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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文当了民请老师的第一天，胡红卫们兴冲冲跑来禀告说：“徐家山背后那个怪老头，说是什么老红军，其实是个贪污犯，大贪污犯，把集体的粮食私藏在土窖里，被我们发现了。周老师你要是不信，可以去公社叫上人，我们带路，把这个老贪污犯抓起来。”
周兴文也用不着多想，很自然地就来了兴趣。周兴文想的是，自己虽然刚刚当上了老师，说实在的，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娃娃头，说话办事没什么分量，更别说在公社主任石敢当这样的干部眼里，那也顶多是个半大小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要是自己就这么跑到公社大院里说，老革命罐儿爷在山里私藏粮食，不要说没人相信，恐怕还要被人奚落讥笑一番的。
于是，周兴文想到了一个人，崖湾队的民兵队长陈效义。周兴文给杨老师打声招呼说去一下公社办点事，也没说办啥事，径直出了学校赶回村里来。半路上，他远远就看见了挑着一副大粪担子的陈效义在庙儿湾那坡的山路上晃悠，追过去说明“敌情”，要陈效义一同去公社找石敢当报告。陈效义略一思忖，觉得这是他这个民兵队长的职责所在，也不犹豫，把肩头的大粪担子往路边的大柳树底下一放，就跟着周兴文上了虎胛洼梁。
两个人到了公社大院里，看见三五个干部手里拿着碗筷，准备到大院外的卫生院旁边食堂里去吃午饭。干部们看见有人星驰火燎的样子，进了石主任的办公室，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便不急着去吃饭，三三两两或蹲或立在墙根下树阴里，等候消息。有几个年轻的，看见武装干事老杨凑到石主任的窗台子边，也就跟了过去。这时候，石主任听完了周兴文报告，也用不着推敲研究了，事情明摆着，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
石主任一个大步跨出房门，身后紧跟着崖湾队的两个后生。石敢当立即对着院子里的干部们做了部署。他气吞山河声如洪钟，大有将军点兵的派头。石敢当当下钦点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干部，还有办公室秘书赵传新和武装干事老杨，吩咐大家抓紧吃饭，半小时后出发去现场，说有重要情况。但他没有通报什么重要情况，只是特意吩咐老杨挑选三五个基干民兵，一定要带上武器。不用说，武器是现成的，那是十几杆老步枪，农闲民兵训练时发到各大队去，训练完了再交上来统一管理，遇上像今天这样有情况的时候，自然要用来显示威风壮大声势。
石主任并没有留周兴文他们在食堂里吃饭。因为一方面干部们的饭票是定量的，大灶上也没有给临时来的人准备多余的饭菜，另一方面，石主任觉得这俩后生应该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任务去做。石敢当给干部们安排完，转身用双手推着周兴文和陈效义两个又进屋里去，给他俩布置任务，叫他俩抓紧回村吃饭。叫周老师顺便联络带路的学生娃，学生娃要靠得住，还不能多，有两个就行了。叫陈队长到村里组织几个民兵，配合行动。石主任和他俩明确约定，中午一点钟，社员们都散工回家吃饭去了，大家在崖湾水坝上会合，统一行动。
周兴文回到家的时候，正赶上学生娃放学。他走进厨房里，看见案板上有一块豆面饼子，想是父亲忙着看护菜园子没顾上吃的早饭，一手抓过来揣进衣兜。出了门，给在场院里忙活的秀才奶奶说了一声，不吃中午饭了，便从徐家河坡的官道上跑下去了。周老师在徐家沟口堵住了胡红卫，叫他喊上牛彦强，赶紧回家吃完饭，到崖湾水坝上来，他在那里等他们。胡红卫知道是罐儿爷那件事，这下子到了该自己崭头露脸的时候了，心里别提有多兴奋有多刺激，答应着周老师，一声呼啸，手里的衫子便在空中抡着，飞也似的往堡子背后的家里跑去。
周兴文第一个赶到水坝上。他一边嚼着手里的豆面饼子，一边观看这座两个月前重修完工的水坝，一时间有颇多的感慨涌到脑子里来，说不清究竟是哪番滋味。去年水坝刚竣工时，心怀远大志向的他因为喊错口号失去了到城里读书的资格，戴上反革命帽子，回到土地上来了。两月前水坝溃塌时，已经变身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汉子的他却因为几块意外的银元，体面地当上了老师。现在看来，周兴文心里那个不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念头，就像面前这水坝里面再一次蓄积起来的漾漾绿水一般，又蠢蠢欲动了。
不知为什么，就在这时，周兴文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人影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那是张玲玲，罐儿爷张昌明的女儿。听说，张玲玲已经到城里上学去了，现在罐儿爷是独自一人在庄子上住着。由于罐儿爷是县里挂了号的老红军，又只有一条腿，按照伤残军人标准，一家人得到县民政局的照顾，早几年都搬进城里去了。可是罐儿爷却守着他的这个荒山头，守着山头上他亲手种植的一片杂木树林，说什么也不去城里。这一点，不只是周兴文，连罐儿爷的儿女们亲戚们都不能理解呢。大家只是觉得这个老头怪兮兮的，人怪，想法也怪，放着吃公粮住洋房的城里日子不过，偏要守着这荒山秃岭种啥子树呢。因为干旱，种在山坡上的树，十棵里头要是能成活一棵两棵，那就已经极为难得了，真不知道这个怪老头是怎样把这个荒山头变成那么一大片树林的。
