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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收工，胖崽找到我，说他叔叫我去一趟。到队长家门口，队长正坐在门槛上吃水烟。他左侧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新鲜的野兔皮。他吧嗒吧嗒吃足了烟，才对站了半天的我说：“你还想回街上赶牛车进运输队？做梦！给你说白了，就连学石匠、学瓦匠、学蔑匠、上涪江拉船这些笨重活路，都没有你的份，你只能牢牢地拴在田坝里，做一辈子农民，修一辈子地球！”他说完，还没容我想明白此话的由来，就朝身后的屋子喊一声：“胖崽！”胖崽提个竹提篮出来，塞到我手里同时瞪我一眼。提篮面上盖张报纸，看不见里面装的什么东西。队长起身，一边把烟杆别在裤腰上，一边说：“街上张屠户的婆娘来走后门，说她男人不在了，想叫你去跟她拉车。你如今已落魄到乡里，好事就别想了，安心当农民，哪能世世代代坐在街上享清福？”我像一棒打晕了的望嘴狗，夹着尾巴跌跌撞撞往家走。路上我揭开报纸，提篮里是几根红苕，我心里更是乱糟糟的，满腹疑惑地把提篮带回家。当着父母的面，将队长坐在门槛上和起身后说的两段话学给他们听。母亲说：“尤木鱼去求队长，不会给乡下人送几根红苕，队长和胖崽，也不知谁掉了包，吃了昧心食，还装清白，做样子把东西退回来！”父亲很平静，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再提一个字。今后遇事也这样，只能闷着，切忌多嘴多舌。”沉闷、抑郁的气氛，已经重重地笼罩着这个家，父亲还要我们凡事三缄其口，我真的快被逼疯了。回头看母亲，母亲无声，眼泪涟涟。她对我说：“这里的人太狠心，太计较，太认真了，连个吃苦力的匠人都不准你学，还巴望什么？唉！”我安慰她道：“不让学就不学，这也不是队长一个人的意思，我不会怨恨谁个，也不想怨恨谁个，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去学手艺，对那没兴趣。我才十七岁，就先在泥里、风里、雨里炼一炼筋骨再说。”母亲又叹一口气：“唉！遭罪哟，我儿子遭罪哟。”
想到尤姐，心里就很惭愧。为了留住我的城镇户口，她忍受了汤主任愚弄；为了不让我成为名符其实的泥腿杆，她厚着脸皮给素不相识的队长送礼，结果四处碰壁，既丢脸面，又破费钱财。这两样东西，对于一个寡妇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可是，为了我，她全都舍得付出。
转眼进入秋天，棉花地里的棉桃开始裂嘴，雪白的花絮吐露出来，顶着露珠散布漫坡遍岭，太阳一照，像漫天星星在闪烁。这天晚上收工回家，母亲对父亲说：“快摘棉花了，你还不上街检修轧花机。”说完怪模怪样地望着父亲笑。父亲也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大扳手，急匆匆往门外走。刚跨出门槛，父亲回转身，向着母亲苦笑着摇摇头，然后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完，父亲晃动手里的扳手说：“可惜我一手高超的技术啊，再无用处了，哎，还是留着吧，留着兴许下辈子能用。”母亲抢过扳手，放回工具箱，说：“好，好，好，下辈子用，下辈我还做你的助手。”父亲不愿意了，说：“当不当助手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做我的妻子。”母亲撇撇嘴：“还做你妻子？不了，你太能干，跟着你活受罪。”说完，两人又笑了一通。这一回，母亲眼角也噙满泪水，可它闪烁出的却是快乐和幸福。父母这样的欢乐情景，下乡之后，我就见了这一次。
“秋老虎”还真不是徒有虚名。房子又窄又矮，一夜过去，屋里白日烤烫的桌凳仍然热乎乎的。床上的竹席，汗水洇出我身体的图形。内裤湿透，紧贴肉上，裆里棱角分明。我赶紧从水缸里端了盆水，站在竹林里浮皮潦草地洗了个澡，只敢稍微抹点香皂，由于水太少，就这样也未必能把泡沫冲洗干净。队长透过竹林空隙，勾着腰朝我喊：“崽儿，大清早洗个球的澡呀！快去下头院子传话，上半天翻苕藤，下半天摘棉花。翻苕藤按亩计分，摘棉花按斤头。”
