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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看我出息不了人，怕打一辈子光棍，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小买卖人。奶奶赶海，特意捡了一筐小锥螺，两个人带我到永宁城赶集。他们占了一处摊位，让我自己卖小锥螺，一角钱一小碗，卖什么样算什么样。奶奶嘱咐我：“碗不能上尖，抹平就行。”她为我示范卖了两碗两角钱之后，和爷爷去卖镢头把。
那当时的农村女人，都有一件蓝市布平纹大襟衫，只有出门才穿，也象征着已婚和体面，妈妈和老婶、老奶、老姑等小西山的女人们，都有一件。
一群穿蓝市布大襟衫的女人们围住我夸我：“这小孩，长的着好看。”我一高兴忘了一角钱一碗、平碗不能上尖。谁说我好看，我就免费送给谁一碗。只要是穿蓝色大襟衫的女人，都免费得到一碗小锥螺，一会儿就分没了。一只夹在筐缝里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锥螺，被一个晚来的女人抠走。只有她板着脸训斥我：“你这个小孩真待人恨，不给我留一碗。”空筐里的一角钱，是一个良心发现的女人后扔进去的，让我终生感动。爷爷奶奶把我领到饭店，花四角钱给我买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肉汤。我头一回吃大米饭、喝这么香的肉汤，做买卖真好。
我们这茬小西山的草民孩子，专门和草过不去，春天刨草根，夏天、秋天割草，冬天搂草。六岁那年，我拿了镰刀和绳子，跟在郝振东家隔子三姐等一群姑娘后面，到屯北大树子里割草。我割了一捆白花草，踉踉跄跄拿不动，妈妈来接我。她一只胳膊上生了大疖子，用另一只胳膊替我把草捆挎回家。
从这一天开始，我和草结下了不解之缘。
爷爷为我特制了割草的小镰刀和小挑筐，还有冬天搂草的小筢子和小帘子。那一年初冬的早晨，我第一次到南边子搂草。空旷的野外就我一个人，手上磨起了泡，一头晌搂了六小帘草。父亲收工后，挑两只大花支笼子来接我。我以为他夸我能干，让我歇一歇。他看我搂的草，不屑地说：“我以为你搂了一垛呢！”
我听了很害怕，好像做了件坏事。父亲拿过我的小筢子，像耍一根鸡毛掸子，在大树下面轻松地划拉一堆树叶子，把帘子和筢子一起装进花支笼子里。
爷爷奶奶看我不是料儿，不让我念书，让我回家拾草拣粪。
爷爷和奶奶交学费，父亲和妈妈不同意也没办法。
老叔仗义执言，说：“小小子没杀人放火也没欺男霸女，就是淘气。他将来要是成了睁眼瞎钻牛腚打光棍，你们都是罪人。”说完，老叔还哭了。
那当时弟弟还没出生，我是独苗。爷爷奶奶还得让我上学，但是必须拾草。
开始，我最喜欢到沙岗后割香蒲棒草。
香蒲棒草不好晒不好烧也不抗烧，一割一大片，割一茬生一茬。别看香蒲棒草华而不实，熏蚊子都不是料儿，却有故事，还叫“小孩衣裳”。几十年前，董洪水打死了两个狼崽子，剥皮做了一双棉手捂子。老狼精为了报复，把他的两个闺女拖到沙岗后，吃的只剩下几根骨头。两个孩子的棉衣里面絮着蒲绒，被董洪水埋到沙岗后，生成了这片蒲草地。“牛吸水”淤成了脸盆大小，水面上生了一层五彩水锈，水底下游动着一窝窝水虫子。奶奶不让我割蒲棒草，阴天下雨返卤，还不好烧。她让我只割老牛筋、白花草和山槐子。近处的好草都被小西山的孩子们割枯了，等到来年才能长起来。北海头那边的草好，太远，我不敢去。
爷爷奶奶为我制定了培养标准：别冻着饿着，别累着闲着；放下扁担拿扫帚，放下筢子拿镰刀。心里想事眼里有活，自己精神自己长，手一份脚一份。
爷爷给我做了小铁锨小镢头小挑筐小扁担等，活言传身教干各种农。奶奶给我缝了小围裙，干活之前扎在腰间，如同提前上套的小毛驴。我五冬六夏拾草，否则一天三顿饭就做不熟。我出门不能空着手，必须粪筐拣粪。
