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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到兰州有两条铁路线，一条是南线，一条是北线。南线是快121次，先走京广线，途径石家庄、安阳、郑州，到了郑州之后换火车头，再走陇海线，往洛阳、西安方向开去，过咸阳到宝鸡，之后再穿过百十个山洞，之后到达甘肃省的天水市，从天水到兰州，还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火车到达兰州的前一站叫定西，到那里的时候，火车要卸下垃圾等杂物，所以停靠时间会稍长一些，过了定西，离兰州大约就半个小时了。总行程大约34个小时。
北线当时是特快43次，说是特快，大约也要33个小时，先走京包线，后走包兰线，途径大同、集宁、呼和浩特，乌海、银川、中卫。那谢军同宿舍李爱民的家便是宁夏中卫，那里有中国治沙典范——“沙坡头”，不过，火车在行驶在这片土地上时，时速大约也只有五六十公里，因为那里是沙质土地，地质松软，火车不宜太快，而且，那时这趟列车的牵引动力常常是燃煤机车，遇有弓形的线路时，从车厢的中后部，能看到冒着长烟的火车头，且燃煤机车喷出的气体常常和着灰粒，乘客们于是纷纷将车窗关紧，以免被弄得灰头土脸。祖国的大西北，有着“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说法，那李爱民便时常带些家乡产的大米来吃，那米的味道醇香厚朴，比之东北大米丝毫不逊色。当然，此是后话，不便多言。
谢军在五岁之前，多次随妈妈岳淑平往来山西太原，坐火车的情状似乎在他的记忆中还有残留，1970年初的列车员，对于像岳淑平这样带着孩子的旅客，是相当照顾的，恨不得帮你抱着孩子上下车；并且，那时火车上似乎没有那么拥挤，车厢超员的情况大致是很少见的。而在19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开始迅速增加，当时火车运力有限，因而车厢里那是相当拥挤，从北京开出时，大致少有没座位的站立的乘客，在行驶的过程中，陆续上来的乘客大多是无座位的，他们大多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东西，虽然没有座位，但他们应该早有预备，将那些不怕挤压的东西塞进一个蛇皮袋子里，而那只蛇皮袋子就当然了成为了他们的坐具。他们或站或坐地在车厢的通道里，那车厢的连接处，更是他们较好的暂歇处。还好，谢军所乘坐的无论南线121次，还是北线的火车43次列车，虽然列车是行驶的过程中，人越聚越多，但卫生间还是可以使用的。可上一趟卫生间就必要从过道的坐在自己行李上的无座位乘客的头上越过，从站立的乘客的身边挤过，所以上一次厕所，虽非如穿山越岭般费力，但大多会弄出一身汗来的。
火车车厢里大致是这样，而在谢军上车的北京站，那大致可以说是在进行一场搏击。那时尚没有西客站，所有从北京始发的列车，都须从北京站上车，于是，本来朗阔气派，在大伯谢明乾在东单苏州胡同的家中都能听得到的大钟打点的“东方红”乐曲声的北京站，变得异常的拥挤，每次上火车的时候，都要拥挤得汗湿了内衣。
在来往于北京—兰州的四年时间里，谢军从来打的都是学生票，即硬座车票。坐卧铺对谢军而言，那是极奢侈的，他不愿意也从来没想过放弃半价二十几元的学生票，而却花百十元去到卧铺车厢，躺着去上学。那1989年的9月，火车票已经开始涨价，据说是涨了一倍，但对于拿着录取通知书买票者，则还是原票价的半价，大约在十五块钱上下。十五块钱，行程一千九百公里，那原先的票价是相当便宜的了。
硬座车厢的座位是对面而坐的，靠近车窗的位置有一只小桌子，火车的座位一般是一排五人，一侧是三个人的座位，另一侧是两个人的座位；而对面而坐，一般就或是六个人，或是四个人。那谢军第一次坐火车恰巧赶上那六个人对面而坐的座位，其中一位是个即将读大四的兰州铁道学院的身材苗条面貌清秀的女生，谢军心头掠过一丝喜悦。然而那名师姐确乎很老练，她几乎都没正眼瞧过谢军一眼，言谈举止间尽显着当时被人们成为“天之骄子”的傲气。据铁道学院女大学生自己说，她是来北京找工作碰碰运气的。当时已经施行毕业生双向选择，即学校包分配的同时，学生也可以自主择业，而在这两种情况都不如意的情况下，学校才会将毕业生调配回原籍。想来，回原籍也是不错的选择，将所学服务于培养自己的家乡，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但那时大多数来自于中小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都一门心思地向往大城市，而当时的大城市，像金城大学这样的知名院校的毕业生，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有着既定的目标，那就是出国留学，于是他们苦学英语，以便通过托福考试或者是GRE考试，从而或者出国留学的资格。
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那铁道学院的女生，便拿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报纸，铺垫在座位下面，然后很熟练地钻入座位下面；第二天一大早，她便精神抖擞地爬了出来，伸了懒腰，直呼“真舒服，比卧铺还要得”！
总之，在第一次独自出门乘火车的过程中，谢军自觉有些忐忑，他甚至有些后悔填报外地学校的志愿了，北京那么多大专院校，为什么非要到大西北的兰州去读书？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京东人常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儿”的，到了出门踏上父亲谢明坤赵来的警用中型面包车的那一刻起，不，是从他在老同学赵建国的陪同下，到京东县城的市场里买到灰色的行李箱的那一刻起，从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他便没有了退路，要想改弦更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那时已经有了方便面这种吃食，在读高三住在父亲谢明坤在法院的办公室里的时候，他也从五中门口的戴着偌大老花镜的老太太的手里买过方便面，不过那是散装的一块一块的面饼，当然每块面饼要附带上一小袋盐和味精合成的调味包。在那之前，谢军少有吃夜宵的习惯，晚饭吃过之后，他一般是不再进食，对于那些喜欢晚上吃夜宵或面包进食的人，他还有些不解，心想不是吃过晚饭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吃？那样还能睡好觉吗？但在读高三时，食堂的晚饭常是很简单的饭食，绝没有中午来的“丰盛”，可即便是这样，到了晚上谢军也没有觉得有再吃点东西的想法。况且，在高三之前，就是真的饿了，有吃东西的想法，也没有东西可吃，即便是学校外面的那家开了一个大大窗口的小卖部，大多也上了门板，就是开着，也少有什么吃食！而有了饥饿感的谢军和他的同学们，也只有忍着，或者喝点水落得个“水饱”便将自己打发了。
高三似乎要特殊一些，借宿在法院办公室里的谢军，常常要再学习到十一二点才上床休息，那时便有了想吃点什么的想法，偶尔有一次他从老太太的小卖店买过一次方便面饼，回去用开水泡软，加入调味包之后，那种方便面的独特的汤面口味便留在了谢军的心里，于是他便时常花个一毛多钱买一块面饼回去泡了开水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