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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苹果大年，苹果大丰收。我听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招人装火车，赶紧去报名。曹家驹还记得“父故速归”那封电报，非说我是地富后代“董太举”。我说我叫“董太峯”，贫农成份，他说小西山没有董太锋这个人。
我越便捷他越不信，说：“我得知道你爹是谁，叫什么名，才敢决定让不让你去。装火车不是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一旦把其他东西带进火车，就是反革命行为。把小西山地主富农放出去搞破坏，我被开除公职回家还算好的，被判刑蹲笆篱子就完了。”我坚持说：“我爹叫董云程，是贫农成分。”曹家驹一口咬定：“你家是富农成分，你爹叫掉爪子对不对？”我情急之下，说：“我爹外号不叫掉爪子，叫无声手枪。”曹家驹乐了：“我知道了，你比叫驴还皮实，你爹枪法准，百发百中。”他举手瞄准我脑门“啪”地开了一枪，马上开了介绍信。
我羞愧得恨不能从窗缝里面钻出去，转身就走，被他喊回来填表。
我坐公共汽车来到瓦房店，扛着行李一路打听着，来到果品公司报到。负责火车装卸的孙调度说：“我这里不招中学生当装卸工，你赶紧回去。”
我说：“我是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曹家驹主任……”他一把抓过我的行李，狠狠地扔到门外。我不放弃任何机会，等他离开之后，提着行李钻进了宿舍。我混在几十个装卸工当中，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孙调度一直没发现。
铁路半军事化管理，车皮不等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装完车皮。
装卸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火车鸣笛就像部队紧急集合。
为了装卸方便，装卸工宿舍健在站台边上。半夜三更睡得正香，突然传来火车的鸣笛生，“呼哧呼哧”地排气，车灯顺窗户照进屋里，就是来了车皮。
队长喊：“起来装车皮！”大家钻出被窝往站台上跑，火车停稳立刻装卸。
每笼苹果五十斤，一节车皮装三百多笼。体力弱的两、三个人装一节车皮，但是挣得少。体力强的一个人装一节车皮，自己搭肩自己扛。
火车一到，我和身强体壮的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车皮。我两只胳膊各夹一笼子苹果，一路小跑上了橇板，进到车厢里码好。我再从车厢里一跃而出，直接从车内跳到站台上，能节省一半时间。每当孙调度过来，我赶紧披肩把脸蒙住。老装卸工们夸奖：“这小家伙真行，和我们装的一样快，垛码的好。”
我鱼目混珠装卸了一个星期火车，孙调度一直没发现，以为我回家了。
那天，他发现我正在装车皮，顿时怒不可遏，提着镐把满货场追打。在苹果趟子里，我和他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把我打跑了，我再从那边钻出来，仍抓紧时间装车皮。我俩你追我跑地折腾，他累得受不住，坐在苹果笼子上，气喘吁吁地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装完了一节车皮，仍赶我回去。
老装卸工们都为我说话，他仍不接受一个中学生装卸火车的事实。
装保温车不同于装普通车皮，不但有力气更要有技术。装纸壳箱还好说，每箱三十斤，一次可以搬两箱。只要一趟趟靠紧不留空隙，一层层摆上顶棚，都能装够箱数。木箱苹果每箱六十斤，箱体参差不齐，两边用两道铁皮固定。装卸时要抠住箱底搬起来，将果箱翻转，用箱棱卡住肩膀，一系列动作在两秒钟之内完成。从第一箱开始，必须严丝合缝相互卡紧。最后一箱必须投出去，“咔”地一声砸进预留的缝隙中。差一根香烟的宽度装不进去，重新倒垛就误事了。
每一节保温车车皮固定装两千箱，装涨了多出一箱就关不上车门。只有几个老装卸工能装保温车，工钱加倍。发往苏联的保温车，在满洲里口岸接受对方检查。两国关系紧张，对方经常无事生非故意刁难。如果验收不合格过不了口岸，就得一级级追查责任，一直追到装卸工。有人出于对修正主义的义愤，故意装进石头和死老鼠。一旦被对方检查出来，整列车皮的苹果不但报废，还得赔偿损失。
