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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仍然大雨如注，雨中的尤姐，披着一身纷飞的雨丝，雨丝非但没能把她分割成虚幻的影子，反倒将她冲洗得更加明朗，更加突兀。我心中便有了耸起一座丰满的雕像的感觉。这种感觉，叫我明白，尤姐已成为我心灵里怎么撇也撇不开的那个女人了。
进门的屋角有一袋米，大约有十来斤，这定然是尤姐带来的。
又过了半月，祖母去世了，无疾而终。母亲给祖母穿上寿衣，又穿了新鞋新袜，头上还包了深色的新帕子。祖母显得整洁安祥，脸上了无一丝痛苦，像是睡着了一样。
安葬完祖母从坡上下来，一进屋，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了。母亲悲伤地望着我，我也目不转睛看着母亲，母子相对无言，四行泪水同时流下来。我说：“好冷清，好沉闷！”母亲撩起衣襟，拭去眼泪说：“好大一个家，就这样四零五散了，丢下我们母子，怎么忍心哟！”下乡以后，母亲不再用手绢了，不管是拭泪，还是揩去飞进眼里的小虫子，都用衣襟。看着母亲泪水涟涟，不断撩衣襟擦拭眼睛，我知道，她不仅是为失去两位亲人而悲伤，更是为我黯淡的处境担忧。我不甘心自己被抹黑的人生就长此以往没有一丝亮光，这样的桀骜使母亲更加忧心忡忡，时常害怕我憋出病来，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说：“父亲走了，我头上少了一道紧箍咒，心里少了一份顾虑，凡事还让我忍着，憋死我了。”母亲说：“儿子，你父亲人走了，名分还在，所以你还得夹起尾巴做人，还得处处小心，我还要给你一道紧箍咒。”我说：“不，决不，我实在不甘心枉度一生，妈！”母亲怕父亲走后，我失去父亲的约束、教育和启迪，我的人生会走更多的弯路。因此，母亲所说的紧箍咒，就是想借助父亲过去固有的力量继续影响我。我们家乡四季都挂蚊帐，于是，母亲在蚊帐里的竹竿上，把父亲的那副老花眼镜挂在那里，让承载过父亲目光的镜片继续盯着我。她规定我睡前醒后，都要望望父亲的眼镜，用父亲的教诲，反省自己每天的行为。早晚看父亲那副眼镜，许多记忆都还定格在那副老花镜的镜片上，还真的显示着父亲那庄重严肃的眼神，还真的承担起对我告诫和警示的责任。
这天晚上，在饭桌上，母亲突然问我：“那个姓尤的女人真的对你好？”我一怔。这样的话，也只有在没有父亲之后，母亲才说得出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母亲将我的沉默，误认为想承认但羞于回答。就又说：“要是她喜欢你，我看也可以。人家是城镇户口，结婚生孩子，你的下一代又回到街上去了。不是现在小孩的户口都随母亲吗？”我说：“妈，你已经认为，我这一辈子，只能找个尤木鱼过日子？”母亲听了我的话，自责地埋下头，当她再次抬头往嘴里刨饭，几滴眼泪掉进碗里。我后悔自己的话太直太重，置母亲于难堪的境地。于是我说：“妈，其实，你的话没有错，错的是我自己。我至今还未丢掉幻想，还未正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还在苦苦挣扎。我，太不懂事了！”母亲搁下碗，懊悔地说：“儿子，不，是当妈的鼠目寸光。我的儿女个个知书达理，就是时运不好，也不能找个过婚嫂将就。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说：“妈，知道你操心我，但我不愁的事情，你也别愁。现在有点细粮，想办法把饭吃饱，就很不容易了。”母亲刨净碗里最后一粒饭：“不说啦，不说啦。”眼泪又跟着下来了。吃了饭，母亲洗完碗热潲喂猪，她喊：“今夜十五大月亮，你忘了？”我的书已经抱在手上，便故意问：“忘了？做什么忘了？”她说：“月亮坝里读书呀！”我到她跟前，举起书给她看，说：“穷不丢猪，落难也不丢书，母亲和我，两手一齐抓，都不丢。”她终于笑了，说：“你不丢书就好，但愿有一天用得上。”
