鼓起个大包。他城府极深，确实能当干部，和没事人一样，把大伙儿召集到一座大房子里开会。
他说：“我们这次搞副业，是给部队医院砌大墙，工期不多不少两个月。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城市人都下放到我们农村了，而我们却从农村来到城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步登天大换班。往后啊，就得用这个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该我们农村人进城了。小西山的光棍们这回可拣着了，都能领个大连媳妇回家，权当帮着他们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了。现在，大连人把我们农村人当成宝贝，见了农村小伙子就抢到家里当女婿，因为舍出一个大闺女就保住了全家人，就不用下放到农村了，人家可比我们会算账啊。要是遇见几家人都来抢，你得赶紧跑，要是跑慢了，没抢着的那几家非把你打死不可。大连姑娘特别喜欢个高的，个矮的也别上火，都能找到。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砌大墙这点活儿就和玩一样。从此后，我们就是农转非的工人了，一天八个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干什么呢？压马路逛公园谈对象，吃喝玩乐打扑克，游山玩水。我们住在部队医院里，有个头疼脑热的打针吃药像喝水吃饭，部队的大夫医术高，有小病小灾都住院。部队还组织我们军训，投手榴弹打枪时注意安全别崩着。本来安排我们住宾馆，一个人一个房间，铺地毯睡钢丝床，酒席宴菜准备齐全。城市有规矩，客人耽误吃的东西都得倒了扔了。因为知青胳膊坏了得住院，直接拉医院来了。你们这一百来个人先住几天仓库，适应几天再搬进宾馆。从今天开始，一天三顿细粮大米白面，晚上喝酒，坚决杜绝浪费，酒足饭饱之后再泡嫚，你们是掉进福堆里面了。今天晌午先对付吃一顿饭，晚上先住一宿。以后有事找老甘头，他是你们的工头。”
小西山人因为为曹家驹挨了打，他不说半句感谢话，最后还不忘泼几盆泔水：“小西山来的人大部分是地主富农，有什么破坏行为要及时揭发报告。在大连找媳妇，小西山的光棍没有份。其他大队的人住宾馆，小西山人住工棚。”
曹家驹说完，和司机往外走，开车去逛天津街。到“山水楼”下馆子。小西山人还得装成恋恋不舍的样子，和众人一块儿出去送。大伙儿都把曹家驹的鬼话当成了人话，埋怨打人的几个知青坏了大家的好事。打人的几个知青都低着头，害怕被人告密。暂时回不去家还好说，要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就得不偿失了。
他们赶紧找曹家驹陪礼道歉，已经晚了。
曹家驹刚走，医院营房处的刘处长和罗助理来了，讲了些注意事项。
刘处长说：“大连的社会治安情况很糟，我都被抢过军帽。社会上的小痞子打架斗殴，用刀子捅女同志屁股。你们没事别上街，上街必须三个人以上。”
他没提住宾馆一天三遍细粮喝酒等，更没提被大连人抢回家里当女婿。
监工老甘头也是个“老干头”，干瘦没有水分，如同一只焙干的老坏鸟。他勾勾着腰缩缩着脖子，大热天穿一套帆布工作服，戴一顶前进帽，手握一把尖头圆底的长把小铁锤，和他长的一模一样。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这锤子是铁路工人用来敲铁轨的。他完全否定了曹家驹的那套鬼话，说：“我这个人抽烟，说话呛人。吃饭得就咸菜，我不骂人不说话。我管了半辈子人管够了，找个东西替我管，就是这把小锤子。我的手有深浅，小锤子没有深浅，哪一下敲狠了敲在骨结上，稍微疼一点儿，大伙儿都得忍着点儿。大连比咱家那地方热，本来让我们在山上上搭棚子住，我把曹家驹骂了，他才找部队联系了这座大仓库。”
午后一点，大伙儿才吃上饭。高粱米饭做的半生不熟，外加一锅豆腐汤。
饭后，大伙儿都躺在铺上歇一歇，有的还想上天津街逛一逛。
老甘头“嗷”地一声：“驴操的这不是医院挺尸房，起来干活！”
“母狗子叔叔”董亮睡着了，被老甘头一铁锤打在脚骨上。他“嗷”地一声跳起来，夹起行李卷一瘸一拐往外跑，以为当盲流被“联防”端了老窝。
大伙儿去山上工地搬石头，刚下过雨的黄泥地上一跐一滑。这里的黄泥死皮赖脸，在脚上粘了两个大泥坨子，往树上蹭就粘在树上，用铁锨刮粘在铁锨上。
大伙儿从下午一点半搬石头，搬到晚上六点半才收工，都滚成泥猴子。
