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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傅林才刚静下心来学了一两周，麻烦他的事情就跟着过来了。厂里的最后一栋住宅楼完工之后，又给机关划分了两套房子。因为上面已经下了文件，说以后的建房都必须要以市场价出售，所以，这两套房子也就成了最后一批福利房。总厂盖了二十来栋楼房早就按第一批和第二批分出去了，两室一厅60多平米，价钱是两到三万。如果按照傅林的工龄和职位来算，差不多要交两万五左右。因为于小兰看病把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人家单位几千元钱，所以，傅林在前两次分房时都没有登记。
因为前两次都没有登记，所以，对于这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傅林考虑得不是很多。因为总厂机关的人差不多都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分过房了，没有分房的人只剩下了寥寥数人。所以，分房小组人员就专门过来询问傅林想不想要房。傅林也拿不定主意，就回家把这事很随便地给于小兰说了一下。没想到于小兰听说这是最后一批的福利分房，而且总厂以后不可能再盖房子了，所以，就把这事当成了大事，非要傅林想办法把房子要过来。傅林因为于小兰常年患病，又无父母家人资助，多年来一直住在一室半的旧房里，也没想着要买新房。可是，听于小兰这么一嚷，也就一上班就写了份要房申请交给了负责分房的常副厂长。
傅林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自己不好去问常副厂长，就让分房小组的唐大姐帮着去打听一下。唐大姐回话说，“常厂长说了，这房子还轮不到你。”其实，傅林对能不能得到这套房子并不是很在意，也不是很确定。他不是没算过，三万元钱把房子买过来，还要花上一万元钱搞装修，再拿出一万元重新购置家具和电器。可他哪有这多的钱？别的不说，因给于小兰看病住院借他们单位的那五千元钱至今还未给人家还清呢。只因于小兰见和傅林同机关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住上了新房，就连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的候杰这样尚未成家的年轻人都把新房买好了，而傅林已在厂里工作了十多年，却还依然住在又小又破的旧房里，多少就觉得面子上有些过意不去，所以，一听说厂里就剩下最后一栋楼了，以后再盖的楼房就要以商品房的价格进行出售，才想起让傅林要房。
其实傅林并不想要房，一是因为家里没啥钱，二是担心厂里效益不好，保不定哪天就垮了，想留点钱到时不行了，就拿这点钱作为本钱干点小生意。可于小兰坚持要他要房，说现在再不要房，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并向傅林承诺说买房的钱由她想办法去借。傅林这才勉强答应。所以说，如果说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了，他傅林也就不再多想了，可是，人家常副厂长却说这房子还轮不到他，就让他觉得自己在厂里和在领导的心目中没有一点的份量，让人一想就不免有些伤感。所以，他一上午干啥都觉得提不起劲来，往办公桌旁一坐就闷着不出声，别人给他说话他也是有气无力地哼上一声，便不想再吱声了。细想起来，他真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很可怜，觉得那些当领导的个个都很虚伪很无情，干活需要你时就想起了你，有什么好事却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这样一想，给杜厂长写调研文章的劲头立即就减去了大半。
回到家里，他气得连饭都没好好吃，就躺在了床上。于小兰见他神色有些反常，就过来问他，“你咋了？”他说，“不咋。”然后就说，“房子都分出去了。”于小兰有些着急了，说，“你们机关不是都有房子了，哪还有人跟你争呢？”傅林没好气地说，“新调来的陈主任的那套房子是厂里法定的，还有一套也已经名花有主了。”于小兰不忿地说，“分房子不是按分数排队吗？怎么也成厂里法定的了？”傅林不屑地说，“什么排队打分，那是对老百姓采取的办法。厂里那些领导和科长分房，哪个是按打分分配的？还不都是厂里领导一碰头一通气，就做出了决定。”
于小兰说，“不管咋说，你也算是个副科级，也算是有级别的。”傅林说，“副科级算个屁，人家科长以上的领导才算得上是特权阶层呢。副科级虽说离正科长只差了那半步，可是这半步的差距就等于隔着一个太平洋，一边是米国，一边是中国，你懂吗？人家米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你就不行。”
于小兰还是不理解，说，“可你们厂是在中国，又不是在米国。”傅林有些不耐烦了，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米国，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正科级和副科级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也是正科级，早就住上干部楼了，自己交一万，厂里补贴一万，多好！我干嘛要急死急活地要这三万元一套的楼房？”
接着，傅林又用责怪的口气说，“前两次分房，楼层随咱挑，价钱也比这少一万元，你嫌贵，死活不肯要，现在房价涨了一万多，楼层也不好，你怎么又想着要了？我真是闹不清你到底是犯了什么神经？”于小兰强辩说，“谁长了前后眼了，能知道以后的屋子要按商品房出售？”傅林说，“谁也没有长前后眼，但人的眼光要能看得远一些才行。我都给你说过多少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后什么东西都会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可你老是觉得自己很能，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于小兰觉得自己理亏，也就没再好跟傅林打嘴仗，就嘱咐着傅林再做努力，一定要想办法把那套房子要过来。傅林只是叹了口气，没有直接回答。躺在床上，他越想心里越是有气，一时想不通，就朝着单位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的肚子不好，正在医院里打吊针，下午不能去上班了。关梅用一副很不乐意的口气对他说，“不行，你得马上来单位，有件急事你得抓紧时间办。”傅林问，“啥事，这么急？”关梅说，“你来了就知道了。”说着，便把电话挂了。傅林没办法，就在家里磨蹭了一会，朝着单位走去。