圆月露出坡尖，不一阵就越过树稍，照亮瓦屋和竹林，给地面投下奇形怪状的阴影。竹稍风动，影子就像勾头弯腰，在家门口忙忙碌碌的老妪。我把凳子安放在院坝最开阔的地方，这样就不用追着月光走。等到月亮偏西，整个院子被阴影覆盖，我也该睡觉了。明月夜读书，月光照在书上，字迹清晰明亮，又有露气滋润，读起来情节鲜活，如身临其景，越读越有精神。不像秉灯夜读，光线暗淡，视觉阴沉，而且油烟缭绕不绝，鼻孔很快就薰黑了，还要担忧定量煤油被我浪费，母亲晚上做家务就会摸黑。只可惜月中的晚上，不是每逢必晴，因此觉得这盏“天灯”，有时慷慨，有时也很吝啬。看的书是巴金所著《爱情三部曲》中的《雨》，正看到玉雯死前留给吴仁民的那封信，这时从竹林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从俏丽的体型看，我一眼就认出是薄荷，真没想到她会来。她不是每当圆月夜，都会在她家房侧的磨盘上，如痴如醉地赏月吗？今晚突然跑到我们院子来做什么？她悄无声息走过来，撩起书的封面看了一眼，盯住我却不说话。我正看到兴头上，就问：“你知道玉雯为什么自杀吗？”问完，才觉得这话问得有点没头没脑，又补充道：“你看过这本书吗？”她说：“没有。乡下有几个人像你，成天把看书当饭吃。哎，别扯书，我是专门来告诉你一件事的。”我问：“什么事？”她说：“胖崽提班长了！下一步就等提排长，那就是干部了，我随军的日子就不远了。”听完这话，我惊喜得唰地站立起来。但很快，想到人家可以沿着通往理想的阶梯不断向上走，而自己却渐渐地朝着灰暗的底层沉沦下去，我就感觉心里越发苍凉悲愤。我对她说：“本来应该为你们高兴才对，可即便脸上装着高兴，心里实在高兴不起来。我就是个崽儿，就是一粒掉在一个角落的泥土里的稗草种籽，即便是长出苗来，也是逗人嫌，招人恨，被锄的下场！”她脸上生出一种怨恨，说：“你怎么这样悲观，恨死你了。告诉你，越是不得志，你越是应该鼓励自己才对。”她的眼睛湿润了，又说：“在现实生活里，你确实过着不如人的日子，但一定要让自我像一座山一样耸立在心中，决不能倒下去。珍爱自己吧，落魄不落志，世界上谁都没有自己伟大！”我浑身一抖，问：“这末一句感慨，是哪本书上说的，我怎么没有读到过？”她说：“没有谁在书里说过，是我自己说的。”我“哦呀”了一声，坐下望着书本陷入沉思。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她用脚尖轻轻碰一下我的腿肚说：“我走了，夜露重了，回吧!”她走了，摇摆着遗传于母亲的丰腴柔软，始终不被繁杂的劳动负荷压榨变形的腰肢，消失在竹林的阴影里。但她那句“落魄不落志，世界上谁都没有自己伟大”的疑似名言，却深深植根于我心中。
近来，一早一晚，我几次看见杨大队长在竹林外逗留，不时扭头朝我家后门窥探，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目光在搜寻什么。这天傍晚，他又来了，我趴着腰，隐在一堆玉米杆后面，捡起石子朝他猛掷过去。石子唰唰地穿过竹叶，正好击中他的腮帮，只听他“哎哟”一声，随即捂住脸撵过来。原来我脚下就有口废弃的苕窖，跳进去后，我轻轻拉过些玉米杆掩住窖口，藏在里面，屏住呼吸，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大队长的脚步声绕着我家后门和竹林走了几圈，就没声息了。回家我对母亲什么也没说，默默看过几页书就睡了。
第二天，工间休息，队长在地里开了个短会。他说：“第一，昨晚杨大队长在院子竹林外遭到坏人袭击，被一块石头打掉一颗大牙，公社马上会派人下来侦察缉捕坏人，真是我们队里的人干的，这个人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钱的牢饭在等他去吃。第二，小春粮食分配已经结束，各家分的麦子豌豆够不够吃，你们心里很清楚。我一贯的主导思想很明确，还是那句话，粮食要增产，人口要减产。麦穗谷穗多结几粒籽，该嫁的人早点嫁，该死的人早点死，赖在队上大家不会给你好脸色看。有个家庭不是不长时间就报销了两个人嘛，省下几百斤口粮，每个壮劳力，上季可以多分好几斤麦子，下季可以多分好几斤谷子。”他停顿一下，观察完大家的脸色，又说：“如果大家都听懂了，就开始干活！”队长的话音才落，我就听见母亲嘤嘤的哭声，哭声也勾起我内心的悲痛，我强忍住泪水不让它流出来，嘴里吐出两个含糊不清的字：“畜生！”就在这时，有人喊：“快看，快看，出事了！”我惊慌地寻声看去，原来，坡梁上行进着长长的一列队伍，人人扛着红旗，臂上戴着红袖章，边走边吼：“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所有在场的人都微微张着嘴，看得不知所措，直到队长喊了声：“想去学二流子呀！”，大家才醒悟似的相互盯一眼，重新回到自己的农民角色，继续狠劲挥舞锄头干活。
