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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来看，贫穷不是坏事儿，只要自立自强，只要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早晚都能做出一番成就。这是指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说法，放在今天是否适用，因人而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主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推翻了封建王朝，又进入了军阀割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状态，几乎亡国灭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铸成了一把利剑，历经二十八年赶走了日寇，摧毁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送来了中华盛世。这叫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一切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伟大，足以说明中国人走出了一串串盛世足迹。
话说，一九九三年的中国大地一片繁荣，蒸蒸日上。中国人民腰包逐渐鼓了起来，人们的精气神就像窜天猴一样窜得老高；人们的服装从单一变成了五颜六色，每天都像花的海洋覆盖大地；人们的副食品类超过了主食的花样，每个人滚圆肚皮证明了生活的富足；农村的土坯房逐渐变成了红砖碧瓦，城市的高楼大厦一天天拔起，林林总总的样式真是耀眼；自行车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随之而来，摩托车、汽车和拖拉机要占据宽阔的马路……所有人虽然仍然奔波在欲望的努力之中，但是中国人富起来的高度芝麻开花节节高。老人们经常念叨——啥叫盛世，这不就是盛世吗！是啊，即使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盛世，也是徘徊在盛世的边缘。
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想在这大好的中华盛世踏出鲜活的足迹，活出生命的精彩。黑龙江省幸福分场的莲子嘴儿钱三儿告诉我们，生活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人们，一茬一茬匆忙地走过世事，这个底蕴深厚的民族正在从富裕走向富强，必然走向辉煌盛世。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巧，中国能，毛泽东后是小平，又改革又开放，换来了今天的歌舞升平，中国中国一定赢！
幸福分场，哪来的这么神奇？这片美丽和富饶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米粒大。就在一星点儿土地上，繁华与富饶的背后有着那么一点儿遗憾，或者说这个特殊的小村落，与祖国的繁华盛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许是特殊之中的特殊。说它特殊，还不如说它是不伦不类。为什么呢？说它特殊，因为它是中国大地上地地道道的一个普通的农村村屯；说它不伦不类，在户口上，它是城市和农村混搭的模式；在生产生活上，它是很多概念和界限都模糊不清的标准。一个四千多人口的小村落：有警察却不是国家的正式编制，工资收入取决于他们种地的数量；有一村之长却叫场长，还是拿着比照国家干部的工资份额；种地的农民却叫职工，到了六十岁能拿到退休工资；拿着城镇户口，却过着不如农民的生活。总之，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知道这里生活的人都说不明白子丑寅卯。莲子嘴儿钱三儿说——幸福长，幸福怪，国家土国家的地，个个穷妖怪，说来说去，就是漂亮娘们有能耐。
