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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林陆如期去北方省大学上课，当天第一节课是“当代文学”，由副教授武文授课。林陆没有想到的是，武文老师居然把他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中篇小说《良心》当本堂课的主讲内容，具体分析了《良心》的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分析得较为细致与透彻。
文研班的同学大多看过林陆的《良心》，当武文老师具体分析《良心》的时候，不少同学向林陆投来赞许的目光。尤其是月牙儿，她多情地望着林陆，似乎想对他说点什么。当然了，也有的同学出于嫉妒心理，不但不看《良心》写得如何，反而对林陆嗤之以鼻。林陆并不在乎，文人嘛！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之说，所以他坦然面对。
林陆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尽管来到大学读书，但是穿着也非常朴素，抑或有些寒酸，但他本人并不在乎，他是来求学的，不是来摆阔的，何况眼下确实负债累累，经济情况十分紧困，没有任何资格让自己油头粉面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虽然他开学前就已经开了餐馆，人称林老板，但他知道餐馆挣了钱是需要还债的，没有资格让他去炫耀。
武文老师讲完《良心》之后没几天，文联副主席高奇带着作家协会主席黄河来到了北方省大学给文研班授课。高奇将作家协会主席黄河介绍给了文研班的同学们，并请他为大家讲文学创作的一些经验。
黄河是北方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因到龄才退居二线，但目前仍然担任作家协会主席，并主持全面工作。他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作家，著作等身，名望很高，在全国亦很出名。他是北方省第一届文学创作研究班的学员，他给第三届文研班的同学们讲了他们那一届文学创作研究班的情况，也讲了些第二届文研班的作家们的创作情形，最后谈到了本届文研班时有意无意之间谈到了林陆的创作，以及《良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价值，讲得非常具体而生动。
听讲的同学不仅仅是文研班的，还有夜大班的同学，甚至还有中文系一些前来旁听的同学。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江山和副主席邬岳听了之后，下来就找林陆，要求林陆给师大中文系的同学们讲讲创作经验。
江山说：“林陆，咱俩是同乡，我如今是中文系学生会书记兼主席，你得支持我的工作，请你利用两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的同学们讲课，主要讲你的创作经历和经验。”
学生会副主席邬岳也说：“是呀林陆，咱们都是北方大学的同学，你必须支持我们学生会的工作，请你给同学们讲讲吧！大家都是学中文的，普遍都爱好文学创作，希望你毫无保留地给同学们讲讲你的创作经验。”
林陆只好答应，他说：“那好，我就讲一讲我的创作之路，具体时间你们定。”
江山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好！我们马上发通知，题目就叫‘我的创作之路’，具体时间可以定在这个周末，你看如何？”
林陆只好满口答应。回到餐馆之后，他就没有再管餐馆的事情，集中考虑讲什么内容，怎么讲？如何才能将自己的创作之路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他当过几年语文老师，知道应该如何抓住听课者的心理，把自己的创作经历讲得有声有色，赢得大家的好评。何况在河川县举办的文学创作会上他也给学员们讲过课。
北方大学中文系学生会已经把广告贴了出去，分别张贴在学校的东门和北门的公告牌上，公告内容如下：《我的创作之路》，主讲人林陆（星期六下午三点，中文系文研班教室。）
星期六下午，江山亲自到餐馆来找林陆，并与林陆相跟上一起来到了教室。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中文系的学生们，还有文研班和夜大班的，甚至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学科的同学们，大家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后面的空地下还站下了许多同学。
江山带着林陆走进教室，他首先上台把林陆介绍给下面的听讲者，并且简单地介绍了林陆的创作经历和作品，然后将林陆请上台。