一进到办公室，就见关梅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在批评小吴，“你以为你是在给自己填表？这样简单随便？半张纸不到，就算完事了？要是我把这表格拿着给厂长看，不要说杜厂长要对你的看法，就连我也要受批评。”小吴不悦地辩道，“填表不就是个形式，咋填不是一样地当先进？过去给领导填表还不是填多填少都一样地当了先进？你写得再多谁看嘛？”关梅说，“那好，这表你自己拿去让杜厂长看，他要是说行就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小吴当然不敢把这表格拿着给杜厂长看，就说，“这是你交给我干的活，又不是杜厂长交办的事，我干嘛要交给杜厂长？”接着，小吴把皮包一拎，对关梅说，“我孩子正发烧呢，我要赶紧带他去医院。”傅林听着她们两人吵着，就知道这活马上就会分派给他来干了。
果然，关梅把小吴放走了，就把那份表格拿过来，十分客气地对傅林说，“本来你有病，我是不想让你来的，可是，小吴给杜厂长填张表格，却填成了这种样子。这表格要是让杜厂长看到了，不定会有多么不高兴。”傅林接过那张表格一看，是份市级先进个人的表格，可表格里填写的字体不但非常地潦草，而且内容和字数也是非常地简单和稀少。特别是“个人事迹”一栏里的空白是整整两页纸，可小吴却连半页纸都没写满。
傅林曾经为评选劳模的会议做过记录，知道为了这种名额，领导之间互不相让，闹得怨气很大。可见领导也是把先进和劳模之类的荣誉看得很重。可是你要是对他们的这种事不重视，那么，他们会对你怎么想呢？所以，傅林就说，“这样填写肯定不行，毕竟市级先进不同于一般的先进。”关梅说，“就是，要不，我会把你叫来。”傅林知道这活已经派给他了，就说，“还有没有多余的表格？”关梅说，“没有了，就这一份。你说咋办？”傅林干这种事干得多了，自然有办法，就对关梅说，“这样吧，你帮我个忙，让杜厂长给常副厂长说说，看能不能把那套剩下的房子分给我。这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来处理。保管让你和杜厂长满意。”
关梅不解地说，“去年分房子，机会那么好，你怎么不要呢？”傅林说，“钥匙都拿到手里了，可是小兰觉得手上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没要。现在她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就着急了。”关梅埋怨着说，“这种事你怎么不拿主意，老是让她当家？”傅林说，“她那人什么都想把持，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关梅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好，我这就给杜厂长去说，不过，我肯定把话给杜厂长说到，至于事情能不能成，那就不能怪我了。”傅林忙感激说，“那就感激不尽了，回来我请你吃饭。”
关梅走后，傅林就打开电脑，开始编写杜厂长的模范事迹。由于他常为厂里的劳模和先进撰写事迹材料和人物通讯，所以，干起这种事简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但这又和写先进材料和人物通讯有点区别。傅林每次写先进事迹材料和人物通讯都是要亲自进行采访，采访不但能让他获取大量的感人事迹，更重要的能让他怀有一种对所采访人物的激情和感动，只有这样，他的材料和通讯才能写得有血有肉，鲜活感人。但他不可能因此去采访杜厂长，即使采访杜厂长，他也不会激发起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激情与感动。这不只是他整天跟杜厂长在一起，早已没了激情，而是他觉得杜厂长根本就不配让他动笔去写，写这种人只能给社会和人们造成负面影响。
但是，眼下，这不仅是任务，而且，他还指望着杜厂长为他在常副厂长那里说句好话呢。如果杜厂长真能为他说句好话，常副厂长就不能不听。所以，他必须下功夫把杜厂长的个人事迹写得好一些。可是，在他的心目和印象中，杜厂长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信服的优点和政绩，要是用事实求是的态度去写，不要说写上两页纸，就是连半页纸也写不满。所以，他只能瞎编胡写，把别人的感人事迹和优良品质张冠李戴地写在杜厂长的身上。就这样，在下班之前，他把杜厂长的表格填写好了。为了把表格填写规范整洁，严肃规整，他甚至把原来的表格重新地在电脑里制作了一遍，并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填好，然后打印出来，使得整个表格就跟印刷出来的一模一样。
把整个表格打印好后，傅林在机关门前碰见了正好下班回家的杜厂长。为了在厂长面前表现一下，傅林就把刚打印好的表格递给杜厂长看。本来，他以为厂长只会随便地看上一眼，就算完事了，没想到杜厂长却不耐其烦地从皮包里拿出了老花镜戴上，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看完后，就亲切地拍了拍傅林的肩膀说，“不错，不错，让你辛苦了。”傅林说了声，“不算啥。”然后就提起了房子的事。杜厂长马上就说，“关科长给我说过了。像你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住上新房，实在是种遗憾。我这两天就去跟常副厂长说说。”傅林一听这话，心里自然是非常感动，就说，“那就太感谢厂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