一整天，我都在准备为自己的勇敢行为付出惨痛代价，我都在等待上面来人清查我的袭击行为，等待缉捕我去吃那不要钱的牢饭。这样的等待是何等漫长何等痛苦啊！我做好被抓走的准备，将所有的书籍藏在小阁楼里，外面只留一本艾思奇的哲学书。我忧心忡忡地吃饭，忧心忡忡地上床睡觉，这一天一夜是怎样过来的，我都记得含混不清。在我头脑里留下印象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母亲那始终偷偷跟随我窥视我的身影。早饭后正要出工，前脚才迈出门槛，就突然听见一声惊叫：“儿子！”我猛然转身往后看，只见母亲一手扶住门框，一手捂着左胸，恐慌而又凄凉地望着我。我问：“妈，你怎么了？”母亲又马上强作笑颜道：“没怎么，好好的呀！”我说：“不，你心里一定有事。”她嗫嚅了好一阵，才颤声道：“我怕你这一出去，今天就回不来了，我怕外面有人等你。”我说：“妈，你怎么这样想？”她说：“我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母亲的这一句话，我什么都明白了，母亲的心，无时无刻不搁在儿的身上。我按捺住悲愤，说：“妈，如果真有那一刻，你要保重身体，儿子会回来的。”说完我含泪出门，回望母亲，泪眼里是她瘦弱的身子，也听见了她凄切的呜咽。
今天的太阳火辣辣的，一冒出山坡就晒得人汗流浃背。我第一个出工，这时还不见队长的影子。我躲在一棵茂盛的桑树下，眼睛不看别处，只一心一意盯住院子外那条通向外界的大路，想最先看见来抓我人是什么样子。灰白大路上过来一群青年，又是打着红旗戴着红袖箍，气势汹汹地押解着两个人，嘴里不停喊口号。我仔细辨别，喊的口号是“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押解的恰好是大队支书和杨大队长，这块地盘上的头面人物。我深感意外，时事怎么一夜之间就被颠倒了？惊奇得回头就往家里跑，想早点告诉快出工的母亲。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有人热烈鼓掌，也有人问：“把龟儿们押到那里去？”戴红袖箍的回答：“押去公社批斗！”母亲手拿镰刀，站在门口朝外张望，她也看清了此时的情形，但脸上并没有笑容。她见我轻松得有些得意，就说：“看来眼前你不会有事，但莫忘了，这块地方可是人家捂热了的。”一句话像当头一瓢凉水把我激醒，母亲的话应该具有预见性，这两人不是平头百姓，没那么容易说倒就倒了，这块天还需要他们撑起来。但我还是说：“躲过一阵是一阵。”我和母亲谁也不再说话，各自去了该去的劳动场地。
第四十二章
秋播结束这天，杨大队长从院坝穿过，身后跟着队长，他依然趾高气扬，未减一丝往昔的倨傲。看来，母亲的话不无道理，那几天的批斗完全是一场闹剧。我正好站在路边的竹林下，和他目光相对，我并未躲闪他眼神里直逼而来的凶狠。我还没走远，队长一个人返回来，叫住我，然后从腰带上取下烟锅，点着吃。他边吃烟边翻上眼皮瞟我，吃了两锅烟丝，他才说：“崽儿，抓你的差，抽你去县上修龙滩电站，时间一个月，明天出发，今晚准备一下，把家里安排好。”我问：“抽几个，有伴吗？”他说：“一个大队抽一个，杨大队长亲自点的你。”没等队长先走，我就懵头懵脑离开了。回到家，母亲不在，我爬上小阁楼，选了五本书，捆在一床补巴被子里，又收拾好搪瓷碗和洗漱用具，一切妥当了，就傻傻地坐着一动不动。也就在这时，我突然自己问自己：铺盖卷打得这么快，在想什么呀？是去读书？是去当工人？是要远走高飞？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换一个地方出卖苦力。