因此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有关责任人还得被判刑。
乍开始装车，我嫌戴手套不得劲，徒手抓苹果笼子，抓豁了十个指甲。一个月之后，我十根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像套了皮指套。
我和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保温车。我的右侧肩膀上，被苹果箱子卡出一道棱子，用手指头掐都没有知觉。我接连装过两天两夜火车，好几个人累到吐血，脸色煞白不告而别。装卸工除了装苹果，还要装卸其他货物。
我扛过二百零五斤重一麻袋的荷兰尿素，扛一袋挣一分钱。每袋面粉三十斤，我一次扛起八袋。一位膀大腰圆的大叔叫姚成果，除了眼珠子满脸都是胡子。
我刚来时，他装完自己的车皮都来帮我。他睡在我身边，想儿子了就把我拽进被里面搂着我。他装卸十几年火车毫发无损，那一回卸车皮，不幸被“擀了面条”。十几根圆木从他身上碾压下来，被镶嵌在站台上。我们边哭边用铁锨往下揭，只揭下一层人皮。有人被车门“捂了家雀”，上半身支离破碎下半身囫囫囵囵。孙调度和我打了两个月游击，“中学生”没耽误一分钟没放弃一节车皮，没累的吐血也没被砸死，一块皮都没碰破。当然，工钱也和老装卸工一样多。
没有车皮的时候，我不逛街不睡觉不打扑克，去新建库房里面刨土、推土，推一车挣五厘钱。最初的三十多个装卸工，坚持到最后的，除了几个常年“扛小杠”的老装卸工，再就是我。那天我装了一夜车皮，白天还在看书。
孙调度进来，朝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这小伙子不简单，将来肯定能当作家。我撵你打你别生气，是怕把你累坏了出事故。”我很受鼓舞，勒紧了裤腰带，又用饭票兑回一元三角钱，到街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艳阳天》续集。
一位老装卸工对我大声咆哮：“你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哪个作家干这个活？我在旧社会当小半拉子都比你强。学校请我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埋怨我说实话没淌眼泪。顿顿大黄饼子管够吃，白菜炖粉条子可劲造，淌眼泪是尿尿吗？喝瓢凉水憋一会儿就泚出来了吗？我说我丧良心，东家对我那么好我还偷苞米，没等说完，校长带头鼓掌喊口号。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偷东家苞米不对，校长赶紧不让我讲了。你连垫肩、手套、馒头都舍不得买，拿手指盖、肩膀头子、肚皮和火车对命，我这才淌眼泪……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你现在也牛马不如！哪有牛犊子、驴崽子出这样的苦力？你爹你妈不是人揍的，让孩子出这个力遭这个罪。你挣的钱是拿命换的，拿回家你爹你妈怎么花？走，和我到书店，把书退了。”
我不去，他更来气了：“你不心疼钱我心疼。”他一把将书抢走，撕了几下没撕动，往地上摔了几下没摔散，一扬手“哗啦”一声，扔到窗外铁道上。
两个月之后，果讯结束。我行李里装着二百元钱，沉甸甸地挑回家。
我走到杨树房黄花岗上，一辆吉普车从身边飞驰而过，里面不知道坐着哪位大人物。我走到地东头，吉普车返回，不知道去谁家找谁。拐到西北地街上，郝振礼三叔见我挑着行李走过来，认错人，竟以为是小我十岁的弟弟。
他叫着弟弟的乳名：“驴子去接你哥了？你哥怎么没回来？”
我说：“三叔，我不是驴子是小小子。”
三叔惊讶地说：“都瘦脱相了，快回家让你妈煎两个鸡蛋吃。”
三叔的话让我心里发暖，这才感到累。
我两条腿软绵绵，挑着行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走到自己家街上。
父亲袖着手站在街上，专注地望着园南头几棵大杨树。他没做掏枪动作，也没向树上鸟巢瞄准“击发”。实际上他已经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我走到他身边，他只乜斜了一眼，转过头没搭理我。他那布满血丝、玻璃体更加浑浊的双眼，像一对火印烙在我的心头上。他一边腮帮子肿了，从侧面看就像窃笑。
