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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如何努力地想我大伯公，想不出他说话的声音，但他的样子就好清晰，像在眼前。
这可能是因为照片。二年级时候，我爷爷就过身了。我小时少言，只默默地用力要纪念爷爷。无所着力，就将照片压在我做作业的桌子的玻璃下。爷爷没有单独的照片。（从前照相不容易，我爷爷又走得太早。）爷爷的照片，大都与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公站在一起。最清晰的一张是在相馆照的。我爷爷坐在相馆里很不真实一样的一张六角形的中间鼓起的道具凳子上，一只脚盘在前面，挺拔英发，没有一点乡间人气息，像个公家人（他曾经就是公家人）。大伯公站在后面。（可能是照相师的安排。因为我爷爷个高。有一米七五左右。）另一张可能照的时候稍晚一点，已经都有爷爷样。爷爷与大伯公并排站着。爷爷自然而严谨地笑着。大伯公没有笑。正好是他自然的样子。也是我现在脑子里的样子。第三张，我爷爷笑得自然而欢喜。那是爷爷唯一一张彩照。是刚刚开放时，我二伯婆从泰国回来，我们一大家子在大榕树下、面对护法老爷庙照的。我大伯公与我爷爷并排站在第三排，中间空出了正好的位置。这位置的前面是第二排的我的二伯婆。她那时只四十多岁，穿着浅红的连衣裙，双手张成个大字，张罗我们一大家子一字排开。这张照片，我正好在前排的中间，只四岁多，穿件我爷爷在所城买的小短裤，两条腿光光、弯弯，还侧个脸，要左右的人站好。这张象征我们国家和我们整个大家庭就要像我二伯婆的手势一样张开、起飞的照片，却是我爷爷与他大哥的最后定格。
我曾祖父人高大。我曾祖母是地主人家出身、认得字，面貌很好，不高。所以，我爷爷高瘦，文人样，为人严谨；我大伯公不高，面的骨架开阔、线条坚毅，走起路来如龙虎行（可能与习过武有关）；我二伯公正好什么都处于中间，性行匀匀，早年就侨居暹罗，皮肤结实、稍黑。
我关于大伯公的印象，还渗有他与大伯婆居住的座北向南老屋的情景。我爷爷奶奶住的另一间北边南屋，中间一张八仙桌。东墙是相框、博罗年历，西墙是中国行政区图和世界地图，还有一张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彩画。我大伯公住的南屋靠外，向着公厅，屋内布局、气息与我爷爷奶奶住的不同。西墙近门摆张素色木桌。桌角上有个广口的玻璃瓶子，养了大埕人叫做“寒鳞被”的斗鱼（只是我从来不见它们相咬，总是“相叫好”，相安无事）。桌子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只“金狗毛”：一种蕨的根，拳头大小的小狗样，有棕黄色的毛，可以用来止血。我从小有些怕大人，却不怕我大伯公，有事没事会去坐在那桌前的椅子上。有时听大人嗡嗡说话，有时呆望对面的东墙。那墙上，高高地，挂有两三个巨大馒头形的人造革旅行袋。袋子上，写了“上海”、“天津”、“香港”，并画有很素的高楼大厦。（这在七十年代的农村，是很少见的）挂的位置极高，我看久了太累，就低下头，看袋子下方的一个木柜子。那柜子半边有个门，可以放物件、衣服。半边是个大镜子，上面写个大写的双喜字，还有“珠联璧合”。奇怪的是，我爷爷奶奶所住的隔壁南屋，有个阁楼，放了张乌木梯，饲只猫，人离开时，会将对开木门中间顶上的木梢落下来，算是锁上了。开门的是一根用绳子挂在门框上的竹筷子。我大伯公这边，门前有一条长身的高出地面一拃的麻石板。屋子开间稍大，门素色，没有像我爷爷奶奶那屋油个红色的门目，写个“人寿年丰”，也没有关门、白天里将门用梢扣上的印象。这使我更加可以自由地出入。我甚至清楚地记得，一次，进去，屋里放了好几筐饼，圆圆的饼，红红、工整、好看的篆书铺号印。另有一双双结对相向的“饼鹿”，上面，绿绿的艾叶好舒展，味儿十分明白，至今还似在前。那是大伯公的小女儿——我叔伯细姑要嫁柘林去。（我一个亲姑姑都没有，所以对此十分上心、羡慕、欢喜。据我妈妈讲，我甚至在我叔伯细姑回门时，跑去向妈妈报告：镇伟他细姑嫁过去又嫁回来了。我妈妈后来说：这孩子才四五岁，半懂不懂，尽胡说，笑饱人了。）
