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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松涛县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春季，城里成立了新政府。当时的二野大军从湘西进军黔东北，解放了梵净山区域里所有的县城。此前经过解放大军的初次合围与打击，当地由国军势力、土匪团伙和民团组织等组成的主力军已被击溃与瓦解。过后大军忙于入川去围歼国军的残余势力，围歼国军的主力部队，新生的人民政府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发出的指示，即是要求当地的军政干部带领群众，在各个村寨里去部署与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押和征粮的五项任务。新政府派干部到蒿坪村来开展工作，不久成立了农协会。蒿坪村的农协会又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布置了以征粮、清匪、收缴枪支和铲除大烟为中心的工作任务。自古松涛县地处黔东北门户，地接川渝，位遏湘楚，是湘楚大地通向川渝道路上的东大门。当时在这片土地上的社会背景极为复杂，旧政府的官员幕僚和旧军队的将校武官，跟许多土匪头目与民团组织长期互相勾结在一起，这就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地方力量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局面。再有各种旧势力曾经在当地号令老百姓广种罂粟与生产鸦片，并要求老百姓把生产出来的烟土低价卖给旧官员、民团头目和土匪头领等人。这些人不仅可以从中抽取各种税收和保护费，而且将烟土通过白河水路，运输到下游一带的码头与集市上去高价出售，以此来赚取高额利润，从而大发横财。旧政府里的政客幕僚和旧军队里的将校武官，又网罗各地民团头目与土匪头领购枪置弹，扩充势力，分别霸占一方。当时在白河的两岸，不仅土匪团伙都在购枪置炮，而且民团乡勇的手里也购有各种枪支弹药，再加上另有国军的著名将领白崇禧曾经屯兵湘西，而宋希濂又在西南会战的前夕派兵驻守于川东大门一带。这二位国军将领在湘黔川交界处的武陵山区，看准该区域里地形险要、道路崎岖、民情强悍和枪支遍地的优势，早想把这片山区变成所谓的绥靖区，并打主意将这片区域里的人力、武力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企图跟解放大军进行对抗。尤其是白崇禧司令官，他在湘黔边区派出军政将领，通过在对当地的保境部队、土匪团伙和民团乡勇进行收编过后，建立起一支反共游击总队，在湘黔边区留下了十万枪只。国军还造谣鼓动众多不明真相的民众，想把该区域变成“反共救国”的大本营，伺机进行反击。
发动群众是进行革命斗争的基础，确保湘黔川道路的畅通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当时留在地方上的剿匪队伍和新政府干部为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以便能顺利达到对所有旧势力实行政治瓦解和军事围剿的目的，新政府就派人继续进行清匪、减租、减押、征粮、铲除大烟和收缴民间所有枪支的这些活动，同时做好民众思想工作。而旧政府的军政官员为了保住自身利益，意欲跟新政府抢夺地盘与粮食，趁解放大军忙于去参加西南会战而无暇顾及地方上争端，这时各种旧势力借此喘息之机，在梵净山区域里召集和组织了三万多人马，即成立了三个整编军，并号称所谓“反共救国”自卫军和反共游击队。同时还制定出相应“抗粮和保烟”的应变计划，重新对当地的剿匪部队与新政府的干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骚扰与反击，并且发动狙击战，袭击剿匪部队与血洗部分村庄，杀死解放军战士和驻村干部无数人。