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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一些往事，有些琐碎，却是真的，而且初时朦胧，日久则祢新，似可永记。
小学三年的时候，我们是一班。隔壁班好象是二班。他们的班主任是成枝老师，讲着好听的揭阳话，上音乐课的时候自己带着一把二胡，在歌谱上画满了强弱强弱的波浪式符号，以及象个小勾勾的换气符号，一次次地要学生把握真正的感情，给学生讲高音上不去怎样使用真声和假声。我们整个镇老老小小都称他成枝老师，是个出名的好老师。这个外乡老师并没有在尚且封建落后的地方和年月被人小看，而且他几乎得到一个镇子的人的好评和尊重。他在我离开家乡后有过退休后创建镇里第一个英歌舞团和幼儿园等等创举。他一直以我们的家乡为家乡，不象有些人时势不好的时候来我们这里一旦时势好转就弃之不及。所以，听说最后他走的时候，送他的人排了长长的一条大街，但镇上所有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有些没有赶得及来送老师的人多年后提起还久久不安。
他没有直接上过我的课，我也没有与他私交，但此刻写作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他颀长的半老的身躯，说话时露出好看的微笑，那微笑发自内心，清澈如乡里大八角井里的水，全无艰苦岁月的痕迹，操着一口好听的外乡话，手里拿着一把二胡，样子好象随时要与学生和乡人亲切地说话。
当时，成枝老师当班主任的二班出了个书法了得的陈楚昭。
陈楚昭家学渊源，他的爷爷和父亲写字好，从小就教他写字。在这个粤东最东边的小镇，某某人及某某人的仔写字雅是令人骄傲的事情，以至于不识字的外乡嫁入的新媳妇每个清早在小溪洗衣，听老媳妇们议论多了都可以对乡里人写字好坏排出个名次来。
我们小学的作文，老师要求用毛笔小楷写入作文本。大多数同学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同学就偷偷到海边，在沙滩上捡来高高的作防风林的木麻黄树的小树枝，用小刀削得尖尖的，醮墨汁一笔一笔地写在格子里。当然，这样写下来的本子千疮百孔，粗的粗，细的细，但好象老师也不为难学生，学生也从无因此而请人代劳。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楚昭理所当然是我们的偶像。他小学时候就转学到福建读书，现在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的理事，四十出头，已经二次入选全国书法展，这在同行同辈中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县城黄岗城北的石壁山上的雷音古寺的山门上就有他写的门联。而石壁山入门的牌枋上和二楼藏经阁上则是赵朴初老人的字。石壁山脚的湖，则是饶宗頣教授的字，饶老与季羡林教授二老并称南饶北季。（我其实到今天都没有见过陈楚昭，但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并经常百度他的作品，而且对他古味十足的书风十分赞赏和羡慕。）
三年级，在我们所读的小学里是个标志性的年级。
因为到了这个年级，就会有自然课、地理课、历史课、政治课，一下子多出很多新鲜的有意思的副科。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有个外镇来的年青代课老师，讲自然课讲得不如我们想象的有趣，总喜欢提问我们什么什么事物的特征，于是在那个大家还很拘谨的年代里，只有八九岁的我们就毫不客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特征老师”，上自然课就叫上特征课。当然，一切都很平和，沉静如当时的年代特点。
三年级，我们再也不用象一二年级那样自己带个凳子并在很窄的板凳上写字。可以两人共用一张被称为床柜的有放书包的屉格子的课桌上，可以两人同坐在比自家带的高高低低的凳子舒服很多的条凳上。
