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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玛丽安娜·安德森博士在两排书架间慢步移动，眼睛扫视着书架上的书脊标题。一本名为《中美教育问题联合研讨会论文汇编》的书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停下脚步，将书从书架上取下。这是一本20多年前出版的书，书页稍微有些发黄，但却是她所要找的书。她不由得笑了。她翻开扉页，查阅目录，找到了一篇她想要看的论文：《农村基础教育改革试想》。这篇论文由两个中国作者合写，第一作者的名字是“Meinia”，第二作者是一位姓孙的教授。
“要的就是它！”安德森博士大步走到阅览区，坐在一张长桌的一个座位上，翻开那篇论文，开始阅读。安德森博士懂汉语。这个第一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有些奇怪，姓名连拼，也许少写了姓或名，她猜想。她凝视这个名字一会儿，接着往下读。
安德森博士是州立大学“东亚教育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的课题是“人民中国教育政策的演变”。现在是写中期报告的时候了。最让她头疼的问题是，她没能找到二三十年间的统计数据和教育预算数据。除此之外，关于这个时期她还有许多疑问，诸如：基础教育是否中断？为什么让“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城市里的中学生或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青们在农村学到了什么？高考中断后，大学生的录取标准是什么？等等。关于知青，图书馆里有许多从汉语翻译过来的书，她也读了一些。书中有很多关于知青们受虐待的描述，但没有一本书回答了她的疑问。
但这篇论文却不同。作者好像对中国的乡村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在论文的总结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建议，比如：全面免除农村学生的学杂费；为了鼓励优秀教师下乡，给农村教师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教师以高工资；为高年级高中生设置农业生产专业课，等等。安德森博士翻看这一册论文汇编的扉页，发现这个联合研讨会是在198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根据介绍，第一作者是上海“月华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很有帮助！”安德森博士站起来，手拿研讨会论文汇编，向服务柜台边的复印机走去。她将论文复印了一份。她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正是她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的时间。她离开图书馆，向大学教育系的教学大楼走去。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正在那里召开。她想去听听来自中国大学的王为民教授的演讲。
她来到研讨会的会议室，王教授正要开始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21世纪中国教育展望》。王教授展示了一些图表，他断言：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安德森博士对王教授的教育预算图表怀有极大的兴趣。这些图表显示，中国教育投入的绝对值在最近20年内稳步增长。最后，王教授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在21世纪的教育事业将会极大地繁荣。
在讨论的时候，安德森博士举手问道：“王教授，谢谢你！你的演讲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1966年到1976的教育预算数据的来源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关于教育预算相对于GDP(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数据？”
“嗯，嗯……”王教授有些紧张。他低头翻找桌面上的透明胶片。他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1966年到1976年教育预算的数据来源。要找到那些年的数据不容易。实际上，我的数据是跟据其他国民生产数据推算出来的。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想我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是，我一下子找不到那张透明胶片了。如果你愿意，这节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可以私下交流。”
“谢谢你，教授！”
这一节研讨会结束后，安德森博士离开教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再一次阅读“Meinia”的文章。到了午饭时间，她想跟王教授理清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模糊的问题，便拿着这篇文章到餐厅。她见王教授跟其他人正在一张桌前用餐，就抬着盘子往王教授那边走去。
“你好，王教授！”她打招呼道，“我能坐这里吗？”
“啊，是你！”王教授看到安德森博士，有些吃惊，站了起来。王教授为自己的过敏反应感到有些尴尬。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空位子说：“请，请。”他们两人都坐了下来。
“饭怎么样？”安德森博士微笑着问道。
“不错。午饭后，请到我的旅馆房间来。”王教授说。
午饭后，他们一起到王教授的旅馆去，旅馆就在校园内。进了房间，王教授递给安德森博士一张透明胶片，说：“我找到了。”
安德森博士接过那张透明胶片，研究起来。这是一张图表，上面画的是教育预算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逐年下降，最后一年的数字只有2.8%。安德森博士不禁问道：“根据1999年的数据，我们美国的教育预算是GDP的7%，马来西亚4.5%，就连菲律宾都有3.8%、印度都有3.6%。你们国家这么低的教育预算，是否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