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看我出息不了人,怕打一辈子光棍,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小买卖人。奶奶赶海,特意捡了一筐小锥螺,两个人带我到永宁城赶集。他们占了一处摊位,让我自己卖小锥螺,一角钱一小碗,卖什么样算什么样。奶奶嘱咐我:“碗不能上尖,抹平就行。”她为我示范卖了两碗两角钱之后,和爷爷去卖镢头把。
那当时的农村女人,都有一件蓝市布平纹大襟衫,只有出门才穿,也象征着已婚和体面,妈妈和老婶、老奶、老姑等小西山的女人们,都有一件。
一群穿蓝市布大襟衫的女人们围住我夸我:“这小孩,长的着好看。”我一高兴忘了一角钱一碗、平碗不能上尖。谁说我好看,我就免费送给谁一碗。只要是穿蓝色大襟衫的女人,都免费得到一碗小锥螺,一会儿就分没了。一只夹在筐缝里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锥螺,被一个晚来的女人抠走。只有她板着脸训斥我:“你这个小孩真待人恨,不给我留一碗。”空筐里的一角钱,是一个良心发现的女人后扔进去的,让我终生感动。爷爷奶奶把我领到饭店,花四角钱给我买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肉汤。我头一回吃大米饭、喝这么香的肉汤,做买卖真好。
我们这茬小西山的草民孩子,专门和草过不去,春天刨草根,夏天、秋天割草,冬天搂草。六岁那年,我拿了镰刀和绳子,跟在郝振东家隔子三姐等一群姑娘后面,到屯北大树子里割草。我割了一捆白花草,踉踉跄跄拿不动,妈妈来接我。她一只胳膊上生了大疖子,用另一只胳膊替我把草捆挎回家。
从这一天开始,我和草结下了不解之缘。
爷爷为我特制了割草的小镰刀和小挑筐,还有冬天搂草的小筢子和小帘子。那一年初冬的早晨,我第一次到南边子搂草。空旷的野外就我一个人,手上磨起了泡,一头晌搂了六小帘草。父亲收工后,挑两只大花支笼子来接我。我以为他夸我能干,让我歇一歇。他看我搂的草,不屑地说:“我以为你搂了一垛呢!”
我听了很害怕,好像做了件坏事。父亲拿过我的小筢子,像耍一根鸡毛掸子,在大树下面轻松地划拉一堆树叶子,把帘子和筢子一起装进花支笼子里。
爷爷奶奶看我不是料儿,不让我念书,让我回家拾草拣粪。
爷爷和奶奶交学费,父亲和妈妈不同意也没办法。
老叔仗义执言,说:“小小子没杀人放火也没欺男霸女,就是淘气。他将来要是成了睁眼瞎钻牛腚打光棍,你们都是罪人。”说完,老叔还哭了。
那当时弟弟还没出生,我是独苗。爷爷奶奶还得让我上学,但是必须拾草。
开始,我最喜欢到沙岗后割香蒲棒草。
香蒲棒草不好晒不好烧也不抗烧,一割一大片,割一茬生一茬。别看香蒲棒草华而不实,熏蚊子都不是料儿,却有故事,还叫“小孩衣裳”。几十年前,董洪水打死了两个狼崽子,剥皮做了一双棉手捂子。老狼精为了报复,把他的两个闺女拖到沙岗后,吃的只剩下几根骨头。两个孩子的棉衣里面絮着蒲绒,被董洪水埋到沙岗后,生成了这片蒲草地。“牛吸水”淤成了脸盆大小,水面上生了一层五彩水锈,水底下游动着一窝窝水虫子。奶奶不让我割蒲棒草,阴天下雨返卤,还不好烧。她让我只割老牛筋、白花草和山槐子。近处的好草都被小西山的孩子们割枯了,等到来年才能长起来。北海头那边的草好,太远,我不敢去。
