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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级放暑假，大忙过后。我们从全总校最大最通风的教室，进入最小的。那教室与从文先生的窄而霉斋想来可堪匹敌。是窄而闷，窄而黄，窄而令我们大展缩骨大法。这教室方位倒是极好。在全校惟一成排的教室的正中。西边靠着老师的办公屋。西边与两间四五年级用的大教室相连。斜对面，去方便就是最方便的。
好在座北向南，北窗吊得很高，又细，不记得有没有木窗。应该是有的。不然冬天的寒风会让我今天都记得。因为小时候的大埕比今日的广州靠北，临海，又比现在冷。这教室的墙，没有批白贝壳灰的面。黄褐的沙粒大小和质地可见。墙上，历经前面十几届的学生了，钉了许多洞。到我们来，同学们只要随手在上学的路上捡一根短木枝或竹枝，往现成的老钉孔一插，就可以挂书包了。二年级只开语文数学，作业簿不多，老师没有要我们记笔记，我没有笔记本。倒是总自己带一两小图书。一年级时，没有注意到书包要有个放的地方。二年级了，是因为地方太窘迫，我们坐得下，就无处放书包。老师安排我们，只留一条通道，从门向黑板，左边三个组，右边一个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教室，可能是从前油车（榨油厂）的一间屋子。也可能起得早（不然不可能是黄泥屋）。所以，安的门斗与民居是一样的，不在正中，而是偏右。
我那时，与惠坤坐，我最里面，我走出时，从右到左，所有同学都要站起来。不站起来，过不去。因为太窄，班里首次有人在桌子中间画线，或明画，用铅笔。或在界线处放个笔盒，以作宣称主权的不可侵犯。我们那时的孩子，个个会背：人不犯我。因为，这句话，乡里的男人，吵架讲理时，是正方也用，反方也用。
二
可能学校的炎兴伯校长，考虑到我们在教室方面这么“惨”了，就此消彼长，给了我们一个近县城黄冈的下寮村的张老师。张老师的声音，我不记得了。样子依稀记得，白，方脸，线条刚毅，颧骨有力。他上课讲什么，讲课文怎么讲，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上课，时常带把小提琴。为我们拉。
我们大埕，过年和元宵，大热闹，我会跟着迎神赛会的锣鼓班。迎神三天，我这跟三天；二天，我就跟二天。迎神，在各村的点，有的比较远。我就会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在街巷里快速地跑，去下一个点占个靠前的位置。以便于，锣鼓队停下来演奏时，看得更清楚些。鼓分大小，二弦手行前头，有好几位。椰胡不可少，嗡嗡如老人声。锣、钹、铜钟，长长的铜号头，敲一下，大埕海海浪一样漾开、绕得很远的深波。浅一点的酥锣。我是知道一些。但小提琴，我们大埕的小孩子少见。那小提琴，娇小、高贵，骨胳清奇，像乡里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声音细、结实，不像大埕闲间里的人演奏的其他乐器，大都亲切而接近人声。
不记得张老师提了什么曲。但他拉琴时，左手提琴，左肩伸转过来接住，下巴也过来找琴，反复找到合适位置。右手才持弓，吃到弦上去。弓据说是马尾做的，那时化学的东西少，应该是真马尾。张老师演奏出来的曲子，即使如大海啊故乡，也有啾啾声，如电影里内蒙大草原上的马鸣。
暗而黄灰的四面墙，高而小的北面木窗，密匝的板凳和茂盛的我们，乃至我们插了树枝的各个小孔，都是上佳的背景，很好的吸音，合适的共鸣。张老师，那时可能刚毕业，从学校出来，只比我们大十出岁，朝气旺盛。他在1980年，乡村还以灰色为主时，为我们作了西乐的启蒙。
这启蒙，是金色的，灿烂的，四射的，像大埕各大著名的墙头上，忠字两侧的红旗，像我们每个小孩子别在胸口，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太阳样的万道霞光。
三
张老师拉小提琴，可能是在自习课上。自习课由班主任管，先开班会，小结一个星期的学习和纪律，表扬一些同学，批评一些同学，提出一些要注意的事。比如：不能听台湾的特务电台。守纪律。学习要认真，不能留级。张老师在这方面，我印象不深。大概他言简意赅，以便挤出时间来为我们表演，奏出金灿灿的曲子。
一节可贵的自习课，有时会全部用来看图书。学校没有图书馆，却有好多小人书。张老师一下捧进来好多。除了《东进东进》《从奴隶到将军》《霍元甲》，记得还有些是电影黑白照片的，有些是反映国外的。电影的，好像有《甜蜜的事业》。外国的，反复见些反映美国贫民在摩天大楼走钢丝，最后，从高高的钢丝上摔下来，死去。一页页，看到惊险处，我们都仿佛在现场，很紧张。反映日本的，反复看到一个情节，就是社会低层人，参加吃东西比赛，吃很多，最后也是死了。这个，我们不怎么可怜。反倒对于他可以吃这么多东西很感兴趣。
我们看图书很快，很认真，有些同学还要用手沾些口水来翻页。我们看完了，会互相交换看。这比我们平时去理发看的，去老市亭北面、布铺前花一分钱租的好多了。有些图书的好看，达到了二分钱的程度。而且不用担心一人租多人看，要被大声喝骂。
我喜欢看简单的故事。不喜欢战斗的，敌务的。戏曲，反而喜欢。因为，那像过年大人买来贴墙上的大张格子画。
那些小图书，故事也是金灿灿的，至今发着温暖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