不准确地说，这里的人们就像为数不多的现代“贫雇农”，这群像狗一样啃着少数人吃剩的骨头度命。看起来很可怜，实质也很可怜，却谁也找不出可怜的原因。用钱三的话说，原因很明显，农场的土地是国家的，就是因为多设了几层管理机构，多安排了一些管事儿的人。凡是管事儿的人就拿工资，就能在职工身上扒皮，与周边农村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相比，农场的职工就像过去给地主扛活儿的可怜人——但这个地主是合法的农场。多少年了，农场的现状是丰产不丰收，职工出力不挣钱，与农民风生水起的富裕盛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点没有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国家政策红利。关心政治的职工，望眼欲穿地盼着国家赶快改变现状，让所有人都踏进中华盛世的门槛，享受人人平等的待遇。
幸福农场这是个什么玩意？它是建国初期国家屯垦戍边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在这里稍作解释。屯垦戍边是历朝历代安边抚边的有效方式，可以追述到西汉时期。那时候叫屯田、营渠、营田、皇庄等等不一；建国后从兵团改到农场，进入21世纪又变成了公司。从这一点看，屯垦戍边不断创新变化。新中国建立时，农场是党和国家屯垦戍边的需要，在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广西分布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农场，为新中国强基固本做出不朽的贡献。就是现在，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的农场作用显得格外突出，依然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随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日趋强大，内陆农场经济建设功能日益凸显，与农村比较，成了“一国两制”的怪物，身在其中的职工很厌烦她。因此，农场存在的必然性就开始饱受争议。不言而喻，九十年代，职工盼望废除农场的心情异常强烈，想与周围农民一样享受国家的土地政策；管理者努力保持农场体制，与地方政府一样享受级别与待遇。从现实来看，农场既得利益者大小官员强烈地捂着盖着，与职工思想形成了强烈的抗争。所以，国有农场经历几番改革，职工都是抱着强烈不满的态度。客观地说：同样的土地，农民挣钱，职工赔钱；农民的负担越来越轻，职工的负担越来越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看，内陆农场的使命已经结束，应该让这一方人民回归应有位置。
幸福农场这个村落，不但拥有30万亩的土地，而且拥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号——“幸福”。曾经，幸福农场是松嫩平原上的一颗明珠，散发着为国家奉献的耀眼的光辉；现在，这颗明珠蒙上遮挡光辉的尘埃，只能说明曾经为国家做过一定的贡献，像他们发展的产业奶牛一样，具有纯种的的国有独资经济的特点。建场以来，这个农场的领导干部都是行政级别，处级、科级、股级……一直延续到眼前；现在，幸福农场的干部因为八九年改朝换代，成了厄尔古纳的分场，身份降成了“儿子”。虽然干部的级别降低了一点儿，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的权力，更不影响在职工面前的威力。
幸福农场里生活着一户幸福而赤贫的人家，户主叫王清平，外号王大炮。他五一年生，经历过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当过兵、干过农村大队书记，为人处事看起来挺尿性，从来不吭哧瘪肚的，更不会溜须拍马瞎忽悠，经常毛愣三光地和当官儿地作斗争。当然，他也经常暴土扬长地挨当官儿的整，一整就瘪犊子啦。日久天长，顺理成章，他成了当官儿的及其裙带人物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总是在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上与当官的顶牛儿，可以定性为仗义执言。至于他是不是完全仗义执言，没有准确的定论。他敢说话，好抨击、真斗争，这都是真的。