国家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到了小西山，就变成了“以吃粮烧草为纲，搂草打兔子——当捎”。那当时连基辛格还没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我却知道，年头好了粮食丰收了，就有了一切。没有粮食就得饿死，就得要饭。董云功三大爷蹲笆篱子，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公分带不回口粮。
大姐去生产队分苞米，几个弟弟妹妹事先埋伏在半路上。
大姐背着半袋子苞米走到半路上，遭到弟弟妹妹们的抢劫，就地生吃了。
有了粮食固然饿不死，但是没有烧草，也无法将生米做成熟饭。和放在里屋的粮食囤子一样，每家每户的院子里或者街上，起码得有一座大草栏子。
每年第一场霜冻过后，山上的树叶子落下一层。家家户户的大人和孩子们紧急出动，拿了筢子上山划拉树叶子。立冬后第一次上冻，草干焦脆，男女老少起大早，到山上搂草。随着天气一点点寒冷，栏子里的草也不断增加。
谁家在上老冻之前不将草栏子装满，如同缺了口粮，冬天注定过得艰难。
南海底“封山育林”，平日里不得进去放牛或者割草。到了冬天的某一天某一时刻，南海底开放。护林员一声令下，男女老少拖着筢子、帘子，从四面八方呐喊着冲进去。到了傍晌，南海底像被梳子梳过篦子篦过，干干净净寸草不留。每家每户最强壮的那个男人，一趟趟地往家里挑草。各家各户大草栏子里面的草垛，陡然增加。劳动力多的人家，不但将大草栏子装满，又垛了高高一层。
这也像以后日子过富了，在屯中率先盖起了一座小楼。
西南海对岸的谢家大队，也“封山育林”。冬季开放之前，都由嫁到谢屯的闺女提前来小西山报信。大伙儿半夜三更出发，越过冻冰的海岔子走几十里路，到谢屯抢草。也是由每家每户最强壮的那个男人，把一担担草挑到北岸。
大雪封门不能上山搂草，但是每天三顿饭，一顿饭都不能少吃。
眼睁睁看着栏子里的草和囤子里的苞米一样，越来越少，心也一点点地悬了起来。到了来年开春，囤子里的苞米见底，草栏子里的草也所剩无几。
有人忧心忡忡：“没草烧了，要吃生米啦。”
孩子们勇挑重担，上山刨草根烧火做饭，就像青黄不接时期的“瓜菜代”。
夏至，半大小子们到山上割头茬嫩草，也如同老牛吃嫩草，在前院后院晒的铺天盖地。一担百十斤重的青草挑回家，晒干之后轻飘飘，还做不熟一顿饭。
紧贴地面生长的老牛筋，抗晒耐烧还不沉。谁能割回一大捆老牛筋，比拣回一根大竹杆还有成就感。其次是死沉死沉的山槐子，比香蒲棒草还抗晒，半个月的毒太阳都晒不干。再往后排是白花草、蒿子、卢草和“没没锥”草等等。
山上刚露头的青草被半大小子们斩首，再长起来还得一个节气。
西头子董希显家老奶在迟暮之年，拄着棍子挪到山上。她在长长的木杆上安了把镰刀头，坐在小板凳上砍地。这情景，像极了李白在河边遇到的那位用铁杵磨针老奶奶。刚要露头的中段半截子草，被她在土里砍断。
她砍了一天地，看似没有几根草。到了傍晚用筢子一划拉，奇迹出现，能挑回两担，好晒还抗烧。老太太开了个坏头，每当无草可割之时，大家都学她的样子砍地。砍了一天地，锋利的镰刀变成了驴嘴唇子，再也别想磨快。
即使草栏子里装满了草，也不能高枕无忧，还得分什么季节什么年头。
冬天下大雪草不湿，扒开雪窟窿抱回家，就能烧火做饭。逢上连雨天，家庭主妇必须未雨绸缪，提前把草抱回家。否则虽然不能烧大腿，也遇上了大麻烦。有一年逢上连雨天，厢房里的四奶没提前抱草，把小柜门劈了烧火。
有好草的地方都在远处，我一个人不敢去。妈妈给董云华烙了张白面饼，他才答应带我一块儿割草。我们几个人每当割满一把草攥不了，就得放草。每个人的手大手小不同，草多草少也不同，要放许多把才能收草。为了不将草弄混，事先要确定好草根朝向。“东风压倒西风”,董云华理所当然朝东，郝文贵朝南，郝文章朝北。“西”的谐音让人联想某句骂人话，当然是我朝西了。