大家如同囚犯遇上大赦，吃完饭一窝蜂挤在水龙管子下面冲洗，想好好睡一觉。众人又打错了算盘，晚上七点半钟还得干活，拿铁锨到工地上挖地基。
在小西山往下挖半个人深，才能见到一锨深的黄泥，再往下是酥石棚。大连的黄泥层挖一个人深还不见底，粘锨甩不掉。在雪亮的电灯下，谁想偷点儿懒喘口气，被老甘头发现，骂轻了老祖宗在地底下发烧，重了就得挨锤子。
晚上十点钟回来，顾不上洗一洗，连衣裳都不脱，一头倒在板铺上枕着铺盖卷，呼呼就睡，天塌地陷都不知道。市的自来水冰凉冰凉，我常年洗冰水不怕凉，在外面阴暗的路灯下面，脱光了衣服冲洗。我让凉水一激，没有半点睡意。
脑袋被树撞出饭碗大的血包，像长了个皮枕头，一沾板铺就钻心疼。我的腰虽然被扳直，只说明两截身子还连在一块儿。里面被撕裂的组织渗血发炎，后腰暄乎乎地肿起老高。搬石头挖地基什么都顾不上，一闲起来不敢弯腰也不敢下蹲，一动弹就疼的浑身冒虚汗。我突然感到发冷，不住地伸懒腰打哈欠，不解乏也睡不着觉，心“崩崩”跳。我知道坏了，伤处发炎发高烧，不养几个月不能痊愈。
我下了决心，哪怕腰真的两截了也要坚持到底，死也要死在大连。
整座大仓库里面，只有老甘头一个人不睡觉。他单独一张床，靠墙角，床腿用砖头垫起一尺多高。他高高地坐在床上面抽烟，对屋子里的情况一目了然。
我好不容易伏下身子，在铺底下提包里，抓了本书悄悄出去。
我倚在大仓库旁边一根水泥杆子上，借着昏暗的路灯看书。临行前，父亲让我带上课本，没事抓紧复习，万一被大队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好有个准备。我当时差点儿笑出了声，哪怕全盐场的人都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剩下那个人肯定是我。毕业那天，我的课本和书包都让我扔了，只带了几本闲书应付。
那是本破案集锦，书名叫《金色的盾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个作者叫“董超”，我在中间用黑笔画个“云”字，拿给发小们看。我说：“咱小西山出了个作家，这是董云超写的书。”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再见到董云超高山仰止。人怂货囊的他被调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在杨树房娶回个媳妇。
老甘头蹑手蹑脚出来，用锤子照我脑袋拍了一下，顺便划了一下。他锤技精湛，锤子底恰到好处地刚好把后脑勺的血包拍破，锤子尖顺便划破额头。
从我后脑勺淌下来的血水冷冰冰的，顺头发茬流进后面的脖领子里。额头上的鲜血从脸上淌下来，小虫子一样痒痒的，顺着下巴嘀嗒到我的胸前。
爷爷用连枷暴打董万金，半点便宜都没沾便宜，此刻都让老干头用一把小锤儿，在孙子的脑袋上找平了。铁石心肠的老甘头，见了我的惨象无动于衷。
我的脑袋一定成了血葫芦，我跃跃欲试，真想夺下锤子敲碎他的脑袋。
我忍住了，在昏暗的路灯下和他对峙。老甘头率先打破寂寞，笑眯眯地小声问：“你还看书吗？”我笑得咬牙切齿，说：“看。”他把手里的锤子举起来，看我目露凶光，又放了下来，说：“你看多长时间的书，就得多挖多长时间的地基。”我毫不犹豫：“我看三个小时。”说：“你耽误干活怎么办？”我说：“我能看书就能干活。”他轻蔑地说：“你戴得起手表吗？怎么记时间？”我说：“我没有手表，但是心里有数，沾一分钟的便宜，就多干三个小时的活。”
老甘头转身回去，一动不动地站在仓库门口，一直在监视我。
我还带了《虹南作战史》《激战无名川》《江畔朝阳》《桐柏英雄》《分界线》等长篇小说。我去水龙管子下面，把被血水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洗干净。我根本看不下去书，也不知道疼，只和老甘头较劲，熬个你死我活。
下半夜，老甘头熬不住了，打着哈欠回去睡觉。
我嘴对着水龙头不住地灌凉水，尿比灌下去的水都多，道边都让我尿的发了河。大连比小西山热出一个节气，我一边尿一边出汗，浑身透湿。不知不觉烧退了，脑袋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了许多。我慢慢地下蹲、哈腰，早上还得干活。
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了董家的祖祖辈辈，小西山的老老少少，一茬茬光棍们的境遇，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还有眼下的处境……冰凉的泪水，像一根根冰溜子一样，冻结在我的脸颊上。我用手抹了一把，知道不是眼泪。
