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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住广州。北上广的广。
去年，《读者》有一篇文章：《择一城终老》。里面讲，有一个城市，晚上，不管多晚，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下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便利店，可以吃上热呼呼的宵夜。文章说，这就是广州。这让我觉得这样来感知一个城市真的好。
我的家，就在这座老城的老城区――东山口的地铁站上，所以一家人就总在地铁口里出入。地铁口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各式的乞讨者总在这里集中。这个世界性通用的情景，让人觉得，现代化也好，时尚也好，总是与现实和艰辛行走在同一个时空的隧道里。
一天，拉着儿子的手急匆匆往地铁站里赶，孩子偶然说起：与其中一个乞讨者很熟。还讲，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觉得很可怜，就给了钱，心里也有一种因为善良而生起的喜悦，但后来总见到他，就不知道怎么应对。有一次，不经意很近距离地见到这名乞讨的人，那人的眼光很有些期待，他在急忙中一下子给了一张大面额的，后来细想心里却有一些不安和悔意。
我当时就开导孩子：你看一场电影，要好几十元，才高兴一两个钟，可见高兴是有价钱的。当时给了就给了，再不高兴，就等于又付出了，又亏了。孩子说，有理，比他们的老师晓之以“理”好，比同学不靠谱的劝说好。
二
其实，怎样对待乞讨者，这对大人何曾不是考验。
同样在东山口。20年前。那时还没有地铁，现在的高架桥下有一个很高的坡。坡顶上有一个老汉，黝黑干瘦，坐在地上，专为来往的行人修单车。我上下班遇到单车有什么小问题都会光顾他。但时常跟他还价。还什么价他都说好。后来发现他的配件都是旧的。所以他很忙。有人来修车时他修车，没人来修车时他就在修复旧的配件。整整十年。后来看样子有70多岁了，他便不再修车，只摆些旧的配件如车铃一类的东西卖。还是坐在地上，露天，面前摆一个之前用来试验车胎是否漏气的满是油污的已经凹凸斑驳的小铁盆。因为汽车越来越多，他占用的地方就在两个方向的车道之间，上下班时间，就时常淹没在车流之中。再后来，老汉更老了，修不动了也卖不动了，就在原来的地方，就地放着那个小黑盆，盆里放着少许的零钱，人坐在地上，脸上的表情与10多年前一样，不喜也不忧，有一些坚强，也看不出有什么委屈和怨气，那样子似坐在自家的庭院前，看人来人往。
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我十分自责：为什么之前每次都要跟他还价？
眼前这个黑瘦的老汉，其实不是在修车啊。10多年来，他无声地坚持着，只是想最后的情景晚一点到来。10多年来，他既没有本钱租来一个体面的地方，没有本钱买新的配件，但一直努力地坚持，尽力维持生计和作为活人的体面，到最后不得以才乞讨，所以他一脸的安静平和。
三
这也让我想起少年时在闽粤之交的大埕镇所看的乞讨者。
那是70年代，是真正的乞食。我小时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河南人，一家三口，老的有四五十岁，小的十几岁，女孩，三人都是乌黑打扮，但面相方圆，象命书里好命人的样子。这一家子就住在我们村头的古庙里，说是做水灾了，家里还有老母，没办法才出来。我小时候喜欢在古庙里玩，又时常见到乞讨者住在里面，所以会经常与他们说话并观察他们的生活。这一家人经常夸我们这里的小孩普通话讲得好，村里的景色好风水好，有山有水有海，天气好。他们说话的样子，好象他们就是村里人远方的客人。他们还经常在村头古庙外的大榕树下与村里人聊天，每天早上女主人也和村里的妇人一起在村里的小河边洗衣服，只是隔着远一点而已。
但现在想起来，他们求乞的情景悲壮。