就在我们升上久盼的三年级的时候，班里的小伙伴们好象一个假期里都长高了长大了，男女生之间好象有些小小的不好意思起来了。几个活跃一点的咱母牯（胆大的小女生，女汉子）总在课间大声地讲在家里挑水做饭等等杂事，一个来我们这个镇子给人家（好象是亲戚）作女儿的说着一口好听的方言的小女生总喜欢说早起挑水后才来上学的一些见闻，自然琐碎非常，内容都不记得了，但清朗的笑声和样子在紧挨着菜地的教室里是清晰、特别的。一些大胆一点的女生没什么好笑的也要笑嘻嘻地露出好看的白牙，并无由头地一下一下地甩着不长不短的小马尾。一些人（主要是女生）开始上课走神，一看窗外的菜园和大水沟就是老半天，一直到老师委婉地提醒后这才失惊无神地从九霄云外回来，好象他（她）们不是来上学，而是帮父母干完活来这里休息一下，自然、适意，成绩好坏在所不计。小男生们打闹甚至打架的力度和频次明显增加，范围扩大，并开始有江湖气、大哥气，有些人明显学着廉价录相厅里看来的霍元甲、陈真的架势，并对外声称自己北拳（会拳术）。一个圆脸的姓着外乡姓、她父亲专门为人拨牙的、家门口有棵高高的火红的凤凰树的、好看的小巧女生，无端端地有人找她相骂。而且，小伙伴们静悄悄地开始传着一个文静的女生是某某的老婆影（仔）的话，而当事人好象知道、好象默认、好象羞涩，又好象有小小而长久的甜蜜意思。
当然，这一切，还必须保持在男女生在公开场合不说话的大前提之下。有些憨实的，则干脆非公开场合也不说话，乃至于与自家的表亲兄妹也参照执行，并自以为这样做就是非常正应该（正派的意思）。这样做一般也可以得到大人们一致的夸赞，以乖仔（女）而在乡间久久流传，这样在成年之后甚至可以成为说亲和做事中关于人品的有力凭证。一般在这种场合之下，如果能冠以某某的仔（女），而此人的父母又名声很好的话，则有双倍甚至更加强效的功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老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
他用自己的方法和脾气教我们课文，做我们的班主任，让我们每个孩子都认为他是自己人，是我们班的，而不是别人班的。而且，直到多年以后，我们都认为我们班就是我们班，不多一个什么人，不少一个什么人，什么都正好。
他长得比别的乡村老师文弱、文气，喜欢翘着恰到好处的兰花指在黑板上写出好看的字，喜欢在表扬和批评同学时，动情地说：“同学化（们）啊，莫让年花付水流！”
他也会生气，有时会直指多次批评无效的同学稍稍大一点声音说，阿某某人的仔，你再这样我去该领父担（跟你父亲说）。当然，他一次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且，我们一班同学都知道，他对女生则从没用过这一招。生气了最多说，你这个咱母赶影人（女孩子）。
唐老师还很会培养人、鼓励人。我们班有一名同学，在他的关心培养下很出色，学习出色，组织能力也出色。这名同学跟我是最好的朋友，我当时对他很佩服。他会在早读的时候，悄悄地走到我身边，在自己的手心里用钢笔认真地写了“以身作则”四个字，我一时不知他要做什么，他就小声跟我说：要学雷锋做好事，要去学校里被一圈教室围起来的当时用来做操场、会场的没有硬化的只有一层薄薄沙土的小广场上扫一下地。我是他的好朋友、支持者，当然同意。很快，他就用同样的办法，召集了家住在学校旁，每天负责开关门的陈某平同学和其他几个同学，拿着扫把，从小广场的东头靠近校外一户人家所种着的栊檎树下开始，进行了一场其实规模不小、而且时间很紧的额外的大扫除。这样，他就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同时，他的成绩也很好。有一次，在唐老师的指导下，他在全校的大会上作了一次学习经验的交流发言，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有凭有证，不象学生说话，却象干部作报告，我服气极了。
班上还有个另一名同学，父亲是乡村干部，但他身上没有干部子弟气，学习好，当班长，很老成。一次，他要到县城参加朗诵比赛，我们很高兴。我们整个语文课都在听他一遍遍地读：“天阴沉沉的，又冷又黑……”，听着听着，我们都心情沉重，觉得这名同学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感表达得很好。
以上是两个拔尖的同学。