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是头顶上淌下来的血水。瞎董万空梁希全左金堂“老酒糟”郝文章董云华尿罐子小小王美兰蓝小兰徐梦莹小哥哥董太淘代春田茅草根山槐子白花草老牛筋……脑袋没被树撞碎没被锤子敲烂，也胀得支离破碎。
大仓库里传出此起彼伏的鼾声，像雨后的南洪子传来一片蛙鸣。熟睡中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和老甘头之间发生了什么。一恍惚，我还以为站在小西山西北地自己家街上。我初出茅庐就步步不顺，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
我只当成生活对我的考验。命运不让我得好，我也不让它舒服。只要天没塌地没陷我还在喘气，我就坚持到底决不动摇。穷神恶鬼全来吧，咱们走着瞧。
三星晌了，五个小时过去。老甘头一直没睡觉，也没出来叫我。我突然有了倦意，倚着电线杆子站着睡着了。我猛地醒过来，以为睡过劲了，天还没亮。
我睡了两个小时觉，足够了。我成宿挨父亲的骂，哪睡上这么多觉。我的腿麻了，腰疼大劲了，木胀胀地成了木头腰。我倚着电线杆子慢慢地坐下来，在天亮之前歇歇腿。凌晨三点钟，老甘头把大家叫起来上早工，继续扛石头。
我既是血肉之躯，也是钢浇铁铸，一趟石头都没少扛，一块石头都不比别人扛的石头小。大家上完三个小时早工，六点钟回来吃饭，七点钟挖地基。
老甘头夸我：“你个驴进的是头铁驴，黄泥地不好挖，人挤在一块儿窝工。其他人到山上砌墙，给你一个星期挖地基，早晚不用出工，干不干？”我毫不犹豫地说：“干。”他又说：“你一个星期挖不完，所有的活都算白干。”
早上三点钟，我照样和大伙儿一块儿出早工，扛三个小时石头，吃完饭一个人去挖地基。我要让老甘头和所有人知道，小西山人不但要强，还要志气。
妈妈过年切年糕之前，在刀上沾一下水就不粘。爷爷脱坯时，事先用水洗一下坯挂子里框，黄泥再粘也不沾框。假如爷爷干这活儿，除了用水洗铁锨，也没有什么高招。我端了半盆水，下铁锨之前在水里涮一下，不粘锨还不累。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老甘头前来干预，就去找刘处长评理。老甘头根本没搭理我，也没来现场看过一次，好像根本没有我这个人和挖地基这码事。
不管我的身心受到多大伤害，不出三天保证痊愈。大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好几个人累趴了，我觉得挺舒坦。黄泥再粘再沾铁锨，也比十根手指头捏着油绳悬爬轻松。我常年举石头、夹着石头在沙岗子上奔跑，搬石头扛石头半点不费劲。我将眼前的人和事添枝加叶地进行联想，胜过空洞枯燥的长篇小说。
对面是驻军医院教学楼，那天我正在沟里沾水挖黄泥，眼前一片鲜绿、红花璀璨，笑语声声香气袭人。一群女卫生兵课间休息，朝我这边散步。她们穿着一样的绿军装，一样的红领章红帽徽，几十个人不分彼此。尽管我浑身污泥地位卑下，仍把她们当成一群徐梦莹，无比景仰尊敬。老甘头说我比叫驴还抗造，小西山人也说，西北地小小子驴都不换。搞副业的人们都说，小西山那个小子，比驴还皮实。只有小小王美兰一直认为我至高无上，徐梦莹对我一往情深。
我以为，同样会得到这群女兵的尊重。接下来的事情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到，让我万念俱灰，连死的心都有。一个漂亮女兵对地基下面说：“小毛驴你累不累？” 我以为上面过来一头小毛驴，伸着脖子往地基顶上看。
一个女兵薅一把青草扔到沟里：“小毛驴吃把草，休息五分钟。”一恍惚，我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头毛驴，差点对她们说：“我每天割一大筐驴草，这么一小把哪够。”又一个女兵说：“一次我们给战士打预防针，连队用驴吉普来接我们，一个大东西从毛驴肚子下面伸出来。我赶紧喊：连长，毛驴肠子出来了！”
女兵们笑得天翻地覆，我以为毛驴挨了扎枪，肠子冒出来了呢。
一个女兵说：“我也遇见过一回，还问赶毛驴车的男兵：班长，毛驴怎么长了五条腿？”女兵们嘻嘻哈哈，又往沟里扔了几把青草，意犹未尽回去上课。
一连好几天，我都被这群女兵羞辱取笑，对她们的好感一落千丈。
有时候逢我从沟里爬上来，她们直接往我嘴里喂青草，让我学驴叫，尥蹶子放屁。我构思好了一语双关的语言准备回击她们，一想起徐梦莹就咽了回去。
尽管她们的行为让我无比痛心，毕竟是我无比崇拜的军人。那个对我羞辱最厉害的小女兵，竟让我表演“小毛驴伸出第五条腿”。
