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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扶着躺有病人的架子车，我有意走在她身后。她的身子像失去水分的长在路边的树，有些枯萎了。屁股比原来瘪，肩也不再圆润。裤脚沾满泥水，衣裳的领缝里积有尘土。更令我痛心的是，挨着她，再也闻不到她身上散发的香味。
表面看，这是另一个陈老师，但从她的言谈举止和神态仔细打量，她还是不折不扣的以前的那个陈老师。
吃过肉丝面，家人拉着马孃走了。陈老师和我各吃一碗素面，我不明白陈老师这回怎么这么小气。食店里很静，除了我们，再无食客。掌勺的，跑堂的，卖牌子的，都把手抄在裤裆里，坐在门口，望着街心发呆。陈老师把我带到街后的石岩下，很久以前的那个星期天，我们曾坐在那里构想岩屋，幻想中的美丽穴居，让我们兴奋了许久许久。重新来到这里，我们不禁相视一笑。仍坐在最顶端的那级石梯上，那次她在中间空开一个人的距离，这次挨得很近，她的裤子几乎擦着我的裤子，对脸说话，睫毛都看得清楚，气息冲过来，心里痒痒的。这样的男女坐相，在我所经历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绝无仅有的。我把信交给她，说是吴校长的。她没拆看，翻转着瞄了几眼，正面很快，背面停留了片刻，然后就揣进衣袋，侧脸给我一个微笑。见她心情好了许多，我说：“今天真是太巧了，我一直还在为连老师走都没能送一程而惋惜，想不到会在这样的场面相遇，陈老师，我好高兴。”她说：“我也高兴。”停顿一下，她深深吸口气，又说，“我已不是你老师了，记住，从现在起，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我说：“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老师加姐姐。”她说：“老师的称谓可以去掉，如果有感觉，姐姐不妨试着叫一下。”自成为师生以来，在我们心里，她一直把我当成她弟弟，我一直把她视为我姐姐。可是，我嘴上却从来没敢叫她一声姐姐，今天，她给我这个权力，我脱口便道：“姐、姐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还好吧？”她脸马上红了，说：“你是不是太激动了，我就在你眼前，好不好你还看不出来？”我俩相互望着，也许都在思考什么，也许都在回味什么。过了片刻，她脸上的红云变成乌云，忧郁地说“其实，我不好。”我说：“应该是这样，你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能觉得好吗。”她说：“在农业中学，工资减了一半，口食自产自吃，学农的基地产粮，主要是红苕，吃得成天肚子胀。马孃是我邻居，见我消瘦了许多，就悄悄对我说，她给我搞点细粮。偷队里的谷子碾米，米就是给我的，也就是说，她为我而偷。她是冤枉的，所以我说，她的行为不干净，她心灵确实是干净的。”她沉默了，眼角含泪。我也不语，不知怎样把谈话延续下去。眼底一遍屋脊，鱼鳞一样的黢黑的瓦片延绵不绝直至远处……
次日，吴校长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课堂。偶尔，我俩目光相遇，他充满淡漠神色的眼睛正全神贯注盯着我。之后几天，有两次我看见他在校门口截住邮递员，看样子是查询信件。至此，我才醒悟过来，匆忙去给他讲述了我如何忠实地把他的信件送到陈老师手中，还将陈老师见到信时的情形描绘了一番，想多给他增添点希望色彩。他听后无语，只笑着拍拍我的脑袋。
这个星期日，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找我的陈老师。
在田野里是见不到星期天的景象的，沟里坡上，凡是有人劳动的地方都飘扬着红旗。挥锄的，挑担的，犁地的，在猎猎的旗帜下时隐时现。裸露的岩石上写着时兴的标语，虽历经风雨，但拙朴的仿宋字在两里之外仍然觉得雪白得耀眼，催人奋进。没有一根树，漫山遍野光秃秃的像人没穿衣裳。岩边立着两座土高炉，几年前它吃尽了绿树青山，吐出的却是一堆堆废铁，现在依然在垮塌的炉膛里卧着，狰狞的岩浆似的凝固物，铁锈红的色彩很是鲜艳夺目。土高炉的旁边，东西向排列着一溜瓦房，灰砖柱土坯墙，大约有十几间。石块砌成的围墙圈出偌大一个操场。围墙的石缝里爬满各种藤蔓，干枯的叶片在风中颤抖。围墙上用石灰搪出的几个白色大饼，上书“向阳农业中学”，六个红漆大字十分鲜艳。我从大门下穿过，柏树枝扎的牌坊已不再苍翠欲滴，生气勃勃，几片萎黄的柏叶掉落在我肩头。垮落的门联从我脸上扫过，我将其捋直抬头一看，上联是“大地是纸锄头为笔描绘锦绣山河”，下联是“日月如梭青春似线织就革命人生”，横批是“农业中学好”。操场里立有一副木质篮球架，篮板上印有几个球形泥痕，篮圈略为倾斜，可能投篮命中率会很低。操场东头边缘，一纵排已经干裂的秧田，那是春天育秧后留下来的。操场里零乱的脚印和篮板的泥痕告诉我，同学们只有雨天不劳作时才能打球。
