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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晚餐罐送到食堂前的木桶里，顺道去光荣栏看我写的那首诗。我自已的诗变成铅字，确实令我兴奋不已，走起路来特别轻巧，有脚底生风的感觉。刚才人多，只浮皮潦草地望了一眼，这时想独自好好欣赏一番。可是，到跟前一看，贴报没了。地上没见，也未被风卷到檐外的树枝上。正疑惑着，我一眼望见谭班长，他坐在食堂侧边的石阶上，手里正好捏着一张报纸，脸上凄楚不堪。我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我问：“为什么把报纸揭了？上面登的诗和画都是赞美你的，为你唱赞歌嘛！”他语气沉缓地说：“没用，现在大家只赞扬你的诗写得好，陈老师的画画得好，谁还记得起我？我，狗屁不如，不嫌我脏就算不错了。唉！都怪十八子。”他责怪的十八子是指李校长，我问：“为什么？”他不回答，站起来丢下报纸便走了。
我们共同的作品上了报纸，我急于想知道陈老师的反映。找到她时她正在教室里，两手拈着报纸往墙壁张望，这张崭新的报纸，正是登有诗配画的地区日报副刊。我一手接过来，端端正正贴在教室后墙的学习专栏的方框里。她审视一番，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她把我带到寝室，给了两颗水果糖作为奖赏。
可是不久，整个事件，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
那天，在同样的地点，贴着一篇剪报。文章的标题是《阶级属性使然》，文章用红墨水加了框，下面注明此文登戴在地区日报某日评论专栏。内容表述了两个不同阶级出生的青年学生，在劳动课时，面对浇粪，所表现出的不同行为，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心理和生理反映。文章最后评论说，这充分说明，劳动人民勤劳朴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而剥削阶级怕苦，怕累，怕脏，满脑子享乐主义，满肚子坐享其成，这是阶级属性使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应当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锻炼中，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大蜕变。
围观的同学离开一批，又涌来一批，议论之声不绝于耳，议论的锋芒都指向我。有的同学还借题发挥，怒斥城镇学生每早拼命刷牙，顿顿饭后拼命漱口，就像吃了屎一样，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其它年级和班次的学生，对当时的场景不知晓，文章很快煽起一些人对我的嫉妒和愤慨情绪，继而扩大到整个城镇学生身上。此时，我不在校园，我抱着书本又到河边朗诗颂文浪漫去了。惊骇得项均平直朝河岸奔跑，他要急于把这一头等新闻告诉我，让我不要一天悠哉游哉的，现在有的人要兴风作浪，还得警醒一点。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没忧患意识的人，我对眼前和今后的许多事情都惶恐着，都在用心地谨小慎微地去摸索。我有时的浪漫，爽朗，豪情，是“哪个少年不钟情”的本性使然，一旦冷静下来，我的思绪又会回到凝重和沉思中去。见到我，项均平把《阶级属性使然》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同学们如何义愤填膺，如此这般地添油加醋描绘了一番，捶胸顿足地要我去和那些口头革命派辩论。我却说：“整个抓粪事件背后站着李校长，我不去辩，辩也枉然。李老师自从提了副校长，人变得更加神经质，更加不可理喻了。”项均平说：“那不是该你、该我们这些城镇学生背时倒霉。”我笑笑，再未说什么。
这天下午政治课，李校长穿着崭新的蓝制服走进课堂，泰然自若的神情后面，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霜。他本身就白，加之党校学习在城里呆了一个月，被自来水漂得愈加白皙，真真切切一个白面书生，哪像个农民的儿子。这几天，他心里得意着，也苦闷着。陈佩缇一来到学校，他便钟情于她，转弯磨角地百般向她示好，可是对方却置他的殷殷之情于视而不见。自从当了副校长之后，原以为会柳暗花明云开日出，却不料如此情形依然毫无转变，何以这样，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天送钢笔，他把它当作一件庄重的事情去做，因为钢笔是党校学习的奖品，它象征着荣耀和付出；他也把它当作一件美好的事情去做，因为钢笔被他视为最为珍贵的礼物，他憧憬着爱情的絮絮叨叨缠缠绵绵只有靠它去完成。可是，不管事先把事情想得怎样庄重和美好，最终都被我破坏掉了。他听学校有的师生议论，陈佩缇已经把伊诗岚和袁小圆当作亲弟亲妹看待，我们成了她身边唯一可以倾注感情的人。他觉得，他不应该让这种关系存在下去，只有我们的三人世界消散了，陈佩缇才会重新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寄托，他的穷追不舍才不会变成徒劳。
