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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二月二这天，刘大义的老婆给刘大义添了一个女儿，刘家庄又是一阵轰动。二月二，龙抬头，刘家要是生个儿子，说不定将来会飞黄腾达，这生个女儿，将来还不一定作什么妖呢！也有人持不同的见解，现在社会变了，大义家的这个闺女，说不定是个吃官饭的，刘家庄在二月二这天，别说是生闺女，就是小子也没生一个。大义给闺女起了一个小名——菊子，大名——刘英菊。村里人说，这闺女的大名小名，怎么读，都有股鬼子名味道。
“十二日”这天，刘大义家摆了酒席，亲戚朋友十几桌。刘大义没想到，小马家庄的村长马春玉前来贺喜，就算他和姚志刚是表兄弟，按沾化的风俗，他没来的必要，既然来了，刘大义当然热情欢迎。村长刘宝义喝得酩酊大醉，不知真应了那句话，醉酒醉人不醉心，还是刘宝义装醉，大多数客人走了后，他把收拾碗碟的大义拉到一边，悄声让大义给刘建新的大儿媳妇爱英说个婆家。刘大义吓一跳，瞪着眼问刘宝义，谁想娶她？刘宝义知道大义想的啥，借着酒劲儿说，反正他不会娶她，是小马家庄的村长马春玉想娶。刘大义哼了一声，他想娶就娶呀！人家爱英想嫁才行。就算爱英想嫁，刘建新还有个答应不答应呢！刘宝义说，爱英这边早就答应，只是还没和她公公说，所以想请刘大义找一下刘建新。刘大义这才明白马春玉前来喝喜酒的原因。
给爱英找个婆家，这也是好事，省的和宝义整得不可收拾。大义第二天就去了刘建新家，没想到刘建新非常开通，大儿媳可以改嫁，但孙子必须留在刘家，家业更不能带走，空身走人，至于嫁给谁，他家不管。刘建新的话语中透着越早改嫁越高兴的意味。
刘家庄的人，该嫁的嫁，该娶的娶，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咋咋呼呼要退社的不仅没退，还极力鼓动别人加入。夏季，雨水偏多，秋季作物减产半数以上，中共沾化县委在抓救灾工作的同时，宣传互助合作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优越性，冬天，全县建农业社一百五十一个，一千八百二十九户，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二点六。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安稳日子过得快，眨眼到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县里结合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二百一十五处，五千三百五十户，刘家庄更是先进，入社户数过半。一九五五年春，全县出现合作化运动高潮，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五百八十二处，一万两千三百九十五户，五月份，进行整顿收缩三十六处，巩固五百四十六处，一万零七百零三户，在此基础上，农业合作化再次形成高潮，到年底，农业社达到一千一百八十二个，入社户数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五户，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二。一九五六年春天，开始加快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初级农业社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中共沾化县委转发《关于富国区齐圈村永胜高级农业社的试点总结报告》，指出高级社具有的优越性，全县的初级农业社纷纷联合办高级农业社，这年秋播时，以高级社为单位的即达二百八十五个，原初级社没动的只有八十一个，刘家庄的八个初级农业社合并成两个高级农业社——刘大义高级农业社和苏花兰高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和初级农业社大有不同，它取消了每户的土地股份，土地归集体所有，不再按土地分成，主要生产资料均作价入社。