无论什么场合和地点，他都敢据理力争，说出很多人都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儿。因此，不知什么时候，“王大炮”的雅号不胫而出。在幸福农场平民职工眼中，他是正直而不可靠近的人；在识时务的人眼中，他是格格不入的怪胎；在当官儿的眼中，他是不识抬举的混蛋。正因如此，王大炮处处不得烟儿抽，即便是全国人民都有的待遇，轮到王大炮享受时，也会被当官的以各种“你不符合条件”挡在门外、拒之千里，或大打折扣。总之，王大炮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申请和诉求，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被当官的以各种“正当”理由剥夺了。王大炮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儿，任何事情只是感觉到不合理、不公平，或是从报纸、广播、电视新闻了解到“不合理”、“不公平”，却又找不出憋屈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总是以“君子”和“小人”这种过了时的标准评判周围的人，以“公平”与“不公平”评判周围的事儿。与人们常规赚没赚到便宜的思想相比，王大炮显得十分隔路，直接导致了官民亲戚朋友大多不喜欢他。从生活的常识来说，他一个平头百姓，又无权接收红头文件，即便是参加一次半次的党员会议，也只是冠冕堂皇的会议，他哪能完全知道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农场的具体措施！既然当官的敢以各种借口拒绝他，他们早就想好了各种“对策”。不是吗？实事求是地说，王大炮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办事咔嚓，从不秃噜扣，晃常儿还与人掫两杯，然后舞舞玄玄神侃一顿。如果喝大了整岔劈了，就让人家干个瘪茄子色儿。
平心静气地思考，王大炮这个平头老百姓苦苦挣扎、苦苦斗争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把日子的过得好一些，扬巴一些吗。但是，他始终处在现实的尴尬和无情的摔打中，让他与亲近的人胆儿突的，无法释怀。多年来，王大炮处于奋斗—挣扎—奋斗，家庭经济始终处于泥泞不堪的境地，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稀碎无比，甚至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按照常理来说，人懂得在无情的现实中生存下来，才能在现实中发展得更好。恰恰，王大炮不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日常生活中，他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毕业的那批人，死抱着“实事求是”不放。纵观他半生来看，他不真正理解“实事求是”的实质，尤其不懂宏观指导思想与微观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
这几天，王大炮有一件幸福的事儿——他的儿子王家宝考上了黑龙江省云岗市经济管理学院。儿子考上大学，心里一下子不闹听了，那是多么值得嘚瑟和炫耀的事儿！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大学生”毕业分配就是国家干部。这件事儿着实让他在这块土地上扬眉吐气了一把。因此，也让那些“小人”稍微收敛了一些。连日来，王清平费劲儿巴力给儿子凑学费的同时，他都是背着手儿走在幸福农场的沙石路上，让人们看了他的神气劲儿，都说他欠儿蹬和太浪了。说归说，无论他走在前儿还是后，人们还是有意无意主动与他打招呼，有人还尿叽地奉承他生了一个好儿子。这些人的想法很简单，要是等王家宝当了官儿，备不住啥时候能用到。他们这是打个预防针，有事儿也好张嘴儿。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朴素真理！
王家宝虽然是“王大炮”的儿子，除了父亲那些真正的敌人以外，丝毫不影响他在农场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他坚强坚忍、阳光上进和诚实待人，孩子一代中“领军”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对于王家宝这个下一代的领军人物，对这个积极上进、阳光有理想的青年，大家也只限于口头儿上的欣赏，给予他任何实质性帮助的人很少，这很快在现实中得到了应验。