我忍无可忍，放下铁锨爬出黄泥坑，去找她们的领导。领导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女军官，对我非常客气。她听完我的诉说异常愤怒，当即召集女兵们开会。半个小时之后，女军官带着女兵们向我陪礼道歉，几个女兵痛哭流涕。
那群女兵不见了，据说有的挨了处分，有的被送回原部队。
羞辱我最厉害的那个小女兵，被退回到地方。
在这之前，我的目标是走出小西山吃“商品粮”。我不知道走出小西山之后
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在什么地方落脚。自从被我崇拜敬仰的女兵们羞辱之后，我确定了四个奋斗目标：当军官。二、当作家。三、娶大连姑娘为妻。四、在大连安家落户。从今往后，我要为实现四个目标而生而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从早到晚不停地挖地基，提前两天完工。老甘头没去验收，我也什么都没说。那天吃完晚饭，我刚走到门口，屁股被老甘头轻轻地敲了两锤子。
我解读出其中的含义：“我说话算话，你可以休息两天。”
我从来不睡懒觉，第二天起的更早，帮师傅做饭。
七年前我大远足来大连时，还没去过码头，一直觉得是个遗憾。吃完早饭后，我到码头去看轮船。我的衣服沾满了黄泥，凝结成一层厚厚的汗碱，一股怪味儿。我刚上车，就被售票员赶了下来。我循着汽笛声往码头方向走，过往行人都躲着我。我没洗衣服，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可换。小时候我夏天光着脚，怕沙子烫脚，绕来绕去专挑长草的地方走。现在我也绕来绕去，专挑没有人的地方走。
我十二岁来大连时，看什么都高大。我现在十九岁了，看什么都小了一圈少了一截。那么多知青、下放户和“五七战士”下放到农村，城里的人口仍不见少。
我并没走出多远，来到城市尽头也到了码头。港务局大楼森严矗立，不苟言笑，像老家青石线外面矗立的山崖。据说大连市内不少大建筑，都是老毛子和小日本留下来的。码头候船厅的入口，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蛇口。提着行李和包裹的旅客和军人们，在蛇口里面出出进进。一艘艘万吨巨轮有的停泊在码头上，有的停泊在远方海面上。巨大的龙门吊吊臂转来转去，像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海港》。我是另类，和眼前的人们格格不入，准备在这里看看就回去。
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来大连，低着头走进蟒蛇大口，进入候船厅。我站在玻璃窗后面，看得更加清楚。乘客们排队从候船厅剪票口剪完票出去，下了扶梯还得走老远。他们来到客船停泊处，再依次走上舷梯上船。
海面上，停泊着一艘艘不同国籍的万吨巨轮，上面写着外国字母。大西山港和大连港一比，成了老爷在沙岗后大水湾子给董云华建的码头。
我正看的全神贯注，后脖领子被一只大手抓住。我没等转过身，被那人连带拽拖进一间屋子里。我站稳一看，眼前站着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我被批斗时，见过穿这种制服的人，是警察。我猜测，是不是偷书的事还完，又被人告了。
我一进候船厅，就被便衣警察盯住。警察根据我一身脏衣服、一双雪亮的贼眼、走路姿势、动作敏捷度，断定我是一个善于攀爬的惯偷，把我和某桩系列盗窃案联系起来，轮番审讯。他们让我脱光衣服，绷紧一身肌肉，原地弹跳等，如同当兵体检。刘处长和老甘头前来做保签字，他们才让我坐吉普车回去。
傍晚，我洗了衣服，一宿工夫晾干，早饭后我冲了澡，穿在身上。
清香的肥皂味儿，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不再害怕外面的世界。适逢“六一”国际儿童节，下面体育场正在举行运动会。我想见识一下城里的学生能跳多高、多远，跑的多快。如果邀请来宾比赛，我一定下场一试身手。
我在大西山董太水那里，看过一本民间故事集。
有则故事叫《穿靴子的狼》：一条狼陷进泥塘，出来后四条腿沾了白泥。它以为穿了一双漂亮的靴子，可以在人类面前经过，仍落得被打死的下场。
我和那条狼一样，穿了干净衣服也没用。我刚靠近铁栏杆，立刻被一群学生发现，用大连话大声喊：“小彪子！小彪子！”我被围住，西瓜皮和半截冰棍等，雨点般打在身上、脑袋上和后背上。我奋力突出重围，一口气跑上了莲花山。