地里的收入，扣除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缴纳国税，完成粮食统购以外，有的按人七劳三，有的按人四劳六进行分配。刘大义的高级社按人四劳六，因为他是社长，家里的劳力少，为了不留下话柄，他以身作则。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主席视察济南市郊区农村时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沾化全县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全县实现公社化，将全县的的高级农业社合并为十四个人民公社，公社管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刘家庄大队属于小马家公社，刘宝义任大队长，下设六个生产队，刘大义是二生产队的队长。人民公社按“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程度高）的原则，废弃高级农业社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实施“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任务时间化、生产集体化”，各村开始大办食堂，收集各户的锅碗瓢勺，归公使用。
刘家庄大队是县里的大村，大队支书兼大队长刘宝义，和支部委员兼保管员刘宝奎、民兵连长兼大队会计刘庆喜商议决定，全大队设三个食堂，每两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刘宝义负责管理赵姓社员多的第三食堂，刘宝奎负责管理第二食堂，刘庆喜负责管理第一食堂。刘庆喜是刘敦子的大儿子，刘宝奎是刘建新的小儿子，两人都是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复员军人。
第一食堂设在刘大义家的隔壁，他四姐一家住过的老院子。说是刘庆喜负责，实际都是刘大义在打理。秋收之前，因为已经有了办食堂的打算，每个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一粒也没分到社员手里，校对好斤数后，都进了各生产队的仓库。食堂建成后，各户手里的余粮，尤其是夏季收的小麦，都得一粒不留地交到各自所在的食堂，家里不能留一粒米，一块地瓜，甚至院子里结的冬瓜也得交公，家里不准动烟火，热水尽管去食堂打。刘宝义在开大小队干部会议时，曾提议把每家每户的锅碗瓢勺全部收到食堂，刘大义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人两个碗一双筷子就行，一个盛汤，一个盛菜，收多了也没用，还占地方，谁砸了碗，谁再补上，再说了，碗盘都交了公，过年用啥来供奉列祖列宗？刘大义的意见，刘宝义还是能听进去一些，但这与公社的要求有些不符，公社规定，但凡吃饭的家伙什，家里一律不留。刘庆喜因为他爹刘敦子的原因，对刘大义很尊重，对刘大义的建议给予支持，刘宝奎和几个队长也不反对，刘宝义思虑再三，决定采取打马虎眼的办法，规定全体社员，每人不能少于一筷、两碗，公社问起来，可以说刘家庄上不封顶，但绝对不能少于最低标准。
院子里盘了一溜灶台，三口蒸干粮的大锅，和两口炒菜的小锅一字排开，每天是刀剁板子响。刘大义天天都上班，其他两男三女，都是两个队的社员轮流来。蒸干粮、熬稀饭、烧水这些活，用不着刘大义，但炒菜这事，他不让别人搭手，吃这个食堂的社员也爱吃大义做的菜，哪怕是早晨吃的咸萝卜条，也比在自己家里吃得香。大义把萝卜条切得细如发丝，掺了葱丝，辣椒在油里炸过，往萝卜条上一泼，那个香味，立刻弥漫半个刘家庄。在他的监督下，无论是高粱面窝头，还是棒子面窝头，都不那么硬邦，一队和二队的社员都说，有大义在食堂，是他们的福气。就算这样，刘大义还是挨了批评，甚至还牵扯到刘宝义受了警告处分。公社书记赵守福说，刘大义在给社会主义丢脸。