山上蛇多，越害怕越找你，有时候盘在扁担上，有时候钻进草堆。遇见毒蛇“箭杆长虫”，能把人撵出几里地。二黑子割草，惊动了“箭杆长虫”，把他从沙湾底撵到盐场。幸亏遇见赶车的四爷，一鞭子把蛇抽成了两截，头半截蛇还撵出好几步。北到北海头南到南山头，东到地东头西到西山砬子，海对面的南岛子、西北洼，只要长草的地方都被我们割尽。这还不够，斩草还要除根。
我们等不及让草长起来，就在挑筐里放把镢头，漫山遍野地刨草根。那种贴地皮的骨节草草根，又好刨又抗烧，堪称草中的灌木。骨节草长在疏松的沙壤土上，用镢头将四外的土刨松，用手抓起来抖搂几下，就将沙土抖搂得干干净净。
有一回我一镢头刨飘，把大脚指头刨下一层皮，用黄泥糊都没止住血。
家家户户除了草栏子里的茅草和树叶子，街上都有一垛苞米茬子，后园必须有一垛晒干的青草。如果谁家的房前屋后有树，还得有一小垛干树枝子。
大西山的梁希全担任大队长，兼任护林员，谁割一根树条罚款二十元。大西山“二百五”给他当眼线，经常藏在大树上或者树趟子里，观察发现目标。
小西山人怂货囊，只认罚不敢反抗，总受他俩的欺负。
我和郝文章在沙岗后割草，每人折了一把干树枝子，被藏在树上的“二百五”发现，“布谷”“布谷”地学鸟叫给梁希全发暗号。郝文章看书多，说：“谷雨节气布谷鸟才叫，现在过了大署，哪来的布谷鸟？二百五发信号了，快跑！”
我俩把草和树枝子都扔了，只拿了扁担挑筐和镰刀，拼命往家里跑。
“二百五”没唤来梁希全，跳下大树猛追。他追到身后一把没抓住，我俩跳进爷爷挖的壕沟里。“二百五”也不敢入侵“西霸天”的地盘，只好回去。
梁希全想收拾收拾里城人，借故到我家，对妈妈动手动脚，挨了一烧火棍，心里更有气。我和郝文章在山上割草，遇见梁希全。他打了我一个大耳刮子，将我脖子夹在裤档里，快憋死了才放开。以后我见了梁希全，像小鸡见到了黄鼠狼，丧魂落魄撒腿就跑。他紧追不舍一把将我捉住，直到快夹没气了才放开。
那天下雨不能拾草，我以为可以玩了。
奶奶马上给我安排活儿，让我披了条麻袋，到收过的地瓜地里刨地瓜。
生产队起地瓜时，要用犁杖反复豁过三遍，又被全屯男女老少刨过多遍，几群猪天天拱，已经挖地三尺雁过拔毛。我披着麻袋像猪拱地，刨到雨停，连根地瓜筋子都没刨到。我在沟里，拣了个没有老爷眼珠子大的小地瓜，回去交差。
奶奶看了，气哼哼地说：“那么点个小玩意，没还有耗卵子大。”
她带着我重返地瓜地，用耙子挨排刨，接二连三地刨出了一筐地瓜！
我百思不解，不知道这些傻地瓜，是如何躲过犁铧、镢头、筢子、猪嘴巴的一次次清剿，专等奶奶对我进行“谁懒谁现眼，勤快是白拣”的现身说法。
冬天，我去生产队苞米秸子垛，扯苞米窝子回来锼靰鞡草，絮进鞋里取暖。为了证实奶奶理论的荒谬，我随意在草垛上抽出一棵苞米秸子，上面竟残留一穗沉甸甸的大苞米！奶奶能在地里随意刨出地瓜，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神谕。
每逢冬天刮南风下霜，潮湿不能搂草，我偷偷地溜出去，找郝文章打尜。
我越小心越被爷爷看见，说：“没事到场院扒拉秕花生吃，比扯淡强不强？董云全家小恩子没事就去拱，一冬天都拱胖了，妈拉个呱嗒不长正经精神。”我去场院，哪有小恩子的影子？我和几头驴和一群猪在花生蔓堆拱了一头晌，只拱到三、四个秕花生，连一只蚂蚁都喂不饱。我连蒂巴一块儿吞进肚子里，不知道小恩子是如何拱胖的。我在花生蔓堆上掏了个洞，躺在里面睡着了。
别人家孩子上山拾草，可以玩骑马打仗，到沙岗后大水湾里洗澡，我怕耽误拾草。我要是拾草少了，奶奶就骂：“弄那么一雀逼，还不够耗子絮窝的！”别的孩子在西沙岗子玩的热热闹闹，我和大人一块儿栽地瓜，浇水、封窝。
终于栽完了地瓜我恢复了人身自由，太阳也堕入了西山砬子。我赶忙跑到西沙岗子上，只留下遍地欢快杂乱的脚窝。爷爷唠叨：“看董云河家小太红子，天天去南洪子摸胖头鱼，一集卖好几元钱，人家才养了好后人。”我也去南洪子摸胖头鱼，石板下面都是空的。林富约我还有他八岁的妹妹，拿水桶到南岛子围堰涸鱼。一天下来我快要把腰累两截了，我们涸了一水桶淡水鱼。