林陆虽然当过六年语文老师，曾经还在河川县柳树镇中学给高二的学生带过语文，但是那都是自己的学生，他并不紧张，讲得也非常随意，可如今在座的都是大学生，而且还有文研班的同学，难免有些心情紧张，担心自己讲不好让别人笑话。走上台时，他的心情特别紧张，但是当他开讲之后，紧张心理渐渐放松了下来。他没有坐，而是像平时给学生讲课那样站着，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生活在美丽的河川平原中部柳树镇西北一个叫古树村的村子里。我没有上多少学，只上了五年半小学，其中半年出去逃荒了。那是１９６０年春节过后，我们举家逃荒到了草山县，直到小麦收割前，我们才从草山县回到了柳树镇的古树村。下半年开学后，我回到了学校上学，继续跟着原来的班级上课，我却耽误了半年的课程，直到小学毕业，所以说我实际上只读了五年半的小学。我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在解放后扫盲时期学了些文化，之后就靠自学，不但在生产队当了会计，而且还能够读懂许多文学名著，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等，这些小说他都有，白天读了晚上就给村民们说书，我们家每到晚上就有一伙人来听父亲倒书。我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开始读小说的，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上了写小说，梦想着将来当作家。读小学时，作文往往是班级中的范文，老师曾经多次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给同学们读。但是我的算术太差，落下那半年的算术课根本无法补上，因此也肯定考不上中学，何况那时候中学的入学率非常低，我们班大概是四十位同学，仅有七名同学考上了初中。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希望，所以也没有参加考试就提前回村参加生产劳动了。那时候我才十四岁，身体也很单薄，回村参加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成年人一天挣十个工分，我只能挣四个工分，或者五个工分。冬天来临之际我就赶着牛车跟着一帮年轻后生和闺女给生产队拉土送粪，人家送十趟，我只能送五趟。那时候我父亲担任生产队的会计，给我安排一辆牛车拉土送粪也是他当队委会的一点特权，否则也轮不到我去赶牛车挣工分。然而，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父亲被打成了‘四不清’干部，我也成为了黑崽子，不但失去了特权，而且还被人歧视。我父亲当会计得罪过村子两个泼皮无聊，他被拉上批斗会就要挨这两家伙的耳光。有天晚上开会，他们让我父亲‘下楼’。‘下楼’就是彻底交代问题，问题交代清楚了，全体社员满意了才算从楼上走下来。我父亲下楼七次也没下来。有一次我也在场，两个泼皮动手打我父亲，我非常气愤，从人群中站起来高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的吼叫声惊动了整个批斗会场。两个泼皮要拉我上台进行批斗，但是被工作组的副组长制止了。工作组副组长是个女的，胖胖的，我现在也记得她的样子。她反对武斗，虽然她硬不过工作组组长，但却制止那两个坏家伙拉我上台的野蛮行为。那两个打我父亲的泼皮一个叫薛二狗，是个光棍汉。另外一个叫全厚生。薛二狗一直串着全厚生的老婆，村子里管他两个叫‘连襟’。还有贫协副主席叫何荣，他想当队长，表现得非常积极，所以指使手下两个泼皮动手打‘四不清’干部。四清运动结束后，何荣真的当上了生产队长，那两个泼皮也成了他手下的干将。可是政治队长却是一个年轻人，他叫薛朝阳，是薛二狗的侄子。薛朝阳是个淫棍，十几岁开始就和村子里的闺女或者年轻媳妇儿鬼混，何荣老婆就是他的伙计之一。有一天我们在村子南边平整土地，休息下之后，何荣就派我回村给大伙儿挑水，为社员们解渴。当时我才十五六岁，不敢不听生产队长的安排，只好回村去挑水。何荣他们家旁边住着一个光棍汉，村子里的水捅刚好在他的院子里放着，我回村寻找水捅时发现了一个秘密，政治队长薛朝阳正在何荣家的村灶前与何荣老婆桃红调情。我挑着水捅往水井上走时，发现他们二人进了屋。我到井上打了水，挑着水往地里跑，跑到人们休息的地方往下一放水桶，水桶里的水就溢了一半出去。何荣骂我说，鬼断上你了！我一生气马上告诉他说：“何队长，你们家去了个要饭的，好象和婶子打起来！”何荣一听就着急了，转身就往村子里跑。一些年轻人想看热闹，跟在他屁股后面也进了村。有趣的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何荣跑回家的时候，家门是用棍顶着的，他使劲推开门一看，惊呆了，薛朝阳正在他老婆桃红身上爬着。他先是一愣，然后就拿起顶门棍打向薛朝阳。薛朝阳跳起来躲开了棍棒，提溜着裤子夺门而逃。薛朝阳逃出何家一看，窗台下爬着几个年轻后生正往里眊，他害羞地边系裤带边往房后逃跑，留给桃红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耻辱。好在桃红的丈夫何荣吃不倒妻子，撞上了只得撑撑面子，做做秀，事后还得偷偷给妻子说好话。……”
台下发出了笑声，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