爷爷奶奶为我制定了培养标准:别冻着饿着,别累着闲着;放下扁担拿扫帚,放下筢子拿镰刀。心里想事眼里有活,自己精神自己长,手一份脚一份。
爷爷给我做了小铁锨小镢头小挑筐小扁担等,活言传身教干各种农。奶奶给我缝了小围裙,干活之前扎在腰间,如同提前上套的小毛驴。我五冬六夏拾草,否则一天三顿饭就做不熟。我出门不能空着手,必须粪筐拣粪。
国家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到了小西山,就变成了“以吃粮烧草为纲,搂草打兔子——当捎”。那当时连基辛格还没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我却知道,年头好了粮食丰收了,就有了一切。没有粮食就得饿死,就得要饭。董云功三大爷蹲笆篱子,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公分带不回口粮。
大姐去生产队分苞米,几个弟弟妹妹事先埋伏在半路上。
大姐背着半袋子苞米走到半路上,遭到弟弟妹妹们的抢劫,就地生吃了。
有了粮食固然饿不死,但是没有烧草,也无法将生米做成熟饭。和放在里屋的粮食囤子一样,每家每户的院子里或者街上,起码得有一座大草栏子。
每年第一场霜冻过后,山上的树叶子落下一层。家家户户的大人和孩子们紧急出动,拿了筢子上山划拉树叶子。立冬后第一次上冻,草干焦脆,男女老少起大早,到山上搂草。随着天气一点点寒冷,栏子里的草也不断增加。
谁家在上老冻之前不将草栏子装满,如同缺了口粮,冬天注定过得艰难。
南海底“封山育林”,平日里不得进去放牛或者割草。到了冬天的某一天某一时刻,南海底开放。护林员一声令下,男女老少拖着筢子、帘子,从四面八方呐喊着冲进去。到了傍晌,南海底像被梳子梳过篦子篦过,干干净净寸草不留。每家每户最强壮的那个男人,一趟趟地往家里挑草。各家各户大草栏子里面的草垛,陡然增加。劳动力多的人家,不但将大草栏子装满,又垛了高高一层。
这也像以后日子过富了,在屯中率先盖起了一座小楼。
西南海对岸的谢家大队,也“封山育林”。冬季开放之前,都由嫁到谢屯的闺女提前来小西山报信。大伙儿半夜三更出发,越过冻冰的海岔子走几十里路,到谢屯抢草。也是由每家每户最强壮的那个男人,把一担担草挑到北岸。
大雪封门不能上山搂草,但是每天三顿饭,一顿饭都不能少吃。
眼睁睁看着栏子里的草和囤子里的苞米一样,越来越少,心也一点点地悬了起来。到了来年开春,囤子里的苞米见底,草栏子里的草也所剩无几。
有人忧心忡忡:“没草烧了,要吃生米啦。”
孩子们勇挑重担,上山刨草根烧火做饭,就像青黄不接时期的“瓜菜代”。
夏至,半大小子们到山上割头茬嫩草,也如同老牛吃嫩草,在前院后院晒的铺天盖地。一担百十斤重的青草挑回家,晒干之后轻飘飘,还做不熟一顿饭。
紧贴地面生长的老牛筋,抗晒耐烧还不沉。谁能割回一大捆老牛筋,比拣回一根大竹杆还有成就感。其次是死沉死沉的山槐子,比香蒲棒草还抗晒,半个月的毒太阳都晒不干。再往后排是白花草、蒿子、卢草和“没没锥”草等等。
山上刚露头的青草被半大小子们斩首,再长起来还得一个节气。
西头子董希显家老奶在迟暮之年,拄着棍子挪到山上。她在长长的木杆上安了把镰刀头,坐在小板凳上砍地。这情景,像极了李白在河边遇到的那位用铁杵磨针老奶奶。刚要露头的中段半截子草,被她在土里砍断。