在幸福农场，王家宝考上大学这件事儿沸沸扬扬，几乎都议论说——王大炮这个虎逼更尿性了。议论呗，嘴长人家身上。这不耽误全家人脸上乐开了花儿。说句玩笑话，王大炮想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不着鞋穿。的确，连不交好的人都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儿。眼前，王清平一家人觉得这破屋寒窗仿佛变成了金銮殿，或是说他们像处在全国解放前夜的中国人民那样兴奋!一家人在重负荷的劳动之余，说啊！笑啊！……多少年来，积压在这家人身上的重负、委屈、泪水，在心理上似乎都有了发泄的理由。这，让他们透过苦难、辛酸和不公平的遭遇，看到了做人的尊严；让他们透过悲伤的心路历程，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正义能量；让他们透过眼前灰蒙蒙的迷雾，看到了挺直腰板做人的一丝曙光。幸福分场党委书记郓良宇说，如果把祖国的繁华盛世比作一篇华章，这家人是盛世华章中微不足道的一笔。无论这家人发生怎样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像一株孤单的艳花在无边的旷野里静静地开放，也就是这株花儿的主干和绿叶感到骄傲。周围的一切，也许睬上几眼。一时半刻的欣赏后，马上就会归于平静。多么有哲理和见地的箴言啊！
王家宝考上大学，王家宝的母亲最高兴和激动。她叫孙春枝，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堪称农村家庭妇女的典范，具有同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一样的坚强、坚忍、持家、相夫、教子的优秀品质，还有比一般妇女更具长远的眼光。可是，她一想到自己的宝儿能有今天的出头之日，她的心就酥了碎了。高兴之余，又引来她长长的叹息——那心煎熬得都拿不成个儿啦。她心里想：“宝儿，谁让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我尽力了！”
当看到眼前儿子考上大学的事实时，又有熬出头儿的喜极而泣！随即，作为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农村妇女，她又掰着手指头算起儿子上学的费用。一头猪能换将近七百块钱，大鹅能换一百五十多块钱，大丫头每天卖冰棍能赚七块五，离宝儿开学还有二十多天，统共能凑千数块钱。临上学，还得给宝儿换套新衣裳，不能穿着手工做的布鞋去啊，再说那双布鞋都已露出了脚趾头。算来算去，离宝儿上大学的费用还差一截子。想着想着……心更烦了，索性不再去想。晌午头子了，该给宝儿学费的摇钱树——那头猪喂饭了，它可是重头戏。在出栏前，多长一斤就是四块多钱。她边迈着沉重的脚步，边走到了土坯砌的猪圈跟前儿。她左手拎起猪食桶，右手抄着猪食勺子，扯着沙哑的嗓子“咯唠唠”地唤她的“钱罐子”。这头猪跟她非常亲近，只要听见她的脚步声，它就“哼喽哼喽”地走到了猪食槽旁，翘起头来和她亲昵的打招呼。她赶紧把和了两勺苞米面的野菜倒进了槽子里。但是，这头猪今天倒和她较起劲儿来，用肥嘟嘟的长嘴巴把野菜拱出了槽外，用舌头舔着那点儿可怜的苞米面汤水。等它喝了甜滋滋的汤水后，又翘起头来“哼喽哼喽”地边叫边望着她。孙春枝抚摸着猪颈上的鬃毛，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道：“宝贝啊，快点吃，快点长，宝儿的学费全指望你呢”。
孙春枝原本以为多掺了两勺苞米面的猪食，她这个宝贝就能可劲儿造了。可是，她的宝贝好像完全没明白她的意思，仍旧抬着头“哼喽哼喽”地边叫边望着她。她无名大火一下子窜起了三丈高，抡起猪食勺子狠狠地打了下去，边打边说：“差不多和我们吃的一样，把你惯坏了！”
猪“嗷”地一声退到了猪圈的里边。一勺子抡下去，孙春枝好像一下子又惊醒了过来，又后悔万一打坏了自己的“钱罐子”怎么办，那不是亲手打碎了宝儿的大学梦啊！她迅速从一米多高的土坯墙上翻到猪圈里，仔细抚摸着她刚才用勺子砸过的部位。这头猪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既害怕又撒娇地在她的身边轻轻地蹭着，她孙春枝心疼地用手拍着它的后背默默流泪……