谁家孩子当兵了，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他都犯牙疼病，不和我说话。
似乎他犯了牙疼病，都因为我没当上兵、没被招工、推荐上大学所引起。
他上的不是一般的火，不是谁家祖坟冒了青烟、孩子有了大出息，就是为我吃苦受累遭罪而揪心上火。三叔还知道心疼我，再不好也是我的亲爹。
那一刻我进行了权衡，还是后一种原因。这让我从心里感动，在他身后叫了声：“爹，我回来了……”我的声音颤颤微微，既充满了谦卑和亲情，也是在邀功。毕竟在我的行李里面，捆着二百多元血汗钱。这笔钱堪称巨款，将家里老房子翻新重盖绰绰有余。再说，自从分家另过，家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我盼望父亲转过身和我说句话，起码给个笑脸。
董云功三大爷十年徒刑期满，被释放回家，我们早早去他家看热闹。三大爷也挑着行李，回来时也在街上见到他爹。他也用我这种口气，说的同一句话：“爹，我回来了……”三大爷他爹回头见到儿子，扔了拐杖扑过来，老泪纵横喊了一声：“儿啊，你可回来了……”接着，父子俩抱在一起哭做一团。
我真是自作多情自讨没趣，父亲根本没回头也没搭理我。他抬脚进到大园里，仰头望着大杨树上的喜鹊窝。我离开家的这两个月，喜鹊窝又被新的山燕子所霸占。父亲大概忘记枪交了，煞有介事地把手伸进怀里掏枪，掏了几下没掏出来，用食指当枪管、翘起大拇指做击发锤，瞄准树上的山燕子“击发”。山燕子不但没被“击落”，还朝下面“噗嗤噗嗤”拉了两泡稀屎，差点落到他头上。
我刚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取名叫董太风，问爷爷奶奶这个名字行不行。
爷爷马上否认：“海上刮大风，家里再出个刮风的，沙子就得把房西头房场埋了，我的沙子就白挖了，妈了个巴子！你是王小放牛，不往好草上赶哪。”
这回父亲没忍让，努力辩解：“我给儿子取名叫董太风，是为了让董家下一辈出息人，得出个有文化的人。董太本、董太学、董太才、董太书、董太字等文化名都被人取了，只剩下董太风这个名字没人取，晚了就被别人……”
奶奶“嘡啷”一声打断：“悄悄的吧！成人不用管，用管不成人，叫董太风就出息人了？哪张纸上写着，你听见还是看见了？念给我听一听！”
父亲查字典：“‘风’就是写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风度、风雅和风骨。”
奶奶听不懂：“我早给大孙子取了好名，叫董太钱，一辈子有得是钱。”
父亲没像当年那样怯懦，也做了一定让步，把刮风的“风”改成锋利的“锋”，再加上有个偏旁“反文”，我属羊还有个“独角羊”，将来文武双全。
在大、小西山老董家，我这辈人凡“太”字的太多， 早把好名字占满了。大西山西面靠海，刮西风的时候上鱼多，船还好上岸。“西”子是吉字，董太西的名字，早就有人叫了。董云雨没给儿子抢上“西”，但是抢上了“董太风”，是刮风的风。让他没想到，小西山“无声手枪”的“子弹”快过他的线梭子，把好名字抢走了。董云程又把儿子改叫“董太锋”，是专门利人傻雷锋的锋，他都乐蹦高了。马上在大、小西山宣布：“我儿子还叫董太风，刮风的风！”
大西山的董太风只念了二年书，就辍学回家在船上做饭。有一次他到盐场帮忙盖房子，中午吃小米饭。他回家后，他妈问他中午吃什么饭，他想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饭，把小米饭说成“吃谷饭”，大西山人都叫他“谷饭”。
我装卸火车那期间，大西山的董太风到万家岭搞副业，在工地做饭。复县县长在视察途中，在大西山副业队吃饭，他炖鲅鱼招待。县长对他的厨艺赞不绝口，他还会来事，把一行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县里食堂缺个炊事员，县长让董太风收拾行李，随他一起到县里。很快，董太锋办理“农转非”，吃上了“商品粮”。
妈妈告诉我：“你爹听说大西山的董太风被县里要走了，后悔的一宿宿睡不着觉，一遍遍地说，别把儿子名字改了就好了，弄不好也能被县里要走。”
吉普车里坐着董太风，回大西山看望父母，父亲立刻犯了牙疼病。
我没好气地说：“他自己错过那么多机会，怎么没牙疼上火？我要是生在他那个时代，当兵就当司令，进公安局就当局长，怪他自己没有主见。”