她砍了一天地,看似没有几根草。到了傍晚用筢子一划拉,奇迹出现,能挑回两担,好晒还抗烧。老太太开了个坏头,每当无草可割之时,大家都学她的样子砍地。砍了一天地,锋利的镰刀变成了驴嘴唇子,再也别想磨快。
即使草栏子里装满了草,也不能高枕无忧,还得分什么季节什么年头。
冬天下大雪草不湿,扒开雪窟窿抱回家,就能烧火做饭。逢上连雨天,家庭主妇必须未雨绸缪,提前把草抱回家。否则虽然不能烧大腿,也遇上了大麻烦。有一年逢上连雨天,厢房里的四奶没提前抱草,把小柜门劈了烧火。
有好草的地方都在远处,我一个人不敢去。妈妈给董云华烙了张白面饼,他才答应带我一块儿割草。我们几个人每当割满一把草攥不了,就得放草。每个人的手大手小不同,草多草少也不同,要放许多把才能收草。为了不将草弄混,事先要确定好草根朝向。“东风压倒西风”,董云华理所当然朝东,郝文贵朝南,郝文章朝北。“西”的谐音让人联想某句骂人话,当然是我朝西了。
山上蛇多,越害怕越找你,有时候盘在扁担上,有时候钻进草堆。遇见毒蛇“箭杆长虫”,能把人撵出几里地。二黑子割草,惊动了“箭杆长虫”,把他从沙湾底撵到盐场。幸亏遇见赶车的四爷,一鞭子把蛇抽成了两截,头半截蛇还撵出好几步。北到北海头南到南山头,东到地东头西到西山砬子,海对面的南岛子、西北洼,只要长草的地方都被我们割尽。这还不够,斩草还要除根。
我们等不及让草长起来,就在挑筐里放把镢头,漫山遍野地刨草根。那种贴地皮的骨节草草根,又好刨又抗烧,堪称草中的灌木。骨节草长在疏松的沙壤土上,用镢头将四外的土刨松,用手抓起来抖搂几下,就将沙土抖搂得干干净净。
有一回我一镢头刨飘,把大脚指头刨下一层皮,用黄泥糊都没止住血。
家家户户除了草栏子里的茅草和树叶子,街上都有一垛苞米茬子,后园必须有一垛晒干的青草。如果谁家的房前屋后有树,还得有一小垛干树枝子。
大西山的梁希全担任大队长,兼任护林员,谁割一根树条罚款二十元。大西山“二百五”给他当眼线,经常藏在大树上或者树趟子里,观察发现目标。
小西山人怂货囊,只认罚不敢反抗,总受他俩的欺负。
我和郝文章在沙岗后割草,每人折了一把干树枝子,被藏在树上的“二百五”发现,“布谷”“布谷”地学鸟叫给梁希全发暗号。郝文章看书多,说:“谷雨节气布谷鸟才叫,现在过了大署,哪来的布谷鸟?二百五发信号了,快跑!”
我俩把草和树枝子都扔了,只拿了扁担挑筐和镰刀,拼命往家里跑。
“二百五”没唤来梁希全,跳下大树猛追。他追到身后一把没抓住,我俩跳进爷爷挖的壕沟里。“二百五”也不敢入侵“西霸天”的地盘,只好回去。
梁希全想收拾收拾里城人,借故到我家,对妈妈动手动脚,挨了一烧火棍,心里更有气。我和郝文章在山上割草,遇见梁希全。他打了我一个大耳刮子,将我脖子夹在裤档里,快憋死了才放开。以后我见了梁希全,像小鸡见到了黄鼠狼,丧魂落魄撒腿就跑。他紧追不舍一把将我捉住,直到快夹没气了才放开。
那天下雨不能拾草,我以为可以玩了。
奶奶马上给我安排活儿,让我披了条麻袋,到收过的地瓜地里刨地瓜。
生产队起地瓜时,要用犁杖反复豁过三遍,又被全屯男女老少刨过多遍,几群猪天天拱,已经挖地三尺雁过拔毛。我披着麻袋像猪拱地,刨到雨停,连根地瓜筋子都没刨到。我在沟里,拣了个没有老爷眼珠子大的小地瓜,回去交差。
奶奶看了,气哼哼地说:“那么点个小玩意,没还有耗卵子大。”
她带着我重返地瓜地,用耙子挨排刨,接二连三地刨出了一筐地瓜!
