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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农村的“四清”运动转化过来的。“四清”运动是上面派来工作队，在工作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工作队人员就被赶走了。
对“四清”运动，社员们心里很明白，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懂，当然我就更不懂了。
对社员们来说，不懂得文化大命是怎么回事，叫开会，就开会；叫学习，就学习。通过召开会议、学习文件、学习报纸，渐渐地听到了一些以前没有听到过的新口号。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僻”、“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这些口号，与土改时期的“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大不一样，在家乡广泛地流行起来，但是听到这些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不懂。
随着对报纸和文件的学习，会议和讨论的开展，运动的不断深入，生产队里原来的生产队长被挂起来靠边站了，这就意味着他的权力被剥夺了，不再排工调活了。
生产队长是土地改革后入的党，先担任互助组长，后来又担任生产队长。他在生产队里辈分高，权力也高，社员都很尊重他。这一下子挂起来，靠边站了，大家开始还有些不习惯。
同时，生产队里成立了贫协小组，贫协小组的组长是由生产队里一位家里最贫困的社员担任。由他取代了生产队长的，生产队里的所有事务都由他说了算。这是生产里十几年发生的一件最大变化，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对此，生产队长不懂得是为什么，贫协组长也不懂得是为什么，社员们也不懂得是为什么。
事情说来也奇怪，贫协组长，劳动力很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只是嘴上的功夫比较强。没有担任贫协组长前，虽然他会说，却没有人听他的，社员们都说他是：“三百斤重的野猪——出了一张嘴”。由于他无能，家里又贫穷，生产队里根本没人看得起他，把他的话当一回事。谁知他担任了贫协组长后，能说会道，会上讲，会下讲，只说话，不做事。他没有文化，记心却好，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讲解文件上的方针政策，报纸上的宣传文章，只要一开口便是一套一套的，好像人人都不懂，只有他精通，没有不服的。与此同时，他也能做群众的工作，也能做干部的工作，也能做对外的工作，似乎无所不能了。一段时间之后，还象模象样的成了一位很能干的领导干部。生产队里几百口人的工作，他安排的有条不紊，上面安排的工作他照做不误。贫协小组成员和社员们有事都要向他请示，原来的队长也要俯首贴耳地听他的。一个以往根本毫无用处，家里一贫如洗，处处受别人编排的人，现在却成了生产队的当家人，他不懂这是为什么，社员们也不懂这是为什么。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城里的文化大革命那么热闹，但我们生产队里也发生了一些新鲜事。
我听说，土改的时候生产队里有人扭过秧歌，不过那时只有少数几个青年男女参加。文化大革命时，生产队里跳起了“忠字舞”。参加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大人跳，孩子跳；男人跳、女人跳；连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婆也都在跳。小孩和年轻人跳起来轻松活泼，还有些好看，老年人跳起来笨手笨脚，使人感到有些滑稽可笑。有一个老太婆，姓陈，人们叫她“陈豆腐”，六十多岁了，宽头大脸，浓眉大眼，缺牙断齿，满脸皱纹，头发苍白，面皮黝黑，一双粗手，两只大脚，穿一拢长袄子，平时都让人看起来难受。她自知形象不雅，身体笨拙，脑筋不灵，跳不了“忠字舞”，可是贫协组长说：“跳不跳是个态度问题，跳得好不好是一个水平问题”，硬要她跳，她犟不过，只得参加跳。“忠字舞”本来动作简单，其他人只要看别人跳几遍，很快就学会了。可是她看别人跳，怎么也看不会，看半天，一个动作也不会。贫协组长还安排了一青年人教她跳，教了好久勉强会几个动作，可是扬叉武道，很不雅观。有一天，上面来人检查社员跳“忠字舞”，陈老太婆也在其中跳，检查的人看到了，很不满意，说陈老太婆不是在跳“忠字舞”，是在丑化“忠字舞”，把贫协组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贫协组长一直以来工作的都不错，没有挨过批评，这次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不懂为什么挨了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开展辩论。生产队里有些人为了一些小问题开展辩论，有时候为某一个问题，开展辩论，争得无休无止。在社员会上，在田间地头，在家里吃饭，在院里休息，大家都喜欢辩论，辩论流行起来。我年龄虽小，对其它的事情我不喜欢，对辩论很感兴趣，因为辩赢了，就能获得了一种胜利的喜悦。也爱与别人进行辩论，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知说得对与不对，总喜欢与别人辩论。有一次，我跟贫协组长辩论，因为贫协组长能说会道，我想如果把他辩赢了，就算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获得更大的喜悦。当时，有人提到“忠字舞”，我说他不该叫陈老太婆跳“中字舞”。他说：“为什么不该，‘忠字舞’每个人都该跳，跳‘忠字舞’是对毛主席表中心”。我说：“她不会跳，就是对‘忠字舞’的丑化”。我又把那天检查“忠字舞”的人的话说了一遍。他不好反对，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我见他辩输了，感到胜利了，正自觉欢喜。这时，父亲感得我说得话太荒唐，实在听不过去了，就在我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打的我痛疼得钻心。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儿也不服气，把怨恨深深地计在了父亲的头上。
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只准文斗，不准武装”。可是偏偏有人要搞武装，说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们生产队里也有一个人去参加武斗，他什么都不懂，平时只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也。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然而他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心里很清楚。他的贫穷程度和贫协组长差不多，却没有当上贫协组长，一方面心里不服气，另一方面还想捞占儿油水。那时，经济普遍困难，他家里更穷，长年缺少米、面、油、盐，更没有肉可吃。去参加武斗，有白米干饭、白面馒头可吃，每天还有油炒菜，大肥肉吃，这些东西强力地吸引着他。他明明知道，搞武斗有可能丢掉性命，因为已有人搞武斗丢掉了性命。难道要为嘴丢命吗？其实，他也没有搞懂。
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么伟大的事件，我们处于那样低层次的人，怎么可以理解，怎么会懂呢？
可是，我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懂，还认为自己很明白。很久以后，才发现自己是不懂装懂。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我当时无知，想以诡辩取得胜利，获得喜悦，还记恨父亲，真是糊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