妈妈头一回向着父亲说话：“你装了两个月火车，你爹念叨了两个月，总说对不起儿子。他把心思都用在你身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快把你爹叫回来。”
别看父亲不理我，时刻都在为我操心上火。我感到对不起父亲。
假如我被县里要走，让父亲以滚砬子作为交换，他撒腿就得往西山砬子上跑，毫不犹豫一头栽下绝壁。否则，哪怕我挑回一担钱，他也不会搭理我。
我去园子里，说：“爹，回家吧。”父亲低着头，默默地跟我回家。
我要用人生的第一桶金，翻新家里的房子。我别无高求，父亲把我当回事儿就行，别整夜骂我、把我当人看就行。父亲在生产队看报纸，得知海南岛受台风袭击，全岛死亡九百零三人，伤一千九百五十五人。他没和任何人商量，自作主张地把一百元钱寄往灾区。钱寄走了之后，连个回执都没有，不知道寄到哪里被谁所用。我要是被县长挑走，把二百元钱全部捐出去也值得。大西山的董太风被县长挑走，也没寄给灾区一分钱。还好，父亲没把钱全部捐出去。
父亲确实把我当回事了，不但没骂我，有事还和我商量。
别的社员单独出去搞副业，都不往生产队交回扣，也没人追究。那天父亲又自作主张，又把剩下的一百元钱全部交到了生产队。按每天日值八分钱计算，我这两个月只挣了两元四角钱。会计看不下去，背着队长给父亲留下二十元钱。
父亲对党忠诚，为人憨厚，不沾集体便宜，仍惧怕生产队长“箭杆子”的淫威。我血脉贲张，要去讨回血汗钱。父亲头一次在我面前低三下四，除了给我盛了回饭，又去沙岗后水湾子为我洗了一堆脏衣服。我无话可说，也释然了。
我的坚强和坚忍，绝不是钱能买得到。到了年底，我也二十岁“挂零”了。
瞎董万空死后，父亲出头大伙儿帮忙，帮董太举处理完后事。董太举的妈妈小白菜死得早，两个姐姐出嫁，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家原来住东头子，土改后搬到前街，和陈洪和家住对面屋，是座低矮的小土坯房。陈家住三间他家住两间，借用陈家半间外屋地，共用大门和后门。他家街上园子里，就是老碾房。
陈洪和一次夜里给驴添草，听见瞎董万空在院子里，一套套念古书，回来就病了。陈家扒了三间房子，到西沙岗子南头盖了四间房子，和三爷家毗邻。
董太举家没了外屋，原来的屋门成了大门。一场大雨，后园的水涌进低矮的房框，把两间破房子冲得干干净净。董太举无家可归，住在生产队饲养棚里。
为我当兵，父亲从来不求人，却为董太举找大队书记，推荐他上大学。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报上去就批了。董太举上了“北大”，更让人惊掉了下巴！
以往推荐谁上大学，挤破了脑袋打破了头，现在民不举官不究。
假如瞎董万空地下有知，会激动得重新长出手指头和脚丫子。
“母狗子叔叔”董亮，住在前街两间小门房里，房后有棵大枣树。他常年当盲流不在家，树上的枣一落花就有人打。树梢上的几个鲜红枯枣，一直给他留到冬天。他回来，大伙儿才想起有这个人，不回来就被遗忘。他没上过学，却看得懂泛黄的古书。每当有闺女媳妇从街上走过来，他赶紧拿了本书，站在院子里念念有词。他把《水浒》里的“倭兵”念成“委兵”，把《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念成“关云长”。不认识的字，他也能瞎溜，不会写的字还能自己创造。
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却顶着光棍和盲流两顶帽子。他说话像母狗叫唤。大伙儿怎么编排羞辱他，不在家也听不见。有人说他点灯熬油，用破棉花缝个假女人，晚上搂在被窝里。还有人说，他和某某女人不清不白。他坐火车当盲流南辕北辙，去海南当人种。那地方太热，男人干巴拉瘦，和老婆干一把十多天爬不起床。女人在地里干活，男人在家里洗衣裳做饭。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
每当“母狗子叔叔”回来，大伙儿逗引他说话，听他母狗的声音取笑。他识破了众人诡计，不再上当，不该说的话不说，非说话不可就打手势比划。
有一年春天，“母狗子叔叔”晚上喝了点酒，站在院子里唱《小放牛》，招来一群公狗。他身后总跟着几条公狗，不敢唱歌也不敢出门，只能当盲流。
大连杂技团送戏下乡，来盐场演出，有个口技节目叫《盐场的早晨》。实际上都是一个节目。剧团到哪个大队演出，就换上哪个大队的名字。
那位口技演员模仿两条狗撕咬打架，大伙儿顿时想到了“母狗子叔叔”。他要是站到台上说话唱歌，比口技演员还精彩，都撺掇他毛遂自荐，肯定能被杂技团挑走。“母狗子叔叔”以为自己受到了巨大羞辱，把众人好一顿骂。
