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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壁缝里可以清晰地看见尤姐家门口发生的一切，声音也听得很明白。一群人仍然是戴着红袖箍，打着红旗。奇怪的是，一个革命派还手执一个灯笼，明晃晃的，上书“司令部”三个字，特别显眼。涌到门口，黄牛伸长脖子长啸，然后低下头，直晃动角上的两把刀。见此情形，一些人吓得退离台阶，其中一个被叫做司令的带领一支队伍冲进屋去，榨油匠跑在最前面。顿时，我听到堂屋里争吵激烈，有人高喊尤木鱼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破鞋，是咬伤革命造反派的坏分子，抓去游街！尤姐那清脆明朗的喊叫声响起来，我听到了她要控告的呼叫。这时，有人惊呼：“司令！有反革命，有反革命！伟大领袖的头像被反革命摔坏了！”听见司令呵斥大家安静。接着，就听到尤姐在愤怒控告闹派头头榨油匠的两条罪状。尤姐口若悬河地揭露一完，立即就把顶着伤口和石膏碎渣的头颅伸到司令眼皮下。司令和身边的人一看，大惊失色，立刻就听见众口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王富贵，伟大领袖万岁！屋里的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尤姐处于了优势地位。过了一阵，司令带领革命造反派，押解着还在挣扎辩解的榨油匠王富贵离开尤姐家。走时，司令特别安排那个挑灯笼的护送尤姐去卫生院看伤。顶着一头血迹，和满头满脸白色石膏粉的尤姐，胜利地微笑着喊：“感谢司令！感谢革命群众！”
大约过去一个钟头，尤姐回来了，仍然带着一脸笑容。一进门就喊：“兄弟，榨油匠连夜押到县监狱去了，真是大快人心！”我光听未语。看着她过分激动的样子，联想到陶片上的血迹，还有地上的陶片残渣被她收拾得不留一点痕迹，以及领袖在造反派心目中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定信念，我总觉得事情的真相不应该是这样的。我问：“闹派头目榨油匠用领袖头像砸你，瓦罐是如何破烂的？”她说：“推搡时摇落下来摔烂的。”我问：“当时石膏像放在什么地方？”她说：“好像也在柜子上，唉，莫问了，像审坏人样！”她不耐烦地打断我，我只好沉默起来。过了好一阵，她又有些不忍心似的，凑过来悄声道：“给你说实话吧，我咬住榨油匠小拇指不丢，他才抓起黑陶罐砸我，石膏像才是推搡中摇落下来的。不让领袖上，能镇住造反派吗？”我说：“你这是真正的颠倒黑白，是诬陷！”她见我生气，愣愣地望着我。望着望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泪眼婆娑地说：“他强奸我，你不同情我，反倒为流氓说话，你、你也快成流氓了。”我耐心解释道：“侮辱领袖是重罪，有意辱骂和破坏领袖塑像，都要以反革命论处。如果这样，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没了，人生自由就没了。”她擦去泪水，嘟起嘴，仍然不服气的样子。我也知道，榨油匠这个闹派人物，他伤害了女人最不该伤害的脸面和自尊，是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但也不至于使用诬陷的手段。能挽救这个人的，也只有尤姐了。这句话，我没说出来，我不知如何劝导下去。我想到了做人的原则，想到了做人应该真诚善良，应该懂得礼、义、廉、耻。油匠无德，尤姐不应该这样，她必须去还原事情的真相。但看到尤姐头上的伤口，还有遭受油匠强暴时脸上留下的泪痕，更想到尤姐是个孤独的女人，唯有那条拉车的黄牛陪伴她，这个强势面前的弱者，我最终还是流下了同情和伤心的泪水。
这个夜晚，尤姐真心留我，她说有一种念头，埋在心里，多少年了，早就生根发芽，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我告诉她，果子有很多种，酸的，甜的，苦的，涩的，难咽难消化的果子，最好不结。她恨我一眼，脸色变得很难看。