下头院子也靠河边，有晨风从河面吹来，浴后的身子更觉凉悠悠的，很是舒心。院子四周同样是茂竹围绕，只见散乱的炊烟，不见乌黑的屋顶。才出笼的鸡鸭一边屙屎，一边奔向竹林或菜地觅食。路侧地里的豆架下，一个老妇领个男孩在大便，屁股下是自掘的小土坑。她对男孩高声孩呵斥：“你要是再敢吃家饭屙野屎，小心我打烂你屁股。”男孩昂起头吼：“胖崽说的，谁在自留地屙屎就斗争谁，我怕。”老妇一巴掌煽在男孩头上：“你还犟嘴！胖崽是个啥东西？就会缠人家小姑娘。”男孩站起身，老妇朝路上一条正在东张西望的黄狗唤一声，黄狗跳进地里，将男孩撅起的两瓣屁股舔得干干净净。
传完队长的话，我更是饥肠辘辘。走到院子西头，橘子树下，那个漂亮姑娘在对镜梳头，嘴里哼着悠扬的歌。我已经晓得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薄荷。她对我说，她看见我的身影就激动，就想唱歌。早晨的薄荷漂亮得更加鲜艳夺目，真真切切惟妙惟肖就是一个在学校早操时出现在操场一角的陈佩缇。她还说，我身上透着一股香皂味，香皂牌子叫“绿叶”。我惊异在乡村还有这样的女孩。她见我如此意外，便说：“你小看人！别的女孩梦里的香胰子，我时常没离过手，我妈最爱给我买。”她妈是谁？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识过。于是，我有了悄悄打探的好奇心。“我该走了，赶紧吃过饭就出工翻苕藤，队长经常用眼角挂着我呢。”我说。她急忙说：“我在吊角地等你，翻苕藤挣的工分四六开，你六我四。”我说：“不，对半开，不敢剥削你的劳力。”
我搁下碗筷就往吊角地跑，结果胖崽早在薄荷面前扭秧歌，逗得薄荷咯咯地笑。我隔着半块地没过去，薄荷看见我，收住笑，脸倏地红了。胖崽这才察觉我，背影变成前胸，睁着恶狠狠的大眼睛：“崽儿，你站在那里望个球，走一边去，这块地不要人了。”我偏朝前逼近几步说：“一大早，我到下头院子替队长传话时，薄荷就约我到吊角地，我答应了她，不能言而无信呀！” “少在那里孔夫子死了倒起埋——文屁冲天！”他向我吼叫完问薄荷：“是真的？”薄荷羞怯地点点头，轻声回答：“真的。”胖崽一听，气乎乎地对薄荷“呸！”地一口，拔腿就走，一边走一边嚷道：“一个是叛徒，一个是还乡团；一个出卖同志，一个反攻倒算，都不是好东西！”薄荷急得快哭了，哀声道：“怎么一眨眼，我们都变成敌人了。”我说：“别管他，拼命干活，只要活干得多，队长就喜欢，他就会视我们为好同志。”一上午，我们挥汗如雨翻完两块地的苕藤。薄荷说她憋了一大泡尿都没空屙，刚跑进土沟里去救急，队长来了。他问：“还有一个人呢？”我下巴朝土沟那边点点。他冷笑一声：“漂亮妹崽的屁儿那么白，你都不敢偷看，看来，你还真是个正经崽儿。”我问：“队长，你怎么知道她屁股那么白？”他奸笑道：“崽儿，猜都不会猜？”队长在我们翻的两块地里跑了一遍，然后说：“活做得多，质量不行，有断藤，有的杂草没拔。”我问：“队长查别人了吗？”他说：“我想查谁就查谁，哪个也管不着。”我说：“当然啰，小国之君嘛。”他眼睛一瞪：“别咬文嚼字，说明白点。”我说：“大家都是你的下饭菜。”他乐了：“自然啰，三百多人的队，不厉害我怎么治得住。”说完，他给小解回来的薄荷一个微笑，然后径直向土沟走去。薄荷对我说：“队长是来为胖崽出气的。”我说：“他想扣工分就叫他扣，扣了，明天再用力挣回来。”这时，队长从土沟回来，对我下了个奇怪的命令：“崽儿，你去评判一下，看谁冲的眼眼大。”我看着他裤裆口的几滴尿痕，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便用个于他较为生疏的词语道：“猥亵女性。”他说：“球，莫熬字眼。你去不去？不去我有办法收拾你。”我去了，土沟的沙地上，洇着两滩已经交汇在一起的尿印，上面并排着两个一大一小的洞眼。捡起一根树枝，我在大洞旁写下“流氓”两字，并连打三个感叹号。傍晚收工时，记工员宣布工分，我和薄荷翻的苕藤质量不高，各扣两分，外加我辱骂队长是流氓，一个感叹号扣一分，又扣三分，一共扣除我五分。我和薄荷全天共计挣了十五分工，每人七分半。汗流浃背累一天，结果只落了两分半工分，我欲哭无泪。