一处石凹内，积满了一湾清澈的雨水，里面倒映着一个肮脏的“驴人”！尽管我用肥皂了洗衣服，还洗了澡。我天天在汗水中浸泡，和猪一样打泥，污垢已经浸透到骨子里。仅靠洗一次澡哪洗得干净？所谓干净衣裳，更是欲盖弥彰。
我看山上没人，脱下衣服在石凹中拼命搓洗，又认真地洗了遍澡。
没洗之前是什么样，洗完之后还是什么样，倒弄混了一泓清水。我这个样子，小小王美兰给我都可惜了，还有什么理由挑挑拣拣？衣服很快晒干，我穿上之后，一口气爬到山顶，极目远望。大海浩渺大山绵延，天空广阔无垠，构成了整个世界，人算什么？我这才敢慢慢地回头，认真端详山下的这座城市。它离我这样近，又那么遥远。在这里，我只是牲口、乞丐和小偷。这里再好也是别人家，我连边都沾不得。我想起“母狗子叔叔”对我说过的话：“莲花好看有主，外面再好也是别人家。等你在外面不被人当人，才知道还是小西山好。”现在全应验了。
我头一次情真意切地留恋时刻都想走出去、永不回去的家乡小西山。
我再厌恶再瞧不起再嫌弃，它也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从水上，老李大河到南洪子、南关沿、南海底、河口门子，再从老石礁一直到东北海三道礓，从没嫌弃过我。陆地上，从沙岗后到西山砬子、南山头到北海头，每一寸土地、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随时随地接纳我、到哪儿都没人嘲笑追打，没人驱赶审讯。
我头一次思念小小王美兰，她是最最亲近我的人。不管我对她怎样冷漠、不理她伤害她，她仍对我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在那些女兵和女学生们眼里，我不过是彪子、傻子和牲口。我最想念的人是父亲，我彻底理解了他，更理解他对我的一片苦心。在天下所有人当中，只有他最在意我，对我寄予了山高水深般的期望。他恨铁不成钢，才用种种极端的方式对待我折磨我。他只是为了让我活的有价值有尊严，活在世上被当人看。回家后，我一定和父亲建立良好的父子关系。
我要让他相信，我一定做一个让他骄傲的好儿子。我要给父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构想他看信时的激动心情，一边流泪一边给我写信。
我天天盼望父亲的来信，也构思好了给他回信的内容。
曹家驹养好伤回来，有人问他：“大连姑娘在哪儿？我们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大宾馆我们也没住上，一直住大仓库大通铺，吃的饭像猪食一样。”
曹家驹“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怎么说都有理：“你是那块料，世上的公鸡都哑巴了也是高玉宝。不是那块料，把你送到联合国也成不了乔冠华。”
那天傍晚收工之后，许多人都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走到他们身边想打听一下，他们马上停止了议论，躲着我。吃完晚饭之后我才知道，家里给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在曹家驹那里。他怕我知道之后哭瘫了麻烦，嘱咐众人瞒着我。
我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又怀着侥幸心理，装做没事一样，在煎熬中等待。
曹家驹告诉我：“你爹得了重病，在永宁医院抢救，你赶紧回家见一面。”
我接过电报一看，译文是“父故速归”。父亲已经死了，我回家见到的只是他的遗体。我又一想，我们父子间虽然处处矛盾事事作梗，就是不能说死就死。
我没流泪也没惊慌失措，坚持说电报发错了。
董太举泪流满面，父亲当队长时，年年分给他家救济粮。父亲当革委会主任时，偷偷为他爹摘掉了地富帽子。瞎董万空经常对儿子说：“没有董云程你大叔，就没有咱们全家。”董太举哭出了声：“还不如让我爹替大叔死了……”
大伙儿在家时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待人恨，出门在外开始抱团，成了一家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流泪。他们给我凑了一堆零钱，为我收拾好了行李。
管伙食的太友大哥汗如雨下，给了我两元钱。
我也懵了，不住地说：“我爹让我回家考试，大队推荐我上大学……”