柘林在我们那里，是个不用种田的、有居民户口的好地方，也是我大伯婆的娘家地。我大伯婆面容很称柘林这个好地方，清清明明，不胖不瘦，走路轻轻，说话干净简洁。虽然也是劳动不辍，样子却像城里人。我五叔姑姑她们甚至还说：阿姨（妈妈）什么都穿过，裙子也穿过。（要知道，大埕，直到我读初中，都无有一个女生敢穿裙子。）我大伯婆虽是文文样子，却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亲生的大儿子，我们叫：二伯。
那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还有个大伯。大伯名叫崇明。
著名的1939年，日寇先后侵陷潮州、澄海一带，又逢饥馑，在逃难逃荒中饿的、病的、死的、走失的、自杀的很多。这日，高墘村东的古榕林下，就来了一名饿得肚子大大的男孩，独自哭泣悲伤。我曾祖父从来宽厚好义，就有人引来我们家。这样，我大伯公就收了一个养子。这大伯来的时候只有几岁，听说自小力气大。十出岁就成为家里做豆腐生意的好帮手。闲时，还去福建诏安兑甘蔗来大埕卖。我爸爸回忆起来好些感慨：我大兄早早出门，一天就来回，二百来斤的担子，跑起来走（不跑反而不行的）。在市亭见到几个弟弟，就大声地招过去吃甘蔗。
大伯后来回到潮安去了。现在八十多了。我见过两次。一次是小时候，他送自己种的土豆来。算是我第一次吃这奇巧的好东西。一家人不知怎么做，就削皮，一切两半，用水煮，吃起来的味道我至今记得，很近莲角滋味。那土豆个头小。大伯告诉我们：这是荷番薯。前几年见他，是他一家子，开辆车子，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爸爸一下认出来，好些高兴。大伯这辈子辗转多艰，诸多不顺，好在身板高大，能吃会做，遇事大而化之，现在身体还好，子女也发展起来，所以说起话来大声、哈哈地笑。
潮州现在看起来是不大，但在从前，交通不便，信息阻隔，大家各自又忙于生存，心里挂念着要不日见面，却日复一日，过着过着，就把人过老了，甚至把老人过没了。
我大伯公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就过身了。云山不通。我大伯没有来送。后来，对于家里的财产，大伯就说：按理我是大仔，但我没有为阿伯（父亲）端水（送老人时的一种仪式），自然就无份的。从前乡村有很多不证自明的定理，这是一条。还有些，比如：宅基地起厝，怎么留路，则以父母年老（过世），棺木能过为限。凡此，我小时以为极有道理，久久不忘。
但是，送终则分财产也未一定的。我大伯公要过身时，没有先兆，我上一年级时，清明过后，大伯公就走了，七十一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老人的逝去。所以，情景就记得清。大伯公在祭祖的公厅停了几天。我们每天去拜。送的时候，我的一个同房头的伯伯，自己按儿子的孝服穿好，作儿子礼。原来，这个伯伯早年丧父，我曾祖也收为孙子，寄在我大伯公伯婆家吃养，所以，我的这个族伯，无人知道他的正名，一个乡里，都叫他：搭食。搭食伯伯行儿子礼，因为后来也回到自己的家里，母亲还健在（活到一百多岁），是同宗大房的长子，所以也无有分财产。
我大伯公的古道热肠还在于体恤出门人。我小时候见识一个诏安人。大人当面和背后，都很豪气地叫他：磨刀石佬。他送给我们的磨刀石松而耐磨，不伤刀又能使刀锋利，什么刀、凿、起子都磨得。用过几年的磨刀石自己慢慢矮下去。矮到很矮时，磨刀石佬就该来了。磨刀石佬在傍晚时来，脚车（单车）筐的磨刀石卖得差不多了，只剩几块长得朴实、个小的。（后来都送给我们了。）他出现在大风围外的大巷时，我们小孩子就飞跑着提前向大人通了报。我二伯会从楼屋里出来迎接。我大伯公则站在南屋前，作为迎接的第二层。有一次，磨刀石佬与我二伯一家围在一起，呼呼吃饭。那时的人家，吃粥为多。鱼是从海里随时讨来的不值钱东西，也吃得桌子上鱼虾骨壳如山，又可能喝了点赠伯在村口咸水井边酿的米酒，于是豪情千涨。冬天的寒意大减。我们小孩子对于有一个远道来的人客十分兴奋。不想，煤油灯点起时，大人们竟庄重地关起对开的木门来。原来是请磨刀石佬教拳。磨刀石佬其实不高，却结实，行路如虎，两脚抓地，却感觉进退生风。最厉害是他的手，好像总随时抓东西样，曲而不直、展不开，如老树根抓崖。这让小小的围观的我，想起鹰啊虎啊武松啊猴子天（孙大圣）啊。他的手大致因为做磨刀石，又武艺高于我那时十分沉迷的程咬金、秦琼、罗成、李元霸，所以高人异相。单从手指看，就令人佩服无加。他五指不长，粗而钝，不尖，似蓄千钧力，发起雄来，一定三五人不敌。