回到林富有家，他妈用秤一称十八斤，分成三份，他妹妹跟着玩也分到了整份。晚上，妈妈用六斤鱼炖了一大锅茄子，我也累瘫，成了瘪茄子。
爷爷又叨咕：“看看林家小富有，放下镰刀拿铁锨，放下扁担拿扫帚。”
我只好把扫过的院子，从头到尾再扫一遍。我挑满水缸仍不敢放下水桶，没什么可浇，浇园边子根本不用浇的苞米。再是挑水灌猪圈，供猪玩耍跳水。
爷爷是把头，我是他管辖下的小半拉子长工，怎么干活他都不满意。他实在找不出毛病，唉声叹气：“箱子里的兔子饿的可怜哪，快饿死了。”兔子早已经酒足饭饱，我又去揪了一筐刺槐叶子扔进去。奶奶又说：“小富有吃块饼子，都掰一半给兔子。”我赶紧把手里的饼子，全扔给了兔子。
自留畜又归集体所有，家家户户的毛驴都交到生产队。
谁家拉磨推碾子，都到生产队牲口圈里牵驴。大白驴推磨偷懒，推了几圈就往地上一躺，打也不起来哄也不起来。小灰驴劲小，推到最后四条腿直颤，磨推了一半还得再去牵驴。大黑驴任劳任怨，这家刚卸磨就被那家牵走，活活累死了。
大毛腿驴脾气暴躁，动辄踢人，除了大太平子和二黑子，没人敢牵。
我和姐姐到生产队牵驴推磨，只剩下那头大毛腿驴。
郝文章和董太安到生产队撕苞米窝子絮鞋，我们三个人把大毛腿驴牵出牲口圈，骑上驴背。大毛腿驴尥了一顿蹶子没将我们甩掉，驮着我们飞跑。它故意使坏，从仓库旁边一根低矮的横杆下，头一低钻了过去。我们猝不及防，被杆子刮下来，跌得鼻青脸肿。它故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
我们把它牵到喧乎乎的机耕地里，三个人骑上驴背。大毛驴的蹄子深深地陷进土里，我们打它跑了一下午，胯下都被驴汗湿透。大毛腿驴终于被我们驯服，大人孩子都敢牵，乖乖地上套干活。大毛腿也累死了，上级又恢复了自留畜。
爷爷在集上，花二十元钱买回一头小叫驴，黑色。爷爷是家里的大老爷子，每天早上得吃鸡蛋水。毛驴成了家里的二老爷子，我每天给它割一大筐夜草。
马不吃夜草不肥。我家的驴要是不吃夜草，肯定活不到天亮。小西山人再不惯孩子，也没要求每天非割一筐驴草。爷爷奶奶从没来没问过我吃没吃饱，毛驴饿了可不行，顿顿吃好草。他们更不担心我没晌没夜地割驴草，能不能掉到水里淹死、被狼吃了。毛驴抹了笼头跑了、我打了一下，就动了他们的心尖子。
“割驴草”，是爷爷奶奶为我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永远不可结业。在爷爷奶奶眼里，毛驴才是他们的亲孙子。人们都以为毛驴又蠢又笨又倔又强，真是大错特错！每当我为它挨骂，它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它在爷爷奶奶面前无比顺驯，呢喃撒娇，对我动辄尥蹶子放屁。在它眼里，我是驴，它才是人。
毛驴经常一动不动地琢磨我研究我，大概动了恻隐之心。有一回天黑了，我放完驴牵它回家，它把我引到一堆灰烬旁边，死活不走。我以为它在报答我，里面残留着烧过的毛豆或者青苞米。再是，毛驴有嗅同类排泄物产生排泄冲动的习惯。我低下头用手仔细扒拉，没把我吓死，原来是一堆烧的焦糊的死婴！
我只要看见一片好草，和毛驴一样垂涎欲滴，它竟如此伤天害理。
学校给生产队拣花生，放学后我顺路拔了一大筐节骨草，以为今天不用割驴草了。毛驴吃得有滋有味嘴唇发绿，奶奶非说不愿吃，叨叨咕咕地没完没了。我看没人为我说话，刚端起饭碗又放下来，筐拿了镰刀，摸黑出了街门。
小西山一里地范围之内，青草像韭菜一样被我割了多茬。
我来到地东头，走进齐胸深的河水中间，抬高镰刀，割了一大筐芦草。
有天傍晚我实在割不到好草，只割了个平筐回来。我以为能蒙混过关，老叔看见后推波助澜：“驴今晚非饿死不可。”他拿了那把小镰刀、手电筒和麻袋，从后门出去。这让我想起父亲拿小镰刀时的情景，吓的躺在炕上大气不敢喘。半夜三更，老叔呼哧带喘地回来了，到生产队地边，偷割了两把鲜嫩的谷苗。