大队长亲点的差，还不知暗藏什么玄机呢。心里纷乱得很，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对这个差事为何还如此兴致勃勃？也许是在田地里憋得太久，不论外面的世界怎样，总想出去透透气。母亲回来，我把要离家一月，去修电站的事说了，要她自己照顾好自己。她怔怔地看我好一阵，才说：“是好事，风里雨里田里地里，都快把儿子沤烂了，出去过几天新鲜日子，也好。”母亲检查过我的行囊说：“被子拿床好的，出门要有出门的样子，别丢了伊家人的脸面。”我说：“走得再远，也是下苦力，我的装扮符合我的身份。”母亲不高兴了，说：“别人叫我们抬不起头，那是别人的事情，自己叫自己抬不起头，那就是自己跌志了，没骨气，我不准许这样。”母亲动手换了新被子，还把书卷在里面，背包打得方方正正，看起来比我收拾的顺眼多了。我嘀咕一句：“再新再干净，也会惹满虱子。”不料被母亲听见，她说：“惹了虱子我烧开水烫死它，再脏我都能洗出本色。”我扭头朝母亲抿嘴一笑。
第二天清晨，我告别母亲出发。这一次，母亲没流泪，反而一脸明朗的笑容。看我背着整洁的背包，手里提着半网兜生活用品，她说：“一点也不象个卖力气的，跟你两个哥哥去上大学时一模一样。”我说：“妈，只要你心情好，我也就放心了，你要保重哟！”出了院子，见队长立在路边吃水烟，像是提前在这里等我。他移开烟嘴说：“听说修电站的好些人进城闹事去了，你们是去补充的。活路很艰险，放炮，抬石，夯坝没有一样不险要，你做活要长眼睛，要用脑筋，啥样子去啥样子回来，回来最好能拿张奖状。”他压低声音说：“有人问你啥出生，你灵活点嘛。”然后又高声问：“崽儿，你听懂了吗？”我点头：“懂了，决不给队长丢脸。”翻过坡梁，走进一片洼地，突然我的双眼被人蒙住。双手蒙我眼睛的人就在我身侧，感觉手很温润，身子紧紧抵住我胯骨，也很柔软，左肩触着个圆滑的东西，更让我瞬间心嘭嘭直跳。一股香皂味传过来，我随口叫道：“是薄荷！”手松开了，一睁眼，果真是薄荷。她问：“听说你要出去一个月？”我说：“队长是这样说的，我还想两个月，三个月呢。”她咬紧牙关说：“你心好硬！”说完，一把抓住我的手。我没言语，此时我在想，是挣脱她的手呢，还是就这样被紧紧抓着，叫我俩的心一起多狂跳一阵。犹豫着难以选择时，我无意间看了一眼太阳，太阳已冒出山坡，我立刻想起肩上的责任，便说：“还要赶几十里路，我该走了。你安心等着做你的随军家属吧！”她手松开那一刹，眼泪随之沁满眼眶。她说：“我也唯愿你好，你不应该永远是这个样子，我看你这阵就不像个农民了。”我说：“谢谢你的好心。”并向她摇了摇手。她也摇手，那样缓慢，似有许多不舍。走在路上，我好几次扬起薄荷抓过的右手，翻转着看，那上面一点一点慢慢消失的温暖柔和的感觉，足足让我激动了好几里路程。
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后我从工地回来，就再没见到薄荷。
龙滩电站很大，整个工地红旗招展，标语林立，色彩艳丽得让人眼花缭乱。报到时我被指名分进“爆破组”，我听见负责报到的人“哼”了一声，轻声自语道：“文鸟鸟的，又是个塞炮眼的。”这话在我耳里却像一声炸雷，使我紧张了好一阵。黄昏将近，我跑了好几道山湾，才找到住宿的草棚。我放下背包网兜，一个壮实的男人问：“你走错地方了吧？”我惊讶地反问：“这不是爆破组的宿舍？”他说：“还宿舍呢，狗窝不如！”他仔细打量完我，然后“哎”地叹了口气，就倒在地铺上毫无动静了。靠竹笆墙边，刚好空出一身铺位。我把乱糟糟的稻草铺平，打开背包，整理好床单被子，算是有了个窝。屋里没桌子，也没一块台板，碗和漱口杯无处放。见别人的饭碗都随便扔在枕头边，我也只好把口杯和碗重在一起，放在靠头的墙角边，在上面盖一本书。这时，进来一群年轻人，推着搡着，从一个人的衣兜里抢吃一种野果，都嚷着果子虽然涩口，但总还有一丝甜味。还说明天收工再去山上多摘点。谁都忽略了我，没人用眼角朝角落瞟过。闹了一阵，他们也都倒铺睡过去了，手里还捏着没吃完的红果子。