回到家，已是深夜。母亲担忧地说：“我好怕呀，怕你不回来！她就是想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不能好得不明不白的，做人的规矩是千万要讲的。”我笑了，说：“妈，就因为我是你儿子，绝对坏不了规矩，你放心。”
屋外凉爽的风，从那些壁缝钻进来，带着几分匆忙，母亲说：“谷子勾头了，成熟了，不知什么时候开镰。”我说：“可能就在这几天，不早了，妈休息吧。”母亲把尤姐给的米倒进盛米的瓦缸说：“唉，这米来得正是时候。别说，这鬼女子还是很懂得人情事故的。”我躺在外屋床上，痛惜地猜测，睡在里屋的母亲，此时一定在想：如果有这样的女子做儿媳，心里一定也很安然。
谷子开镰这天，我站在田坎上，看着水田里黄金般闪亮的谷穗，心里涌起一阵阵抑制不住的喜悦。是呀，眼前每一个谷穗里的每一粒谷籽，都饱含着我和我身边这些庄稼人的血汗，让它们来填充我们饿瘪了的肚皮，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但在喜悦和胜利面前，质朴的农民，少了几分计较，多了几分宽厚，还是心甘情愿地把每收获十粒谷籽里的四粒，奉献给那些本来就轻慢自己的城里人。
弯腰割了几行谷子，听见有人喊了一句：“造反派来了！”果然，大路上过来一队人马，依然是扛红旗带红袖箍的年轻人。我望一眼，又埋头干活，不关心这些别出心裁，疯狂无序的革命。又割了几行，突然，觉得腰杆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我转头看见一根旗杆抵在腰间。执杆的是个身材纤细的瘦子，跟我相差无几。他问：“你，伊诗岚？”我望着他，既没点头，也没摇头。他吼：“上来，抓的就是你！”我先是一怔：何罪之有？随即想到自己是个打着烙印的人，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便镇静下来。田里泥很深，我艰难地拔出左脚朝前迈，又艰难地拔出右脚朝前迈，就这样两腿稀泥上了田坎。他们押着我向前走，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队长从另一块田里跑过来，拦住队伍说：“小子，你们凭什么到我地盘上抓人？”走在第二的指着走在第一的人，对队长说：“嗬！你叫他小子？他，我们‘联动’的司令，你应该叫朱司令，跟中央那个朱总司令只少一个字。”朱司令问队长：“你是谁？” “这个队的队长。” “哦，最小的走资派。你闪一边去，别阻扰我们的革命行动！” “说不准抓就不准抓，秋收正紧，缺人手，你把劳力抓走了，谷子如期收不回来，倒在田里泡烂了，完不成公、购粮任务，你们住在城里吃毬呀！”司令眼一瞪：“骂人？也抓起来！”抓我的那个纤细的瘦子刚动手，被队长一把薅到水田里。司令见状也想伸手，队长张开五指将他手捏住：“你要抓他也可以，就用你们这个被我薅下田的瘦子换，两个人半斤八两，互不相亏，让他割谷子，不会我包教。你什么时候放我的人，我什么时候放你的人。”司令说：“你狂妄，敢动我的革命小将。”然后叫人把瘦子从田里拉上坎。正在此时，从对面又来了一对人马，除了几个扛红旗带红袖箍的，还多了个背枪的民兵。两队人马碰在狭窄的田间路上互不相让。其实，侧着身子也能通过，可是谁也不愿低这个志。这时民兵把枪口对准朱司令：“我们是公社革委会的，要在这里开批斗会，闪开！”朱司令避开枪口，手一挥，做了个让路的指令，他的人马一顺溜退到路的最边沿。我想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名言。民兵押着个女人通过，女人头埋得很低，头上的尖尖帽直往前戳，胸口半裸，双乳被一副牛眼罩扣着，眼罩顶头开有小孔，乳头刚好从那里钻出来，露在外面桑椹一样乌红。下身穿的是新裁掉裤脚的半截夹裤，背上背了块牌子，上书：国民党军官遗孀，旧社会妓女。我心里一惊，又回头望一眼，从体形看，原来是薄荷的母亲。造反派押我走过两块苕地，就要经过我们的院子，我看见竹林里，一个穿花衣的姑娘躲闪着朝我们这里窥探，她就是那个时常借我书看的女孩。当朱司令一行刚在院子前的路口露头，立刻从院子里冲出两条大黄狗，一齐扑向朱司令和他的队伍。红颜色把狗激怒了，狗变得十分疯狂，撵得革命小将们四处逃窜。我听见小姑娘的喊声：“快跑！”我明白她在救我，狗是她唆使的。我趁机逃脱，拔腿直朝坡梁上奔跑。然后绕回院子，藏在队长家的苕窖里，这里最保险，谁也不敢来搜查。