我百思不解,不知道这些傻地瓜,是如何躲过犁铧、镢头、筢子、猪嘴巴的一次次清剿,专等奶奶对我进行“谁懒谁现眼,勤快是白拣”的现身说法。
冬天,我去生产队苞米秸子垛,扯苞米窝子回来锼靰鞡草,絮进鞋里取暖。为了证实奶奶理论的荒谬,我随意在草垛上抽出一棵苞米秸子,上面竟残留一穗沉甸甸的大苞米!奶奶能在地里随意刨出地瓜,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神谕。
每逢冬天刮南风下霜,潮湿不能搂草,我偷偷地溜出去,找郝文章打尜。
我越小心越被爷爷看见,说:“没事到场院扒拉秕花生吃,比扯淡强不强?董云全家小恩子没事就去拱,一冬天都拱胖了,妈拉个呱嗒不长正经精神。”我去场院,哪有小恩子的影子?我和几头驴和一群猪在花生蔓堆拱了一头晌,只拱到三、四个秕花生,连一只蚂蚁都喂不饱。我连蒂巴一块儿吞进肚子里,不知道小恩子是如何拱胖的。我在花生蔓堆上掏了个洞,躺在里面睡着了。
别人家孩子上山拾草,可以玩骑马打仗,到沙岗后大水湾里洗澡,我怕耽误拾草。我要是拾草少了,奶奶就骂:“弄那么一雀逼,还不够耗子絮窝的!”别的孩子在西沙岗子玩的热热闹闹,我和大人一块儿栽地瓜,浇水、封窝。
终于栽完了地瓜我恢复了人身自由,太阳也堕入了西山砬子。我赶忙跑到西沙岗子上,只留下遍地欢快杂乱的脚窝。爷爷唠叨:“看董云河家小太红子,天天去南洪子摸胖头鱼,一集卖好几元钱,人家才养了好后人。”我也去南洪子摸胖头鱼,石板下面都是空的。林富约我还有他八岁的妹妹,拿水桶到南岛子围堰涸鱼。一天下来我快要把腰累两截了,我们涸了一水桶淡水鱼。
回到林富有家,他妈用秤一称十八斤,分成三份,他妹妹跟着玩也分到了整份。晚上,妈妈用六斤鱼炖了一大锅茄子,我也累瘫,成了瘪茄子。
爷爷又叨咕:“看看林家小富有,放下镰刀拿铁锨,放下扁担拿扫帚。”
我只好把扫过的院子,从头到尾再扫一遍。我挑满水缸仍不敢放下水桶,没什么可浇,浇园边子根本不用浇的苞米。再是挑水灌猪圈,供猪玩耍跳水。
爷爷是把头,我是他管辖下的小半拉子长工,怎么干活他都不满意。他实在找不出毛病,唉声叹气:“箱子里的兔子饿的可怜哪,快饿死了。”兔子早已经酒足饭饱,我又去揪了一筐刺槐叶子扔进去。奶奶又说:“小富有吃块饼子,都掰一半给兔子。”我赶紧把手里的饼子,全扔给了兔子。
自留畜又归集体所有,家家户户的毛驴都交到生产队。
谁家拉磨推碾子,都到生产队牲口圈里牵驴。大白驴推磨偷懒,推了几圈就往地上一躺,打也不起来哄也不起来。小灰驴劲小,推到最后四条腿直颤,磨推了一半还得再去牵驴。大黑驴任劳任怨,这家刚卸磨就被那家牵走,活活累死了。
大毛腿驴脾气暴躁,动辄踢人,除了大太平子和二黑子,没人敢牵。
我和姐姐到生产队牵驴推磨,只剩下那头大毛腿驴。
郝文章和董太安到生产队撕苞米窝子絮鞋,我们三个人把大毛腿驴牵出牲口圈,骑上驴背。大毛腿驴尥了一顿蹶子没将我们甩掉,驮着我们飞跑。它故意使坏,从仓库旁边一根低矮的横杆下,头一低钻了过去。我们猝不及防,被杆子刮下来,跌得鼻青脸肿。它故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
我们把它牵到喧乎乎的机耕地里,三个人骑上驴背。大毛驴的蹄子深深地陷进土里,我们打它跑了一下午,胯下都被驴汗湿透。大毛腿驴终于被我们驯服,大人孩子都敢牵,乖乖地上套干活。大毛腿也累死了,上级又恢复了自留畜。
爷爷在集上,花二十元钱买回一头小叫驴,黑色。爷爷是家里的大老爷子,每天早上得吃鸡蛋水。毛驴成了家里的二老爷子,我每天给它割一大筐夜草。
马不吃夜草不肥。我家的驴要是不吃夜草,肯定活不到天亮。小西山人再不惯孩子,也没要求每天非割一筐驴草。爷爷奶奶从没来没问过我吃没吃饱,毛驴饿了可不行,顿顿吃好草。他们更不担心我没晌没夜地割驴草,能不能掉到水里淹死、被狼吃了。毛驴抹了笼头跑了、我打了一下,就动了他们的心尖子。
“割驴草”,是爷爷奶奶为我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永远不可结业。在爷爷奶奶眼里,毛驴才是他们的亲孙子。人们都以为毛驴又蠢又笨又倔又强,真是大错特错!每当我为它挨骂,它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它在爷爷奶奶面前无比顺驯,呢喃撒娇,对我动辄尥蹶子放屁。在它眼里,我是驴,它才是人。
毛驴经常一动不动地琢磨我研究我,大概动了恻隐之心。有一回天黑了,我放完驴牵它回家,它把我引到一堆灰烬旁边,死活不走。我以为它在报答我,里面残留着烧过的毛豆或者青苞米。再是,毛驴有嗅同类排泄物产生排泄冲动的习惯。我低下头用手仔细扒拉,没把我吓死,原来是一堆烧的焦糊的死婴!