校园里很静。因为寂静才让我如梦初醒，原来我错选了无人的星期天。那排房屋的中间有个门洞，里面坐着一位老者。他告诉我，他是学校的校工，每日每时他都会坐在这里。他说，不是因为休礼拜才无人，而是老师同学都去试验地里劳动了。他还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他们学校“三夏”、“三秋”是不准休礼拜天的，要停休整整三周。并要我记住，这是政治任务，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要是说漏了嘴，必定会受处分。我告诉他，我们学校在农忙时也要停课支农一周，那也是政治任务。他抿嘴一笑，问我找谁。我说出陈老师的名字，他默了一阵道：“她呀，那个城里妹？”说完手朝身后一指，“住西头第一间，不在。”我再问去向，他回答得很干脆：“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僵硬，我只得悻悻地离开。
从西头第一间屋子的窗子上，我看见了那熟悉的蓝花布窗帘。一个多月以前，它还挂在玉马中学陈老师寝室的窗子上，它漂亮清爽，还带有淡淡的肥皂香味。那时，我时常从它下面走过，它的开与合，它的迎风飘拂和无风低垂，我都能从中洞察到陈老师的许多心事。而此时的它，那样静静地网一般张着，沉重而肃穆，仿佛从未拉开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拉开似的。
沿着铺满衰草的土路，我找到东头几间南北朝向的新瓦房。在角落一间堆有劳动工具的房子里，透过窗子，我看到陈老师的身影。她正忙着筛选脚粮里的泥土，整个身子都笼罩在尘土里。旁边的桌子上，摊着几页纸，上面压有一支钢笔。我敲了好几下玻窗，她才从“哗哗”的筛粮声中辨别出我敲窗的声音来。看见我的那一刻，她有些迟钝地来到我面前，隔着窗子，我看到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块土坯里嵌有两颗星星在闪烁。张望了好一阵，她拉开窗扇，一股风吹进去，她迎风摇头，尘土纷纷飘落，那张漂亮的脸庞，才渐渐显露出柔和的轮廓。见此情形，我心痛不已，感觉这里不像学校，她已不像老师。我推门进去，几个箩筐横在眼前，里头装满已经择净的豌豆，筛子下面堆着厚厚一层泥沙石子。她说：“农忙很快结束，这是下学期最后一个不休息的星期天。你来了也好，可以看看农业中学是个什么样子。反正这里找不到你这样的学生，他们都热爱劳动，要的都是泥土气息，拒绝的都是书卷气息。”我问：“你还教音乐和图画课？”她说：“学校暂时不开设这两门课，我教政治。” “你教政治？”我深感意外和惊奇。她说：“分配课程时让我教政治，我也很吃惊。校长过后对我说，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教政治，我是全区唯一的一个。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觉得能教政治，真的很自豪！”她叹了一口气，“可是，霉运专找我们这种人，好景不长，我教的政治课已经被停了。”我问：“出什么事了？”她说：“马孃自杀，她的家人把我告了，说是我唆使马孃偷队里的粮食。我是城里的资产阶级小姐，右派的女儿，吃不惯粗粮，时常在马孃面前装病叫苦，逼迫马孃为我偷队上的细粮。那天我从街上回来，学校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她从桌子上拿起写了一半的“交代”给我看。她说：“学校给我施压，要我交代教唆马孃偷粮的事实。调查期间，不准我离开学校大门，圈在校园里，边劳动，边反省，边交代。生产队那边给马孃加压，将她关在队部审问，直到交代出偷盗的幕后指使者为止。”我说：“你跟马孃很好？”她说：“马孃住在学校背后，她有空就来我寝室坐坐，一聊就是一个钟头。学校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她是怕我太孤独。”说这些话时，她又操起筛子，她把最后一点豌豆筛完，抬起头，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朝我笑一笑：“马孃是个好人，她偷队里的粮食，虽然是自作主张，但我知道，她完全是为我而为。她见我吃饭咽红苕的难受样子，就皱眉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她才萌生偷粮的念头。她脸皮薄，事情败露，她想到了去死。一念之差，害得她遭这么大的罪，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十分难过。”说到这里，陈老师眼里已转动着泪花。我给她打了一盆清水，她边洗边说：“学校的师生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天黑才能回校，农忙不讲作息时间。我洗完了，接着还要写交代。”她洗得特别认真，眼眶、鼻窝、嘴角、耳碗，都仔仔细细擦拭，还反复用清水漱口，爱干净的习惯一点也没变。她捋起袖子，将手浸入水中，手没原先那么白皙，但依然秀丽润泽。当她解开衣扣，露出虽蒙尘土，但仍然雪白的颈与胸时，我一下转过身去。