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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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我们老家，把讲故事叫做“说瞎话”。爱听故事的人，被称为喜欢听“瞎话”的人。
我就是一位爱听“瞎话”的人，而且特别喜欢听，小时候，不知听“瞎话”就是听故事，长大了，才知道当时天天晚上缠着姥爷讲的“瞎话”就是故事，当然，姥爷讲的大多是鬼故事，害得我天天晚上做噩梦，见我从梦中惊醒，姥娘总是把我搂在怀里，一边摇晃着我，一边嘴里嘟囔着一些“姥爷坏”、“打姥爷”类的“瞎话”。用姥娘的话来说，我不长记性，第二天晚上照样缠着姥爷讲“瞎话”，我到现在经过姥爷家村西头的那座水泥桥时，还下意识地往桥下瞅一眼，看看是不是如姥爷所讲，桥洞里窜出专逮下河洗澡孩子的“皮猴子”。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从姥爷家回到了家里，书本上的英雄故事取代了姥爷的“瞎话”，我逐渐感觉到老师讲的故事和姥爷说的“瞎话”有很大的区别，一句话，姥爷说的“瞎话”拿不到台面上来。我才不管那个呢，拿的上台面的故事，我听，拿不上台面的“瞎话”，我也听。夏天的晚上，我躺在麦秆做成的席子上，忍受着干了一天农活的大人身上散发的汗臭味，听他们讲上到秦始皇下到生产队的“瞎话”，现在想来，他们讲的大都没有历史根据，的的确确是瞎话一大堆，不过，我也从他们讲的“瞎话”中，吸收了不少精华，对我创作小说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某某村的某某去县城捡洋落捡了个日本娘们，某某村的某某小时候在猪圈里拉屎被猪咬掉了命根子……这些都被我用在了本部小说中，而且是用在了主人公身上。
本部小说是以解放前后的山东省沾化县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我们”村刘赵两家的爱恨情仇，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在国难面前，取大义，舍家仇，摒弃前嫌，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描写了一群小人物不同一般的抗日故事。
主人公刘大义因为身体的原因饱受世人耻笑，屈辱和泪水伴随着他长大，在他懂事以后，差点因为身体的原因寻了短见，后在独臂表叔于震州的点化帮助下，在淄博周村学的一手好厨艺，先是在家乡几个村子操持红白宴席，后被土匪强逼当了大厨。鬼子来了后，又随土匪委身于倭寇，他就是利用这个尴尬的身份，为家乡人民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
有关沾化县在日伪时期和土改时期的一些事情，我除了在沾化县志上了解了一些，大都是听“瞎话”得来的，特别是我在村小学当了民办老师后，接触到我们村两个有名的人物，一位是我们村第一任支部书记黄寿贵，一位是村里第一位吃“公家饭”的老教育工作者黄振荣，他们和我讲了许多不是瞎话的“瞎话”，我和他俩都是忘年交。
按村里的辈份，我管黄寿贵叫爷爷，虽说不是一个姓，但因他的儿子是我奶奶的干儿子，所以两家关系比较亲近。我教书的时候，寿贵爷爷近七十岁了，村支书卸任近二十年，由于有腿疾，他每周总是有那么两天，瘸着腿，按时到学校去。我也就赶快沏上茶，从抽屉里拿出早就备好的烟，让老人家自己坐着，等我上完课或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再听他讲“瞎话”，我们县土改前后的那些事也就了解了个差不多。
我们家和振荣伯家是前后邻居，我和他那位后来成为除草剂大王的小儿子黄延昌是同岁的发小，我和发小还在上小学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放了学，钻到他家的里间屋里，从一只老式木头箱子里，翻找振荣伯用过的书籍，这些书籍有些是振荣伯在中师的课本，有些是诸如伊索寓言、民间故事类的课外书，我对书里的很多字不认识，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我还是如饥似渴地读着，小学阶段，我就读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为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古训，甚至还胆战心惊地读了《水浒》，也算是接受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吧。我当民办老师的时候，振荣伯已经从乡镇文教助理任上退休，他也成了学校的常客，我也成了他家的常客。我从振荣伯的嘴里，了解了许世友、杨国夫、赵三营、刘部队等一些人和事，比从寿贵爷爷那儿听来的，要系统真实得多了，和我后来从沾化县志上了解的内容出入不大。
寿贵爷爷和振荣伯已经千古，我从他们那儿收获的东西还在，经过二十年的沉淀发酵，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家乡过去的一些事了，于是，便有了这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