我在地铺上翻来覆去好一阵，总是不能入睡。棚里香甜的酣声此起彼伏，波浪一样不断涌来，将我深深淹没，我有了窒息的感觉。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中我看见头上有一朵硕大的白云移动，慢慢朝上飘，朝远处飘，白云把我一同载走，最终飘出了知觉，飘进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曾在石仓雕琢女人生殖器的王石匠，第一个发现了我。他问：“原来是你呀，你怎么睡在这里？这个铺位不吉利！”碰见熟人好惊喜，只顾开心地望着他笑。他说：“你没听懂？你这个铺，原来是个右派在睡，几天前他排哑炮被炸死了。”其实，一开始我就听明白了，只是我不在乎，便说：“他是他，我是我。况且只剩这点地方了，如果我故意插到通铺中间去，别人也不愿意。”我告诉他，不是不吉利，而是边上太潮湿，应该在竹笆墙外挖条排水沟。他听了立刻找来两把锄头，他和我一道，很快铲了条排水沟。没几天，我铺下的稻草不再渗水，床铺干燥了许多。过后石匠跟我说，爆破组长告诉他，我是被当地专门派来填补爆破组缺额的，名册上我屁股后面缀了一笔，我还是带着身份来的。还说我很有眼窍，被炸死的右派睡了那么久的湿铺，都没想到在墙外开条排水沟，我却一来就想到了。我悲叹身份就像烙在了额头上，人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想起上路时队长叮嘱我，有人问到出身时灵活点，现在看来一丝一毫也不敢灵活了。
这天打炮眼，王石匠让我掌钢钎，他抡大锤。边打他边教我：放炮的时候，要跑得快，跑得远，躲在有遮挡的地方，以防飞石砸伤。还告诫我别主动去点引线和排哑炮，因为我没有经验，易出危险。炮眼打好，埋进雷管和引线，填满炸药，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点炮。正要疏散人员，来了一伙人，押着个胖乎乎的当权派，于是所有人被叫停手头的活路，一齐上阵召开批判大会。押人的革命派带着红袖箍，他们和同样带着红袖箍的工地革命派在交谈着什么。突然，我从中发现了谭班长，便大声呼叫。他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哎呀！革命的浪潮怎么把你卷到这个战场来了。很好，你也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勇敢地和走资派做斗争。”久别重逢让我激动不已，没听清他对我说些什么，只顾盲目点头。我突然问道：“你在革命的征途上，见到过陈老师吗？”他摇头。“那吴校长呢？”他说：“都没有，也许这些人都成了革命的绊脚石，被踢下了历史舞台。”我再问：“袁小圆现在怎样？你不会不知道吧！”他脸色变了，说：“我俩掰了，她看不上革命的造反战士！”这时，同行的革命派给他送来一张字条，说：“他们的借条写好了，可以走了吧？”谭班长又郑重其事地握着我手说：“别惦记你问的这些等闲之辈了，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该淘汰的自然会淘汰。时间很紧张，这个走资派借给你们工地批斗半天，机会难得，你一定参加啊！”我猛然感觉，他已不像个学生，而像个革命战士。被批斗的人是我早就见识过几次的羊县长，他衣着整洁，脚上的皮鞋依然锃亮，站在岩石上，虽然低着头，却仍旧显示出一副养尊处优，与众不同的派头。批斗渐进高潮，群情激愤。来自全县各个公社的民工，带来他们亲历的，或是道听途说的领导者的罪行，一鼓作气，将痛苦和愤恨，全部倾泻在羊县长头上。有人泣不成声地上台扇耳光，揪头发，吐唾沫。其中一个人，不象民工，身边的石匠告诉我，是工地的宣传干事。他用脚尖在羊县长的裆里勾一下说：“别看他多正经，这玩意儿名正言顺搞了三个女人，也就是说，这老东西已经结过三次婚。”有人喊：“坏鸟，割下来喂狗！”也有人吼：“骟了，骟了！”王石匠恨得咬牙切齿，直喘粗气。他肯定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快四十的人了，连个女人的肉身都没挨过，只得靠那块冰凉的“女人花”石雕安慰自己。他像突然明白似的，他愤怒了，情不自禁地喊道：“原来女人都叫这帮狗官霸占了！”