他连教科书都不瞟一眼，就滔滔不绝说开了。他讲的有些话十分经典，是大家从来都没听说过的。而且，也许同学们今后一辈子也不会听到比这更经典的语句。他说：“在党校学习，知道了一个划时代的论断，那就是：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李校长突然不演说了，他目光犀利，几乎把教室里的每一个人扫视了一遍，把教棍拍在讲桌上，情真意切道：“阶级斗争的影响力，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表现。”他一字一顿，有板有眼地发挥着：“有的人受着成长环境因素的影响，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他们轻视农村同学，不愿和大家打成一片，甚至还有辱骂、攻击我们的班干部的行为。”他眼里愤怒的火焰在镜片后燃烧，切齿之恨从他两个嘴角咝咝地喷发出来，他一点都不像是在讲课，一点都不像是在装模做样，他的痛恨是真实的，真实得让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叶小舟，颠簸在大海之中，随时都有被倾复的危险。
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李校长的矛头指向谁？阶级斗争真的会在自己身边发生吗？同学之间的交往真的包含着不同阶级感情的色彩吗？原本对政治斗争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这时，也不得不深思起这样的问题来。我前桌两个同学的行为让我走了神，他们在赌三只小米粒大的虫虫。一个问：“猜猜，啥虫？” “蛀虫，木窗虫眼里爬出来的。”一个回答。“不对，为啥是蓝色？”被问的同学看了李校长一眼，他穿着蓝色中山装。便回答道：“我知道了，它穿的蓝衣服。”问话的同学笑了。也就在此时，李校长走过来，问：“开啥小会，站起来说！”两人站立把头勾下，一个说：“他让我猜小虫虫是啥东西。”李校长凑拢看，三只蓝色小虫在课桌上爬行，便厉声问：“你说，是啥东西！”出难题的同学回答：“虱子。”李校长一怔：“哪来的？”“自己身上捉的。”“为啥蓝色？”“因为它穿蓝衣服，哦，不，蓝墨水点的。”李校长不语，回到讲台。沉默一阵，教室里很静。突然，他动情地说：“小寄生虫！同学们，时至今日，你们身上还养得有寄生虫，掐死它！”只听“嘣”、“嘣”、“嘣”三声脆响，我看到课桌和同学拇指指甲盖上，绽开一朵朵微血花。其实，这并不希奇，多数同学衣服缝子里都生虱子，想捉几只，本是易事。李校长又说：“虱子是寄生虫，剥削阶级就像虱子一样，人还在，心不死，躲在阴暗角落吸我们的血。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是现实，牢记啊！”
有同学站起来，抖身子，嚷道：“抖掉它！抖掉它！让剥削阶级离开身子见鬼去吧！”项均平喊一声：“让蓝皮虱子滚蛋吧！”李校长瞪他一眼。这时，下课铃响起。
晚上回到寝室，同学们议论纷纷，都说在公开场合用如此丑恶的语言辱骂班干部，学校定会给此人记过处分。只有我和牛光宇闷不作声躺在被窝里，惶恐地闭眼假寐。等熄灯铃响过，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我悄悄溜出寝室，站在一棵大洋槐树下，抬头望着群星闪烁的夜空。
我首先想到在那遥远的一南一北上大学的两位兄长。他们此时在干什么？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作息时间吗？夜晚的校园也这样静无声息渺无人影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无论寒假或暑假，每天天色微明，两位兄长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我很不情愿地跟在他俩屁股后面，来到屋后的竹林下，大哥背俄语，二哥背英语，叫我读他们高中时的一种叫《文学》的辅助课本。冬天寒雾重重，我们边念书边哈着热气暖手。夏天竹叶上的露水滴下来，落在书上，洇出一个个圆点，这一页书还没读完，小圆点就不见了。露水掉在脸上，凉爽得一激灵，一股钻心的舒服。母亲把早饭做好，饭菜端在桌子上，筷子端端正正摆在碗边，然后就爬在后窗上喊我们吃饭。我第一个合上书本在前面奔跑，两位兄长然后才一面交谈，一面尾随我进到屋里。
