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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床。我到学生食堂去买了几个面包，既当早饭也当午饭，然后就开始了我的“历险”。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吃早饭。吃完早饭，我拿出地图，对照街道的标志来确定我的当前位置。只要认字，在大城市里找路，似乎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
还没到中午，我就到了南京路。我记得余博雅说过，南京路又脏又挤又乱，他并没有夸张。我顺着人流往前走，直到我看到了一幢高楼。从门前的标牌可以看出，这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大楼。我从前门走进去。里面很宽敞，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我在里面留连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再找门出去。但是我找不到我进时的门了。那个知青说的没错，我真的找不到门了。
但我马上为自己开脱：“这不是我的门，所以，我没必要记住它。”
我从一个侧门走出了百货大楼。这个侧门外是一条小巷。我出门后马上意识到，我没找到前门出去，绝对是个错误。我走出小巷，想走回南京路去，但不管怎么就是走不回去。我继续往前走，离百货大楼越来越远——我迷路了。地图上找不到这条小巷。我想，我应该找一个人问问路。这时，一个年轻妇女走了过来。我停住脚步，问道：“请问，我怎样才能走回南京路？”
“晓弗得。”她说了句上海话，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开了。
我没有听懂她的话。我这才次意识到，这里的人并不常说普通话。
一个手拿公文包的中年男子，从小巷的另一头走过来。我犹豫了一下，走上前去，微笑道：“叔叔你好！”我想，我喊他叔叔，他也许更乐意回答我的问题。
中年人停下来，满脸不高兴地看着我，问道：“什么？”
我很高兴他用普通话跟我说话，尽管他说的不很标准。我问道：“请问我怎样才能走到南京路去？”
“给我一毛钱，我带你过去。”
听了这话，我的脑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问路还要给钱的。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港跛佬，小气！”那中年人用上海话咕哝了一句，扭头走了。这句话我也没听懂。我后来才知道，“港跛佬”就是“江北佬”——“乡巴佬”的意思。
我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我感到肚子饿了。我走出小巷，到街边一家商店的屋檐下，拿出我的面包来吃。我还没吃完，一个女人从店里走出来。我估计她是这家商店的女老板。她上下打量我一阵，然后用上海说道：“阿乡，疙瘩弗准站咧！”(乡巴佬，这里不准站的！)
我虽然我听不懂她说什么，但我明白她对我站在她的商店前感到不高兴。我忙把手中剩下的面包塞进嘴里，离开那家商店。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朝着我认为能拐回南京路的方向前进。天要晚了，我想我最好找一个公共汽车站。我走进一条稍宽的街道，以为会有汽车站，但我想错了。我越走，行人越少，最后我发现，我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开始心慌。正当我要调头离去时，我听到了一些人用上海话的喊叫声：
“咬伊个抖！”(咬它的头！)
“咬铁，咬铁！”(咬腿！)
“……”
那些年，上海的年轻人喜欢玩斗蟋蟀，用上海话说叫做“白相才即”。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听不懂上海话。我停下脚步，望了过去，只见死胡同尽头的墙边，有四个光着上身的青年男子将头聚在一起，正在紧张地注视着放在凳子上的一个盆子，同时嘴里在激动地喊叫着。突然，他们的喊叫声停了下来，一个人从盆子里抓起了一只蟋蟀，往空中扔去。他把蟋蟀接在手里，接着再扔向空中。他一连扔了好几次，同时用上海话对那只可怜的虫子吼道：“败鬼(上海话发音：举)才，去死好咧！”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从他的神情和举动可以明白，他在折磨那只斗败的蟋蟀。我不禁对那只可怜的虫子动了恻隐之心，心想该不该让那人停止他的野蛮行径。但我忽然想起了我离家时，阿爸跟我说的话：“在城市里别多管闲事！”
我转身要走。这时，那堆人中的一个看见了我，并且告诉了其他人。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心中害怕，马上迈步跑了起来，但却被街边的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看到这情景，那些人狂笑起来，喊道：“灭灭，侬起阿利达？骨骨吾届疙瘩咧！”(妹妹，你去哪里？哥哥我在这里呢！)
我爬起来，朝前快跑起来。那几个流氓便在后面追我，还一边喊着，淫笑着。天快黑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尽力奔跑着，同时嘴里呼喊：“救命啊！救命啊……”
似乎没人听见我的呼救声。
匪徒们越追越近！
街边的一扇门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我冲上去，喘着气道：“救命啊，后面有人追我！”
中年男子停下脚步，看了看我，又扭头去看了看那几个就要冲上前来的流氓。他指了指他刚才走出来的铺子，对我使了个眼色，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冲到铺子门口，推门而入！
这是一家小饭馆。一个青年男子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边上，桌面上摆着一盘花生和一扎啤酒，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睛，正在读着一本厚厚的书。
“求你救救我，有人在追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近乎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