接着，他挥舞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附和的吼声如雷轰鸣，无数只手举起来，工地像忽然长出一片森林。一个老民工，脸色黧黑，顶着一头尘土，他手指羊县长厉声揭露道：“多搞几个女人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要不了人命，罪大恶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那里。两年多前，这废物来我们队蹲点抗旱，搞瞎指挥，不能打井的地方，他非要命令三个年轻人挖井，无论众人怎样反对，他都以势压人，用破坏生产的大帽子把反对的人压制下去。结果，井挖到两丈多深，还见不到一滴水，他就强令挑灯夜战，发扬愚公精神，再挖五尺见清泉。就在夜战当晚一点钟，土井塌方，将三个精壮劳力砸死在井里，那个惨状呀，谁看了谁都会晕死过去！”他话音一落，一群民工蜂拥而上，边打边喊：“血债要用血来还！”就在这一刻，王石匠也跟着冲了上去，但他却穿过人群，消失在炮眼的方向，那急切的脚步，像在追赶风。我半天没想清楚，石匠要去哪里，等我明白过来，石匠已经趴着腰潜回来。朝他身后看过去，岩石后面稍远的地方，一缕缕淡蓝色烟雾里，哧哧地喷射着火花。我的心瞬间狂跳得缓不过气来，几次想喊都叫不出声。此时批斗正酣，疯狂的民工围着羊县长拳脚相加，谁也没发现危险在步步逼近。老民工边扯裤腰边往岩石后走，还没尿出来，他黧黑的脸上满是惊恐地大声喊叫：“有人点炮了！有人点炮了！快逃命啦！”听见喊声，围斗的那伙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眨眼之间，批斗会场就没了人影。也许是羊县长被斗懵了反应迟钝；也许是他在这一刻突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有了视死如归的万丈豪情，当我跑出好远，回过头张望他时，他仍然挺立在岩石上。我的心猛然紧缩，本能地转身往回跑，边奔跑边喊：“危险，快跑，快趴下！”可能喊声还未传到他耳里，轰然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爆破的气浪把我击倒，我顺势滚到一棵大树下，紧闭双眼。惊魂过后，我睁开眼睛，硝烟已经散尽，遍地草木落满尘土，大地寂静无声。我仔细搜索那个应声倒下的走资派，哪怕仅一息尚存，是生命就应该拯救。乱石和浮土都散发出刺鼻的硝烟味，犹如穿行在激战后的沙场。我看见泥土里有个黑而亮的东西在闪光，它不是一般的光亮，是带着感情，带着意志，变幻着强弱的那种会说话的闪光——那是一只眼睛，一只从泥土萌生出来的眼睛，它在大地震撼之后，在泥土沙尘的淹没中，并没有闭上，仍然顽强地圆睁着，闪烁着丰富的光芒。接着浮土下有个躯体在蠕动，沙石纷纷崩塌，猛然，一个人影破土纵身而起，立定在乱石间巍然不动。他振臂高呼道：“我羊东生不是走资派，我是无产阶级，我是革命干部，我冤枉，我冤枉啦，我死不瞑目！”喊完轰然倒下，大地发出“咚”的一声巨响，我脚下的地皮在颤抖。巨响和颤抖之后，大地死一样寂静，静得让我感觉出他的可怕和他的可怜。满坡鲜艳的旗帜肃穆地垂着，没有风让它飘扬，都在沉默地守望着什么，也许是守望着一个生命的悄悄消亡。
我心里再次萌生人性之善，不顾及身份，只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跑到羊县长身边，用衣襟擦净他脸上的泥土，还有嘴角和鼻孔的血迹。头磕着一块锐石，我一手抬起头，一手移开石块，让头枕在绵软的松土上。血流出来，洇红一片泥土。树上挂着个军用水壶，我取下来，给他喂水。我将他扶起来，让他肥硕的身躯靠在我瘦小的身躯上，然后把水一点一点喂进他嘴里。本来就没闭合的眼睛，这时睁大了。看见我，他嘴角掠过一丝笑容，嘴唇翕动着：“我谁都对得起，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可是，在我生命即将消失的时候，想挽救我的人反倒是你……”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生命终结前的眼神是迷惘的，也是愤慨的，对视着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幽幽地过了好一阵，他生命的火焰才慢慢熄灭。拂去他身上的尘土，捋展衣服，擦净皮鞋，让它仍然铮亮。我拔下一面旗帜，盖在他身上。做好这一切，饥饿袭来，我才好像回到现实，感悟到原来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权贵和草民此时都一齐变得微不足道。