还有旧政府的官员又四处张贴告示，下令当地百姓：凡是给解放军和新政府的干部提供粮食与住宿者杀，通风报信者杀，带路者杀，刺探军情者杀等条令。当时的老百姓只因曾经受到旧势力的威胁、蒙蔽和拉拢，许多人就参与到所谓的自卫军和反共游击队当中去。同样天贵因为受人器重和拉拢，旧政府的某些官员与军官也派人来劝他去参加什么“反共救国”自卫军，并同意给他当个小队长。天贵当时不敢贸然答应，因为那时人们面对新旧政府这两种力量，不少人看不清形势都徘徊不定，不知道眼前自己究竟应该站在那一边为好。过后旧政府的官员不肯罢休，再次上门来不停劝说。天贵经不住拉拢和引诱，只能答应去了。偏偏事有凑巧，出门时天贵遇到一个孩子，那个娃崽不懂事看见他背上步枪出门，随口说道：“老贵叔，你去打仗慢点你挨一枪，要把脑壳给打破的。”天贵忌讳小孩无心说出的话，感到这事兆头不好，走到半路害怕了才转身回家。再后到西南会战接近尾声，解放军川东军区再次组织队伍挥师东进，对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区域里的国军和土匪实行第二次会剿，这才将旧势力的主力全部消灭。
那时新政府为了能够全面发动群众，配合好部队对所有旧势力的残余进行严厉打击和彻底消灭，再次派出农协干部走到各个村寨来进行政策宣传，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从而达到彻底完成清理隐藏在村民当中的土匪、铲除大烟和收缴枪支的任务。当然这时期前线的粮食供给处于紧迫，最关键的是要征集到大量粮食。农协干部走到一些有家底的人家来，也走到张天贵家来，并指派他家务必及时上缴二十担军粮，用来充当任务去援助当地剿匪队伍彻底剿灭土匪残余和解放大军跟国军在川渝之地进行的最后会战。当时村里有像张正魁这样的大户，多数人不肯答应上缴粮食，张天贵经过农协干部做过一番思想工作，他看见旧政府的大势已去，又意识到旧社会世道混乱，历年来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不能善终。而他本人也跟大部分村民一样，都受到战争与土匪的祸害。只因长期的战乱曾经给民众带来无尽的灾难，这样平息战乱和肃清匪患的活动能够从民心，顺民意，天贵和多数村民都盼望能过上太平世道与平安生活。他被人争取站在新政府这边来后，不但答应要多完成二十担征粮任务，而且主动将私藏于家中的两支汉阳造步枪，还有几十发子弹全部拿去上交给农协会。那时仅在蒿坪村及其上下几个村寨里收缴出来的各种枪支弹药，集中起来用木船把它们运载到县城去交给新政府，当时装成了大半船舱。而那些最初不能主动上缴粮食的大户人家，过后他们仓里的粮食大部分也被人挑走。至此新生的人民政府再次结集所有力量，重新经历了几个月的清查与斗争，才把所有隐藏于各个村寨里的土匪头目和曾经与新政府作对的旧官府的人员清除干净。这才结束了白河两岸，近两百年来由旧军队之间发动的战乱，或是由土匪团伙频繁进行抢劫的祸乱，世道终归太平。
到第二年要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划分阶级成分。蒿坪村有钱的人家多，尤其是那些不能主动上缴军粮的大户，有十来户人家，有的人家的住房修建得最气派，院中有院，这时农协会把他们的家产统计清楚，然后按照家产的多少，就把这些人划成地主或是富农成份。当时这类人家的家产不光被新政府当成浮财没收了，大部分拿分给贫下中农们去享用，而且连家庭成员只因受私有财产的连累，就按非好即坏的简单分法，被划入剥削阶级和坏分子的范畴后，家人不是被驱出家门，就是被赶入圈养牲口的破房子里住下。