现在大人小孩可能理解不了孙春枝的作法，都认为上大学多正常点事儿。八九十年代考大学难，上大学更难，九十年代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交皇粮，二是教育，三是儿子娶媳妇。这三件事都是要了普通老百姓命的大事儿。
“妈、妈……”这时，伴随着破自行车“吱吱呀呀”的声响，大丫头王家英推着驮有冰棍箱子的破自行车走进了院子。看见妈妈从猪圈里跨出来，她喜气洋洋地说：“妈，你猜我挣了多少钱？”
春枝头不抬眼不睁地答了一句：“七块五。”
家英翘着嘴巴骄傲地说：“十二块三！”
“这么多！”春枝惊喜地一回头。此刻真比吃一个哇凉哇凉的冰棍儿顺气多了，好像往熊熊愁火上泼了一盆凉水。
“我卖了整整一箱，连搭给我的十根都卖啦！”家英得意地说。
其实，一根冰棍上价是九分钱，卖价一毛二，一箱一百根，冰棍作坊搭十根，实际上家英纯赚三块三毛钱。这是她卖冰棍以来最好的成绩。那时，农村经济条件虽然好了很多，但是饱受辛苦的职工也不舍得吃什么好的，隔三差五吃根毛八七冰棍都显得奢侈，有时候让邻居笑话不会过日子。
大哥家宝马上要去上大学，王家英光知道得嗨了钱啦。但是，钱儿是硬头货，一分钱憋倒英雄汉。于是，她多卖一根就多挣三分钱，离大哥的学费数目就越近……她叫卖了一上午，喊得嗓子直冒烟儿，始终干咽唾沫，也不舍得吃一根冰心洼凉的冰棍儿。与妈妈简短地说了一两句后，她急忙进屋抄起水舀子，在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又从碗架子里拿起一张苞米面饼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来不及咀嚼就吞了下去。这个半大孩子实在饿坏了！她这个家庭吃苞米面饼子、大咸菜棒子，偶尔有个炒菜也不舍得多放一丝的油儿。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不动换都不扛饿，何况她骑着二八的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呢。穷人家的孩子不但能早当家，而且还特别体谅父母。去年，她主动辍学一直帮着父母干农活。她从来没有丝毫攀比哥哥，也没有一般孩子该有的怨言。反正，王家英从来没因为上不了学与家里人叽咯一句。
家英大排行第二，下面还有十一岁的妹妹家梅，八岁的弟弟家根。王家英这个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平日里胆大心细，时时刻刻想着替父母分担，替家庭分担。七岁时，个头和锅台差不多高的她，父母上地里干活儿，她在家烙饼熬粥，让父母回来吃点现成的。今年，王家英虚岁十四，去年读完小学辍学下地劳动了一年。一年来，她帮父母耕、种、铲、趟、拔草，农活样样顶个壮劳力，左邻右舍没有不夸奖她的。
她像个不知疲倦、不停止的陀螺，里里外外转个不停。农闲的时候，她骑上家中唯一的破自行车卖冰棍。左邻右舍羡慕得不得了，都想预订下这个儿媳妇。提起卖冰棍这件事儿，维修这辆破自行车，她还是央求了爸爸好一阵子才实现的愿望。家英是个福至心灵的孩子，她早就知道大哥王家宝能考上大学，也知道大哥上大学的钱，对她们家来说肯定是天文数字。因此，她就利用农闲的时间卖冰棍儿，有时候实在卖不出去，剩几根就给家人分着吃，她每次保证都拿一根送到大哥的嘴里。自己却趁着给弟弟妹妹转身的功夫，偷偷舔一下尝尝味儿道。要是让弟弟妹妹看见了，还得哭闹一鼻子，最最糟糕的是，她还要再搭给任性的妹妹一根儿，这能使她心疼好一阵子。每次，她都下定决心再也不舔给妹妹的冰棍儿啦。虽然一根冰棍儿的毛利三分钱，每卖出去一根儿，她都异常的兴奋，那种自豪感立刻表现在脸上，像瘦削枝丫上开起了一朵鲜花。
前两天，哥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后，更增加了她卖冰棍儿的动力。她想，哥哥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分配了工作，她就到城里摆个小摊儿挣大钱。到时候，她家里再也不用为钱发愁。她才十四岁啊！多么可怜的孩子啊！像幸福农场干部家庭的孩子，或者富裕家庭的孩子，早晨父母叫起床，晚上睡觉父母给铺床；一天到晚，这些孩子不但要吃好穿好玩好，还要父母把他们当成“小皇帝”“小公主”一样宠着、供着，那还浑身有挑不完的刺儿，时不时给父母捅个娄子。没有比较就没有高山与洼地，与这些小皇帝和小公主相比，王家英就是高山，坚强坚忍的高山，矗立在生活高地的高山。