估计过了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窖里只剩一小堆烂红苕，新苕还在地里长着，昨年的红苕吃了大半年了，能吃的都挑得差不多了。我挨着一根一根挑选，只找到酒杯大两根好的。我吃完感觉微微有点苦味，烂苕才苦，烂苕牛都毒得死。我赶紧抠喉咙，想叫它吐出来，但它不吐，可能胃太空，吃进去的苕落到胃底太深，贴得太紧，根本吐不出来。正在此时，跳下来一个人，是队长。他说：“我就知道你躲在这里。”我问：“什么时候了。”他说：“都吃过午饭了，你母亲那里，我让人带信，说你派公差了。”我又问：“造反派呢？”他说：“两队人马把薄荷妈斗了一上午，公社那一拨走了，薄荷妈也放了。城里这一拨还赖着不走，要让队上做饭吃。我说不劳动不叫吃饭，粮食不养空人。我叫他们一人拖一百个谷草到牛棚，他们都照着做了，包括那个朱司令。吃完饭还在公房院坝赖着不走呢。”我问：“为什么非要抓到我？”他道：“说电站批斗会上炸死羊县长，是你点的炮。听公社那伙造反派说，抓你的人是县上的保皇派，要抓到县上惩办你，还要队里限期交人，抓不到你决不收兵！”我说：“冤枉呀，点炮的是别人，我哪里有这个胆子，借十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我没说出点炮的是河对岸的王石匠。他说：“这叫捏软柿子，有毬法。”停顿片刻，他说：“实在顶不住，就把你交出去，他们这样闹，我的秋收怎么办？”我说：“真的想绝了，我也不怕造反派整死我，问题是我走了，我的老母亲谁管呀！”我已泪流满面，他见我流泪，又说：“再拖两天也可以，但你总躲着也不是一回事啦，你知道的，我只认干活的，不认你是谁。不干活，我爹我娘都不认，肯干活，啥毬人我也认。”我说：“要不我白天藏，晚上干。每晚割两亩田的谷子。”他稍微想了一下，脸上现出笑容，说：“这也是个办法，你晚上割两亩田，一早我叫记工员去验收，然后再给你记工分。”他问：“吃点东西没有？”我指着地上的苕蒂：“吃的它。”他说：“烂苕，小心毒死你崽儿，我叫人给你送点吃的来。”他都爬上窖了，又缩回来，问我：“你知道薄荷妈过去在重庆是干啥的？”我说：“反正不是挣体面钱的。”他说：“不错，你眼睛有毒。薄荷妈解放前在重庆是妓女，解放时，薄荷她爸，那个也在重庆拉黄包车的老实大叔，从改造所把她领回来的。”我说：“批斗人把什么老底都揭穿了，女人啦，脸面啦，还要人家活嘛！”他说：“这个懒婆娘，你莫同情她。他先是国民党一个军官的小姨太，后来被军官甩了，生活无着，这才当的妓女。解放后，那个军官从起义部队转业地方，也任了一官半职，现在运动来了，揭发出旧军官是国民党特务。”我说：“你把外调的秘密都透露给我了。”他说：“你知书达理，想跟你说话，跟你说话，说着说着，憋在心里的话就憋不住了。”我说：“我不会乱传，薄荷妈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她有条件活下去，决不会进那么下贱的行当。”他说：“过去那些事不可恨，可恨的是现在，站着那么大一筒，坐着那么大一堆，人高马大的，可干起活路就是不出力。是个吃轻巧饭的命，现在终于背时了。”队长急匆匆跑了，他要把在这里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天擦黑，我潜回家取镰刀，敲了两声门，屋里传来母亲惊慌的吼叫：“饶了吧！老天爷，我儿子已经不见了，你们来抓了两回了，要逼死人呀！”我轻声叫：“妈，是儿子。”门轻轻开条缝，又停住，然后猛然打开。母亲见真的是我，平时遇事只微微啜泣的她，竟“哇”地一下放声痛哭。我立刻摆手，示意别走漏风声，母亲赶紧双手捂脸，拼命忍着，让嚎啕之声，压缩成喉间的痛心抽搭。我手抚着母亲瘦骨嶙峋的后背，让她尽情释放心里的悲伤。母亲的衣襟都擦湿了，泪水还暗暗地止不住往下淌。直到院子外响起狗叫声，母亲才从怀里摸出两个煮鸡蛋，让我边走边吃，马上离开这个不安宁的家。她说：“只要你好好的，就阿弥陀佛，祖上积德，祖上积德。”我把队长的安排给母亲说了。她只点头说：“好、好、明天我给你把饭送到苕窖里。”我取上镰刀就走。鸡蛋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吃进肚子，通体都滋生出一种母爱的力量。