清早念书，都是父亲的主张。但父亲说，这是爷爷的主张。也许爷爷会说，这是太爷爷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应该是祖传的家风吧。他们的理由是，清早人的头脑清醒，空气也新鲜，读书会事半功倍。就是这样，兄长们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从初中升入高中，又从高中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秋天了，轧花业已经开张，厂房里，荷叶美孚灯下，应该是人影绰绰。轧花机刺耳的轰鸣彻夜不息，棉花纤尘雾一样弥漫了整个机房。父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劳作，枯燥和疲劳一阵阵袭来，两双眼睛还要盯住十一部机器，盯住二十二个力工的拼命踩踏。轧花机是人力机，稍有用力不当，不是皮带断了，就是籽棉卡了槽口，力工便大声呼叫，父母就打起精神去修理。有时父亲也会生气地训斥几句。这些棉农都是年复一年的老主顾，便抱歉地笑笑，他们深知父亲为人善良厚道，脸色虽然不好看，心里却没事，聪明一点的，便随口问道：“老大老二大学要毕业了吧？快给你挣票子了。听说老幺也是这一份。”父亲见对方翘起大拇子，气也消了，便喜笑颜开点点头。只要有人提到三个儿子，父母再累，也感到欣慰。放眼机房，籽棉从槽口喂进去，雪白的皮棉随着滚筒的转动欢畅地吐出来，一切是那么井然有序，嘈杂的机房也觉得不嘈杂了，美乎灯撒下的灯光也是那么柔和而温馨。
是啊，我们是父母的精神支柱，一直生活在父母的期望之中。两个兄长已经让父母的期望变成了父母的骄傲，而我，父母期待着自己，自己却期待着未来，未来本身就是个未知数，它让我迷茫，让我痛苦。我踮起脚尖朝前看，前面依然是渺渺茫茫混混沌沌一大片。我担心，我很有可能会辜负父母的期望。
我的心沉重起来，只听见夜风吹过树林，带来细语般的响声，好像父母的谆谆之言：儿子，不敢有半点闪失啊！我感觉眼眶湿润了，睫毛上，有泪光闪耀。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李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高昂着头，尽管有镜片过滤，他看我的目光依然那么锐利，锥子一般，刺得我不敢久视。隔了好一阵，他用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词语，作为我们之间的第一句对话。他说：“言为心声，心里怎么恨，嘴里就怎么骂。”他停顿下来，埋头用小指挖鼻孔，然后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旁若无人地擤那空洞无物，什么也未喷出的鼻子。虽然帽子扣得很大，我心里还是有些不以为然：既知言为心声，为何不知诙谐，戏谑和打趣这些词，还是心存偏见。他似乎察觉我在轻微嘀咕，误认为我想狡辩，便说：“连牛光宇都检举了，侮辱人格的歇后语是你发明的。”我说：“我没有不承认，牛光宇检不检举，歇后语都是我创造的。”他接过话说：“好！难道你真的把谭班长，把根红苗正的谭班长的那颗高贵的头颅——应该是高贵的吧，至少比有的人高贵嘛，与男性生殖器混为一谈？这是对他的天大的侮辱，是愤恨的爆发，你愤恨他？”我急了，忙辩解：“不！不是的。不是言为心声，是戏谑、是打趣，是心口不一，我只是图一时的乐趣，纯粹是脱口而出。李校长，我怎么会愤恨他呢，我没有理由愤恨他。只是谐音，是排球的‘球’，不是男性生殖器，即便是这样，我也错了，我认错。” “好！好！”李校长有些不耐烦了：“至于你指的是什么球，我先不下结论，这个问题……”正说到这里，有人进来叫他，说是老校长有事请他过去。他用伸得笔直的食指和中指推了推眼镜，起身欲走。我叫了一声：“李校长！”，他扭过头来看着我不语。我说：“李校长，确实不是言为心声，我心里确实不恨任何人，更何况他是我们的班长。这真是一句戏言。我错了，你让我写一百份检讨我都愿意，就是不要说我愤恨谭班长。”李校长根本不理睬我的恳求，不！近乎是哀求。他边走边说：“你的问题过后再说，前面还有，一个接一个，累计在那里的，须专门找时间了结。白专！我看语文科代表就别当了。”我的心彻底凉了，许多理想和期望，正在一个一个地，毫不留情地在心里破灭。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李校长的办公室的，又是怎样走到食堂，找到我装饭的陶罐，味同嚼蜡地吃完了这顿晚餐。
晚自习时，我立在了音美教研室门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里来了。刚在门口露面，恰巧被陈老师望见。我没有喊报告，陈老师也没示意我进去，她看我一眼，又埋头在桌上专注办公。我心里一怔，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很糊涂，怎么能为了一己私利，让陈老师去乞求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呢！我羞愧得埋头就跑。
下了晚自习，牛光宇专门拉住我说，他已经去李校长那里当面承认，侮辱谭班长的歇后语是他创造的，与其余人无关。而李校长却反问他：难道你牛光宇顶了包，那个“扣球”的“球”，就不是男性生殖器，而真的成了“排球”的“球”了，就不处理了？否也！照样处理你！牛光宇又辩解道，是人都骂人，农民伯伯言必卵呀球呀，这还是文明的，更有不堪入耳的，你不会没听过，谁处理他们？李校长驳斥道：你不是农民，你是学生，你不在田野里，你在校园里。更何况伊诗岚的骂与农民伯伯的骂有着本质的区别。牛光宇不好再辩驳，鼻子哼一声，气昂昂走了。听他说完，我反倒觉得他不是在主动揽过，而是在激李校长的将，在加深他对我的怨恨。我冷冷地盯他一眼，自顾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