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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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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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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埕散志》连载

第二十五章 故乡的水厕

四十年前,在大埕,每一个家庭,水厕与田地、与耕牛、与猪鸡狗一样重要而不可缺少。一家人,如果家里连一个水厕都没有,就算不得十分齐全。

水厕之于人家,一来自然为解排泄,二来冬天里可供男人洗澡(乡村没有浴室,妇女孩童把门一关就可洗可漱,但男人们自是不屑,没有在家里洗澡的道理。),三来可为田地积肥。一家人是不是作农人的好把式,看这家人的水厕便知。当然也有重度开发者。就是二臭他们家。二臭打小就会用一把长竿,套一个细眼的网兜,在黄昏时分,往各家的水厕好一阵打捞,得了很多白白胖胖的蠢蠢蠕动的蛆虫。那蛆虫一经在小溪里滌洗,头上现出个黑点,身子明黄又鼓鼓的,像一粒粒小黄豆,万头攒动,其实很是好看。可惜一下就成了二臭家里养的番鸭争相吞食的美味了。

水厕可大可小。大的在后溪南畔,两口巨大厕池可比现今的游泳池。夏天里,收割后,整个大队的劳动力,部分去大埕湾捞水母,部分去下龙湾割海菜,回来时,一担一担,水水沉沉地,往池里一倒,震得嗡嗡响,地也微微抖动着。加之人群滚动,场面蔚为壮观。巨大水厕不足十米就是乡里最大的八角大井,与大井相连的是高低三级的大晒场,黄黄灿灿,喜悦欢腾。

此大厕气势太大,我们小孩不喜欢光顾。小时候听说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孩子怀了不知多少个月(那时候的女子十几二十岁结婚,乡村里就一两个下放的医生,常识和医疗上的条件限制,真让她们不知怀了几个月的孩子。总之,只要不是生孩子那天,照样天亮就下田上山。),凌晨天没亮就光脚走上几里地,翻过大幕山好几道弯弯,到下午一两点回来,快进村时突然觉得肚子痛要生孩子了,于是同行的大姆大嫂赶紧放下沉重的柴草担,领着她进了大厕东头的围墙里,不一会就把孩子生了。这家人来接时,就不仅接了一大担齐人高的柴草,还接了个新鲜热乎的孩子。我小时候还记得这孩子是谁,现在过了四十年了,就不记得。但记得那时候放牛归来,总要神秘兮兮地偷看几眼这座山一样黑乎结实的围墙,奇怪这地方怎么还能生孩子,再庆幸自己不生在这个地方真是好。

巨无霸厕池往西,有三棵巨榕围了一座古庙,庙前一溪两塘,满满凌凌,有黛色的连山倒映其间。这一带,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福地、乐园。此地带往西,又是一大片水厕,个头都不大,我们在大树巨大而突起的根上坐卧累了,就会铤而走险,去玩在水厕边上灰墙飞跑追逐的游戏,直至被那一家大人从天而降的一声断喝才告停止。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掉到厕里去,哪怕再小的孩子。

真要拖人丢进厕里的,听说是柄伯。他有个孩子,是我同班同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叫他鸽鸠(小青蛙的意思),一次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柄伯教子严苛,就扬言要将孩子捆了扔进厕里。这大概是乡村小孩在用竹条鞭打等等处罚之上的最高“刑罚”。但终于只是耳闻。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讲一名大学生到山区支教,结果发现孩子们上厕所都不用卫生纸,各有各法,于是自己买来卫生纸,教孩子们用,再让孩子们教大人们用。现在人们都说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非常先进,但仍然有这些听来的情况令人沉思。不可能么?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四十年前也是这样。而且,还有更多故事。一次,我一个族兄叫阿招的就告诉我,你读书识字了,可不能在如厕时在围墙上写些什么,看到些什么也要当作没有看到,还讲了乡里谁谁文革时就是这样倒了霉,至今他家孩子都没有好日子过。还说,在如厕时偷听收音机听到特务台(台湾对大陆广播)也不好,也要被查处。这让我如厕时一边舒服着一边心绪复杂。我爸爸对我的提醒则更实际些。他讲,乡里阿某叔公犯了肺病,一天要干吃一个生蒜头,他冬天里一上厕撕心裂肺地咳,真令人疑心肺都要咳出来,你不要总到他们家的厕上去。我自然注意了。但这位叔公后来却好像很长寿,大概吃了大蒜真能与村野里的寒风相匹敌,两相抵销。

很多年,水厕的地位牢不可破,我所在沟边村的这片水厕甚至中间间有一口用水井,还有我一个堂兄远近闻名的手工酿酒作坊,相安无事,无人觉出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次,我二伯公从泰国回来,他不顾七旬之躯,要体验少壮时的生活,提了一桶热水就要到屋后的水厕去洗澡,我们家里人连连劝阻。后来,他就感慨,都九十年代了,在国外总听说国家变化大,怎么这片水厕还是没有变呢?我是听我爸爸讲的,我可以想见我二伯公说这话时的惋惜。这对于我们沟边村来讲,大概相当于钱学森之问。

到后来,连片的老旧乡村,慢慢地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不断有人家迁出,到村镇东头的新区去。各家各户只留了些恋故的老人(多是从外乡嫁入的外姓老婆婆。)各家各户也在原来的住屋里改造出一个很接近城里的卫生间,洗漱方便,一而代了村外的水厕。但水厕并未因此消逝。反而像一座座坚强的堡垒,守护在村头。我这才想起,可能有些都快是百年的古厕了。

我们老屋以东,水厕夹道,不足三尺宽。偏偏我老祖母,每天还要经过,一来去向我酿酒的堂兄要点热水来洗澡,一直到八十多了,不论寒暑;二来要到村东的古庙去敬香。我们就劝她。她乐呵呵讲,不要紧,打水看看人说说话活动活动,再洗个澡就一身舒服了。至于敬香,她讲是我爷爷喊的。我爷爷走得早,爷爷走后,我奶奶三十多年,风雨无阻,每天都要恭恭敬敬地到古庙里去敬地头的护法老爷。我在广州工作了很多年,回家渐渐地接近一种仪式,有时觉得自己很像可恶的小官僚。我这个小官僚有一次看到我奶奶日日要经过的圣道,就觉得要把这些水厕填平了才好。但是,谈何容易?虽然,乡镇里的农田十有八九放荒,但从汕头火车站到我家门口才一个小时,人们对于地的价值比什么时候都明白。

履行这一使命的居然是近八十岁的柄伯。由他牵头,将历年里捐给古庙的钱拿出部分来。厕分大小,补偿五十到一百元,然后雇人填平。我那一年回家,看到原来的水厕之地,平平整整地停了许多汽车。望着三棵倒了一棵的古榕林,站在一条堆满垃圾的昔日清凌的小溪南畔,我的心绪像地上飘零的黄叶。

后来,我在村镇中学的门卫房见到柄伯。这位守了二十多年学校的老农人,可能在大年初四的中午里喝了点我堂兄酿的醇米酒,那刻正脸色绯红地斜卧在金黄的夕阳之下,颧骨和手上的骨节显得突出而有力。

那天,我在回广州的动车上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柄伯领着一班人,整治了老村庄的小溪。清水长流,倒下的古榕又站了起来,我爷爷我奶奶笑吟吟地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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