天贵家以前有两百多挑稻田和一所油坊，县城的中心位置还有所房产，这些都是他祖父跟所有同宗弟兄在分家时，分到祖父名下再传到他父亲手上来的。后来父亲因为沉船理应赔偿别人的货物损失，那时母亲不得不将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与城里的房产卖掉。田产当时卖了九十多挑，至今还剩下一百多挑。而在土改时，他家还剩有这么多田产和这么漂亮的住房，再加上油坊，那么按家产来理论，要是把他家划成地主成分也是符合条件的。但当时天贵却是比村里其他有家产的人家幸运，因为在会上有位农协干部为他说好话，说“张天贵长期在船队上当帮工，家中没雇请过长工只用过短工，不具备剥削性质。还有在搞清匪和征粮的过程当中，他能配合农协会工作，主动为政府交出了四十挑粮食。他家能完成这么多的军粮任务，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家，只应该划为“富裕中农”。当场那位农协干部的这番话，就把天贵一家人从“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和剥削阶级之列，提拔为贫下中农可以团结的对象。而到天贵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非常感激，他想自己只是个小老百姓，能获得农协干部如此关注，自己今后一定要听从政府的话，配合党组织和农协干部做好革命工作。“富裕中农”不是剥削阶级，不属于被平分浮财的范畴，天贵家的地契和房契就没人来叫他交出去，门上不仅没被农协会贴上封条强行“封家”，实行财产封锁和分割，他的家人也没像张正魁那些被划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家那样，被人赶出家门或是被赶入牲口棚里住。还有更重要的是：日后国家在长期搞阶级斗争的艰难岁月中，天贵没被列入剥削阶级的范畴，也为他的后半生免去挨批斗、受管制和遭歧视的苦难。
村里先建立起互助组，接着互助组又发展为初、高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这时期，天贵家的土地、耕牛、农具和油坊才由个体经济，无条件地转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样他们以前船队里的船只，也由船主私营的形式，转为船业社集体所有制财产。从解放初期开始，再过去十多年后，由于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取代了白河的水上运输。不久船业社的社长请示当地县政府，政府批准他们在常德设法把几只大货船全部卖掉，用资金回县城来建立了一所搬运公司和马车社，这样松涛县的船业社与河运业，基本上就算走进历史了。
那时期，天贵想着以前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解放军打败逃跑到台湾去，他很庆幸自己在社会发生变革与转型时，幸亏没有站错政治立场，没有站错队伍而跟着别人去参加旧政府的“反共救国”自卫军。若是他以前真的去加入了自卫军并与新政府作对，在解放初期那他即使不被人民政府消灭，过后必定要被划为地主成分和反革命分子的。这样不仅他本人将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家人也要遭受连累与倒大霉的。天贵又还庆幸以前在闯码头时，他没按照母亲的嘱咐要使劲去存钱，并设法将家里因父亲沉船而卖掉的几丘良田重新去买回来，也没像族里的张正魁那样，一心只想振兴家业，平时竟然抠门得连几文银子舍不得花费，而是只管把撑货船、种鸦片、贩卖烟土和做朱砂生意所挣到的钱财，全部用去修宅院、造货船与安置田产。而到临近解放时，新政府叫他上缴军粮，他又舍不得破财，随后遇上土改运动，张正魁因为家大业大被划成了大地主，大部分家产无条件地被没收，本人只分到他家宅院后面，即是昔日用来堆放杂物和圈养牲口的两间破偏房住下。这样他日后不但福没享到几天，而且害得妻子儿女不能回正房安居，跟着他受牵连，过日子活得不能抬头。