瞎董万空怕他错过机会，亲自去盐场找杂技团领导，介绍“母狗子叔叔”的情况。杂技团领导非常重视，派专人到小西山，对“母狗子叔叔”进行考察。这把“母狗子叔叔”吓着了，躲到了永宁，又到北大荒去当盲流。
学狗叫也是条出路，也有去杂技团当演员的机会。我模仿狗的不同叫法，几乎乱真。大连杂技团再没来盐场送戏下乡，我倒弄臭了自己的名声。孩子们见了我喊：“杂技团！疯狗！杂技团！疯狗！”我“疯狗”的外号，也由此产生。
“母狗子叔叔”辨认出那封电报的谬误，我对他刮目相看，心存感激。他和我讲了许多当盲流的故事，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盲流的念头死灰复燃。
小西山很少有人坐过火车，都说：“这辈子能坐回火车就值了”。“母狗子叔叔”坐火车，如同坐老牛车去永宁赶集，往来于千里铁道线上。他当了半辈子盲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大伙儿听他讲火车，也如同坐了火车。
再复杂的事情，用死亡理解都简单。再不明白的事情，用男女关系都能琢磨透。火车可快可慢，如同男人女人睡觉才能养孩子。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儿。火车离开铁轨寸步难行，“母狗子叔叔”也是火车的一部分。
一晃又过去了一年，新的一年一晃又过去了两个月，什么都没改变。
我又去前街找“母狗子叔叔”，问：“大叔，当盲流得多少钱路费？”
他像母狗一样笑的前仰后合：“花钱坐火车就不叫盲流了，有的是办法逃票。再严密的站台都有疏漏，可以提前进站，可以从火车底下钻，还可以夹在人群中往里面混，被抓住大不了挨顿揍。凭你这身滚刀肉，还怕揍吗？”
我决定和“母狗子叔叔”去当盲流，定准了出发的日子。
“二月初二”是妈妈的生日，我不能在这一天离开。二月初三天亮之前，我俩一块儿离开小西山。我偷偷地做好一切准备，还是走漏了消息。
父亲深深自责，怕我成了“二母狗子”，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公社举办“密切注意资产阶级新动向”学习班，每个大队去三个人，带行李、粮票和伙食费。大队支委张兆林带队，父亲是贫协主席，还有妇女主任。父亲不怕别人说闲话，自作主张带上我。那天，我们冒着沸沸扬扬的大雪，扛着行李去公社。
我学过的一篇课文，《我跟父亲当红军》。大家在大礼堂里听完公社书记作的报告，回来讨论，揭发本大队的资产阶级新动向。父亲背地里启发我，地主富农之间“换亲”，就是资产阶级的新动向。我在大会上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都说，盐场那个小子，肯定被公社留下。学习班结束，我照样回到小西山。
老师休完寒假，上班之后第二天，郝文章晚上找我，说：“黄贵良老师已经调到沙包子学校当校长，校长董太元和大队说好了，让你当代课老师。”
我说：“我爹是大队贫协主席，管学校，他怎么没告诉我？”
郝文章说：“你家大舅没有决定权，校长也没告诉你家大舅。”
当盲流还是当代课老师，我认真权衡利弊。当民办老师虽然挣公分，总比在生产队干活强，每个月有五元钱补贴。我还能和郝文章在一起，一起上下班一起过星期天，干好了还能转正。我的目的是走出小西山，不能属养汉老婆的说变就变。当盲流居无定所，天南海北任我闯荡，客死他乡无怨无悔。
我铁了心去当盲流，让郝文章保密。他苦苦相劝，我不为所动。
那天凌晨，我背了行李离开家门，去当盲流，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来。
“母狗子叔叔”家关门上锁，在门缝里给我留了封信。
太锋我侄见字如面：大叔我昨早上就走了，再不回来了。当盲流都是不把自己当人，我带你走就是抱别人的孩子下枯井，不是人揍的。你别学我，到哪里都不如守家在地。小西山人过的不容易，别再糟践自己了，听叔话。董亮
我心头一热，亲叔叔还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把话说出口，靠山山倒靠水水干，连代课老师也做不成了。郝文章对我说：“我事先找董亮让他先走，没告诉校长说你不干。”为了他对我的这片真情，我也得去学校当代课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