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王家宝自己也着实激动兴奋了一阵子。那个还沉浸在计划经济的国有农场，虽然高考上大学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在幸福农场能高考上大学跳龙门的孩子，比古时候范进中举都难。如果谁考上了大学，真像范进中举一样激动。因为幸福分场乃至厄尔古纳的学校落后，学校环境到师资力量都落后得多。所以，在这个经济大爆发的年代，这五年来，幸福分场没有考出一个大学生。当时，幸福分场甚至厄尔古纳的孩子分为三类：很多资质好的孩子直接考了小中专，或者读了技校，甚至早早辍学自谋出路；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没有心思学习，在高中复习三年都考不上；还有一部分孩子抱着混的态度，读完中学混个毕业证。像王家宝那样艰苦的条件，读到高二自学高三课程考上大学，那是凤毛麟角，让多少人艳羡的事情啊！在这个偏僻的小农场，王家宝这一创举，再一次证明了寒门出贵子、朱门出逆子的常理。
其实，这是特殊个例！不过是人们向高向好的盼望与祝愿，使得破天荒的个例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美谈。普天之下，寒门出的贵子多，还是朱门出的秀才多？不言而喻。只不过朱门的庸才上位不古，寒门的贵子踏坎坷而难成功而已，所以显得格外扎眼。再加上大众厌恶朱门欺行霸市，更显得寒门贵子的高尚。说实在的，寒门出一个贵子多难啊！
眼前，看到家人的辛劳与困苦，王家宝怀里像揣了二十五只小耗子——百爪儿挠心。现在，除了小弟和小妹之外，所有家人都在为他的学费苦苦的蹿跳，他心像油烹的一样疼痛。能说会道的父亲，一个天天富有激情地为“党性、原则、公平、正义”掰扯道理的人，这几天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头耷了脑。王家宝心里明白，他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父亲。因为父亲终于能在他的“敌人”面前拔脖挺腰儿走路，还为卖弄他的理论找到了彩头。但是，父亲同样为他的学费一筹莫展。他知道父亲心里煎熬——嘴上心里再痛快，钱儿可是硬头货；没钱，儿子就上不了大学。眼下，在农村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他空有力气却无处施展。怎么办呢？王家宝越想越心烦。瞬间，考上大学的喜悦、骄傲和赞誉，所有的优越感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浑身浸泡在夏天酷热的气流中抽搐。他叹了口气，心想人强命不强啊！
随即，王家宝又想到自己上大学背后，他背负上更多的债，一生也换不清楚的债。就说眼前，他应该摆两桌粗茶淡饭的酒席意思一下。千里送鹅毛，礼轻人重。就这点儿心意，也成了遥远的奢望！帮助他最大的人是自己的班主任尚章文。当然，他知道尚章文不会贪图一酒一饭，但是他愧疚得睡不着觉儿。中国是礼仪之邦，再穷，王家宝觉得这点儿礼仪是应该的。可是，就这点儿意思意思的礼仪，让这个青年才俊深陷愧疚和自责之中。
王家宝漫无目的地走出了院子，走向了他家门前的一片草地，泪珠不知不觉地挂在了腮边，思想一片空白……周围绿草红花，牛羊横卧在其中，田园与诗意，天然与情趣相携，无尽的美色播撒在充片满生机与博大的土地上。这一刻，他心中充满了灰色，他体会不出田园风光的美丽滋味。他无意也无心于大自然赐予美丽风光，只感觉到老天不公平。从记事儿开始，王家宝觉得老天爷都在跟他开玩笑，在他眼前处处造成的巨大深沟。不说别的，眼前这道深沟，他就无法逾越，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伤疤。
王家宝慢慢蹲下，双手抱头，任泪水飞扬，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昨晚上，他亲耳听到父母的窃窃私语。爸爸跑遍了他所有的姐妹兄弟，没有借来一分钱，让这个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硬汉小声地哭了出来；妈妈安慰父亲的同时，也唉声叹气个儿没完；大妹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翻了一下身。总之，在万物息声的时刻，一家六口人似乎都是今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大炮又走出了院门，急匆匆地向西走去。家英急匆匆地推着“吱吱呀呀”的自行车去卖冰棍儿。家梅和家根默默出去玩耍。一家人都无比的沉默，似乎家中刚刚发生了一场丧事儿，表情凝重，内心沉痛。一袋烟儿功夫后，全家人都散入忙活之中。这时，母亲从兜里掏出零散的两块五毛钱，几乎都是毛儿票，低沉地说：“到你二姨家，看看能不能再凑点。”
