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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沿着小溪西南行，连连累累地有四口池塘，先是北头后是南头，先是奇大，后是奇小，到了近黄尚书公馆了，就只成一个窟。窟以南，有一条横街，一边一个乡里，剃头、裁衣、做饼、问老爷，没有一家做“正经活”的。我小时候而且坚定地认为，那里古时候一定有一间棺材铺。气氛阴鹜。
就在这条“中英街”的角头，开了一间剃头铺，师傅是个年轻的瘦白高的男子。男子因为年轻，剃刀使得没有什么禁忌，任谁的脸，无论老嫩，都刮得“唰唰”响。比剃刀利的，还有他的一把嘴。我小时候其实喜欢到他那里理发，因为他年轻，店里外比人干净明亮一些，加上我爸爸几次都带我去。但是，有一次，他在按惯例逐个调侃乡里各种人、事之后，居然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来。问我为什么总坐得直直的，有几个兄弟，父亲是谁，并顺着一张又油又利的嘴说有说无地。我便再没有去过。
“中英街”靠中很不规矩地长出一间长条屋子，是我们村一个老人开的老剃头铺。老人那时候可能有七十多了，已经弯了腰。他带着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两个儿子，都分外地白，长长的脖子和手背上青筋绽出，也一起为人剃头。他家的剃头座椅好像点了油。每剃好一个，“唰”地一下就可以飞快地将座椅底板抽出换面。头剃到一半时，就招呼人斜躺下身体，然后非常滑溜地调节靠背上方枕头位置的高低。椅子座与靠背交接处的木牙齿轮，在调作位置时“咔咔”地响，声音的质地也十分油滑。老剃头铺去的老人多，老人与老人说话半天才冒一句，有时还会在掏耳朵刮脸时打起呼噜来，叫都叫不醒。那南墙上，门边挂着的一块油布，让人想起唐宋明清。特别是那老人静静走过去，一下一下地磨剃刀，声音像锋利的小刀切在软软的木头上。是我的最怕。
后来，在这两间剃头铺的中间又多了一间小横屋。里面只容得一张座椅、一面镜子，一条长条木凳，以及一排挂钩，别无他物，出奇地简单。剃头的阿亮是个黄而胖的团脸中年人，理发技术曾遭到我爸在家庭圆桌茶余的调侃，但人却少言热情和气。所以，我神差鬼使地往他那儿跑。有一次，还动了小聪明，把两张二分的纸币当两张五分的给了他，他笑呵呵地收下了。但是，我在回家的半途却发现，仓促“作案”之间，我的军绿色帽子忘在墙上的挂钩上了。犹豫再三，才折回去取，远远地就看见他站在门口要将帽子递给我，还依旧笑呵呵地喋喋夸我，弄得我愈加心虚。可是，我一回家，我妈开口就笑，怎么理成个“铜鼎影（小铜鼎）”了。我这才心理平衡点，心里的内疚减了一些。
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剃头亮就过世了。我爸讲，这个外乡人很忠厚，身体不好却一直为人剃头，不计较不多话，大家都觉得可惜。我这就又想起他团团黄黄的笑脸。心里不安。
改革开放的春风习习地吹，十几岁的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埕地界的剃头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很快发现，黄尚书公馆大灰埕对面有一间临时搭的简易理发店，里面有一些彩色的旧画报。我就是在那里看了一个那时当红的电影演员的一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我当时看了没什么感觉，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村放鸭的然伯可以讲一天不重样。
我们不再单纯为理发而理发了。我们要挑有小人书的店子去，甚至有时看了一家又一家，直到出门太久怕大人怪了才匆匆理发了事。而且，我们开始往外乡走。溪北汤厝塘头跨塘而建的一间店子就是我经常的选择。那里的小图书多（我在那里看了许多小鹿纯子的故事），理发的中年人和他的儿子都很和气，说话也不锋利，理发技术也还算好。其实，细想，我当时另有心思，就是想不意遇见自己喜欢的好看女生。但终于从来没有。或是有，而我正低头受剃，女生看了我剃了半个头的狼狈样子也未可知。总之，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少年时分，这一心机，如小溪的流水，付之西去，入了东风埭了，并未出现激动人心的辉煌时刻。
许多年后。我近九旬的奶奶走了。我带了二弟弟和一个堂弟通宵守灵。天蒙蒙亮，就来了一对父子，父亲已经白胡满腮，儿子已过中年。他们一个个地为送我奶奶的一族人理发。庄重、不多话，反复地讲我奶奶有福气。我父亲一见到他们，就问他们为我奶奶刮脸了没有。他们说刮了。我父亲就感谢他们，关照经办的人送他们多一点的红包钱。他们很高兴。他们客气的样子让我想起，他们就是汤厝塘头的那对父子。那时候，这个作儿子的中年人才刚刚新婚，为人理发时，别人问起是不是新婚了，他一脸的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奶奶还不老，她一见到我们，满脸霞光，慈祥的双手伸进老式的腰兜，一个个地分一些零花钱给我们。而她自己几乎从不花钱。
时光啊。都在剃头的时候流走了。像大埕小溪的流水。如今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