有一天我到南岛子割了一大捆芦草，被涨满的潮水隔在对岸。天黑了下来，我怕耽误毛驴吃夜草，把草捆绑在身上，从闸门上颤颤巍巍地爬过来。
蜥蜴钻进我的裤筒里，更害怕它为了自救、和螃蟹断螯那样自断尾巴。螃蟹断螯死死夹住东西不放，蜥蜴的断尾在地上划来划去。传说蜥蜴的舅舅是毒蛇，它用断尾给舅舅写信，晚上前去报复伤害它的人。每当遇见蜥蜴断尾，我晚上非做恶梦不可，不是被“箭杆长虫”追撵，就是被窝里面钻进了蛇。
我不但没有家里的黑驴高贵，更没有两垅萝卜值钱。
北风呼啸的深秋，万物凋零寒气袭人，奶奶让我到黄茔边自留地里看萝卜。别人家的萝卜已经收获，奶奶说天越冷萝卜水分越足，放进窖子里少生芽子。她当年在马家当童养媳，深秋，恶公公和恶婆婆也让她到地里看萝卜。恶公公发了善心，在地里竖起三捆苞米秸子，让她躲在里面避风。她大概只有这点温暖没忘，也用三捆苞米秸子，给我搭了个窝棚。我腰上生了个疖子，被裤腰带一勒，创面粘在裤子上。我每当解开裤腰带撒尿，就得咬牙切齿，连皮带肉撕下来。
那天早上，一场酷霜就像下了场小雪，大地一片灰白。我一大早照样去看萝卜，光着脚走在霜地上，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大胡同子里的涓涓细流，流到南关沿进入南洪子。我双脚沾水被风一扫，脚背裂开了一道道细密的口子，成了龟裂石，如同无数把小刀刮皮刺肉。不到上冻，爷爷奶奶决不收回萝卜。
天气就像该死不死的老病包子，刚要上冻收回萝卜，南风一吹又还阳了，我非常沮丧。我无比羡慕炕上饭桌下面的老猫，做只猫也比做我这样的人强。周围没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同类，除了坟地里面的鬼，再就是一头被锁在草地上的毛驴。我孤零零地望着它，它也孤零零地望着我，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友善。毛驴拖着长长的缰绳，亲切地朝我走过来。它没走出多远，就被无情的缰绳拽住。
天气预报明天有冰冻，爷爷这才收了萝卜。上冻后，我又得到山上搂草。
我的人生差了几个节气，每年的立冬，才是我的“惊蛰”。潜伏在手脚上的“冻疮”，和蛰伏在土里的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
寒冷的冬天到山上搂草，捆草仍是个大难题。三爷虽然在多年前发明了滑子，手冻孬了仍不管用。挑草回家过树趟子，草捆照样被挂散，被大风刮得干干净净，力白出冻白挨，回家还得挨骂。我生了冻疮的脚，就怕晚上脱鞋，连皮带肉地往下撕。奶奶用茄杆熬水给我洗，只对初冻的冻伤管用，对我半点都不管用。
我的手背和脚背上，一块块冻疮伤疤，重叠成了一摞一摞的铜钱。
惊蛰过后大地返浆，冻疮也要“返冻”，刺挠得更厉害。
如果挠破了冒脓形成溃疡，过了立夏还不愈合。这让我想起了五爷，当初被我用树条子划拉脖颈子，刺挠得去投海。现在，我也领教了刺挠的滋味儿，一定是遭到了报应。小西山人住家过日子，除了“吃粮烧草”，再是“吃油”。
家家户户过年杀猪，光储存猪大油还远远不够，大年三十还得用豆油炸地瓜角。活人没有这个口福，挂宗谱上供敬祖宗，缺了地瓜角就是大逆不道。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豆油都卖给国家供应城市，只分给社员豆饼喂猪。陈锡联将军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城镇每人每个月供应三两豆油，称“陈三两”。
家家户户在自留地里种了点黄豆，过了“腊八”之后，挑到农场榨油。
我和父亲在天亮前“小鬼龇牙”的时刻，挑着黄豆过了南洪子，越过大坝，来到油坊。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前来榨油的人们，已经排出了半里地长队。
