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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姐在校门口等我。一见面就说：“今天的牛没喂饱，小学边那段陡坡上不去，见有个姑娘画了一墙壁的画，我就使劲夸她，夸了就叫她帮我推车，她一股劲帮我推上了坡。”我说：“你不夸她也会帮你推。”她说：“不可能，谁像你那么老实。”我在心里感叹道“这个女人要是有文化，简直不得了！”她说：“想什么呢？别的不说了，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我有些不悦，说：“多次告诉你，不要给我带东西，你挣钱很不容易。”她涎着脸说：“你操空心，今天的东西一分钱没化。但你放心，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我说：“不要，来历不明。”她一边从架子车肚子底下的吊兜里取东西，一边说：“不要算了，我丢到厕所里去。”她拖出一个布袋，抱在胸前，径自朝校园里走。我跟在她后面，看她往那里去。她一面走一面说：“学校里好清静，连鬼都没一个，刚才我走了一半，又吓回来了”走到男生寝室门口，她指使我道：“快开门。”我迟疑着说：“你不说清楚，我不让你进门。”她把口袋递到我怀里：“你捏一捏，是什么东西。”我还未空出手捏，她却趁机从我的衣袋里把钥匙掏在手上，喀哒一声将锁打开。一进门她就夺过口袋，把东西倒在床上：一本书，三个苹果。我一头雾水，问她：“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她笑笑说：“屁事没有，屁意思没有，一出城就遇到一趟生意，还是一个大学生呢。”我惊诧道：“大学生？大学生有什么生意？”她说：“这个娃儿放寒假回家，带了两大包东西，背不动了，要搭我的车，家就在半路上，从县城出来还有十里路呢。”我啊了一声，有一点点明白，但不全明白，如果作为回报，书和苹果怎么说呢？见我疑惑，她说：“大学生到县城身上只剩一块钱了，出车站被偷了，说付不起运费，我说帮帮他，不要钱。他说他不能剥削我的劳力，他把两个包解开，让我挑点东西当报酬。一个包是几件旧衣服和一摞书，一个包是几个苹果和一袋馒头。苹果还是他教我认识的。我觉得最稀罕的是书和苹果，书是为你想到的，苹果还从来没见过，更没吃过。她见我老不下手，就说，书你不一定喜欢，馒头小地方也有，就是苹果吃不到，给你四个苹果吧。我说，我如果要书呢？他看我一眼，说选一本书，再加两个苹果，可以吗？我不好说不识字，就选了一本最厚的，名字最长的。在拿苹果时，趁他不注意，该两个我拿了三个。清楚了吗？”她这些小聪明，小花招，总让我恨不起来，多数时候还心生怜爱。我回答她：“清楚，你多占人家一个苹果，说话不算数，毛病。”我最喜欢那本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早已是梦寐以求。我说：“把书给我，苹果你全留下。”她说：“胡说，苹果我们三人，一人一个。”我说：“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她说：“给你的陈老师姐姐，多拿一个就是这样想的。”我心里一酸，说：“陈老师已经调走了。”她听了不语，眼睛久久盯着我。她拿一个苹果用衣襟擦擦就吃，她说：“第一次，酸，甜。”我要去洗了吃，她拦住说：“别洗了，留着空了慢慢吃。”随即把她手里的苹果伸到我嘴边，非要我啃两口。我不依，她硬把苹果按在我牙齿上不松手，我只好连咬两口，她手才拿开。她看着我把苹果嚼烂，吞进肚子里。她说：“走啦。”她把我拉到她身前，非要我摸她的胸口，我吓得脸通红。她说：“手伸进来摸摸，只摸这里，摸一下嘛！摸摸！”我不敢伸手，直到她眼泪长流。