林陆继续讲：“后来我把这些趣事都写成了小说发表了。我刚才说过，从小我就有当作家的梦想。二十多岁我就到了大队小学当了教师，可是不久就被调回生产任副队长，二十六岁时我出任生产队政治队长。我当队长有我自己的一套做法，大队支书不认同我那一套，必然要和我产生了矛盾，结果遭到了支书的反感，鼓动副队长和蹲点干部故意找我的茬子。我撂挑子不干了，大队又把我调回学校教书。从此以后，我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黄河怒涛》，结果被北方省出版社给枪毙了，这一枪毙让我几乎一蹶不振。后来河江市文联经常通知我去参加文学创作会议，在创作会上我开始创作一些短篇小说，于是我的一些短篇小说陆续在刊物上开始发表了，我便成为一名业余作者。改革开放之后，我买了一辆四轮车进城拉运，后来就当上了包工头。包工队一年有半年时间是闲着的，因此我利用冬天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几年间我在全国刊物发表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文学创作有了成绩，但我包工却赔了钱，除了自己盖起一栋房子外，欠债欠下六七万块钱。我没法继续包工，只能解散包工队。我负债累累，要帐的比拜年的还多。但是，在包工几年中，我不但报名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文学函授班的学习，还参加《人民文学》和《北京文学》的短训班，得到了许多文学大师的指点。１９８９年我考上了鲁迅文学院举办的作家短训班，为期半年。可是一场动乱搅乱了作家班，三月一号开学，六月初作家班就没有人管了，动乱之后作家班自行解散。我躲到北京郊区同学家开始写作，我的中篇小说《良心》的初稿就在那儿完成的。八月份我返回了河川县，一边与妻子养蘑菇持家，一边写作。河川县文联主席看了我发表过的所有作品之后对我说，你应该去找县委县政府，让他们安排你到县文联来当创作员。我起先根本不相信这事能够实现，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先找宣传部，然后又带着自己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与宣传部长一起走进了县长办公室。县长是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非常爱才，马上就把我安排到了县文联当上了创作员。然而我到文联当创作员两年了，至今还是个临时工，县长安排我进了文联，可文联是归宣传部分管，宣传部归县委分管，县委书记曾经是我在中学教书时的校长，所以他经常找我谈话，连这次上文研班也必须通过他点头我才能参加高考。由于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踢架，我成了受害者，至今没人给我转正。我找书记，书记说你的转正问题归县长管。我找县长，县长说你去找县委书记吧！把我夹在中间无所适从。现在你们中间可能就有河川县的同学，假如这些同学将我刚才说的话传回河川县去，我恐怕就更难转正了……
“去年年底，我的中篇小说《良心》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双月刊《中国作家》上发表了，而且是小说头条，得到了编辑部的大力推荐。接着今年的《中国作家》第一期，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老师对《良心》给予了肯定的评介，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正因为《良心》的发表，我才有机会来到这所大学深造。我开头就讲过，我是一名只上了五年半小学的人，靠自学成才的，教书时我不但能够教高二语文，而且还成为了北方省作家协会的会员，成为名正言顺的作家。我想我这辈子已经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除了写作我将一事无成。
“如今我考上了文学创作研究班，来到学校一看，文学创作研究斑班三十多名同学，真正搞文学创作的还不到一半，发表过作品的寥寥无几，成为作家协会会员的更是屈指可数。有些人不是搞文学的，只是想借文学创作研究班的机会来深造的，盼望着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可以得到关注或重用，也就是来贴金的。我不知道北方省宣传部、北方省文联和北方大学是怎么把关的，不是搞文学的怎么会钻进文学创作研究班来呢？文学创作研究班首先应该是文学青年，至少应该是发表过文章的人才有资格考进来，可如今看来，有人是从正门进来的，有人则是跳窗户进来的。也许这些事情不该我管，更不该我说，但是我实在不理解，所以想说……
“我上面说过，当包工头我欠了六七万块钱的外债，为了偿还外债，我带着全家人提前来到了北方市，在北方省大学的西北角开了一家餐馆，由我妻子和儿子女儿来经营，我上学之余也得帮忙管理。我之所以要开餐馆，一是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着想，二是为了赶快还清外债，让全家人过上宽裕的生活。我家的餐馆名字是著名作家庄雍题写的，餐馆名字叫‘望月居’，希望同学们光临惠顾……”
掌声再次响起来。
林陆的首次讲座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同学们的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