我只要看见一片好草,和毛驴一样垂涎欲滴,它竟如此伤天害理。
学校给生产队拣花生,放学后我顺路拔了一大筐节骨草,以为今天不用割驴草了。毛驴吃得有滋有味嘴唇发绿,奶奶非说不愿吃,叨叨咕咕地没完没了。我看没人为我说话,刚端起饭碗又放下来,筐拿了镰刀,摸黑出了街门。
小西山一里地范围之内,青草像韭菜一样被我割了多茬。
我来到地东头,走进齐胸深的河水中间,抬高镰刀,割了一大筐芦草。
有天傍晚我实在割不到好草,只割了个平筐回来。我以为能蒙混过关,老叔看见后推波助澜:“驴今晚非饿死不可。”他拿了那把小镰刀、手电筒和麻袋,从后门出去。这让我想起父亲拿小镰刀时的情景,吓的躺在炕上大气不敢喘。半夜三更,老叔呼哧带喘地回来了,到生产队地边,偷割了两把鲜嫩的谷苗。
有一天我到南岛子割了一大捆芦草,被涨满的潮水隔在对岸。天黑了下来,我怕耽误毛驴吃夜草,把草捆绑在身上,从闸门上颤颤巍巍地爬过来。
蜥蜴钻进我的裤筒里,更害怕它为了自救、和螃蟹断螯那样自断尾巴。螃蟹断螯死死夹住东西不放,蜥蜴的断尾在地上划来划去。传说蜥蜴的舅舅是毒蛇,它用断尾给舅舅写信,晚上前去报复伤害它的人。每当遇见蜥蜴断尾,我晚上非做恶梦不可,不是被“箭杆长虫”追撵,就是被窝里面钻进了蛇。
我不但没有家里的黑驴高贵,更没有两垅萝卜值钱。
北风呼啸的深秋,万物凋零寒气袭人,奶奶让我到黄茔边自留地里看萝卜。别人家的萝卜已经收获,奶奶说天越冷萝卜水分越足,放进窖子里少生芽子。她当年在马家当童养媳,深秋,恶公公和恶婆婆也让她到地里看萝卜。恶公公发了善心,在地里竖起三捆苞米秸子,让她躲在里面避风。她大概只有这点温暖没忘,也用三捆苞米秸子,给我搭了个窝棚。我腰上生了个疖子,被裤腰带一勒,创面粘在裤子上。我每当解开裤腰带撒尿,就得咬牙切齿,连皮带肉撕下来。
那天早上,一场酷霜就像下了场小雪,大地一片灰白。我一大早照样去看萝卜,光着脚走在霜地上,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大胡同子里的涓涓细流,流到南关沿进入南洪子。我双脚沾水被风一扫,脚背裂开了一道道细密的口子,成了龟裂石,如同无数把小刀刮皮刺肉。不到上冻,爷爷奶奶决不收回萝卜。
天气就像该死不死的老病包子,刚要上冻收回萝卜,南风一吹又还阳了,我非常沮丧。我无比羡慕炕上饭桌下面的老猫,做只猫也比做我这样的人强。周围没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同类,除了坟地里面的鬼,再就是一头被锁在草地上的毛驴。我孤零零地望着它,它也孤零零地望着我,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友善。毛驴拖着长长的缰绳,亲切地朝我走过来。它没走出多远,就被无情的缰绳拽住。
天气预报明天有冰冻,爷爷这才收了萝卜。上冻后,我又得到山上搂草。
我的人生差了几个节气,每年的立冬,才是我的“惊蛰”。潜伏在手脚上的“冻疮”,和蛰伏在土里的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
寒冷的冬天到山上搂草,捆草仍是个大难题。三爷虽然在多年前发明了滑子,手冻孬了仍不管用。挑草回家过树趟子,草捆照样被挂散,被大风刮得干干净净,力白出冻白挨,回家还得挨骂。我生了冻疮的脚,就怕晚上脱鞋,连皮带肉地往下撕。奶奶用茄杆熬水给我洗,只对初冻的冻伤管用,对我半点都不管用。
我的手背和脚背上,一块块冻疮伤疤,重叠成了一摞一摞的铜钱。
惊蛰过后大地返浆,冻疮也要“返冻”,刺挠得更厉害。
如果挠破了冒脓形成溃疡,过了立夏还不愈合。这让我想起了五爷,当初被我用树条子划拉脖颈子,刺挠得去投海。现在,我也领教了刺挠的滋味儿,一定是遭到了报应。小西山人住家过日子,除了“吃粮烧草”,再是“吃油”。
家家户户过年杀猪,光储存猪大油还远远不够,大年三十还得用豆油炸地瓜角。活人没有这个口福,挂宗谱上供敬祖宗,缺了地瓜角就是大逆不道。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豆油都卖给国家供应城市,只分给社员豆饼喂猪。陈锡联将军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城镇每人每个月供应三两豆油,称“陈三两”。