第一食堂以吃粗粮为主，整个刘家庄大队都知道，但一队、二队的社员没啥怨言。一是在大义的监督下，粗粮细作，饭菜好吃；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早晚是那些粮食，早吃晚不吃。第三食堂，在妇代主任苏花兰的撺掇下，每天一顿细粮，不到一个月，麦子下去了一半儿。可千不该，万不该，在赵守福书记陪同县领导突击检查食堂时，那两个食堂正吃白面大卷子，刘大义的食堂却吃着高粱窝头。县领导脸色很难看，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社员，怎么能两种待遇？再说了，现在都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家庄的第一食堂不是在拖后腿嘛！赵守福命令刘宝义作出检查，第一食堂立刻换上细粮。
刘大义一心为公，精打细算过日子，没想到弄了一个灰头土脸，他和刘庆喜、一队长商量后，连吃三天白面大包子，因为白面存量不多，两个队的社员轮流在磨坊里值班磨面。刘大义看着满嘴流油的社员，吧嗒着烟袋，心里不是个滋味：这是个过日子的来头吗？这个吃法，过年的饺子恐怕也没了着落。
钢头虚岁十二了，继承了刘大义的魁梧和刘美枝的白净细嫩，和他爹小时候不一样，他爹因为身体的原因被孩子们追着耻笑，他因为身体高大，在大队小学成了孩子头，整个学校里，包括比他高一级的五年级学生，除了地主家的孙子豆豆，没人比他长得高。可这个大号叫赵成仁的地主孙子，因为家庭的原因，胆小怕事，白长了一个大个子，自从他的亲奶奶去年过世后，他跟着三爷爷过日子，三爷爷天天掐着他的耳朵嘱咐，夹着尾巴做人，千万别做过分的事，也不能说过分的话，“好”字不离口，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软弱，要不是钢头护着，还不知挨多少欺负呢！钢头护着豆豆，是刘大义交给儿子的任务，不管怎么说，钢头是豆豆的表叔，豆豆为啥叫他表叔，钢头不知。响铃大队没有完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都得到刘家庄大队小学来读，表哥甜瓜的到来，无疑助长了钢头的威风，但有一点美中不足，甜瓜不属于刘家庄大队，不能在刘家庄的食堂吃饭，每天饭口，必须和本大队的孩子回响铃大队。响铃大队的食堂，和刘家庄大队的第二、第三食堂一样，把一年的细粮几乎吃光，钢头这几天吃包子，想尽了办法，也没能给表哥甜瓜和表侄儿豆豆带出几个，食堂规定，可以放开肚子吃，但不允许往外拿。
大义的家紧挨着食堂，他又是食堂的负责人之一，理所当然地有守护食堂的责任。他和刘庆喜五天一轮班，倒替着住在食堂里，倒不是防备有人进去偷东西，都在食堂吃的肚子发圆，谁还去偷这个，主要是怕有野狗或别的动物进去糟蹋粮食。
明天是星期天，甜瓜从响铃大队的食堂吃完晚饭，徒步三里路，又回到了刘家庄大队，勺子不离锅沿儿，钢头、甜瓜、豆豆又凑到了一块儿。而且，这是他们上午早就预谋好的一次集合。
秋天的夜晚变得朦胧、凉爽，刘家庄大队从没像今晚这样安静，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月光像一只柔软的网，把院子里的一切都罩在里面。三个孩子趴在饭桌上，认真地做作业，刘美枝害怕女儿吵闹影响了孩子学习，早早地搂着菊子在炕上假睡。大义抽了一烟袋锅子旱烟，起身去食堂值班，临走之时，嘱咐钢头兄弟俩，写完作业，把豆豆送回去。
刘大义刚到食堂没一会儿，钢头就在院墙这边大喊：“爹，俺表哥不会打算盘子，他让你教教他。”
刘大义今天有些累，正斜倚在被垛上喝茶水，没听清儿子喊什么，怕有啥要急的事，连忙来到院子里。钢头听到爹开了屋门，又喊了一遍。
刘大义说：“明日晌午再教吧，你们把豆豆送回家，回来就睡觉。”
钢头说：“俺表哥明日早晨回家后，就不回来了，后日上学，老师要检查的，他都急哭了。”
刘大义只好关了院门，回到家里，让外甥拿过算盘子来，手把手地叫他珠算。钢头肚子发鼓，让豆豆陪他去茅房。
钢头和豆豆哪里是去茅房呀，他俩把竖在茅房上的梯子，悄悄扛到东院墙下面，两人先后上了院墙，又合力把梯子拉到院墙上，借着院墙的力量，让梯子倒放在食堂院里，然后快速地从梯子上下来。钢头天天在这个食堂吃饭，环境熟悉，他领头走到原来的磨屋，把压住笼屉的红砖拿开，低声对豆豆说：“快拿！”
两人各自往书包里塞了五、六个包子后，钢头又把笼屉盖上，砖头放在原来的位置压好，这才匆匆离开......