一眨眼之间，半个月亮就不见了，水田里没有了反光，暗淡得只能看见镰刀泛白的刀刃。夜越静，我割得越快。割着割着，心里就有了一种孤独。我就想象水田的那一头，有一个人也在割，她可能是陈老师，也可能是尤姐。看见她们的头发在晚风中飘起来，像黑色的火焰，更像招展的旗帜。站立着的金黄的谷穗，一片片倒下，沉甸甸地倒下，它们被搁置在谷桩上，等待天明队长带人来脱粒归仓。未割的谷田在收缩，在变窄，嚓嚓的声音是二重唱，催人奋进，让人忘记痛苦，忘记辛劳。最后一幅割完，我惊奇地瞪大眼睛，和我碰头的，竟然是我想象之外的母亲。她仍然佝偻着腰，挥镰割去最后一窝谷子，才直起身子，对我微微一笑。就在刚伸直腰，笑容还未完全展开的那一刻，母亲突然仰身倒在水田里。我像鱼一样跃出水面冲过去，将不省人事的母亲抱上田坎，靠着一棵柏树驮在背上，疯狂地朝家里跑。才迈进家门，母亲却拍着我的后背说：“儿子，谷子还没割完，你背我回来干啥？”母亲已经清醒，我把她放在凳子上坐好，说：“谷子你帮我割完了，你都累晕过去了。”母亲说：“我才割几窝呀，还没割够呢。”我心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说：“妈，你不该去呀，你这么大年纪了，天又黑，万一真的倒下了，我会自责一辈子的。”我急忙为母亲换衣服，热水把脚洗干净，安顿在床上，又冲一碗鸡蛋汤服侍母亲喝下肚。她说：“我没事，只要你好，我就倒下了，也值得，我是娘呀，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娘呀！”我的泪，哗地流出来，我急忙别过脸去。外面传来狗叫声，尖利而惊惶。母亲一口吹灭油灯，轻声叫我藏在床下。我飞快抱件父亲穿过的长袄，告诉母亲自己还是回苕窖睡觉，然后从后门跑了。
躺在苕窖犹如躺在坟墓里，心里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恐惧和痛苦。这样躲躲藏藏不是一个磊落的人所能忍受的，于是捱到天快亮的时候，我爬出苕窖，从僻静路摸到河对岸去找王石匠，劝他做一个敢作敢当的男子汉，把事情搞个泾渭分明。按照在自留地晨耕的老者指点，顺利找到王石匠的家。门只扣着，没上锁，到处蒙着厚厚一层土。推开房门，两间茅屋像残存的原始部落。锅灶是空的，床铺是空的。在床头我看见王石匠精心雕凿的那尊“女人花”石雕，花瓣似的阴唇也落满灰尘。“女人花”一行字已经看不清楚。我这才记起，石匠们要用五年时间，修好那座电站，才会被放回家。想象石匠忍受着性饥饿和劳苦，还在为百姓创建光明而孤苦奋战的悲哀情景，对他就多了些宽宥，对自己也多了些忍耐。我愿他修完电站有个好的归宿，让这个既丑陋又美丽的石雕成为他永恒的记忆。
我虽然疲倦得随时都可能倒下睡死过去，但我没有再潜回苕窖，而是跑到镇上去找尤姐。她不在，应该是出车了。房门和牛棚都锁着。我知道藏钥匙的地方，她很早就告诉过我。但我不能睡在她的床上，我打开牛棚，倒在饲草堆上酣畅淋漓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午后，街上响起锣鼓声，一种喜庆的气息袭来。饥肠辘辘的我，决定潜到街上看个究竟。太阳正烈，我刚好可以戴顶草帽，帽沿压得低低的，让别人不易认出来。“革命大联合好！”、“两派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打倒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不能搞窝里斗！”