冬天到山上搂草，拖着帘子不住地走，还感觉不出怎样冻脚。我穿着单鞋，在气温将近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排队，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开始，我的脚冻得像猫咬，后来就没了知觉，成了木头。我和父亲挑着两瓶豆油和半块豆饼回家，已经冻的说不出话。我进屋放下豆饼和豆油，把手伸进热炕头上的褥子底下。
小西山人经常争论一些常识性问题，其中有一条是“吃什么最香”。有人说大米有人说白面，有人说鲅鱼有人说猪肉，有人说饿了吃什么都香。呛呛来呛呛去，豆油还没挂上号，很让我失望。大伙儿都说是盐，不放盐吃什么都不香。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和姐姐坐一张桌，是学生也是犯人。我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无端就被老师叫起来，站在黑板旁边。老师批评同学有两句常用的口头禅，一句是“添那个麻烦！”另一句是“挨了批评还不如吃棵大葱！”
如果把所有的“麻烦”变成实物，整座盐场都堆不下。如果是“大葱”，全盐场家家户户都不用栽大葱了。老师的这两句口头禅，大部分用在我身上，我一想起来就后怕。我的后座是女同学赵立敏，非常有音乐天赋，看过一场电影就会唱插曲，歌词一个字不差，要不是腿有点儿跛，起码能进公社文艺宣传队。
《柳堡的故事》《天山上的来客》《红日》《芦笙恋歌》等电影中的插曲，她都会唱。那天晚上，公社放映队来盐场放映故事片《白毛女》。父亲领着我看电影，我坐在他的一双胶皮靴子上，看见他眼睛里泪光闪闪。第二天音乐课，老师让赵立敏唱电影《白毛女》中的插曲，她起身动情演唱《星星出来太阳落》。
星星出来太阳落，
我在黄家受折磨。
羊儿落在虎口里，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我觉得自己比白毛女还苦，比落进虎口里的小羊还无助。我越不受待见还越孝顺。我放学回家，只要爷爷奶奶拾草赶海没回来，我放下书包就去迎。冬天下大雪，父亲到生产队给牲口挖雪。我怕他掉进路边井里，用铁锨给他挖开一条安全小道，自己差点掉进去。夏天蚊子多，我成宿半夜地给全家人扇凉赶蚊子。
奶奶给我摘了根黄瓜，我在手里都拿蔫了，只等妈妈回来咬第一口。爷爷去盐场小卖店买麻花和糖，给我的一份我舍不得吃，留给妈妈。妈妈象征性地咬一点点，说：“我打你挺狠。”我说：“你是为我好。”妈妈说：“你得长记性。”
奶奶夸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爷爷夸我：“马六神出好人。”
同样让我终生难忘的，也是夕阳将老李大河和远远近近的景物涂成耀眼的橘黄色，形成了颜色记忆。不管我身在何处何种境遇，每当看见这种颜色，就想起夕阳映照下的家乡，远远近近的屯落。还有北海头的夏天，那清澈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洗净我心底沉积的灰垢。山坡上翠绿的沙溜草、大片驴耳豆和绚丽的狼毒花，悬崖上的黄花菜和一簇簇蓝色的桔梗花，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伴随着潮起潮落，“羊鼻子”上面的树丛中，传来一片“蝈蝈”欢快的鸣叫，响铃般拨动了我的心弦。只有父亲，把对我的人生忧虑深深地藏在心底。他的理想抱负，和现实格格不入，对改变自己的处境和为子女提供成长环境，都无能为力。
他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大概仍对我报有针尖那么点儿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