磨刀石佬光脚打了一番“四门斗底”。这拳法可能是一种练武人的起式。马步，四向转身，先用掌向右一拨，防，再换成握拳，向前一击，迅速收回。脚顺势转身，向对手的左侧，依旧用掌一拨，用拳一击，收回。围观的大人和我们跟随他也全身用力，几乎随之口中就要喝出声来。麻刀石佬要用粗竹棰（挑重东西的粗竹扁担）教人更厉害的拳术时，大人发现了我们，起身要小孩子出去。我回到与爸妈、二个弟弟共住的西屋，精神好一阵回不来，心里愈加觉得磨刀石佬到底可能比尉迟恭还厉害，对于自己过于修长的五指也十分生气。
我现在想起来，四十年前的高墘，虽然巷头巷尾的高音喇叭日日洪湖水浪打浪，村里不识字的老人都会唱。粮食局、大祠堂做的老大队所在地、中学小学，好一点的墙面，所写的忠字和两侧的红旗很红，但民风想来与清朝无异。这不，在家门口卖纸钱香火的河林兄的奶奶就是小脚，我们大风围内的糕仔姆婆、我大伯公其实是清朝人。乡里老人大多不识字，闲坐无从消遣，就讲猫仔良的故事。说猫仔良一夜，从远地方要回大埕，过横山岭时，遭到杨姓大港人的围追。猫仔良且行且退，一直到了建于明代的抗倭古城，猛一个反攻，转身一跃，飞上几人高的城墙，没入墙上的林子去了。“杨陈相刣（斗杀）”是我们小时候听熟了的。这猫仔良是我们大埕的陈姓高手，与称霸凌人的杨姓大港人最堪匹敌。是我们每个大埕孩子心中的大英雄，大概要相当于张飞这样，于关公则还达不到。从大人口里，我们知道大埕乡里，哪几个村是亲人、自己人。比如，我们高墘，就与红花脚、田尾、溪尾，四个村，祭拜的是同一个宗祠，生老与大难时要无条件地相助（比如，老人突然过身，找不到墓地时，有山地的后三个村就会毅然让出红山仔上的祖地。这在那时的乡村，是件十分要紧的大事。）除了大姓之间，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宋明的斗争，同在大埕，不同姓不同村，也亲疏分明。比如上黄的黄姓，就与高墘的陈姓不和。我曾祖母的墓，即使在大埕到处都写了伟大领袖的标语时，也无法避免墓碑被人打破。（因为山地是上黄村的。）总之，除了强势、肉眼可见的政权和党组织，乡村与城里不同的是，与生老生存婚嫁密切相关的血缘、宗族的潜规旧则，还十分强势、纠缠。在已经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为防止在田头不敌外姓人（大多是因为田界与水利而起的冲突），冬闲，请拳头师父来公厅里教拳头功夫，是常有的事。有的还互相邀请交流。我们孩子间，虽然在程南小学也学习一些“小鸟说：早早早”的美好歌曲，但除了女生，男孩子无不对于会拳术有无限向往。
说远去了。回说我这个其实出生于清朝的大伯公，他与福建来的“柘湾（诏安）伢”的结识，并不出于要学习拳术的蓄谋（我大伯公自己就会拳术），而是出于不意的偶遇。据说是一次，天晚，天时（天气）做恶，磨刀石佬一大车子沉重的大石头卖不出去，独自在这过了省的外乡的我们大埕这个地方，无从打算。我大伯公知道了，就热情地招呼他来我们家吃住。这样，我们就多了一门没有血缘姻亲的外省亲戚。
我大伯公与我曾祖父一样，有关怀出门人的热怀。这显然与我们一家的际遇、过往有关。
我推算起来，在国运飘摇的1880年代，我那时还很小的曾祖父也失去了父母。孤身饲育我曾祖父的是他的祖母。我这个天祖母听人讲，人高大，白，打个大乌髻，时常劳作在村东大树脚下的田园里。她独力养得我曾祖人高大，体格好，又断文识字，后来出入在南洋新加坡，为人记账、打理生意。后因世事家事变幻，回乡创业，以做饼、做豆腐、做挂面、酿酒起家，铺号：合兴。我这个扶我们家族于既倾的天祖功劳至大，过身后也对子孙保佑有加。据说，有一年，兵荒马乱，生意难挨，进退困难。我曾祖父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祖母在风围外叫了我曾祖的名字：正蒙。并告诉我曾祖：今年春节会落雨，你要提前做老花（麻枣）。这一年，一个大埕，因为我们家对于真正到来的雨天应对有备，生意独好，这个年就过得好。我曾祖十分感恩，因而反复数念，以至于我爸爸也说得已经第八代了的我耳能详之。我的天祖母，身后，世事沧桑，以至于连个墓也无存（可能在公社化的造田大潮中佚失了）。我们只好在口里心里，加倍地纪念于她。