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怪老头有两样东西是不会离手的，一是他常年架在右胳膊底下的那根拐杖，一是挂在拐杖头上晃来晃去的一只瓦罐。老人每天上山，都会装上一瓦罐的清水，晃晃悠悠地带到山上去。人渴了要喝水，树苗更要喝水。罐儿爷就是这样常年用一只瓦罐往山上带水，在所有人眼里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时间一长，人们似乎不去在意瓦罐和树苗的关联，而特别在意了瓦罐和老头的关联，这样，老头就有了罐儿爷这个大号，而且无人不晓，大家觉得这样叫着还分外亲切自然，听起来和三国故事里的关二爷差不多呢。
然而，此时的周兴文却在想，这怪老头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说是种树绿化荒山，其实别有用心。只是不知道他把粮食私藏在山上，究竟要做什么用。难道，真会像石敢当断言的那样，罐儿爷会有什么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企图吗？这些，周兴文不敢确定，也不愿再往深里想，他只是暗暗替那个有着纯纯眼眸和甜甜微笑的小姑娘担心起来。
这边周兴文还在胡思乱想着，那边已有崖湾队里的几个人先后拢到了他身边。
陈效义站在曾经架过高音喇叭的大柳树底下，不住地向卧虎山顶张望。他想，若要按照惯常，公社来的人一定会翻过卧虎山，从那虎尾杆梁上下来。这时听胡红卫喊“来了来了”，陈效义看见，公社的人没有走山上那条路，而是绕过山头，从山梁背后的土滩湾下来，正从苦水岔口的公路上往这里赶来。显然，他们是不想惊动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社员。
两队人马在水坝上会合之后，由两个学生领路，沿山脊梁而上，直奔罐儿爷的杂树林而来。
这片山头在营盘山那堡子梁底下的山腰处。山的西坡较缓，是崖湾队和麻岔河队的耕地，东坡较陡，低处是李庄队的耕地，高处不能耕种，原是荒山，归李庄队所有。农业合作社以后，经大队和公社同意，不能参加劳动的罐儿爷，每年就在山头上种树，现在也算是郁郁葱葱一片树林了。对于只有一条腿的老红军能种成这么一片树林的事，公社和县上都发过奖状的，大家心里自然是对老革命的精神钦佩有加。只是为了不让树苗被人畜糟蹋，罐儿爷和那些各生产队的羊倌，还有企图到树林里去拾柴火的碎娃们，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出于对老红军的革命精神的敬佩，和对这旱梁秃山难得的一片树木的爱护，附近山民也就自觉地远离这片山头和这个怪老头，不去沾惹。
石敢当领着这一大队人马沿山脊而上，一路走一路看。山上极度干旱，连羊胡子草都很稀少，要种活那一棵棵树木，其难度可想而知。罐儿爷把整个山头挖成一排排大小不等的树坑，树苗就栽在坑里。那些存活的树以耐旱的山杏、榆树、灰杨为主，柳树不怎么耐旱，所以存活的很少。为了积存雨水，每个树坑上面挖出两道羊角状的沟坎，好把山水拦截到树坑里去。最粗的树干也就如人的手腕子那般粗细，那肯定已经生长好多年了。较细嫩的树苗，树干上都用草绳子绑着枯草秸秆或者塑料片之类，一来为了防止羊儿野兔们啃咬，一来防止暴晒使树枝干枯。现在时值秋夏之交，正是树木枝繁叶茂的季节，然而那缺水的树叶已经干枯了，挂在枝头飒飒作响呢。
不多时，石敢当他们已经看见了僻背的山洼里那个低矮的窝棚。窝棚有一半是在土坡上挖出的土窑，一半是用没有成活的树桩木棍支撑起秸秆树枝之类搭成的草棚，土窑和草棚之间装上一扇树枝荆条编成的篱笆门，就分出了里外。不用说，这窝棚是老人亲手搭建的，用来避风躲雨。有时遇上天气暖和，老人腿脚不便，住在窝棚里过夜也是经常有的。
人们在远处看见那篱笆门敞开着，知道老人此时就在窝棚里。
正是正午时分，日头没遮没拦地悬在头顶，石敢当倚着一棵树阴较浓的榆树站住了。他手里攥着一条花色手帕，不停地在脸上脖子里擦着汗水，那手帕已经能捏出水来了。他尽力放缓喘气，眯缝起双眼，望望远近光秃秃的山头，顿时觉得罩住他身体的这一巴掌树阴格外亲切，格外珍贵起来。想到种植这一片杂树林的，是一个缺了一条腿的老红军，石敢当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河沟的东边，那里有一座更加高大的山峁，叫做大墩梁。四十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这个地区会师的时候，在那里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叫大墩梁战役。张昌明老人的半条命，就丢在了那个地方。石敢当想到这个，不知他那敏锐警觉的思想的触角，此时又伸展到了什么地方，他猛然回头，招手把胡红卫牛彦强叫了过来。其他人也自觉地靠拢前来，都噤了声。
石敢当指着那窝棚，问胡红卫：“你说那里有个粮食窖？”
胡红卫嗯了一声，又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窖在什么地方？”
“在土窑里。”
“肯定藏有粮食？多少粮食？”
“肯定有，四五个口袋呢。”
石敢当很响地咳嗽一声，说：“走。”
大家跟着石主任，散兵线一般，朝窝棚围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