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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三六九，七十年代的乡村小隅也概莫能外。
大埕市里的头等人是公家人、工作人，是非农业户口、不用下地、吃商品粮的人。这些人与刚从地里挖来番薯或从海里捕来鱼虾，匆匆就地一摆就吆喝叫卖的农民、讨海汉不同。他们明显地要体面、从容，甚至高贵一些，走路时总让乡里人认为抬着头，因为他们总不必象挑了重担要低头看路的其他乡亲。
他们先是每月可以从公家的粮店里买四两油、30斤米面，后来油多一点，米却又贵一些。但怎么贵，公价也不到市价的四分之一，而且关键不是这个。
在那个年代的大埕，一个人如果有了居民户口，就会人人都羡慕。这类人的自豪感、幸福感和乡里人对他们的认识，大概要相当于现今在广州二沙岛上住着一套别墅，又还另有一套空着，或是年薪过百万又工作轻松且受人尊重。至于一夜之间中了数百万大奖的，则不能比。因为此类幸福既不可预期，也不能持久，更没有光荣感，不似当时的食公粮的工作人，睁眼闭眼都会让人感到高兴、满足，前程可期。
有这样身份的姑娘小伙，连亲事都不用操心。甚至连长相一般的也不用发愁。我就见过一个很富态很白的有工作的姐姐嫁了一个俊小伙，也见过一个长相粗粝的男子娶了一个高个又停匀得当的俊姑娘。但乡里人都还固执地认为，俊小伙和俊姑娘，“命过好”。
人就是这样。1949年才刚刚站起来，一个居民户口制度就又让自己趴下了。谁叫世事、劳作如此不轻盈。
市场里头大大小小、朝着东西南北的店铺，有不少是公家开的，靠东近我堂伯家的一间稍小。屋子不高，柜台很矮，很合我们小孩子来这里打酱油、买腐乳。店铺前头开了一排窗，作为门面。门面中间一根柱子自然分隔，东头买火柴、手纸一类，西头卖酱油、腐乳一类。门面上用一片片竖起的木板来回推拉、卡扣在上下的地槽、天梁之中。早早地，开铺的人就将一片片有些年月的、老色的木板取下，铺面就告开张。
这铺里有两个公家人，一老一小，一男一女，都不怎么高，行走在柜台后面与屋子里一切很相称。
男的是个老人，就是平仪他爷爷。平仪一家住在小溪前的一间摆满祖宗灵位牌的公厅两侧。他爷爷看起来很平和、老实，不象农家人粗犷，也不象生意人精明，皮肤有些白，看起来真个账房先生。虽然平仪他爷爷是个工作人，但平仪他奶奶、妈妈、爸爸和三个兄弟却没有居民户口。他妈妈读过书，身材高大，行动象个男子。他父亲是入赘的，则此消彼长般，几乎让我没有印象。
按当时的规矩，他爷爷的职位是可以顶职的。但他妈妈一天里头早出晚归，不是下田就是上山，似乎不作此想，他父亲一般不考虑。平仪的父母就象英国的王储，似等着又不似等着，眼看就过了继承的年龄和时间了。
我小时似乎听说过他爷爷的职位要顶给平仪三兄弟中的一个。只是平仪三兄弟在村里平时象三条好汉。干坏事没听说过，却一点他们读书的印象都没有。是不是三兄弟都想着有爷爷的职位可以顶，不得而知。好在他们做起田里的活来都很有力气。
世事如棋。待到平仪一家真的决定要他大兄顶职了，却改革开放了，政策一夜就改。这让平仪一家一时十分无奈。
小店里的女店员，十九二十岁，皮肤白白，脸圆圓，有点点胖。在那时的大埕乡，女子长得不粗鲁，白而有点肉，就几乎占尽了同龄女子的风流。但这个店员并不骄傲，总是笑笑，态度又好，见到辈份大的就叔公婶婆地叫。她打酱油、打酒时，用一个用竹节做成的量具，一下一下地顺着漏斗灌进大小和样子各式不同的瓶子里，就象后来古文里说的卖油翁。有时，则用筷子从一个矮瓮里小心翼翼夹出一块块红红的象小砖头一样的豆腐乳，或是放在人家带来的碗碟里，或是用一张纸包好，递到人手里吩咐人千万扶好。遇到熟悉的或自己喜欢的小孩，就悄悄地将一桶酱油分成两大半桶地给，或是在按块卖腐乳时将不小心夹散的两大半块当一块给了人家。偶尔有多事的老单身汉喝了个半醉来打酒，量好了给他总说少了。姑娘就会说那重来，就又倒了重来。每次舀了满满一桶便问来打酒的，阿某某叔够了没，还笑笑，几个来回也不气不恼，老单身就不好再耍，怏怏地走了。
没人的时候，她就坐在东头的柜台前，将一分二分的硬币垒得高高的再用白纸卷成条，一边卷一边与店前行走的乡亲熟人打招呼，或是起身卖些东西。在夕阳之下，与外边匆匆而杂沓的行人相比，她的样子娴雅极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很快地就离她而去。
就连她南头的大食品店子，西头的几乎横跨了半个市场的大日用店，也由上面通知要改革了。
于是，有门路有本事的人就自己承包了。其他的人说是还是公家人，实际上就是自谋出路了。
自谋出路的人，有的隔天就挑起粪桶，卷起裤腿，下地干活。在乡亲和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本来就从土地中来，如今回到土地中去，没有什么好惆怅的。
有的则隔天卷起铺盖就走，说要到广州、深圳去，不出点人样就不回来。
嘴硬的还说，难道还不如几十年前，阿某某叔公兵荒马乱中，远渡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