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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在大埕，每一个家庭，水厕与田地、与耕牛、与猪鸡狗一样重要而不可缺少。一家人，如果家里连一个水厕都没有，就算不得十分齐全。
水厕之于人家，一来自然为解排泄，二来冬天里可供男人洗澡（乡村没有浴室，妇女孩童把门一关就可洗可漱，但男人们自是不屑，没有在家里洗澡的道理。），三来可为田地积肥。一家人是不是作农人的好把式，看这家人的水厕便知。当然也有重度开发者。就是二臭他们家。二臭打小就会用一把长竿，套一个细眼的网兜，在黄昏时分，往各家的水厕好一阵打捞，得了很多白白胖胖的蠢蠢蠕动的蛆虫。那蛆虫一经在小溪里滌洗，头上现出个黑点，身子明黄又鼓鼓的，像一粒粒小黄豆，万头攒动，其实很是好看。可惜一下就成了二臭家里养的番鸭争相吞食的美味了。
水厕可大可小。大的在后溪南畔，两口巨大厕池可比现今的游泳池。夏天里，收割后，整个大队的劳动力，部分去大埕湾捞水母，部分去下龙湾割海菜，回来时，一担一担，水水沉沉地，往池里一倒，震得嗡嗡响，地也微微抖动着。加之人群滚动，场面蔚为壮观。巨大水厕不足十米就是乡里最大的八角大井，与大井相连的是高低三级的大晒场，黄黄灿灿，喜悦欢腾。
此大厕气势太大，我们小孩不喜欢光顾。小时候听说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孩子怀了不知多少个月（那时候的女子十几二十岁结婚，乡村里就一两个下放的医生，常识和医疗上的条件限制，真让她们不知怀了几个月的孩子。总之，只要不是生孩子那天，照样天亮就下田上山。），凌晨天没亮就光脚走上几里地，翻过大幕山好几道弯弯，到下午一两点回来，快进村时突然觉得肚子痛要生孩子了，于是同行的大姆大嫂赶紧放下沉重的柴草担，领着她进了大厕东头的围墙里，不一会就把孩子生了。这家人来接时，就不仅接了一大担齐人高的柴草，还接了个新鲜热乎的孩子。我小时候还记得这孩子是谁，现在过了四十年了，就不记得。但记得那时候放牛归来，总要神秘兮兮地偷看几眼这座山一样黑乎结实的围墙，奇怪这地方怎么还能生孩子，再庆幸自己不生在这个地方真是好。
巨无霸厕池往西，有三棵巨榕围了一座古庙，庙前一溪两塘，满满凌凌，有黛色的连山倒映其间。这一带，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福地、乐园。此地带往西，又是一大片水厕，个头都不大，我们在大树巨大而突起的根上坐卧累了，就会铤而走险，去玩在水厕边上灰墙飞跑追逐的游戏，直至被那一家大人从天而降的一声断喝才告停止。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掉到厕里去，哪怕再小的孩子。
真要拖人丢进厕里的，听说是柄伯。他有个孩子，是我同班同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叫他鸽鸠（小青蛙的意思），一次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柄伯教子严苛，就扬言要将孩子捆了扔进厕里。这大概是乡村小孩在用竹条鞭打等等处罚之上的最高“刑罚”。但终于只是耳闻。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讲一名大学生到山区支教，结果发现孩子们上厕所都不用卫生纸，各有各法，于是自己买来卫生纸，教孩子们用，再让孩子们教大人们用。现在人们都说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非常先进，但仍然有这些听来的情况令人沉思。不可能么？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四十年前也是这样。而且，还有更多故事。一次，我一个族兄叫阿招的就告诉我，你读书识字了，可不能在如厕时在围墙上写些什么，看到些什么也要当作没有看到，还讲了乡里谁谁文革时就是这样倒了霉，至今他家孩子都没有好日子过。还说，在如厕时偷听收音机听到特务台（台湾对大陆广播）也不好，也要被查处。这让我如厕时一边舒服着一边心绪复杂。我爸爸对我的提醒则更实际些。他讲，乡里阿某叔公犯了肺病，一天要干吃一个生蒜头，他冬天里一上厕撕心裂肺地咳，真令人疑心肺都要咳出来，你不要总到他们家的厕上去。我自然注意了。但这位叔公后来却好像很长寿，大概吃了大蒜真能与村野里的寒风相匹敌，两相抵销。
很多年，水厕的地位牢不可破，我所在沟边村的这片水厕甚至中间间有一口用水井，还有我一个堂兄远近闻名的手工酿酒作坊，相安无事，无人觉出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次，我二伯公从泰国回来，他不顾七旬之躯，要体验少壮时的生活，提了一桶热水就要到屋后的水厕去洗澡，我们家里人连连劝阻。后来，他就感慨，都九十年代了，在国外总听说国家变化大，怎么这片水厕还是没有变呢？我是听我爸爸讲的，我可以想见我二伯公说这话时的惋惜。这对于我们沟边村来讲，大概相当于钱学森之问。
到后来，连片的老旧乡村，慢慢地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不断有人家迁出，到村镇东头的新区去。各家各户只留了些恋故的老人（多是从外乡嫁入的外姓老婆婆。）各家各户也在原来的住屋里改造出一个很接近城里的卫生间，洗漱方便，一而代了村外的水厕。但水厕并未因此消逝。反而像一座座坚强的堡垒，守护在村头。我这才想起，可能有些都快是百年的古厕了。
我们老屋以东，水厕夹道，不足三尺宽。偏偏我老祖母，每天还要经过，一来去向我酿酒的堂兄要点热水来洗澡，一直到八十多了，不论寒暑；二来要到村东的古庙去敬香。我们就劝她。她乐呵呵讲，不要紧，打水看看人说说话活动活动，再洗个澡就一身舒服了。至于敬香，她讲是我爷爷喊的。我爷爷走得早，爷爷走后，我奶奶三十多年，风雨无阻，每天都要恭恭敬敬地到古庙里去敬地头的护法老爷。我在广州工作了很多年，回家渐渐地接近一种仪式，有时觉得自己很像可恶的小官僚。我这个小官僚有一次看到我奶奶日日要经过的圣道，就觉得要把这些水厕填平了才好。但是，谈何容易？虽然，乡镇里的农田十有八九放荒，但从汕头火车站到我家门口才一个小时，人们对于地的价值比什么时候都明白。
履行这一使命的居然是近八十岁的柄伯。由他牵头，将历年里捐给古庙的钱拿出部分来。厕分大小，补偿五十到一百元，然后雇人填平。我那一年回家，看到原来的水厕之地，平平整整地停了许多汽车。望着三棵倒了一棵的古榕林，站在一条堆满垃圾的昔日清凌的小溪南畔，我的心绪像地上飘零的黄叶。
后来，我在村镇中学的门卫房见到柄伯。这位守了二十多年学校的老农人，可能在大年初四的中午里喝了点我堂兄酿的醇米酒，那刻正脸色绯红地斜卧在金黄的夕阳之下，颧骨和手上的骨节显得突出而有力。
那天，我在回广州的动车上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柄伯领着一班人，整治了老村庄的小溪。清水长流，倒下的古榕又站了起来，我爷爷我奶奶笑吟吟地也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