生产队的油坊是天贵家的老祖业，在队里的所有社员当中，当数天贵最精通榨油的门道。当时村支书刘水保亲自登门拜访，叫天贵回队上来榨油，管理好油坊，天贵不敢怠慢，只能离开船业社。春秀在前面生下五个孩子后，多年来没再开过花，结过果。但是过后没想到她在已有四十多岁的年龄里，即是形同植物入秋，在距离叶黄枝枯只有一些时日，她重新发芽开花竟然与已婚的大女儿杏月同时隆起个大肚子，迎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杏月的孩子先生下地是个姑娘，这时正处于一九五六年夏季白河两岸天大旱，社员当中多数人饿着肚子。逢上这样的年景，谁要想供养好一个月婆子，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除了年成不好而外，加上杏月小时患过麻疹——当地人称它为小孩子出油蔴豆豆，或是过铁门槛。——发高烧引起左眼长出一颗像黄豆大小的翳子来。当时眼翳的毛病没治愈，这就导致她长大后左眼变瞎，姑娘有残疾嫁的丈夫没出息。孩子生下地杏月连甜酒水就喝不上，奶水发不出来，饿得孩子哇哇叫。女人生育头胎满三天时，孩子的爹应当去丈母娘家打三招，报喜讯。一般按照客家人的礼规，报喜得带上甜酒、红蛋和鸡这类东西。当然生的要是男孩，就抱上只公鸡去。生的是女孩，便抱只母鸡。这样娘家人不用问，就能知道自家女儿生出的是男或是女了。然后由娘家择定好吉日，领着族人和亲戚挑上两罐甜酒、几百蛋、几只鸡鸭、几挑大米，还有小孩用的被褥、衣帽、布料等一应物品，一齐去庆贺女婿家的这场添瓦之喜。可是荒年无礼规，杏月家本来就穷，她丈夫只能空手去丈母娘家报喜。当时春秀知道女儿没吃的，但春秀本人也只预备有五斤糯米的甜酒和几十个鸡蛋，而一个女人坐一回月子，一般要预备上二三十斤糯米做成的甜酒和几大百只鸡蛋才行，才够坐一回月子用的。可是因为当时年成不好，没办法春秀只能把自己预备的东西分出一半，给杏月去吃。
过去十来天，春秀生下一个胖小子，喜得天贵只顾跪在堂屋的神台下，一边焚香烧纸，一边磕头作揖，虔谢上苍保佑自家的血脉能够开枝散叶。过后天贵见春秀和杏月在月子里没吃没喝，想到家中还藏有一些青花瓷、彩瓷与银饰之类。这些瓷器有的是他祖上几辈人做生意，出门时就从贵阳、常德、长沙、汉口这些地方上买回家来的；有的是他祖上在清朝和民国当官时，由别人供奉而来的。天贵想着这些东西藏在家中眼前一时派不上什么用场，只留下那只最漂亮的“千禧杯”。当时他也觉得这只酒樽不仅雕刻得好看，而且名字也吉利，听着喜庆，就舍不得卖掉，才特意留下它来给自己喝酒用。其余的就拿进城去找到买主，全部贱卖掉，并把卖得的钱都用来救急。即是将钱拿去买了三十斤糯米和五六百只鸡蛋，专门供给老婆春秀和大女杏月坐月子时享用。
天贵的祖父和父亲是蒿坪村张姓老府君门第下的长房长孙，而且他与父亲这两代上的男丁都是单传。现在他在已满五十岁上能喜添贵子，终于让自家的血脉多出一条分枝，别提他在心里有多高兴。村民们见他两口子抱着孩子，大家常用羡慕与恭贺的口吻说：
“老贵，你两口子真有福气！没想到你们活到这把年纪上，人又逢春来它一回‘秋茄子返花’——生出一个满崽来！”
“嗨嗨嗨！”天贵笑得合不拢嘴，然后答应着，“这全是我家秀的肚子争气，给我老张家又结了一个‘歪茄子’！”
天贵的大儿叫张乾，小儿叫张坤。张坤长到五岁上患麻疹，晚上体内的油蔴豆豆发不出来，高烧不退引起抽筋然后发生休克。这样天贵连夜翻过村后的界牌山，走到吴家寨他的外婆家来，想请到他的满舅去帮忙医治。舅爷是当地有名的巫医与药医，懂法术，平时不仅能够行医问诊，经常给小孩子医治夜哭、惊吓、膈食之类的病症，而且善于处理好失伴赎魂、阴箭暗枪、筛除翳子、避邪和搭桥等诸多的巫傩活动。他给孩子治疗麻疹更是有一手绝活，因此别人都叫他为吴神医。杏月小时患麻疹，曾是躺在簸箕上昏睡了三天三夜，生命变得极为脆弱已是奄奄一息。那时天贵走去将吴神医请到家中来，老先生进屋先设好香案，在案桌上放上把尖刀，又用方斗装上一升米，还打来一碗清水，不知在水里放入点什么苗药后，叫天贵去鸡窝里抓来一只小母鸡。吴神医接过鸡，当初只见鸡在他手中不停鸣叫和挣扎，接着他一边烧香纸，一边念上一番口诀，使用过所谓的定鸡术后，那鸡就变得安静。再后他拔去鸡腹部上的毛，将碗里的水抹在鸡胸上，用一炷香对着鸡比划着一番手诀和念过一阵口诀，施过法术后取出尖刀来刺进鸡身，剖开鸡腹。而后那只鸡在他手上依然没叫唤，没挣扎，也没流出一滴血来，只是任由人来摆布。做好这些准备，吴神医叫吴春秀将杏月的衣服解下，将鸡扑在孩子胸脯上。这种做法说是一方面因为鸡有驱邪避凶的神功，可以用它来避免各种旁门左道的邪神，故意滋生各种邪恶手段来对病人进行侵扰；另一方面是要借用鸡的呼吸来引领人一起呼吸，好让鸡身把病人体内的毒素给吸出来。吴神医忙完活后坐下来，用天贵的铜头长烟锅慢慢吸着烟。等到孩子睡过两小时，他走去把鸡从杏月胸前给拿下来，用针线将它的伤口缝合放在鸡窝里养着。过后不仅人醒过来，过几天病就全好了；而鸡醒过来养好伤口后，自然也活了。