家家户户在自留地里种了点黄豆,过了“腊八”之后,挑到农场榨油。
我和父亲在天亮前“小鬼龇牙”的时刻,挑着黄豆过了南洪子,越过大坝,来到油坊。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前来榨油的人们,已经排出了半里地长队。
冬天到山上搂草,拖着帘子不住地走,还感觉不出怎样冻脚。我穿着单鞋,在气温将近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排队,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开始,我的脚冻得像猫咬,后来就没了知觉,成了木头。我和父亲挑着两瓶豆油和半块豆饼回家,已经冻的说不出话。我进屋放下豆饼和豆油,把手伸进热炕头上的褥子底下。
小西山人经常争论一些常识性问题,其中有一条是“吃什么最香”。有人说大米有人说白面,有人说鲅鱼有人说猪肉,有人说饿了吃什么都香。呛呛来呛呛去,豆油还没挂上号,很让我失望。大伙儿都说是盐,不放盐吃什么都不香。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和姐姐坐一张桌,是学生也是犯人。我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无端就被老师叫起来,站在黑板旁边。老师批评同学有两句常用的口头禅,一句是“添那个麻烦!”另一句是“挨了批评还不如吃棵大葱!”
如果把所有的“麻烦”变成实物,整座盐场都堆不下。如果是“大葱”,全盐场家家户户都不用栽大葱了。老师的这两句口头禅,大部分用在我身上,我一想起来就后怕。我的后座是女同学赵立敏,非常有音乐天赋,看过一场电影就会唱插曲,歌词一个字不差,要不是腿有点儿跛,起码能进公社文艺宣传队。
《柳堡的故事》《天山上的来客》《红日》《芦笙恋歌》等电影中的插曲,她都会唱。那天晚上,公社放映队来盐场放映故事片《白毛女》。父亲领着我看电影,我坐在他的一双胶皮靴子上,看见他眼睛里泪光闪闪。第二天音乐课,老师让赵立敏唱电影《白毛女》中的插曲,她起身动情演唱《星星出来太阳落》。
星星出来太阳落,
我在黄家受折磨。
羊儿落在虎口里,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我觉得自己比白毛女还苦,比落进虎口里的小羊还无助。我越不受待见还越孝顺。我放学回家,只要爷爷奶奶拾草赶海没回来,我放下书包就去迎。冬天下大雪,父亲到生产队给牲口挖雪。我怕他掉进路边井里,用铁锨给他挖开一条安全小道,自己差点掉进去。夏天蚊子多,我成宿半夜地给全家人扇凉赶蚊子。
奶奶给我摘了根黄瓜,我在手里都拿蔫了,只等妈妈回来咬第一口。爷爷去盐场小卖店买麻花和糖,给我的一份我舍不得吃,留给妈妈。妈妈象征性地咬一点点,说:“我打你挺狠。”我说:“你是为我好。”妈妈说:“你得长记性。”
奶奶夸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爷爷夸我:“马六神出好人。”
同样让我终生难忘的,也是夕阳将老李大河和远远近近的景物涂成耀眼的橘黄色,形成了颜色记忆。不管我身在何处何种境遇,每当看见这种颜色,就想起夕阳映照下的家乡,远远近近的屯落。还有北海头的夏天,那清澈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洗净我心底沉积的灰垢。山坡上翠绿的沙溜草、大片驴耳豆和绚丽的狼毒花,悬崖上的黄花菜和一簇簇蓝色的桔梗花,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伴随着潮起潮落,“羊鼻子”上面的树丛中,传来一片“蝈蝈”欢快的鸣叫,响铃般拨动了我的心弦。只有父亲,把对我的人生忧虑深深地藏在心底。他的理想抱负,和现实格格不入,对改变自己的处境和为子女提供成长环境,都无能为力。
他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大概仍对我报有针尖那么点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