下午，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永远凝固在那个时刻。晚上，王石匠呼呼大睡，嘴巴大张，露出两排利齿，鼻孔外露，鼾声紊乱，其狰狞面目让我十分恐怖。
次日，来了一伙人，将羊县长的尸体搬走。由于现场的革命群众毫发无损，没谁深究这场事故，这个悲剧，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三十一天后，我离开电站工地回家。临走，爆破组长交给我一张出勤证明，一张奖状。出勤证明写清了我在工地的出工天数。至于奖状，他说：“一个县长被斗死了，毕竟是件伤心事，尽管他是走资派，但他也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如果谁都躲着不管，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是你送他人生最后一程，你的行为值得称赞，应该发给你奖状。但这种表彰，不能在大会上，只能悄悄在暗地里。以上的这些话，都是我转达工地领导的原话。”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好不住点头。在工地吃过最后一餐早饭，我带着十分珍贵的出勤证明和奖状，告别爆破组的工友，告别漫山飘扬的旗帜，回到了生产队。
一个月孤独无助的沉重生活，使母亲衰老了许多。见到完好无损的儿子，她激动得直流眼泪。等心情平静下来，母亲却突然对我说出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她说：“胖崽牺牲了，那是你走了没几天的事。”我听了头里顿时轰地一声巨响，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呆呆地望着木窗外的翠绿竹林，泪水不住地淌下来。
整个下午，我都没出去，坐在屋里定定地想胖崽，想薄荷，想他们俩人的事。直到后来，怎么想也想不清楚，我才在昏昏沉沉中看了几页书。
晚上，母亲拿出一包点心，解开纸捻的那种细绳，取个脆皮点心送到我嘴边说：“尤姑娘送来的，你先尝一个。你走后她来过两次，有一次还送来五斤白面。”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一直把尤姐叫尤姑娘。我吃一口点心，又甜又酥，便自语道：“好久没见她，也不知她好不好。”母亲曲解了我作为人之常情的那种挂念，她笑了一下说：“好象比原来还水灵一些。”我假咳一声，顿了片刻，母亲又道：“尤姑娘还说，五兄弟这次在县里呆的时间长，不知能不能碰见他的陈老师。”我说：“倒是碰上过同学，但不知情。能把陈老师的消息打听到，那真是万幸。可是，没那个机缘，也不晓得为什么她会杳无音信。”说完，我想起电站工地上，谭班长说的话，难道陈老师真的被踢下了历史舞台？母亲说：“远得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别老牵挂在心上。人呀，在哪个坡，唱哪个歌。”我闷了好一阵没说话，也没在意母亲什么时候离开的，直到晚饭端上桌子，母亲叫我吃饭，我才从一种说不清楚的思念里走出来。
次日出工，特意路过胖崽家院坝。院子边一丛盛开的菊花金灿灿的，散发出淡淡的幽香。我一眼就看见门楣上那块崭新的“烈属”牌子，它让门庭变得沉重而又肃穆，仿佛一面旗帜在感召路人，让每一个从它面前经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