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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拥挤不堪的火车里，经过近三天的摇晃，终于在早上到达了上海。我拎着行李，在人流中推行，挤出了火车站。火车站外的广场之大，令我惊奇。由此可以推想，上海有多么大。我想，如果我必须自己去找学校，我一定会迷路的。幸亏录取通知书上说，火车站外有老师同学接待新生。
接站老师和同学站在出口两边，手举写着大学名字的牌子或旗子。当我看到月华大学的牌子时，心里一阵兴奋。我走到举牌的同学面前，他把我带到广场的一角，那里飘扬着一面“月华大学”的大旗，许多新生已经聚集在那里等候着。不一会儿，一辆大客车开过来，在旗杆边停下。我们上了客车，客车便往学校开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大城市。我望着车窗外，如饥似渴地了解这个新的世界。街道如此之宽，五、六辆大客车都能并排开过。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当然我也看到了许多低矮的房屋，这让我难以理解。我最不喜欢的，要算是这里的灰暗色调。跟我们家乡相比，这里缺乏树木和绿色。
大约40分钟后，大客车开进了校园。当我看到校园道路两旁的高大的树木，听到树上的知了叫声时，我才感到舒服一些。
当天我们就办完了入学手续。当年上大学还不用交学费。不仅如此，学生还可以获得生活补贴。如果省吃俭用，生活补贴就基本上够我们的生活费了。大学也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宿舍。一间12平方米的宿舍住5到6个人。我跟另外4名女生共住一间宿舍，每人一个上下铺的床位，一张课桌。我的4个同寝室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小。刘敏20岁，曾经当过知青。张静云和唐欢都是18岁。年龄最小的叫吴玲，才15岁，跟我妹妹拉妮娅差不多大。吴玲是上海人。她个头跟我差不多高，但要比我壮得多或者说胖得多。
几天后，我们5个室友就渐渐熟悉起来。就像汉人的名字一样，她们把我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当作我的姓。因此，他们叫我“梅大姐”。后来，吴玲干脆就叫我“老梅”。这也很贴切。在她们当中，我算是最“老”的了，尤其是跟吴玲相比。我们把吴玲叫作玲玲，她自己也很乐意我们这么叫她。
由于吴玲是本地学生，比我们早两天到学校报道，因此，她已经熟悉了校园。她带我们到校园各处转了转，最后，她带我们到学校的商店去。我们在那里买了一些日用品。回到宿舍后，吴玲让大家在自己的东西上都写上名字。她甚至拿出一卷医用胶布，让每人撕一小截，写上自己的名字，贴到自己的笔上。她说，她不想让大家把东西都弄混了，免得到时弄不清楚。我摇摇头，笑了。我也撕了一小截胶布，写了一个“梅”字，贴在我的笔上。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校园的布局和学习生活渐渐熟悉起来。我想起了那个知青的话：
“你连去上海的路都找不着！就算你到了上海，一旦离开了住处，你连自己的门都找不到！这就是我们大上海！”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来上海的路，现在该在大上海里找一找我“自己的门”了。为此，我为自己计划一次单独进城的“历险”。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买一张上海市地图。没想到，我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危险。
星期六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后(当时星期六还不是公众休息日)，我将笔夹到笔记本里，收拾我的讲义和作业本等，就到学校的书店去。书店就在大门的旁边。我买了地图，出了书店，走回宿舍去。我将笔记本等夹在胳肢窝里，两手摊开地图，边走边看。
突然，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在我面前响起，一辆小汽车冲到我脚边才停住！我魂都被吓出来了。我的地图和其它东西都掉到了地上，我愣在那里好一阵子。我想我的脸都一定白了。
车前门打开了。司机走了下来，上下打量我，问道：“你没事吧？”
我点了点头，然后蹲下去捡我的东西。
“老张，快开你车走吧！”一个坐在汽车内后排座的男子对司机喊道，“我们时间不多了。她要是有什么问题就不会站着，而是躺着了。”
话语尖酸刻薄，口气逼人，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往车里望去，只见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坐在里面。那男的尖脸高额头。“余博雅？”这个念头在我的头脑里一闪而过。但车内光线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脸。
那姑娘打开车门，走下车来，对我喊道：“你怎么回事？快走开咧！”
“对不起。”我收拾起东西，急忙跑开。
“喂，等一等！”我听到那男的在背后喊我。但我没有停下，也没有转身。等我回到宿舍，才发现我的笔丢了。
我在床上摊开地图研究起来。月华大学靠近环城的中山路，著名的南京路从东西向横截中山路。南京路往东，是人民公园和黄浦江边的外滩。我想去南京路和外滩。我用尺子量了量地图，然后根据图上的比例尺去换算实际距离。我算出来回的距离大约有50公里。在山路上，我大约每小时能走5到6公里，这个距离我10个小时左右就能走个来回。因此，我决定明天走路进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