小西山除了我不相信父亲能死，再 是“母狗子叔叔”董亮。他说话更像母狗叫唤：“小西山人死光了董云程也不能死！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王振升二大爷以为他幸灾乐祸，骂：“你个大母狗子高兴了是不是？董云程要是死了你不死，就把你活埋了！”两个撕扯到一起，大伙儿还得拉架。
众人架着我来到长春路十五路车站，刚要上车，“母狗子叔叔”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喊：“电报上的名字不对，不是‘董太峯’，是“董太举”！”
原来，“母狗子叔叔”要来电报，在路灯下仔细辨认，确认是“董太举”。孔家大队的薛大方当过老师，辨认后也说是“董太举”。曹家驹这才到部队医院营房处打电话确认，原来是瞎董万空患急性胆囊炎死了。董太举一声没哭，说：“能让我爹死了，也不能让董云程大叔死。”我泪流满面，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他，和大伙儿把他送到火车站。虽然是一场虚惊，也把我吓的灵魂出窍。
我连夜给父亲写了封长信，嘱咐老人们注意身体，外加几十条长寿秘诀。
其中一条是三九天跳进冰窟窿里面洗冰水澡，能治愈父亲的气管炎。
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敢合眼，怕是“董太峯”再来电报。
刚来大连那几天，小西山人和在家时一样，为些鸡毛蒜皮你拧我歪。为了争论码头在哪个方向，董太宏和王德怀打的不可开交。董太飞丢了五角钱，怀疑睡在身边的亲叔叔偷了。董太合翻旧账，说董太邦占了他家园边子地，在工地上动了手。每个大队，都是瓦工多小工少。瓦工和小工，差不少工钱。
小西山人都争着当瓦匠，你坏我我坏你，把老甘头惹急眼了，全当小工。小西山光棍多，更不被老甘头当人，搬大石头扛水泥等累活脏活，都让小西山人干。他让其他人休息，让小西山人干活。他还经常羞辱：“狗和骡子都比你们强。小西山为什么靠山靠海大树多？就是为了让你们滚砬子跳海上吊方便，回去赶紧死了得了。”他偏心眼，外大队的人也欺负小西山人。
刚来的时候刮风，他让小西山人睡在门口挡风，大伙儿敢怒不敢言。天越来越热，那天收工回来，小西山人的行李全被扔到里面铺上。
小西山人都是炕头汉子，在家门口一亩三分地有得是章程。大伙儿一到外面就怂，别人骑脑瓜门子尿尿都不敢吱声。家不和外人欺，老甘头经常拿“母狗子叔叔”董亮杀鸡给猴看。外大队的人逛街、偷食堂馒头、勾引小马子，他一个都不敢不敢惹。“母狗子叔叔”成了他的出气筒，不是被他指桑骂槐地臭骂一顿，再是用小锤子往脚骨上敲，刚能走路又被敲瘸。小西山人有的躲到外面，有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和别人一块儿龇牙笑。有私仇的人，内心里暗暗解恨。
经过电报这件事，对大伙儿触动很大，出门在外，还得自己屯向着自己屯。
老甘头的铺盖里被人塞了只死蛤蟆，他提了来到工地，说是“母狗子叔叔”干的，非逼他当场吃了。“母狗子叔叔”没等辩解，脚骨挨了重重一锤子。
他两只脚都被敲瘸，坐在地上，疼的爹一声妈一声叫唤。
小西山人这回不让呛了，和老甘头讲理。他刚把锤子举起来，被陈大友子一把夺过，一使劲扔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了多回几趟家，几个知青讨好老甘头，扑上来打陈大友子。陈大友子抓过一个知青举起来，扔到十几步远的一堆矿粉上。
那个知青爬起来：“小西山人别跑，我回去叫人。”急匆匆地走了。
老甘头卸下一根洋镐把，照陈大友子就是一家伙。打一下是打，打十下也是打，陈大友子抓过瘦小的老甘头扔过头顶，接住了再扔，一连扔了十几下。
大墙过沟，扎钢筋打过梁。小西山的光棍们搬碾轱辘，举石磙子、石头，个个都有力气。陈大友子几个人抓起老甘头，一声吆喝“接住”，从竖茬茬的钢筋上空扔到对面。董太安几个人接住，又一声吆喝，把老甘头从对面扔过来。
要是掉下去，老甘头不被钢筋穿成筛子底儿，也掉进深沟底下摔零碎了。老甘头在钢筋上面飞来飞去，还嘴硬，祖宗八代地咒骂小西山人。陈大友子假装实收没接住一失手，老甘头掉下去，被早有准备董太安一把捞住，终于告饶了。
那个知青灰溜溜地回来，一个人都没找来。来多少人，都不是小西山人的对手。几个欺负小西山人的高草刺头，都躲了。大伙儿见好就收，继续干活。
“母狗子叔叔”董亮朝我发火：“小小子你的书白偷了，林富有告你我真高兴，怎么不斗死你个驴进的！要不是我发现电报错了，你爹都烧完头七了！”
我莫名其妙，问：“你让我干什么？”
他说：“你赶紧给刘处长写信，告老甘头，把他开除了让他回家！”