我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像涨水时河里的波浪，突出的那两点就是浪尖。她抓过我的手，我还挣扎不依。僵持着。心跳，血涌，手颤。直到最后，看着她满脸泪水，更想着她送了我一本好书，我动心了。我的手爪，像一只偷吃的小狗，小心翼翼，抖抖索索，临近时猛地一把搭上去。恍惚中，几种感觉汹涌而来：柔，细，温，酥。我，一阵玄晕。玄晕中，我记起大年三十的河堤之夜，那一次，手只触到了乳房边缘。我隐约感觉耳边萦绕着尤姐一浪盖过一浪的啊！啊!啊的唏嘘声。
送她出去，她说，这是她的第一次。我说，是的，我也是第一次。她问，什么第一次？吃苹果的味道？我没回答她，我只有自己问自己：什么第一次？我也无法自问自答。
临放寒假，袁小圆两次碰到我都欲言又止，不知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终于，那天上劳动课平整操场，我在篱笆墙外淘水沟，她在墙里捡垃圾，透过空隙看过去，我们正好面对面。她对我讲，陈老师画的《收租院》被县长看见了，指责她画的大地主压迫下的佃户，不是瘦骨嶙峋，而是像今天的农民那样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是在美化剥削阶级。说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要深挖。我正欲帮着辩解几句，有同学过来，我只好沉默不语。
这天，我却意外地获得一条重要信息。路过李校长办公室，听见他和吴校长正在争论什么。我贴墙偷听，尽管心里咚咚直跳。李校长说：“你不能去说情，你去了，这也是立场问题。”吴校长说：“帽子太多，她画画的本意是好的，就算有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根本就不是立场问题，不要扯得太远，光想给人戴帽子。”李校长说：“谁个扯得太远？谁个光想给人戴帽子？你是说羊县长？”吴校长说：“看你往哪个身上拐，我不怕，好歹我也是个战斗英雄，我扛不住，上面有战友帮我扛，他们的官大着呢！”李校长无声。吴校长又说：“晚上就去区里找李区长，我要明明白白地去替陈佩缇老师辩护，她画得不对，抹掉就是了嘛，为什么想整人？又不是她自己要去画，组织派的，组织也要负责任，明知她的家庭背景嘛！”李校长沉默之后说：“我是为你好，既然你厉害，我管不了，不管就是了！莫后悔啊！”吴校长再没理睬，气哼哼地走了。
早上的校园，晨雾浓得象才挤的奶，把一切都淹没在其中，只有高大的香樟，挣扎着露出墨绿的梢头。乳色的雾团里渗出的水滴，吧嗒吧嗒恣意飞落我的身上。一旦滴进脖子，会刺激得我精神为之一振，胜过领操老师那一声哨子。今早，没见吴校长身着草绿色绒衣，在单杠上翻飞，矫健身影划出来的那一缕缕绿光。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边跑操，一边注目雾罩里的这一道风景，偶尔没了，大家会猜测满身枪伤的他是不是病了。下操我没回寝室，直接去了食堂。路上人影稀落，一眼望见李校长从厨房出来，右手提个热水瓶，左边腋下夹一个暖手用的葡萄糖注射液瓶子。他的双排扣大衣领子竖得很高，平时最刺眼的黄狗皮毛领只露一点边沿。他上完那几级石阶，我正要往下走，忽见他站定，眼睛看着校门口。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从校门外进来的那个人是吴校长。李校长摇摇头，我与他擦肩而过，听到身后的他“唉！”了一声。
早餐时，吴校长频频点头，跟老师和同学打着招呼，心情格外地好。见到我，他轻微招了招手，脸上笑容可掬。我不知道他的好心情从哪里来，是不是来自李校长的一声叹息？难道，他俩写在脸上的表情，总是相反的？