要知道，平时想见女人的脖子和胸脯很不容易，再热再燥，哪怕汗流满面，她们的衣领和胸襟都捂得紧紧的。我听到她咳嗽一声，就这一声，我忽然觉得她变得陌生了。在我家小镇上，女人在男人背后只咳一声，那叫给男人打张声，像是一种猥亵的暗示。这种习性或者交流的伎俩，在过去的陈老师身上不曾见过，来乡下的时间并不长，受到如此熏陶，多么可怕的生存环境呀。“躲什么呢？”她说，“我说过，我已不是你老师，你已不是我学生。我擦洗完了，转过身来吧。”我转过身，她端起一盆黑汤泼出去，胸前的领扣已扣得严严实实。我说：“我想做君子，非礼勿视嘛！”她笑了，说：“有的礼教太束缚人，我们要冲破它。非礼勿视，是不是真的不想看，我看未必是这样。”她看着我，我的脸忽地红透。她说，“其实，真相是在压抑自己，大可不必那样，放纵一下，何罪之有，你说呢？哪个少年不钟情？”我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她说：“对呀！青春是美好的，因虚伪而辜负她，等青春逝去，后悔就晚了。人，要做就做真君子，敢于袒露自己胸怀，敢于和旧礼教做斗争。”我说：“想这样，但不敢。我宁愿憋死，也要把自己束缚在特定的框框里。有一种生存技巧叫‘适应’，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她说：“胆小鬼，算了，你走吧！”我站立未动，她拍拍我肩膀，说：“走呀，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记住我的地址，常给我写信。”迟疑当中，我的眼睛已经湿润，只点点头，“嗯”了一声。走到门口，她停住脚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她将一封信交给我说，“带给吴校长吧，代我向他问好。”我随手将信揣入衣兜，说：“放心，一定把你的信带给吴校长，问候就不带了，带去就和信里的问候重复了。”她说：“不会的。”我说：“重复也无妨，重情嘛！只是，你和马孃的事，是什么结果，你要写信告诉我。”她说：“没事。有事没事，作为人民教师，到农中已经是最底层了，还能把我贬到哪里去？”正在这时，校工交给她一个竹篮，里面还有一把镰刀，说是校长叫送来的。让她不要停留，接着把校园的杂草割尽。待校工离开，她顺手就将篮子扔到草丛里。除了镰刀，还从篮子里跳出来一只癞蛤蟆，蹦了几下蹲在那里不再动，睁起两只豆豆眼盯住陈老师不放。我忽然想到一句俗语，便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陈老师一听应声道：“你说对了。怪不得我们的校长多次在会上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如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再是痴心妄想，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癞蛤蟆可以吃到天鹅肉！篮子里的这只癞蛤蟆，难道是他在暗示我？”我说：“天鹅如果折翅，飞不起来了，癞蛤蟆当然能够吃到。”她说：“失去高度，不等于失去志向。只要有远大志向，癞蛤蟆就是痴心妄想。”
出了校门，我一看，她怎么把吴校长的信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呢，难怪她说问候不会重复。该如何处理此信，让我为难了好几天。经过缜密分析，我认为，不能让吴校长对生活失去热情，只有他热力四射，我也才会沾到温暖。最后自作主张，就让这封信沉睡在我这里吧。
冬季真的来临，身体和衣衫都单薄的同学，时常哆嗦着身子。如遇晴日，一挨到上午第二节课下课铃响，他们便涌到教室外的墙边晒太阳，还边晒边推搡挤压，试图再制造一点热量，好让躯体更加暖和。
周日早晨，吴校长穿着一身厚重的军大衣，脚上的大头鞋像两座小堡垒，魁梧的身躯在校园里无人与之伦比，整个人有如一尊能行走的雄伟雕塑。我见他看着手表走到教务室门口，然后站定，目光投向学校大门，他在等候什么。片刻，一串铃铛声在校门外响起，随着铃声，邮递员骑的绿色自行车倏地冲到吴校长面前。他并未躲闪，而是一把抓住车把，笑嘻嘻道：“我最喜欢听你这清脆的铃声。”邮递员说：“你等候几天了，可惜，还是没有你的信。”顺手将一沓报纸交给他。吴校长翻过报纸，问：“还真的没有？”邮递员摇头：“真的没有。”说完又飞快骑车离去。
吴校长怀抱报纸，凝视远方，纹丝不动。他一定在扪心自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看着他蹙眉发呆，看着他异于平日的目光和神态，他心里好像非常难受。一个老男人，叫他如何不想女人。曾听人形容说，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禅，可见正当年华的男人，是何等渴望女人。他去追求陈老师嘛，他为什么不去追求心中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去向她表明心迹，敞开心扉，倾诉爱意？眼下婚姻的旋风都在围绕军人刮，军人是时代的宠儿，哪个姑娘不向往？他的勇气呢？他是战斗英雄，战场上杀敌的勇气哪里去了？难道他真是战场上的英雄，情场上的懦夫？只知道等、等、等……我好想上前大胆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陈老师，说你喜欢她？”但迟疑一下，却说：“你在等陈老师的信，猜得对吧？”他自语道：“我没保护好她。”我随口说：“形势越来越明显，谁能保护得了她？”他将怀里的报纸掷也似的投进我手里，弯腰从檐沟旁的绿化带捡起一颗石子，挥臂投向远方。石子呼啸着穿过层层树稍，唰、唰、唰的响声经久不息。