这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潮一浪盖过一浪。我看见同样身着绿军装，同样带着红袖箍的半条命和许剃头。不同点在袖箍的番号上，半条命叫“反到底”，许剃头叫“红星闪耀”。他们行进到腰栅子，两队人马面对面列队而立，半条命和许剃头站在各自的队首，看来都是头目。半条命用沙哑的声音喊道：“造反有理，联合有功！”喊完，他向许剃头伸出干瘪的手，许剃头回应的是一只同样枯瘦如柴的爪子，两只手终于握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对面面相觑的革命造反派，都一一握手言欢，对立的两派，最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许剃头发现我，是在两派的队伍解散之后。当时我站在一棵柳树下，他一把掀开我头上的草帽说：“你这没有造反派气势的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我苦笑一声，算是应答。他问我：“目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正紧张，为啥不在队里参加秋收？”我把自己被造反派追拿的事说给听了。他说：“城里的两派也联合了。抓你的是一个保皇派组织，原先死保羊县长，我和这一派观点很接近。和这派对立的是‘反到底’，就是半条命那一派，城里是我外甥女的司令，也是你的同学，今天上午到你们乡下找那个朱司令搞联合去了。你再不用害怕，没人抓你了，现在就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眼前的许剃头，少了些做人的本色，失却了原先的亲切感，有了出人头地的做派。听说我早饭午饭两餐都未吃，他派人去面馆给我端面，吃完面，他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临走我问：“你今后还剃头吗？”他白我一眼：“你没看到？我已经是造反派头目，每天都有很重要的革命工作在前面等着我，你还把我与剃头匠联系在一起，你这种人的思想就是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个多嘴，有点像如释重负后的示好，结果落了个自讨没趣。
按许剃头的说法，两派大联合，没人抓我了，卢夫恭同学还当了司令，我心里就没有了惧怕，转眼间命运发生逆转，我几乎是跑步回队，很想和离别两年的卢同学见上一面。可是，等我气喘吁吁赶到公房后的坡道上，院坝里刚才那绿浪翻滚，歌声嘹亮的方队，转眼就变成整齐的一字形队伍，行进在田径上。只见绿色的军帽，红色的旗帜，首尾相连，蜿蜒而行。在青春勃发的身影里，我无法辨别出哪一位是卢夫恭，仿佛谁都像，又仿佛谁都不像。公院坝里，队长带人在拆土灶，这是给造反派做饭，临时用土坯砌的。他见我不转眼望着远去的队伍，便朝我喊道：“崽儿，望毬啥？没抓住你心里不自在？过来帮我搬土坯，搬完有样好东西给你。”很快，我和另一个人，把几十块土坯搬回仓房档头码好，队长验收合格，才从公房里取出一顶黄军帽，还有一个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给我时他说：“那个女司令让我交给你，你是怎么跟造反派女司令勾结在一起的？”我说：“她是我初中同学。”他“哦！”一声，望着我手里的黄帽子说：“这军帽你戴上不合适，别人会说你伪装革命战士。”戴黄军帽太时尚了，人们到处钻军帽戴，没有门路，就抢路人的，嘻嘻哈哈之中，趁人不备，伸手就从头上叼走了。没人指责，反倒觉得这是对革命潮流的崇拜，对神圣职业的向往。我懂得队长的意思，便主动提出将军帽送给他。队长把军帽扣在头上，咧嘴一笑，很是得意的样子。这样的时刻，在他身上，是很难见到的。从此，队长天天戴着黄军帽，田间地头，无处不有一个黄色的光环在晃动，大人小孩，对他更多了一分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