很多时候，我不愿同时想起陈老师和吴校长。在校时间少一天，这种心情就胜似一天。
第二十六章
放寒假的第一件事，便是尽快去看陈老师。与前一次比，她们的校园更象农妇家的院场。操场上堆着小山似的红苕，藤蔓晾满篮球架，要打篮球那只是痴心妄想。教室的窗户全敞开，课桌上，镶铺着一块挨一块的苕片，边卷了，已有六成干。最奇怪的是，操场的另一端，各色竹席、苇席，缀着补丁的床单，全成了晾晒苕片的工具。都放假了，这些摊子谁来铺开谁来收拾，难道是无家可归的陈老师？我愁满心头，一个人就是累断腰，也难以完成全部工作量啊！一条狗，恹恹地靠着墙走，我几乎与它并行，只超前几步远。我望它时，它的眼斜视我，略带怨气。它可能常到学生食堂望嘴，今天却扑空，以为是我捣的鬼。拐一道弯，狗突然摇起尾巴，快步窜上前去。前面是陈老师的寝室，我见窗台上爬着一个人，在朝里偷窥。狗的亲热让他转过脸来，却是老校工，我赶紧贴着墙壁。校工继续伏在窗口。他踮起脚尖，身子尽量往上伸。这时，我才发现，他脚下垫着一只小板凳。狗狠劲蹭他的裤角，他反过手，不停向后挥舞。狗似乎懂得他在驱赶它，抬头望他一眼，没得到丝毫施舍，无奈地怏怏走了。我猜测，校工偷看得如此痴迷，陈老师难道是在换衣服或者洗澡。我经另一条道，绕到陈老师的寝室门口。门半掩，屋里传出陈老师和一个男人的交谈声，这个人，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实在是太早了点，他就是吴校长。我不敢偷听，急忙离开。走到校门口，值班室里，校工正照着镜子拔胡须，那只偷窥时爬窗子用来垫脚的小板凳，放在墙角里。他看见我，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是谁？找哪个？怎么进来的？”我口齿清楚地回答他：“我是陈老师原来的学生，就找她，我来时你不在门口。你忘了，两、三个月前，我来看陈老师，校长在筐子里装只癞蛤蟆，让你交给她。”校工记起来，脸上出现笑容，连说：“对、对、对，那只癞蛤蟆我交给陈老师，差点把她吓哭了，城市妹崽嘛！”告别校工出来，我决定找个地方呆一阵，等吴校长走了再去，来一趟不易，不见不散。不远处有一座石桥，坐在桥下水边，可以从弯道看见路上的行人。小河清流潺潺，一股股水流撞击卵石绽放朵朵水花。忽然，我看见对面河滩边的小树丛里，挡着一个如同书本一般大小的牛皮纸袋，上面粘着干枯的水草叶子，我就当它是包装好的书籍，很是痛惜，心里骂着糟蹋书的人。正要往水里跳，才觉察现在是冷天，还穿着鞋。我从桥上跑过去，捡起纸袋，解开包成十字架的绳子，去掉牛皮纸袋，才发现原来不是书，是本硬皮笔记本。由于外面有厚实的牛皮纸包裹，笔记本毫发无损，装帧十分精美，淡蓝色的封面像天幕，左下方的图案是两栋错落有致的外国尖顶楼房，与右上角1953的字样，成对角嵌印，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工艺特别的笔记本，它是1953年印制于外国的罕见之物。打开笔记本，里面的字迹还很清楚，但让我惊愕不已的是，它不是中文，是英文。我急迫地想知道它的内容，却既一筹莫展，又无可奈何。心里直恨自己不争气，为什么初中一、二年级时不顶住压力，跟祝一尔多学一些英语。但又转念一想，学习英语并非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手到擒拿的。我不无惋惜地睁眼瞎般地随意翻着笔记，在靠封底那一页，单独写着几行英文，字迹与墨色，和整本笔记略有区别。在最末一行的落款处，却是三个中文字：祝一尔。真是惊喜与惊恐交加，天下竟有如此蹊跷的事情，一个问题即刻从我脑子里闪现出来，流落河水的笔记本，它在告诉我，祝老师一定遇到了非同寻常的麻烦。
