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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因生育过多，体质虚弱，身体长年有病。到了五十岁左右，做家务活就感到有些困难了，父亲只管在外面干活，家里缺乏做家务活的人。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困难，如洗衣、煮饭、打扫卫生、喂猪等家务活拖下了，家有点儿不象个家。家里实在需要有个能做事的人。于是，母亲就打起我的主意，想到要给我提亲。
那一年，我刚满十五，进十六岁。
当时在农村，虽然说男孩子结婚得早，但像我这么大年龄谈婚论娶的，还前无先例的。当时，又加上国家提倡晚婚晚育，母亲的想法与时事相悖。我只听说在解放前，有9岁的男孩子娶13岁的女孩子结婚的，而且是那些大家富户，普通百姓也不多见。除此之外，就是同养媳了，而新社会，“同养媳，犯政策”。十五、六岁结婚，这在别人看来感到新鲜，有些可乐，而对我来说则是无比痛苦。
母亲为了达到目的，很快把话放了出去。话一放出去，有人说我们家里该娶亲，于是就有人上门说亲了，而有人则取笑我，母亲快乐，我却有些痛苦。
我什么都不懂，心里很不愿意，又听别人议论纷纷，只感到羞臊。一般人说，我还不大介意，听到说的也不多。特别是平时相处的好的那些女孩子，取笑我的很多，又经常听到，只要听到她们取笑我，我就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不知她们出于什么目的，我怕她们取笑我，想尽办法解释，可是越说越说不清楚。她们只要一见到我，就要取笑我，弄得我无可奈何。
这还不算，更有那些知青，听说我要结婚了，把我当外星人看待。他们想不到，我的年龄那么小，还那么封建。十五、六就结婚，在他们看来有些稀奇古怪，新鲜有趣，不想笑也要笑。他们笑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尴尬，要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我早就逃之夭夭了。
无论我有多么痛苦难受，母亲并毫不理解，继续按照她的想法办。
上门提亲的人很多，母亲思前想后，权衡利弊，最后定下了婶娘说的那门亲事。
婶娘说的是她娘家的姑娘，婶娘说：“姑娘长相好，性格温和，家教很严，有本事，又勤快，娶过来好帮你们家里做事”。这话正合母亲的心意，听了婶娘的话，母亲很乐意，就确定了。
母亲同意，父亲也同意。我不同意，喊天叫地，哭爹求娘也没有用。我的事，我没有自主权，作不了主，无话可说，只得同意。
我喜欢见到姑娘，却不喜欢这样见到姑娘。
初次见到那个姑娘，我除了痛苦之外，脑海里像刚梨过的土地一样，一片空白，没有一点儿绿茵。说来很怪，我平常很喜欢与邻近的姑娘们一起说笑聊天，而且感到非常地开心。与这个姑娘见面后，却感到郁闷愁烦。婶娘征求姑娘的意见后，问我：“姑娘同意了，你的意见如何？”我想，同不同意都一样，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什么话也不说。
与那个姑娘订了亲事，我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那时，我早已改变了小时候羞于与女孩子相处的心理，自然而然地亲近起那些女孩子。也许，那就是青春期后的变化吧。生产队里有很多姑娘，我喜欢经常与她们待在一起，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海吹神谈。而且对一些聪明、灵秀、俊俏的姑娘，心里暗生爱慕之意。在一起的时候古往今来，天南海北地有说有笑，有说不完的话题，有讲不完的故事，有谈不完的理想，在劳动和学习中相处的非常融洽、轻松、自然、愉快。奇怪的是，与将要成亲结婚的这个姑娘在一起，我却一反常态，象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居然非常拘谨、尴尬、羞臊、愁苦，且无言无语。
尤其是第一次到了姑娘家里，不敢正面看姑娘一眼，总是离得老远老远的，见到那姑娘，好像是遇上了前世冤家、洪水猛兽、妖魔鬼怪一样。只有在姑娘扫地、淘菜、抱柴的时候，才敢抬头偷偷地看上姑娘一眼、两眼。当然，我更不敢与姑娘说话。并不是不愿与她说话，有时候很想打破尴尬的僵局，与姑娘找些话说。可是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想了老半天，也找不出一句半句可以说的话来。往日与其他姑娘说的那些话，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偶尔想起只言片语，但是当我看到她，她看到我的时候，却又烟消云散，杳无踪影了。
不管我如何痛苦忧愁，反正亲事是订下来了。
我多么希望中间发生一些变故，把这门订下来的亲事终止。可是一切进展的一帆风顺，中间并无意外，或意外地惊喜。只是姑娘的舅舅看到我俩们的情况，提出了一点儿疑异。他说我的年龄太小了，以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么小的年龄就结婚，有些不合适。我指望他的话能动摇这门亲事，最好是说黄了。但是，他的预见虽然正确，却未能产生任何破坏性的干扰。
我和姑娘定了亲，没过多久便是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姑娘来到我们家，父母亲见了很喜欢。母亲说，很合她的心意，她有接班人了。只要母亲高兴，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姑娘来我们家一天多后，我紧张的疲劳了，才稍微有一点轻松，敢正眼看那姑娘。那姑娘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白的脸蛋透出淡淡的桃红，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默默，红红的嘴唇仿佛涂了胭脂，漂亮还是的确很漂亮的。论长相，她比我好看的多了。身穿一件天蓝色底子，上面印满小白花，自己缝制的满大襟衣裳和一条青布裤子，脚上穿的是她手工做的花布鞋子，素雅、纯朴、清新、自然、大方。只是人有些拘谨，而在父母亲的眼里，这门亲事是天作地合，再也合适不过了。
过了两、三天，姑娘说要回去了。父母亲留她耍，她说家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好勉强留她。要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哪一个姑娘，我定要深情地挽留，不忍轻易让她离我而去。可是面对这个姑娘，我却一丝一毫的留意也没有，只好让她自行而去。
婶娘从中撮合，说是就在这一年，我们可以结婚了。然而，我的心里却忐忑不安，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恰巧在那一年，国家恢复了中学招生。我原来的小学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招生只看成份，不讲成绩。我原本学习成绩很差，又正身陷囹圄，得了天赐良机，真是绝处逢生。感到很幸运，很得意。与此同时，母亲的身体渐渐有所好转了，父亲也有心让我上学读书。
我能上中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说没有命运，不讲命运，不信命运。在这节骨眼儿上，命运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想来不讲命运不行，不信命运也不行，不随命运更不行。
我上了中学，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亲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父母亲也感到原定亲事实在有些不妥，这正合了姑娘舅舅的先见。过了几个月，快到结婚的日期了，姑娘的父母明知不可能，便托婶娘给我们打了回话，把亲事退了。
这真正是，“阿弥陀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