吴校长打开办公室的门，让我坐下和他一道看报纸。他拿起《人民日报》，才浏览第一版的标题，就放下，起身往外走。刚到门口，又折转身坐下，重新抓起报纸看。哗啦哗啦把四个版面翻完，再次丢下报纸，几步跨出办公室。走远了，他扭头高声吼道：“走时把门锁好！《参考消息》你不要看！”其实，我看的正是《参考消息》，这种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看的报纸，只是他一直心神不安，没有注意到而已。
天将晚时，我正准备点灯继续看书——进入冬季枯水季节，电站就不发电了。吴校长却敲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信是陈老师写来的，上面无邮票，必定是她找人传递。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心里直叫唤“糟了！糟了！”吴校长这些天因见不到陈老师的回信而坐立不安，今天他肯定去农中找陈老师了，我隐瞒退信的事情可能已经败露。如果是这样，他会怎么想，他能体会到我的本意是为他好吗？但从他进门一言不发，转身就走的情形看，他在生气。我要是再把唯一一个痛爱我的吴校长伤害了，我后面还有半年多的书怎么读呀！焦虑之中我看完信，信里其实什么都没说，陈老师只告诉我，她和马孃的事已经平息，马孃再次被批判了一番，扣了一百工分作罢，。她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交给校长，校长在她肩背处拍了两下，嘀咕了一句令她费解的话“你呀，你呀！”，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她叫我放心，嘱咐一定要把书读好，向高中拼命冲刺。最末还附了一句寓意很深，却不知对谁的话：大鹏折翅，凌云之心不死。
一天课余时间，袁小圆在一个僻静处候到我，她说：“告诉你一个马路消息，听说吴校长向区里申请，他要去向阳农中当校长。”我说：“不可能吧，陈老师躲都躲不过，他还争着去，真是奇怪。”她说：“正是因为陈老师在那里，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年龄大了，想找对象嘛！”我说：“她和他都是好人，做我们的老师再好不过了，能当他们的学生，是我们的福气。但他俩要是成为夫妻，陈老师她……”她瞪我一眼，说：“她，她什么?看人看主流，吴校长是革命军人，是口红染缸，陈老师这块白布，放进他的染缸里染红，比掉进黑染缸里变黑要好。”说到这里，我感觉出陈老师在她心里的分量发生了变化，不是变重了，而是变轻了。这种变化，就反映在她的“染缸论”里面，这个论断，它不仅伤害到陈老师的自尊，我的自尊也受到伤害。于是我说：“身份能上色，感情是不容易上色的。反正，她俩在一起……”她似乎觉察到什么，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是说，现在时兴姑娘找军人，他找她，她不亏。算了，别谈老师的事情。”我说：“不谈也罢，我们把自己的书读好才是本分。”
其实，我一点也不希望吴校长去农中，是种什么心理在作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学业；也许，是因为对明天的憧憬……
至于吴校长要求去农业中学的事，先一阵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有马路消息疯传，说上级根本就不批准，主要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他的英雄形象。维护英雄形象与去不去农业中学有什么关系，我很纳闷。之后，卢夫恭的解释，让我心里喜一阵，忧一阵；热一阵，凉一阵。那天路遇卢夫恭，她叫响我的名字说：“伊诗岚，告诉你，吴校长一心要去农中，他是奔陈老师去的，上面怕他犯错误 所以不同意他去。”我问：“怕犯什么错误？”她一扬头：“你别装糊涂，你们男人爱犯的那种错误呀！”我心情一下复杂起来，说：“既然爱犯，就不会因为距离能隔断他让他不爱犯啦，而是相反！”她一惊，说：“你心里好坏好复杂呀，你是说，距离产生思念，越思念，爱得越凶，就越是爱犯男人爱犯的那种错误？”我说：“不知道，是你在演绎，你在延伸，我想不到那里去。”她哈哈大笑，拔腿就跑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