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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官儿”是老百姓对他的爱称，人家的真实名字叫吉灿升（字剑华，陕西韩城人）。韩城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史之乡”、“解状盛区”，这里走出来很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出生在吉家大院里的吉灿升便是其中一个。韩城古城区至今保留着吉家大院旧址，宅院的门楣上写着“诵清芬”三个字，这三个字，反映了祖上有清白的家声、良好的品德和名声。拔贡出身的吉灿升曾任平度知州多年。《平度史话》作者李树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清朝官场更加腐败黑暗，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各地的州县实授正印官员多由‘捐纳’(捐资纳粟换取官职)。靠‘捐纳’得官者，少清廉而多贪酷。所谓‘正途’(进士、举人、贡生)出身者，又往往不悉政事民情，缺乏处理政务的才能，表现为‘暗弱’。于是那些深谙官场内幕的吏役们，常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或在税收和公益事务中作弊贪赃，或包揽词讼，鱼肉乡民。”在这种时期，能有位清正廉明的官员是多么不容易，幸运的是，平度就等来这么一位好县官—吉灿升。可惜史料对他的记载实在太少，只在《续平度县志》找到一句：【“禁约胥吏，罔敢放纵，洞识奸伪，人莫敢干以私”，“其知人之明，理事之缜密，断狱之精，州牧中所仅见”】意思是：管束手下让他们不敢随意放纵，任何奸诈虚伪之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使得他们不敢有私心。他的思维缜密，判案非常精明，在整个地区都是很难见到的。仅此一句，却是高度评价，民间流传他的故事很多：第一则“巧办界桥案”——大泽山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高望山的村庄，它南北长，东西窄，中间还有一条南北官道穿村而过。村中有一河沟，沟上有一座石桥，在当时桥南属于平度州，桥北则属掖县（今莱州）。一天有人来报案，说在桥上发现一具男尸。吉官儿到现场一看，尸体头朝南脚朝北，断定发案线索应在掖县。可偏偏这事发生在平度州与掖县的分界处，官场有规矩，办案不能办到别人的地盘上。怎么办呢？吉官儿想了个办法，他派人秘密到桥北寻找线索，同时找来仵作当场验尸。仵作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仔细观察，在这过程中，吉官儿不停地吩咐：“翻过去看看、再翻过去看......”翻来翻去，尸体就到了掖县的地盘上，在场的所有人慌了，桥北的掖县要来找麻烦了，吉官儿不慌不忙，吩咐仵作回去，自己也带着手下回到了县衙。第二天，他就接到消息：“故意把尸体弄到掖县地盘上，人家把你告上了莱州府，听说都把知府大人惊动了，正在掖县县衙等着审你呢！”吉官儿听完，乐呵呵地就去了。他不道歉也不认罪，当着知府大人、掖县县衙同行们的面，反而感谢起来：“谢谢掖县县衙替学生请来知府大人，其实案子学生已破，只是不方便到掖县缉拿案犯，这下就请准我到掖县将案犯捉捕归案吧！”，原来他是故意的。在场的莱州知府和掖县县衙的人们互相看了几眼，跟着吉官儿去抓人了......通过这件事开辟了一个先例：交界发生案件，均可相互侦破，再无地域辖区之说。第二则：“谁要送礼罪加一等”——新上任的吉官儿，有一堆积案要处理。就算是偶尔休息，也不闲着，而是到平度各个地区走访，这期间他还碰到了个大案件。而案件的线索只来源于老百姓给他讲的一个故事：大泽山脚下，有一家姓徐的地主，家财万贯。徐地主有个闺女，据说长得还不错，父母一直想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可就在这过程中，闺女竟然和家里一个姓李的长工好上了，小伙子家境很贫穷，但勤快老实、淳朴厚道，被困在高院里的小姐闲来无事观察他，看来看去心里就起了涟漪。只是这事传到了父母耳朵里，版本也变了，说他们之间已经做了不光彩的事。姑且不去讨论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就光爱上长工这一点，足以让徐老爷子大发雷霆。任凭怎么劝说、讲理，小姐一门心思只在长工身上，心狠的父母将她关进了柴房。东窗事发，那位李长工害怕竟然跑路了。徐老爷带着手下到李家要人，李家父母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徐老爷威胁他们几句便离开了。可过了几天，徐家人又来了，这次带的人更多，李家有人一心虚，眼神往炕洞里瞟了瞟，正好被对方发现。原来这几天，李长工就一直躲在这里啊。他们把李长工带到村外，挖了个大坑，徐老爷把女儿也带了过来，给她最后一次机会说，只要跟这姓李的断了，你还是徐家大小姐。没想到小姐性子很刚烈，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一句话，等大坑挖好，就从容地跳了下去，躺下后用衣裳盖住了脸说：“埋吧！”