老甘头先下手为强，连夜宣布：“小西山人不好好干活，偷奸耍滑聚众闹事，还对监工下黑手，已经被开除了，明天早上五点钟之前，全部滚蛋！”
我在外面路灯下，写了一份情况反映，内容翔实有理有据。我把老甘头叫出来，念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妥协了，收回开除小西山人的决定，全转为瓦工。
小西山人干活个个是好手，大墙砌得又快又好。连我这个生手，也比外大队的一般瓦工强。大伙儿由当小工每天一元一角五，涨到瓦工的一元八角六。以前没当瓦匠少挣的钱，全部补齐。小西人的行李，也被人悄悄搬到门口凉快处。
那几天高温，大房子里面像蒸笼，晚上热的睡不着觉。刘处长让营房助理腾出二楼宿舍，拨一部分人过去住。“母狗子叔叔”带头搬，大伙儿理直气壮地搬进去，没人敢吱声。小西山人只有抱团，才能挺起腰杆做人，不再被人欺负。
那天，老甘头说要请我吃饭，吓了我一跳，不知道想耍什么花招。
王振升二大爷说：“去，他让你干好事咱就干，坑人的事别干。”
在珠江路饭店，老甘头要了四个菜，一盘糖醋黄花鱼，一盘小鸡炖蘑菇，一盘老醋蜇头，一盘蒜毫炒肉，一瓶高粱大曲酒和两瓶啤酒。老甘头满面笑容无比慈祥，在我眼里就是一条老狼精。他不住给我夹菜，还倒了一杯白酒。我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不会喝酒，再说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敢下筷子。
他说：“你这小孩挺好，能吃苦能遭罪，体格好还爱看书，我请你吃顿饭。”
他和我碰杯，干了白酒。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满嘴臊味像喝了驴尿。我那天晚上被驴尿浇头，就是这个味儿。下放户老关头一天喝一筐啤酒，得遭多少罪。
我打个长长的酒嗝，才有了荡气回肠的那种感觉。
老甘头说：“我没有六十岁，今年才四十六岁。我长的老，把岁数说大了好倚老卖老。我没儿没女，想认你做干儿子，我家有房子有自留地还有钱。”
老甘头像极了梁希全，欺软怕硬外强中干，他家有座金山我也不干。我像李玉和那样、大义凛然地转身离开？一桌子菜让我拿不动腿。老甘头只喝酒不吃菜，扔了也是糟蹋。我风卷残云把菜吃得干干净净，连点汤都没剩，外加六碗大米饭。我虽然没答应做他的干儿子，他对我格外照顾，偷偷给了我一把饭票。
第二天他问我：“你想干什么活？干什么活都行。”我没坐够汽车，说：“我想跟车拉矿粉。”老甘头把跟车的四个知青撤下来当小工，以每晚让他们回家作交换。我和太全、太安、郝文贵跟车，每天拉四趟矿粉，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石矿厂距离市区几十里地，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坐汽车了，别提多舒服了。每当中途经过罐头食品厂，就能闻到炸鱼的鲜香味儿，馋的我们直咽口水。
捞不着品尝鱼罐头，白白浪费了香味儿太可惜，如果经过这里吃块窝窝头，味道肯定不一样。那天晌午我多买个窝窝头，掰成四瓣。当汽车经过时，我们赶紧就着飘过来的鲜味吃窝窝头，再加上想象，就像吃了鱼罐头一样解馋。
往后每天午饭，我们都留半个窝窝头，快到这里时拿出来，借味吃鱼罐头。
我们跟车经过市区，看过好几回一辆天蓝色“上海牌”小轿车，里面坐个年轻军官。司机告诉我们：“那是刘德才的专车，里面坐的军官是他儿子。”
刘德才是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旅大市革委会主任。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去年他来盐场大队参观台田，大队张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修了半个月路，把弯路取直。刘德才来参观的那天，我们在地东头官道南挖台田，打头就是这辆天蓝色小轿车，后面还跟了十几辆汽车。
那天下午司机修车，老甘头放我们的假，我们四个人去爬莲花山。
一个老人在山腰种了一片高粱，为了拔草而发愁。对于我们来说，这点活儿不过举手之劳。我们一会儿工夫帮老人拔完草，他叫我“董师傅”，我感到很神圣，不但肩膀和他差不多一般齐了，说话的声调都有了不少海蛎子味。