我把笔记本藏在夹袄里面，爬上河堤，重返向阳农业中学，吴校长已经走了。陈老师的房子里，还算整洁，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未画就的一幅摊在桌子上。与玉马中学她居住的屋子不同的是，窗口边吊了些特殊饰物：一串玉米棒，两串红辣椒，一挂坠了几个红橘的橘树枝。还有就是墙边多出一张铺，她曾给我说过，校长的女儿跟她合住一间屋子。陈老师正在侍弄泡菜坛，见到我，她抬起身子说：“你先前在窗子边望了一眼，后来躲到哪里去了？”我说：“你眼尖，不知吴校长看见我没有，我主要是躲他。我藏在小桥下，那里可以看到大路，谁经过，都逃不过我的视线。”她问：“你躲吴校长干什么？他是来告诉我，上周六一大早，他去给区领导说情，我画‘收租院’闯下的祸，抹平了，不处分我了。”我啊了一声，说：“怪不得，周六早操没见他，原来如此。”揣在身上的英文笔记本，从捡到那一刻起，就一直纠缠在我心里，无法释怀。我望了几眼陈老师，试探着想把这事告诉她，但终究没能张口。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区广播站开始广播。一阵刺耳的杂音之后，就直接响起了县广播站女播音员那熟悉的声音：各位革命听众：现在播送“社教办”紧急通知。后面的内容，越听，我的心收缩得越紧，直到几乎碎裂。他们宣告，玉马区玉马公社地主儿子，曾经的驻外使馆英语翻译，大右派祝一尔，一惯仇视党和国家，抗拒改造，腐蚀拉拢贫下中农子女，社教运动中拒不认罪，于十月九日凌晨投河而死，自绝于人民。死时还抱着英文变天帐，生死不忘反攻倒算，死有余辜，遗臭万年。到现在为止，记有变天帐的英文笔记本还未打捞到，希望沿河的革命群众，提高警惕，随时发现，随时报告；随时捡到，随时密送公安机关。隐瞒藏匿者，严惩不贷。广播里的每一个字，如利刃直刺我心肝。我头脑木讷，眼睛发黑，身子晃了几晃。陈老师忙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痛苦不堪的样子。”不等我回答，她宽我心道，“你别为我担心，收租院壁画的问题，吴校长已经给区长说通了，不处分我，检讨也不用写了，只是不再适合教政治，取消政治课老师资格。”我摇头：“不是。”她想了想，说：“那一定是寒假的事？这也不必为我愁。不是不放，只是延迟一周。因为全区商品粮搭配供应的苕干没做出来，这个任务交到我们学校，下一周就会完成任务。你看，满校园晾的都是苕片，同学们回家拿一周的口粮，天黑之前都回校了，再下一周，就放寒假。”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带着哭腔喊道：“都不是！是我的英语老师死了，我的英语老师祝一尔死了！广播里说的。”陈老师沉默了，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好一阵，她叹道：“就是你偷学英语的那个右派老师，从省城下放老家当了农民的祝一尔？好可怕呀！还说人家有变天帐。唉，人都死了，到阴曹地府还要戴上枷锁。”现在看来，我顾虑着没敢把捡到英文笔记本的事说出去，是明智之举，自己把它深藏起来，既可以保护自我，又不至于让陈老师惹上麻烦。祝老师之死，广播里连播三遍，每播一遍，就像有人在我脑袋里钉进一颗钉子。
她往泡菜坛子里加白萝卜和红萝卜，说是要备好一个寒假的下饭菜。我仍沉默不语。她把菜泡好，坛沿里掺满水，洗净手，擦干，坐到我身边。从她的肤色，从她的装束，从她做家务一系列麻利动作，一点也看不见她昨天的影子了。那个我刚入学报到，坐在我面前，穿着花裙子，并着白皙的双腿，脚着一尘不染的白袜子白皮鞋，一脸的文静相的陈佩缇老师，在我印象里，已经渐行渐远。而取代她的，却是一个合时宜的，脚踏实地的，有生活热忱的陈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