一般是在村里人吃饭的时候，老的两口子出去，男的走在前面，手里端着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子，来到正在吃饭的人家门口，躬着身子，很少说话，静静的等着村人的反应。
那时候，村里人自身也不宽裕，很多人每年在青黄不接时还要吃政府的救济粮或靠家里侨居在外国的亲人的帮助才能过日子。这样的情况就使讨来的饭十分复杂。
基本都是稀饭。有的很稀，几乎没有米粒。有的是隔了夜的，甚至是已经馊了再加热的。给这样的饭不是对乞食人不好，而是村里很多人因为粮食少舍不得倒给牲口吃，自己也经常吃这样的稀饭。有的人给的是番薯扁豆之类的杂粮。村里人过年过节时才吃肉，很多人家一年到头不用买菜，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酸菜、咸海贝过日子。所以，乞讨者很少要到肉和菜。乞讨者每餐要来的饭，都装在一个盆里。盆子里各式混杂的食物，在乞讨者回到古庙后很快就用几个小一点的样式不一的盆子分着吃了起来。
这是真正的要饭，真正的乞食。他们为了生存而低头食用真正的百家饭的情景，回想起来真让人感到人活着有时是多么卑微、不堪。
四
后来，村里人的日子慢慢地好起来，古庙里的乞讨者却少了，乞讨者的要求和方式也变了。一开始是，他们不要饭了，而是要米要钱。而且，与之前挨家挨户讨要不同，慢慢地开始挑着人家要，比如家里来了侨居国外的番客的，办喜事的。
乞讨的花样也多起来。有的一挨人家的门口就给有人家祈福，说好话。村里人讨个吉利就给了。
有的乞讨者会唱戏。这些人比较有心计。一般是一挨门口就唱。刚开始唱的是五女拜寿、一门三进士一类的好唱段，如果主人没有表示，慢慢地，就越唱越不好了，甚至会唱柴房会一类的鬼戏唱段，让主人十分难堪。
再后来，乡村里就很少有乞讨的人了。
五
乞讨的人来到城镇，也不再讨饭，而是直接讨钱，有时还会听说有一些职业的乞讨者。
情况有时比较复杂。有一次，我见到一名中年的盲人，他在地道里一边大声地放着佛经，一边涨红着脸朝不远处用小提琴拉着化蝶曲子的买艺的中年男子大骂。买艺男子也把音箱的音量调得很大，虽然没有应话，但神色里充满不屑和胜算。地道里满是匆匆的行人，管理人员无奈地站在远方。这是市井底层的日常性写实。
原来，他们是为了争地铁的出口位。入口处人们行色匆匆不会搭理人，出口处好。盲人看不见但听得见。他一放佛乐，整个地道充满慈悲。有时他也唱一些经典的老情歌。好象盲人天生是音乐天才，他的确唱得很好。以致于人们在看不见他的地道拐弯处就和着他的歌声唱。但一见到是与一名乞讨的盲人合唱时，人们就有几分不自在，即刻收住声音和情绪，甚至要用一段夸张的小跑逃离“现场”。拉小提琴的中年男子当然更加体面自在。有一次，我看到他放下手艺与一名少妇聊天，他讲他在农村，二十几岁才见到小提琴，后来迷上了并以此为生。他在海南十年，但他认为海南旅客多，旅客不会理会手艺人，当地人又比外地人少，他拉的曲子人们都不知名，不象广州，远远地，人们就听着站住了，还大多能说上曲名，所以他不走了。说话间，还有人来问跟他学习要多少钱，他礼貌地说慢慢谈。
但此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与盲人同等的高度对峙。
此情景，也使城里人应对乞讨者就与70年代在乡村时大不相同了。
不久前，看一篇文摘讲，张五常先生每次见到乞讨者都给100元。有人说太大方了，先生讲一年见不到100个，就几千元的事。有人说，你这样会被乞讨者骗了。张先生的话就太直了。他说：“命好谁干这个，你骗我一下我也给。”看来这个有着诸多诺贝尔奖同事、受美国教育多年的经济学家太惯于宏观思维，而对于常人如何应对琐碎事项的微观经济生活却是无暇研究的。
我的一般做法是，确实可怜的一定要给，比如病残老弱幼或在医院外见到的；特定情景一般都给，比如在寺庙教堂外见到的；有唱有表演而我又围着观看了的，一般都给。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给了就给了，这样做，乞讨者安生，给予者安心，也算是对社会安宁美好的祈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