早起来的刘大义，把笼屉、灶台、屋门、墙角旮旯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甚至几个老鼠窟窿，都被他用棍子捅过，但棍子头上一点包子的痕迹都没有，刘大义感觉不可思议：真是他娘的怪了，夜来后上（昨晚）明明数着还剩八十二个，今天早晨怎么就少了十一个呢！少了包子，这可是个大问题，包子多金贵呀，要不是怕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后腿，能顿顿用红高粱饼子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刘大义虽然没声张，但还是偷偷告诉了主管食堂的大队干部刘庆喜。每天剩多少吃食，刘庆喜和他都共同过数。
刘庆喜觉得刘大义有些大惊小怪，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谁吃不是吃？过夜的东西还要往肚子里吃，已经是丢刘家庄大队的脸了，人家小马家大队的几个食堂，白菜帮子都喂了猪，大队长马春玉在人民公社三级干部会上说得好，小马家大队要带着能喘气的东西，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让马、牛、羊、猪、狗、鸡也享受饭来张口的共产主义待遇。刘大义看惯了刘庆喜慷慨激昂的表演，指着北屋的库房说，过年吃饺子的麦子也快没有了。刘庆喜哈哈大笑，共产主义社会，不分你我，咱们的粮食吃没了，国家会从别的地方拨过来。刘大义被说的将信将疑。
刘庆喜当然知道白面包子的金贵，丢了十一个包子，他第一个怀疑到刘大义身上，碍于他父亲刘敦子和刘大义家的关系，不便当场表现出来，但并不代表他不在乎，他要把这件事推到大队长刘宝义身上。
刘宝义大惊失色，往共产主义社会大踏步迈进的档口，竟然有人起了邪念，这绝对不是为一口吃那么简单，因为现在哪个人不是吃得肚子溜圆，是不是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在搞破坏呢？
刘庆喜说出怀疑对象后，刘宝义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连说好几个“不可能”，斥责刘庆喜就不该有这种想法，大义哥为人正直，那可是十里八乡有名，就算看在自家兄弟爷们的份上，刘庆喜也不该有此想法。刘庆喜急忙解释，就是看在都姓刘的份上，才怀疑大义哥，他要是不懂得里面的政治意义，把几个包子看得很简单，随便送了人，又搞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一旦被外人知道，捅到公社，凭他老婆是日本人和三姐一家在台湾，他后半辈子就完了。刘宝义仍然不相信刘大义做这事，但刘庆喜的话让他心里打鼓，万一大义哥一时心软，送给已经开始吃高粱饼子的其他食堂的社员呢。
刘宝义问第一食堂晚饭吃什么。刘庆喜有些说不出口，早晨他和刘大义查看了剩下的白面和麦子，为了让第一食堂的社员过年有饺子和白面馍馍吃，他俩和一队长决定，从今天晚饭开始，停止吃细粮。刘宝义一听第一食堂下午蒸高粱窝头，摆手阻止，让刘庆喜赶快回去通知食堂，下午烙油饼，公社领导要来食堂检查。
刘大义气不打一处来，明明说好的事，又变了，他把剩下的最后几袋子白面全都搬到灶台前，让几个值班的妇女全都烙了油饼，耷拉着脸不理刘庆喜，既然不是过日子的来头，他也没必要挖空心思地攒着，这帮败家子，还有光吃高粱面拉不出屎来的时候。
晚饭后，刘大义给有些肚子疼的儿子拿来药，又和女儿菊子秧闹了一番，这才回到食堂，和没有走的刘庆喜一块数了剩下的油饼，因为烙的饼很多，尽管社员们拼命往肚子里塞，还是剩下了七十六张，两人把饼放进笼屉，又把笼屉架到灶台上，压了几块砖头，刘庆喜这才回家。
刘大义和所有人一样，油饼吃的不少，白菜汤喝了两碗，肚子有些撑，只好叼着旱烟袋在院子里遛弯儿，烟袋发出的火苗像是老西北经常出现的鬼火一样，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忽明忽暗。刘大义揣摩着最近发生的事，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感觉，日子怎么这么过呀！为了迎接检查，吃光了剩下的白面，也不知那个狗屌操的传了荒信，公社领导也没来。
刘大义转悠了好大一阵儿，忽然想到钢头肚子疼的事，不知吃了药好了没有，连忙把烟袋往腰里一别，关了屋门，又到灶台上看了一下笼屉，这才去开院门。他刚迈出一只腿，黑灯影子里突然窜出来两个人，吓了他一大跳。
“大义哥，还没睡呢？”
来的两人是刘宝义和刘庆喜。刘大义有些不高兴，说两人走路一点响动没有，想吓死人呢！
刘宝义呵呵笑道：“正和庆喜站在墙角那儿说话呢，纳闷下午公社没来检查的事，大义哥，院里说话吧，都站在门口干啥。”
三人进了食堂的院子，刘庆喜把两个马灯都点上，院里明亮了许多。刘大义“哼”了一声说：“那煤油不是大风刮来的，省着点吧。”
刘宝义没有答话，眼睛不离刘大义的身上。刘庆喜在院子里溜溜逛逛，很快走到灶台前，指着上面的几层大笼屉问刘大义：“大义哥，今天剩下多少张饼来？”
刘大义没有寻思，随口说道：“好像七十来张吧！”
此时，刘宝义说话了：“你们相信有鬼吗？明明数好的包子，硬生生少了十一个，看护这么严，怎么想也不像人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