气急败坏的徐老爷，一把把李长工也推了下去，一起活埋了！听完这个故事，吉官儿半信半疑，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报案呢？为了进一步核实，他命令人到城外的大坑查看，果然看到了两具尸体。吉官儿气坏了，把徐李两家的人都押了过来，在大坑旁边搭棚审案。徐家以为财大气粗，可以让李家人闭嘴，也可以阻止这件事传出去。却没料到，知州吉官儿竟然亲自来了，事情已经无法隐瞒，只能认罪伏法。据说，这事之后还被改成了一出戏剧，名叫《纪公案》。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将“吉”改成了“纪”。又或许，这则故事并不真实存在，而是纯粹的民间传说罢了。在晚清那个腐败的官场，收受贿赂、送礼之风泛滥，吉官儿怎么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呢？不是没有，而是都被他禁止了。据说他定了一条规定：谁要送礼罪加一等！此规定并不是说说而已，白纸黑字每天贴在县衙门口。都做到这一步了，谁还敢往这钉子上碰呢？正是因为有吉官儿，惩恶除霸不手软，对老百姓又百般爱护。经过几年治理，平度大地一派和谐，年年太太平平，五谷丰登，家家安居乐业，夜不闭户......第三则：“县令说书帮人找对象”——吉官儿天生是个爱操心的人，案件要审、恶霸要铲除、邻里出了矛盾也得由他调和，不仅如此，就连大龄男青年找对象，他也要帮忙。这个故事叫《吉灿升说书》，作者高元恩介绍得很有意思：平度城被吉官儿治理得一点乱事都没有，他却一直闲不住，等来等去也没人来衙门告状，实在憋不住了，他叫上几个衙役，想到农村走一走。正要出门，忽然门外闯进一人：“我要找吉大老爷。”吉官儿一听兴奋了：“我便是，找我有何事啊？”，青年说：“百姓都说，吉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百姓的大事小事都管，我的事儿你管不管呢？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事你管不管？”别说吉官儿，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望着吉官儿，好奇他究竟怎么回答？吉官儿犹豫了片刻，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令人拿上笔墨纸砚，在那写了一会儿后说：“你先回去，明天早上再过来，衙役把这些告示都贴出去。”告示上写的什么呢？就一句话：“明天上午请到衙门前听县官说书！”衙役还没有弄明白吉官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告示一贴出去，老百姓就围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县令要说书啊，这得去听听。”果然是名人效应。第二天一早，听书的人早早就到了县衙门口，吉官儿办事也很专业，在那支了个棚子、摆上书桌，等人来得差不多时，他就开始了。他选的故事是《包公案》，老百姓都爱听，说完一出，吉官儿就命人到人群中收一次钱。虽然史料没有记载吉官儿的说书水平到底怎么样，但相信也不会差到哪去。这样一直说到了中午，包袱里的钱越来越多了，他都交给了找对象的青年：“这些钱足够你找媳妇了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男青年感动地赶紧磕头，虽然只是民间传说，却给吉官儿增添了更多趣味性，也让老百姓对他难以忘却，这是位打心眼里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县令。
是年，平度洲废科举，创学堂，在西关设高等小学堂一处，高等小学前身校址是胶东书院。明清两代，为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平度州多选州城附近的山林名胜之地设立书院。从明正德三年至清光绪十四年间，先后有书院七处：太泉书院、状元书院、两山书院、麓台书院、潍阳书院、北海书院和胶东书院。胶东书院为当时平度知州王化南（清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任）所立，位于州治西南圆明寺。王化南将破败了的千年古刹圆明寺改建为“万寿宫”（给皇帝祝福用）和胶东书院。他亲自筹划，自临监工，仅用半年的时间即建成了胶东书院。建成后，王化南亲自“捐廉”（即捐献其官俸中的“养廉银”）资助胶东书院。为平度科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乾隆五十一年，知州马振玉重修。道光八年，署知州阮煊辉、二十三年知州许梿再修。自王化南创立胶东书院，平度州有了可供士子进修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王宗岳和戴金鼎，一连两科得中乡试解元；嘉庆二十二年年轻的陈肇又以高第入翰林，终于开始了平度教育和科举的复兴（废科举兴学堂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在靠天吃饭的清末民初，很多人背井离乡。“一条扁担下关东”，有的流落外县，为地主老财打长工（俗称泥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