世事在从前近百年，以至于近到老胡（日寇）入侵、大跃进（亩产万斤）、公社化（大饭堂）、文革、越战，台湾送到大泊山的传单，我们从小或偷听，或心里疑猜，都戚戚、惶惶。虽然有时觉得是史书里的，有时觉得近在身边。但日后多年，大人们口里的解封，大量印刷物的正式出版，让我感到：一来任革命洪潮如何浩荡，乡村的人心里，另有一种生命力也同样浩荡的，或说是封建（没有这么简单）、或说是落后、或说是宗族旧习的脉络，也几乎肉眼可见。至信息年代的今日也是这样。二是任大埕这样的，乡人时时自讪是省尾国角的交通倒角一隅，也与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样，各种政治大事，洗刷及时，有时还因各方面的“事业心”，力度有增无减。
比如：一、清末民初，大埕人因为近柘林港、樟林港、汕头港，虽是兵马时代，我曾祖父与我大伯公，多次出入南洋，去新加坡谋生。二、我二伯公，年轻时，在南澳岛海面，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恶战过，后来从汕头港出发，去了暹罗。日后创建克达建筑公司，也坚决不与前来洽谈的日本商人见面、合作。他九旬终年，也无有加入外藉。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更在不论国内什么运动时候，不断地寄钱来给我的曾祖父母和我们，直至我，整整四代人，成为家庭的生存和精神的支柱。三、我曾祖因为年轻时好义，时常出资帮助人（如帮助日侵时一些过世无法入土的人家处理后事），出资为人调解、解决实际问题（如自己出钱调解别人兄弟的纠纷），到文革和诸多运动时，就特别受乡村的权势者的关照。这些权势分子往往是大埕的大房脚，宗族盛大，又往往有一个在县里甚至省里做官的亲人，当然出身也正，于是愈加腰身硬、革命热情高。这些人为了完成指标、不落别村之后，罗置了“做家长（族长）”、家庭有人做海贼等等帽子，随时上家来，拉人去拷打。那时，我爷爷还小，在读书。二伯公已经过番去。我曾祖已经老了。所以抓打我大伯公为多。我爸爸多次在清明扫墓时说：你大伯公，有时被治安主任拉去打，头发都抓掉一把，头皮都露出来了，看了过着肉疼（痛心）。爸爸说的时候，多半是在我爷爷奶奶的幕前，眼向远，在红山仔上，望南面的其实看不到的大埕海，意味似讲他在中学讲台上历史书上的课文。使我无从感慨，无从准备准确的思想感情来对应。因为，我们后来，都是党员干部了。
我爸爸有时讲话，很是春秋笔法。他有时讲，开有叔他爷爷做过“海贼”（不是真贼盗，是清末，捕鱼、贩鱼、载人、抗倭、救援、打抱不平，等等复杂营生），后来，就总抓你曾祖父、大伯公去禁。开有叔公，是我们九代之前，同祭一祖的房头亲人，他们家人少，孩子又小，斗起来不方便，就找到我曾祖父和大伯公这边来。解决的方法是，筹集钱银去赎。于是，我曾祖父去禁，我大伯公就在家里变卖家资。我大伯公去禁，则同样的事情就由我曾祖父来做。几经反复，几乎从原理上，如数学上的无限循环，可以子子孙孙，直至无穷。
“也不是没有好处。”我爸爸说：这样下来，土改时，解放后评成份时，我们家就不是地主。我这才又想起，我们读小学、初中，直至八十年代中，都要在学校填表，老老实实地写家庭成分。那时，一个班的同学，无不以写下“贫农”为最大光荣。（一直到近九十年代，到广州读书了，才没有这一栏。）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很认真、必要地读历史书、革命史，读了很多世界史、中国史、名人传、考试读本，但是，对于我们年节要下跪祭拜的祖宗，却像看旧电影的残片，甚至像看非法出版物，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不足以文字记录的只言片语感、逃逃闪闪，不成一篇。甚至于，进入城里的第四代，记得自己曾祖名字的已经不多。
我所幸，总于父祖口里，于我儿时的亲自体味，知之一二。
我的先祖，像我的大伯公，这样的，就永远活在我心中。
我大伯音容的音方面，我今日无从记起，从我学过的法律理论来看，则更像人证、物证、他证，不意，更有人生的证明力。
我爸爸有时在我春节回家，会说：你大伯公见识多广，好学重义，一生艰苦，无有怨，达观豪气，我在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
这使我今晚写此文字，感慨起来：大伯公为何从前言语豪迈、惠于他的侄儿，却为何到我这一代时，如此讷于言呢？
永生吧，先德，我的祖宗，众神。北屋前的阳光。
我的大伯公叫：陈赐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