对其他同学，唐老师也很热情地帮助他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父亲在做猪中（就是为人家的猪的买卖做中介，这在当时是很少的。他父亲总是打扮得象电影里的绅士，声音象潮剧里的老生，象金属一样，口才很好，经常在老市的大店铺里食茶，大声说笑。）。这个同学表现、学习、人缘什么的都中等。但三年级上学期结束的班会上，唐老师重点表扬了他，主要表扬他认真、全勤。这名同学平常并不怎么受人关照，一下子受重视了就暗暗用功，结果很快就进入班上前几名，唐老师又在下学期的班会更加隆重地表扬他。但不知为什么，这名同学后来的成绩又下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表扬一名同学。这名同学的特点是勤奋。学习认真，而且每天起得很早，先去拾粪，再来上学。唐老师不只一次地表扬他，并要我们向他学习，用他勤奋的精神来读书。
他对我的好则是更加自然亲切，有意义。
先是十一节的一次惊喜。
那时候，镇里的中学和小学挨在一起，中学是用了明代先入翰林后官拜尚书的乡人黄锦的公馆，高高的墙头一到十一、七一、八一，就有一版版的用毛笔醮彩色宣传色写在白纸上的有版头、有插图、有规整的花纹、有各式好看字体的版报。我喜欢过节放假时，约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先从中学的公馆逛起，看一个班、一个班的版报，再顺着一条小路进入到小学的内小广场上来看小学的版报。结果，就在我们班教室对面的墙上，一下看到我们班的版报，而且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记得我写的是，与我同岁的堂兄到海边玩，后来想到学习则以学习为重回家做功课的事，并引发了一番议论。里头还写了用一块旧竹节在海里漂游和在沙滩上打羽毛球的乐趣。
我当时看后，自己暗自高兴，但没有说出来，后来小伙伴们发现了一阵欢呼，但我被围看得不好意思了就反过来要大家分头找，看还能不能看到同行伙伴的文章。可惜的是，其他的文章大多是抄摘来的，很多是十一的社论，还有很多重复的讲十一的由来等等。——这当然也是令我骄傲的事。
而且，唐老师做了与其他班不一样的事情。他用了学生的文章。虽然，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事后也没有专门表扬过我。但我心中总是高兴的，铭记在心，是莫大的鼓励。
之后，唐老师又要我参加全校的诗歌朗诵比赛，我在他办公室练习，他一边夸我普通话讲得好，一边夸我长得好。记得当天，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比我低两个年级的二弟弟。我很高兴，回家还取笑二弟弟在台上与其他两个同学三个人朗诵无端端一齐把头摆过来摆过去，很不好看，说得二弟弟都不好意思了，后来得奖没有反而记不清了。
那时候，乡村的老师和学生大多半教（学）半农，学校到收割的季度会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我们有时也会在周六放学后，到老师家里帮忙做做家务和农活。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帮老师家洗大白菜，一个同学说白菜心很干净不用洗，我说要洗，因为人们浇菜的时候总喜欢浇在菜心上。老师听了又很认真地表扬了我，我后来觉得老师并不一定认为我说的是对的，而是肯定了我的表达和思考。老师对我的偏爱也增添了我少年时的自信。
但是，记得有一次，好象是他（又好象不是）也让我十分难堪。
那时候，家里因为父亲（当时是镇中学的老师）发工资的日期比开学报名晚，父亲跟我讲与学校的老师讲好了，要我直接去学校报名，报名费他晚一点再来学校补交。
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平时父母没有教过我如何世故，没有带钱去报名本身就很难为情，于是在团团围着老师的同学外围，一点底气也没有地说，没钱能不能报。里面的老师马上有人应，无钱报什么，你父亲是谁？我知道老师怪我没礼貌，因而十分不堪，但很快有老师过来问我是不是谁谁谁的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应对的。总之，是报了名，注了册。但很多年，我都不愿意说这件事。直到出来工作了，我才说给我父母听，父母也很感慨。感慨日子的艰辛，而少年的我，也为自己的无礼而自责了很多年。让我觉得做人应该时时谦卑，珍惜。