当晚，这一天付出的代价虽然使我十分沮丧，但想着薄荷，想着沙地上薄荷小解冲的尿眼，我美美地手淫了一次。嘴里不只喊了薄荷，还颤颤地喊了两声陈佩缇老师。这是三角泳裤被母亲拆成碎片之后，我第一次手淫，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体会父亲的教诲：男女之事不过如此而已。
秋凉了，天空更加澄碧高远，但我的心景却愈是压抑逼仄，这都是那些戴红领巾的少年惹的事。他们上学放学从我身边走过，带着学校的滋味，带着一脸的得意。尽管他们走进的是大队民办小学，坐的是石凳，趴的是石桌，但毕竟，他们在安静地读书，成天都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而我，可能永远成为了一个旁观者！永远有多远？离开学校才三个月，就如此思念校园生活，青春年少再无校门可进的日子，我将怎样熬过？
院子前面是条河，河对面是那条难得见到汽车飞驰尘土飞扬的石子马路，它东头连着我生活过的小镇，西头连着区公所驻地。收工后，很多时间我没急着回家，我不忍心过久目睹忙碌于灶房的瘦弱母亲的身影。我会因帮不上忙而羞愧，也为母亲不让我沾手家务的那种怜爱而自责。我就跑到河边，坐在青草地，默默望着河水，目光再越过河面，看着蜿蜒而孤独地连接着远方的小马路。有时，我会听见尤姐那优美但很蹩脚的歌唱。她去区上拉货，路过对面的小马路，隔河而唱《小妹河边洗衣裳》，也唱《好久没到这方来》，都是些过去我在街上听她唱过的歌，现在让我听了有些意乱情迷，她是专门唱给我听的。看她和牛车的影子慢慢变小，直到成为一个拳头大的黑点。可惜，有时我干活的土地远了，就听不见她的歌，看不见她渐渐变小的身影。
先后给陈老师去了两封信，但都渺无音讯。两个兄长的家书，都是父亲亲收亲阅亲笔回复。所以，我更关切陈老师的来信。这天下雨，我在竹林里清理苕窖，收藏红苕的季节就在初冬。上窖去小解，看见泥泞的田埂上，有个绿色的人影在艰难跋涉。我追过去，果然是邮递员。报过我的名字，绿雨衣包裹下的头摇了摇。雨下大了，我正要离开，他拉开雨帽含混不清地问：“伊万生是谁？”当听说是我父亲时，他从邮包里拿出一沓信，将其中一封交与我。是二哥来信，我揣进衣袋，带回去给父亲拆阅。回到苕窖，里面蹲着一个女人，把我惊得大叫。虽是个半老徐娘，但依然透着苍凉之美。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长睫毛有节奏地轻轻扇动，有着年轻人的妩媚。她未语先笑：“我进来躲雨，雨小了就走。”她不转眼地打量我，手一闪，便把我衣袋里的信抽走。“北京来的？首都呀！我也在首都呆过。”我没说话，只望着她，一把将信夺回来。她又说，“只不过是陪都，重庆嘛，你应该知道，抗战那时……”我扬起信，飞快说道：“不可同日而语，此首都非彼首都，乱说是犯罪！”她没反驳，却只顾呓语般问我：“你见过灯红酒绿吗？你见过纸醉金迷吗？”我说：“见过，在书里。”她微微一笑，“你见过达官贵人进妓院那般儒雅吗？你见过兵痞嫖妓不给钱吗？”我心里的血猛然涌动，厉声问道：“你是谁？”她仍然笑：“薄荷的母亲。”我愣了片刻，然后轻声道：“哦，下头院子的，你走吧，我还要刨苕窖呢。”她并未动，叹口气道：“看得出，薄荷喜欢你，但仅仅是喜欢，她不敢嫁你，你也不敢娶她。这不是吗，我才从胖崽家出来。”我说：“你想多了，你们都想多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她站起身，竟然点燃一根纸烟，深深吸一口说：“早听说你满肚子文墨，今天一见，还真是的。”说完将烟叼在嘴里，爬出苕窖，道声“告辞”走了。但那纸烟浓烈的香味，在我鼻端久久缭绕。我心里想，这个女人非同凡响，难怪薄荷看起来那么顺眼。
薄荷的妈——这个奇怪的女人，肯定曾经在她所谓的陪都重庆混过生活，可后来又怎么来到了乡间呢？
回到家，我把遇见薄荷母亲的事告诉父亲，他听说那女人看到了二哥的来信，知道了二哥在北京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就当即决定，以后，外面来的家书，一律寄到街上的街坊那里，再由他们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