眼前天贵又把满舅爷吴神医请来，抓来只公鸡让他如法炮制，只因是男孩子生病得用公鸡，是女孩子生病就用母鸡。这次吴神医忙完活让张坤重新躺好后，又坐下来吸烟观察。记得张坤病情严重起来的当天，天贵看见一大群黑老鸹飞到后山的一片青冈树丛来蹲着，如同赶场或是开会一样吵嚷不停，一齐“啊哇、啊哇”地叫唤了整个下午。它们仿佛是一群饿死鬼，在向村民索取肉吃一般。晚上又有一群夜鸹子也飞到屋前田坝上来，藏在那些阴暗角落里，也是“呜哇、呜哇”的乱叫着，跟催命鬼一样嗥叫得厉害。这种夜鸹子是一种昼伏夜行的鸟，白天看不见它的踪影，只有晚上才出来觅食。当天晴或是下雨的时间久了，夜里它们常去坟地里叫嚷着，觅食或是聚会。人们偶尔看见它从夜空中飞过，身影黑魆魆的如同幽灵一般。只因鸟的叫声显得凄凉和恐怖，感觉它就跟人们想象中的鬼的叫声相近，村民就把它说成是鬼鸟。当地人认为黑老鸹和夜鸹子一般是不会轻易飞到房前屋后来乱叫的，而当你听见它们在房屋周围叫嚷不停时，就会认为这是上天在降下凶兆，疑心将有灾祸降临在村民头上。凄厉的嗥声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天贵感觉预兆不好，他听说鬼怕人吐唾沫，便去院里朝着田坝外“呸！呸！呸！”连续吐了三次，又骂着：
“这些鬼东西，给老子滚远点！”
那些所谓鬼鸟的叫声停过片刻，接着叫得越更利害。
眼下又过去几小时，吴神医见张坤的病情没好转，途中他把各种治病的手段全部用上，最后只见人不行了，神医拿下鸡这次没将鸡的伤口缝合，只随便将它扔在一个角落里，把治病用的东西全部装入包里。说能够医好的是病，不能医好的是命，临走时对天贵说：
“那边有人等我看病……我去一下再来。”
俗话说“医生不医死”，医者最忌讳目睹病人咽气那一刻。吴神医找借口刚离去，张坤就咽气了。
当场天贵两口子搂住孩子，想着他生前承欢膝下，经常逗得父母亲乐呵呵的，是多么乖巧，多么可爱。而到眼下孩子去了，当父母的却是空欢喜一场，两人哭得死去活来。村里人都来看望和劝慰他两口子，其中有位老太婆走来劝说：“你们莫再哭他了，要是你能把娃娃哭得活，让他转到阳世上来，大家早就帮着你家哭起来了。这娃娃要真是你家的崽，是你家的人，就算他平时遭了十灾八难，也不会轻易舍得离开你两口子去的；他只是一个爱来哄娘老子高兴的死嫩鬼，短命魂，就算他眼前不离开你们，那迟早也是……”
劝说一番过后，老人家叫人去找来一个簸箕，扑着放在堂屋的地面上。又吩咐吴大妹几个人从春秀怀里夺下孩子，只能将他放在簸箕上躺下，去找来一些纸钱，用它盖在孩子的眼睛上。春秀依然守着孩子哭，曾彩霞去煮熟一个鸡蛋和找来一块白布，老人家先把白布包裹在张坤的头上，算是提前给父母亲戴过孝布，行过孝礼了。接着将煮熟的鸡蛋和几张纸钱塞进孩子两手里攥紧。
老人一边做事情，一边哭诉着：“遭万孽呦！我的个乖崽啊……这个纸钱嘛，你拿好在过奈何桥的时候，拿它作买路钱哇！这个鸡蛋嘛，你拿在阴间去要孵出鸡崽来了，老子才允许你这个死嫩鬼去投胎啊！你要是孵不出鸡崽来嘛，那你这个爱来哄娘老子空高兴一场的雀婆鬼，短命魂，莫想再去投胎转世来哄人哇！”
有两个擅做木工活的老头，自行来帮忙做了一个木头匣子，做成后请到村里的二傻子孙建狗赶来，由他负责把张坤尸体装殓好，并用竹钉将木头匣子钉紧。再等到太阳落山时，由刘水保、刘文清和几位老头扛上几把锄头与铁锹，领着好几个后生用杠子把木头匣子抬到村后的一座山上去下葬。那时在蒿坪村里，不论是谁家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客家人热心，常要主动拢来安慰和帮忙处理事情。大家忙完相关事务，劳累一番，辛苦一场，莫说希望主人家能来招待生活，就连水也不忍心喝上那家的一口，大家直接回家吃饭去。
当时，农村孩子的死亡率高，一个村寨里在一年之内，将有不少孩子夭折。山坡上有许多长满野草的小土堆，这些乱坟岗子多是小孩子患麻疹过不了铁门槛，夭折后都埋在这里的。
荒山头上添上一堆新土，父母膝下少却一个娇儿。