这种感觉很简单也很复杂。以至于许多年后，我们建了新的房子，住到与唐老师近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我看一个人好象唐老师又好象不是，因我在家门口，唐老师在隔了几间房子的大路上走，当我转身跟我父亲讲的时候，父亲第一时间就责问我有没有称呼老师。我当时很委屈，但也没有解释。我后来的理解是，父亲的心情也应该很复杂，他感慨着老师的人情，有些许不安，同时也少于世故，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深入人情世故一些。虽然我当时也就十一二岁。
之后，我到了广州读书，就极少见到唐老师。有一次，唐老师参加镇里组织的一种叫扛飘的传统喜庆活动。这种活动大多是乡村的有威望的老人（以前听说，有很严格的要求，要五全，即父母全、子女全即有子又有女、子孙孝道并发展得好等等）组织的。走在前头的是潮州大锣鼓乐队，接着是装扮成大戏里吉祥的人物以及西游记里猴子天（孙悟空）、猪八戒等诙谐人物。后边的就是涂了脂粉的古装打扮的童男童女，中间一个高一些的少年人肩扛着一面几米长的彩色的半月形的彩色飘旗。飘旗上面写满吉祥话语：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并有各乡、社和团体的落款和天干地支的记年。飘旗前后由两人或四人用叉子叉起，扛着飘旗的队伍随着鼓点和人流，慢慢游行，供人欣赏，为乡亲们祝福。在各自然村的土地庙前、后来有身份的人家的厂或者店子，也可以有停点，停点要依古例祭拜，并给组织的老人，给乐队的乐师特别是司鼓者，敬烟敬茶敬红包，遇到饭点还要管吃饭。这个活动，类似后来广州每年在城隍庙开办的庙会。
当时，我们堂伯叔一大家人在二伯公的帮助下办了一个小厂。为了吉利，以工厂的名义请求扛飘游行的队伍到厂里喜庆喜庆。当以红色、黄色为主色调的吉祥的飘旗高高地围在厂内一片空地的四周，喜庆热烈而隆重的大锣鼓在厂内的院子里响起，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忽然想起我早逝的祖父，想他如果长寿一些并能见到当天的情景那该有多好啊！因为我勤奋、多才、正直、善良而有尊严的祖父一生没有享过什么福。
我正激动着，突然发现乐队中化了淡装并按古例穿了长衫的吹笛手（二胡手？记不清。）原来是我小学时十分亲切而又多年不见、已经很生疏的半老的唐老师。我又惊又喜，并在人群按仪式就要离开时，迅速抓起一些香烟和甜茶（一种包着花生的糖。），放进老师的长衫衣袋里。老师有些意外，一看是我，很快就会心地笑了，好象还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我匆忙作答，他又匆匆地操起乐器与大队人马起程到下一点去了。
那天，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他的生活轨迹。
他是文革期间上的学，上完中学，在乡村人最不看好教师职业的时候，他加入到教书育人的队伍。一步步地从小自然村的学校到乡镇的中心小学，从转为正式教师到一步步地走教师的职称，他用良心做人做事，教人子弟，并在教书之余，下地种田，深入乡俗，一边供养父母，一边培养孩子，一边建设家庭、为生计奔波，存积理想信念于内心深处。
几十年来，他坚守在这里，也坚守了自己的内心。他在我的心中，业已是乡土的一部分，他就是铺路石，就是人梯，就是无私的蜡烛。
象成枝老师和唐老师他们这样的人，才是这个几万人古镇的灵魂和生命。他们时而与世事同唱高风，时而入俗至深；他们甘苦自知，坚韧不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心存敬畏，心存希冀，又时时屈服于平常岁月。
就这样随遇安然，与天俱老。
就这样烛照于我，让我自愧，心存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