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在生产队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想到又推荐我去上了大学,谁知读了大学还是回到了生产队。
这难道是人事轮回吗?
当我又回到生产队时,生产队已非从前的生产队了,真是“人生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啊!
据说,我上学离开生产队以后,生产队里发生了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不仅是我建立的劳动管理制度废除了,社员们的劳动面貌回归到了从前。而且在生产上还出了一些问题,育秧的水稻种子感染了病菌,谷芽霉烂,育不成秧苗,别的生产队栽秧,我们生产队没有秧苗。祸不单行,在播种玉米时,种子上的农药拌多了,损坏了玉米芽口,种下去不能出苗,播种的玉米变成了空地。接二连三的问题,致使新上任的队长焦头烂额,哀声叹气。他心里十分着急,却又想不出办法来。不仅他着急,社员们也为他着急,然而没人能想出好办法来。由于队长心里压力太大,感到非常难受,日复一日,渐渐加重,最后逼得精神失常,无法正常工作。队长病得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又换了新的队长。
我上大学以前在生产队所开展的那些工作,前功尽弃,成为传说。
新队长上任后,也没办法走出困境。而且还做了一件使大多数人不满意的荒唐事情,把土改时分给社员们用了几十年的荒山收归集体管理。这时,农村有些地方已经在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了。实在是不识时务,倒行逆施。
荒山收归集体管理,到了砍柴的季节,集体组织劳动力上山把柴砍好,然后分给社员们。分柴的事情很麻烦,费时、费工,不讨好。社员们不仅在数量上斤斤计较,而且在质量上提出苛刻要求。我找队长问了一下情况,他把前后的经过告诉我,我明白了。我问他想怎么办,他也觉得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我劝他把荒山退还给农户,他按照我的意见做了。
农户重新得到荒山,大家都很高兴。他们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所以大家都很感谢我。归还荒山的好事让我又得了人心,我上大学前在生产队所开展的工作,在社员们当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因此,我想我在生产队里,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生产队,自然条件、生产条件、人力条件都比较好。在我去上大学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很多优势。当时,我以改进劳动管理的方式,调动了社员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想把社员们动员起来,改造山河,改造田地,创造出“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的奇迹来。在那时的情况下,我想,如果不换掉老队长,只要大家坚持努力,共同奋斗,完全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没有想到,刚开了一个好头就换了队长,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迫使我离开了生产队;更没有想到,我离开生产队后,发生了那么多不如意的事情;更没有想到,我去读了大学走投无路,又回到了生产队。
我走以后,生产队没有得到理想的发展,而且还严重倒退。这也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早知去读了大学是这个样子,当初还不如不去上大学。
当我再回到生产队的时候,农村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多改变,我们生产队的情况也发生很多变化,单靠抓劳动管理,再也不可能调动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了。因此,要改变生产队的面貌,促进劳动效率大提高,生产大发展,收效大增长,就必须要创新思维,改变方式,出新招,走新路,施新法,方能走出困境,换来新局面。
当时,我听说外地农村在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但是我们当地没有音信。我想,我们生产队也可以搞土地承包责任制。如果我把这项工作搞起来,一定能够干出利在当前,功在未来的成绩。
我先暗自进行了一番思考,又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农村开展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报道,了解了一些外地的做法、经验、成果。我越看越激情澎湃,眼前展现出一条光明大道,胸中燃起了熊熊火焰。
然后,结合我们生产队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仔细研究,深入思考,我提出了在我们生队搞包产到组的想法。
这个想法,我想是很好的,干部社员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队长和一些社员时,才知道我是闭门造车,一厢情愿。他们说:“想法倒是好,如果犯了错误,谁承担的起责任?”看来,他们还不知道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外地农村的变化,思想认识上存在严重障碍。
见大家思想上不接受,我没有免强急于行动。我找老队长,和前住队长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又找来我看过的报刊。然后,叫队长组织社员召开会议,在会上我给他们学习、讲解了报刊上的内容,请老队长和前任队长作了引导性发言。通过学习、讲解、引导,从而解除了干部社员们怕犯错误的思想顾虑。
然后,我提出了搞包产到组的想法。其实大家也很想搞,只是不明确政策。当排除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解除了犹豫心理,干部社员们无不赞成。
我们生队规模比较大,人口劳力比较多,土地比较宽广,有三个生产小组,离县城近,经济活跃,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这个想法开始实施,大家再次看到希望,有了盼头。
会上队长把包产到组的方案宣布给了社员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立即盘算,自己所在的那个组的生产发展潜力有多大,年底能多分多少钱粮。
为了搞好包产到组,我先组织人员,一是重新丈量了各组的土地,二是计算了各组前三年的粮食产量,三是统计了各组的人口劳力。在这个基础上,计算出了各组一年应生产的粮食产量、应得的工分、应分的钱粮等。明确了这些基础数据,然后在生产队张榜公布,得到社员们的认可。又确定了各组的责任人,签订了包产到组的合同。各组按照自己的合同组织进行生产,社员们多年来盼望的事情,终于得以成行。
包产到组实行以后,社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都知道生产的粮食多了,能多分钱和粮。这时候,我看到了“联产连心”产生的效果。
这一次,我是“王八吃秤砣——贴(铁)了心”了,再也不离开生产队了。
然而,我刚刚把包产到组的工作完成,正盼望年底获得理想的收获。县上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来了,派了一名干部驻我们生产队,还是我上大学以前就认识的。他来以后,认为我的搞法很好,继续实行包产到组的方案。
不过,他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还是想办法去找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作为好。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我的处境,确实需要找一个正当工作,才是长久之计。
想睡觉来了枕头,不久我又到公社从事蚕桑辅导工作了。那个驻队干部继续实行包产到组,到年底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由上年的九万斤上升到十七万斤,他摘了一个硕大的仙桃。
我想,如果不是那个驻队干部来,我是决不会离开生产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