王家宝揣起最大票儿五毛的两块五，顺从地点了点头，向四里地外的公共汽车站点儿走去。说是站点儿，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沙石公路，哪站人哪就是站点儿。而且，全天只通两趟车，没有准点儿。如果你错过来车的时间，那么想出远门寸步难行。从上午九点十分等到十点四十，王家宝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坐上了没有准点儿的公共汽车。那时候，农村的交通状况无法想象，日常出个十里八里的门，基本都是十一路车——靠双脚走，稍微条件好一点儿骑自行车；坐个随处都是站点的公交车，遇到点儿见闻，茶余饭后都大肆谈论一番。哪像现在孩子动辄私家车，要么就是出租车，那个时代不敢想象的事情。
今天也怪，车上的人特别多，用摩肩接踵形容都不准确，简直就像过年蒸的粘豆包一样挤在一起。王家宝瘦瘦的躯体被挤得悬空了起来，只有脚尖儿触着点儿地，脑瓜向后仰着，难受极啦。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紧贴在王家宝身上，穿着一件厚涤卡布料的上衣，衣服表面油渍麻花、流光锃亮儿。从身上的气味，可以判断出他是个杀羊卖肉的，散发的羊膻气味，差点儿让王家宝窒息过去。售票员在满满登登的人群里艰难地挪移着，嘴里不停地喊着：“起票了、起票了……”王家宝手里捏着一块二的毛票，透过人缝递了好几次，艰难穿行的售票员几次都没看见。王家宝就这样被卡在人墙缝里，脖子仰着想出声都很困难，加上他又腼腆，就只好等着售票员找他要车票钱。
在无边无际的热浪中，公共汽车车穿行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终于到达了长兴乡，车上的人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呼噜呼噜”地涌出了车厢。下了车，家宝手里捏着那一块两毛钱找售票员。他刚想张嘴，售票员看也没看他一眼，指挥司机开车风一般跑远了。
王家宝捏着那些毛儿票，迟楞地站在那五分钟没动地儿，心中既窃喜又害怕。直到客车不见了踪影，他才若有所思地回过神儿来。长兴乡距离长兴大队六里多地儿，王家宝悻悻地向二姨家住的方向走去，六七里路一出溜儿就到。王家宝看时间还早，所以边欣赏着路两边绿油油的庄稼，边漫不经心地往前走。
来到二姨家，她们全家人都表示了热情的欢迎。二姨夫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用小碗倒上了散白酒。王家宝第一次尝到了被当成客人的滋味儿，还伴有些许幸福的感觉，整个身心都无比的拘谨。
在饭桌上，二姨夫笑眯眯地端着酒杯劝外甥喝酒吃菜。王家宝第一次喝酒，而且土作坊手工酿制的六十多度散白烈酒，喝到嘴里往下走经过舌头喉咙和食道，像一把热辣辣的刀子割的一样疼痛，一不小心被呛出了眼泪，惹得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没等喝醉，王家宝自己弄了个红头涨脸，早已被辣醉了。
二姨夫李能问：“家里的地全侍弄完了吗？”
“基本完事啦，大草都拔完了。”王家宝肯定地回答
二姨夫李能拐弯抹角地闲谈，就不往王家宝高考的事儿上说，东问西问，没完没了。王家宝心里再着急，也不好意思打断二姨夫的问话，只好礼貌地应付着。
旁边的二姨孙春兰像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家宝，听你妈说你不是提前考大学吗？”
“嗯！”家宝提了提精神。
“咋样？”二姨认真地问。
“考上了云岗经济管理学院。”家宝略带骄傲地说。
听到这个消息，二姨一家人又一次热闹地兴奋起来。
随即，李能关心地问：“学费多少？”
家宝惆怅地说：“一年一千五，报到什么的，得两千多。”
欲知王家宝能否凑足学费，请看下一章十里搭棚送俊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