老人感慨地说：“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发表的太及时了，我们城市人也有两只手，真不应该在城里吃闲饭，结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没捞着到农村上山下乡，就在城里开荒种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山下乡。”
老人说他当年漂洋过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叫“海南丢”。大连这座城市才七十年历史，原来只是一座小渔村，叫“青泥洼”。大连的市名是老毛子取的，叫“达里尼”，日本统治期间，改名叫大连。日本投降之前，大连人受的是奴化教育，很多人都会说日本话。日本人的仓库山洞里面里，我们住的大仓库，也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这里还是没开发的原始森林，山里面什么野兽都有。
老人说：“我小时候，经常和日本孩子一块儿玩，一起到付家庄赶海。日本人不让中国孩子进他们家，怕带进传染病，也不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的家。日本人爱喝紫菜汤，据说有个日本人患肺结核快死了，喝紫菜汤喝好了。苏联大反攻那些天，日本的工程师都换上了军装，背着三八大盖，有人靠近就开枪。日本人投降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大连地区‘拉锯’，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都住在山上。日本人留下的仓库里，好东西有得是。大人都去搬大米白面、罐头，还有大衣皮靴布料毯子等。我们这些孩子，专门去军火仓库搬武器。大孩子都有好几支枪，有长枪也有短枪。我和一帮小孩子，每个人都有一把王八盒子，一大堆子弹，没事就到山沟里‘乒乒乓乓’乱打。有天傍晚，从山上下来两个八路军，是山东口音，召集全体老百姓开会，让大伙儿把私藏的武器全部交出来。天快黑了，还没有人交枪。一个八路军生气了，从腰里拔出匣子枪往天上‘啪’‘啪’放了两枪，大声说，‘都快点回家拿！’老百姓跑回家里，把武器全部拿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两个八路军拿不了，几个人装进大筐，抬到山上。”
有个知青叫毕可礼，已经二十六岁了，回城的日子遥遥无期。他说：“你不像农村人，得去当兵，上大学。我家住在附近高尔基路，一次都没回去。”我说：“其他知青天天晚上回家，你怎么不回去？”他说：“我上山下乡三年了，还没抽回城，没脸见家里人。”那天下雨没出工，他带我去他家。
我第一次走进城市人的家门，感到非常荣幸。
他家住在日式二层小楼上，房间狭窄而干净，人走在地板上直颤。哥哥上山下乡，弟弟才得以留城。哥哥浑身水泥点子，脚穿沾满黄泥的胶皮靴子，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和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和干干净净的弟弟判若两人。弟弟一尘不染，穿一件花衬衫，留着小胡子，彬彬有礼非常热情，给我俩倒了一杯水。在我眼里，这座小楼就是皇宫，墙上的每块砖都是金砖，地板胜过金板。
两个月过去，一道长几十里的大围墙建成了。
开车的那个山东兵提了排长，刘处长转业，罗助理当了副处长。我们什么都没改变，哪里来哪里去还得回小西山。临走前，大伙儿去逛天津街。
董云华小叔订婚，老爷捎信让我给他买两瓶青油，刷立柜和搪箱。
我被两个空瓶子难住了，到处也找不到。我们逛天津街时，一家一楼住户外面，放着一堆空酒瓶，我向晾衣服的大婶要两个，她让我快滚。老甘头请我喝酒时，把几个空酒瓶子带回来多好。太友大哥买了两瓶清油，匀给我一瓶。
我把清油带回家送给老爷，他说：“我让你买两瓶，怎么买了一瓶？”我像做了错事，低着头小声说：“我找不到空瓶子。”老爷说：“你买瓶果酒倒了，不就有瓶子了吗？”我搞了两个月副业挣公分，省下十三元钱伙食费，给爷爷、父亲、老叔每个人买了一瓶酒，给奶奶买了一包香草饼干，给妈妈买了一把梳子，给妹妹和弟弟们买了一斤糖还有头绳，自己买了一条尼龙华达呢裤子和一双板鞋，一只口琴和一本《战地新歌》。我想买一把玩具枪，口袋里只剩下了三分钱。
我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因为偷书，总也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