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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为党庆幸
所纪委书记范建平，空军飞行员出身，曾任职某飞行团团长。风华正茂之际，文革中，受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波及，停飞审查两年。后来结论是，除上下级工作关系，暂无发现其他问题。被转业，分配到滨江信息所后勤部门负责总务科工作。范建平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到任后，为改变文革中滨江所家属区“脏乱差”现象，挨家挨户帮助去做“整改”，亲自动手打扫和改善环境卫生；还四处张罗，在所区内建立了饮食摊点、农贸副食摊点等，方便了职工生活。文革后，落实了他处（团）级待遇，任职所纪检处处长。到八十年代，姚长明当所长组班子时，范建平遂升任副局级的所纪委书记。
在所长姚长明印象中，多年工作交往，范建平是第一次登门。“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位范书记一定是有大事相商才来他家的，十有八九，为新所长的位儿而来。
不出所料，范建平坐下来才礼貌性地抿了一口茶，就开门见山地说，“姚所长，我是为谁来继任当新所长，向您来陈诉意见的。一句话，吴青松不能当所长！”
姚长明心想，现今年头，小道消息比圣旨来的都快。他叹道，“老范，不瞒你。我这次去北京，就是为陈诉意见去的，不顶用。部党组已经决定了，部干部部很快就会派人带文件来所宣布，……”
“那也得力争！”范建平激愤地说，“这是事关滨江所前途的大事！是事关XKZⅡ型号任务能否在我所完成的大事！我对吴青松无个人成见。他业务不精也可容忍。但是，他祸国殃民啊！……”
“老范，你怎么了？‘祸国殃民’这词儿岂是能乱用的？”姚长明被范建平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
范建平从自己皮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姚长明说：“这是咱所派往香港华美的工程师资长安同志,以‘十万火急’名义寄来的实名举报信。您看看！”
信件确是资长安的实名举报。姚长明带过资长安的硕士研究生，笔迹很熟悉。信中说，副所长吴青松身为党的领导干部，来香港出差，公然带着情妇、所党办秘书米春英。两个人出双入对，拿着华美“送”的交谊费，吃喝玩乐，社会影响很坏！（看到这儿，姚天明拍了桌子，愤怒地想：这个吴青松，谁叫他去香港出差的？他只是路过！还带着米春英，这个米春英去，肯定走的不是正规渠道。违反党纪国法嘛！这个吴青松，全然不顾病危在床的妻子郑玉琴。走之前瞧他的丑恶表演，说得多漂亮啊“小郑是支持我去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大家与小家的关系上，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小家的事再大，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也是小事！……”
姚长明骂道,“卑鄙！无耻！”继续看信。信中说，副所长吴青松牽头从日本引进的四吋线，据说国家花了四百万美元。还是一条淘汰下来的旧线。而香港华美二年前购买的同样的四吋线，是新线，才花费四百万美元。据知，旧线中还不包括关键的设备图形发生器。这是小日本挖下的一个坑。图形发生器不能没有，必须再单独引进。禁运的困难不说，若不再掏四五十万美元，休想！这笔交易肯定存在重大腐败问题，请纪委严查！……
信看到这儿，姚长明长叹一声，反倒沉默良久。资长安的这条举报，其中涉及的腐败，他并不怀疑。只是凭一个小小的滨江所，怎么去查呀？！一是在西方禁运情况下，这个交易有走私性质。是静悄悄的不得不交“学费”的生意……二是这个交易的资金渠道在国家部委，是钱副部长审批签发的。若查首先要查国家部委。眼下，唉，哪儿能有这种气候……
资长安在信中最后写道，他是抱着豁出去的心情，写的举报。本来他是一心留在华美的。华美已经提拔他当副总工程师。年薪是在滨江所的十倍。他在陕北农村的父母年迈有病，家中贫穷，至今还住窑洞，确实需要钱。但是，尽管如此，他资长安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有今天，是党和政府用助学金供他从中学读完大学。他是以还没完全泯灭的党性和良心写这封举报的。写了举报，他已经不可能在华美呆下去，也不可能再回滨江所。他已经拜托深圳的同学，为他在深圳找一份工作。……
读完信，姚长明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资长安，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老范，你说，怎么办？”
范建平说：“我要去北京，直接上告到部纪委、中央纪委。就凭要把资长安这样的好同志挽留在滨江所，我也要去北京！”
姚长明紧握范建平的手，激动地说：“谢谢，谢谢你，谢谢资长安！我为党庆幸，有你们这样的好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